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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曾长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在党内他曾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创办和主编过党中央机关报刊，如《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新闻理论文章。瞿秋白所从事的这些新闻出版活动，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早期重要领导人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为世人所熟知。而他在中央苏区曾创办过《工农报》一事，却鲜为人知。
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于8月7日以“狄康”为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50期上，发表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在肯定了《红色中华》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了6点具体意见，其中第5条是：“我们以为工农兵通讯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讯（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第6条是：“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瞿秋白的这个意见发表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于1933年12月到达瑞金，同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的张闻天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选用一些干部的人选时，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便问冯雪峰：“他能不能来？”冯答：“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冯雪峰起草了电报发到上海，瞿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于1934年1月11日晚启程离开上海，于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除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外，还兼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这为他实现自己的夙愿——创办一张“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有了可能。上任伊始，他就迅速组织领导《红色中华》报社的同志们筹备中央通讯员协会，再由《红色中华》报社牵头创办中央通讯员协会的机关报纸——通俗的《工农报》。
为什么要出版这张报纸呢？瞿秋白在《红色中华社发刊〈工农报〉的计划》中写道：
一、目前在苏区中虽然已经有了几种报纸的出版了，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和苏维埃区域的不断的扩大，这几种报纸已不能满足客观环境的需要了。尤其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在文化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中，迫切地感觉到初步的读物的缺少。因此为要用更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各方面的最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更有力地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红色中华社除了继续发刊《红色中华》报以外，还有发刊《工农报》的必要。
二、同时为要更猛烈地来开展苏区的工农兵通讯运动，为要吸收广大的工人、农民、红兵（红军战士，下同——作者注）到通讯运动中来，为要更实际地来训练和教育我们的工农兵通讯员，为要更有机会来发表我们的工农兵通讯员们所采访到的新闻通讯和文章，红色中华社也有增发《工农报》的必要。
瞿秋白在《计划》中规定其编辑方针是：
一、在内容方面：a、《工农报》应该是工农红兵学习写文章，写通讯的报纸，应该尽量的发展群众中的革命的新闻事业，因此，《工农报》中的稿件应该保证大部分确是出于工人、农民、红兵的手中的。b、《工农报》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反映苏区中工农群众的斗争的生活的。因此，它里面应该登载有：（甲）红军与各地方部队的胜利的消息；（乙）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消息（如扩大红军等）；（丙）苏维埃建设的消息（如经济动员文化建设等）；（丁）关于群众日常生活的其他问题。c、《工农报》的稿件除了反映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情况以外，白区群众的斗争情况也应该介绍一些，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围攻苏区及压迫革命的消息，也必须经常地登载一些。d、《工农报》除了登载一些新闻通讯外，为了更有力量地来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起见，还应该经常地登载些短评、山歌、故事、笑话、小常识、连环图画、文字游戏等。e、《工农报》上的稿件应该是最通俗的，最浅通的，最简明的，同时还应该是最具体的。
二、在形式方面：a、《工农报》的样式应该是比《红色中华》精美的，（并十天出版一次）每次二□□□（文献史料此处有3个字看不清楚——引者注），首先是红军胜利的消息与苏区中其他重要的消息（大约是在第一版），其次是苏区各地的比较次要的通讯，（大约是第二版）第三是连环图画、短评故事等（大约是第三版），第四是白区通讯与白区消息（大约是第四版）。b、《工农报》的形式应该是极活泼的，极醒目的，应该有许多小的小画、山歌在一些文章和通讯其间。
瞿秋白在《计划》中规定其编辑委员会和发行委员会的组成：
一、编辑委员会：1、《工农报》编辑委员会应该是由红中社中央通讯协会筹委会推选的，委员的数目可以有五人或七人。2、《工农报》编辑委员会中的委员，应该保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真正是工农出身的。
二、发行委员会：1、在目前因为人力的关系，《工农报》还不能单独地建立起自己的发行委员部来，所以《工农报》的发行主要的还是由中局发行。2、为了紧密地把广大的工农通讯员团结在《工农报》的周围，同时，为了建立将来我们单独发行的基础，因此《工农报》还应该吸收一批通讯员来组织《工农报》发行委员会，在中央应组织中央的发行委员会，各县，各区，应组织各县各区的发行委员会。
三、发行委员会的经常任务是：1、调查、指导和帮助各级发行部的工作。2、替《红色中华》与《工农报》及《赤潮》等介绍直接订户及零售。3、调查各地读者对《红色中华》《工农报》及《赤潮》等的意见及《红中》《工农报》《赤潮》等报纸的读者都是些什么人。4、《工农报》的中央发行委员会为了更实际地更清楚地了解发行工作中的各种实际情形，应该在《工农报》出版后立即成立一个小规模的《工农报》销售所，以便根据所得到的经验来指示各级发行委员会。 瞿秋白还规定《工农报》与《红色中华》社的关系是：
一、《工农报》可以有他自己的单独的编辑委员会，但必须绝对地接受红中编委会的领导并且应和红中报编辑部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工农报》的编辑者应该经常地参加红中报的编辑会议（发稿会议），同时红中报的编辑者也应该经常地参加《工农报》的编辑会议。
二、在稿件方面，《工农报》如果收到有比较适宜于在红中报上发表的稿子，则应该把这种稿子转给红中报。同时红中报所收到的稿件，如有比较适宜于在《工农报》上发表的，也应该立即转给《工农报》。
为此，瞿秋白指示《红色中华》报社在《为出版〈工农报〉给各地工农兵通讯员的信》中要求：
通讯员同志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工农报》，应该马上开始如下工作：（一）每个通讯员同志应该在每五天中向《工农报》投两次稿！应该加紧你们的采访工作！应该保证《工农报》的稿件不会感觉到一次的缺乏！应该保证全苏区中的每个区每个乡所发生的比较大一点的事情都在《工农报》上反映出来！应该保证《工农报》的材料最丰富，最实际的！（二）在三月份中每个通讯员同志应该替《工农报》介绍一个直接订户，每个通讯员协会应该成立一个发行委员会，每个通讯员小组应该推举两个《工农报》的推销员，应该使《工农报》一出版就可得到一千个以上的直接订户，并且在将来应该做到每一个识字的工人农民，都经常地读《工农报》。（三）每个通讯员在三月份应该建立一个读报小组！应该团结广大的不识字的或识字的识得很少的工农群众到读报小组中来！在每个读报小组中同志们应该把新出的红色中华报读给群众听！（四）在《工农报》出版后，每个通讯员应该立刻就进行读者意见的工作！每个通讯员应在三月份中征求调查五个读者的意见，也应该把所征求的读者意见立即报告给《工农报》的编委会，应该使《工农报》编委会清楚地知道各地读者的意见，以便来改善《工农报》的编辑方法！（五）每个通讯员小组从现在开始立刻应该进行建立墙头日报！吸收广大的工人、农民为墙头日报写稿！开展群众的新闻事业！
中央局发行部于1934年3月初正式开始征订《工农报》。3月6日第158期《红色中华》刊登《中央局发行部启事》：“凡预订红色中华报与工农报者，先交大洋一角，即可《红色中华》或《工农报》订定一份（五十期）， 多或期数长依此照加， 每份报预交费至少一角。”“各报发行科及推销处亦得依订户办法，预收订者报费，但须随时告知份数与流动推销数，并随时将所收费交本部，否则不能照订户算数。（凡零售者，斗争不能高于铜片二枚，红中及工农报不能高于一枚，红色战士减半）”。
这时，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势已经非常吃紧，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也很不顺利，红军节节失利，苏区的面积在逐渐缩小，经济上物质上都已相当匮乏。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瞿秋白能领导《红色中华》社的同志们筹备出版《工农报》，是相当不容易的，是要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的。1934年3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收阅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他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尖锐地指出：“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即第五次“围剿”）。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中共中央在3月25日后也很快收到了这份电报，像以往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样，认真仔细地分析、研读这份电报，采取措施落实电报精神。这样，刚刚创刊的《工农报》就不可能再继续办下去。《红色中华》社在4月5日第171期《红色中华》一二版中缝和4月7日第172期二三版中缝，连续刊登《本报启事》，宣告《工农报》停刊，并采取补救措施：“预订（《工农报》）的读者，我们决定按其寄来的报费的多少改寄红色中华报。”
《工农报》自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中央苏区后开始筹备，于3月21日正式创刊，到4月5日宣告停刊，可能共出版了两期，即3月21日出版第1期，4月1日出版第2期，在第3期将要出版时停刊。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残酷，《工农报》很可能没有原报存世，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报纸原件，也正因此，瞿秋白创办《工农报》这一史实，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但笔者依据目前搜集到的散存的极其有限的史料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张报纸不仅是筹备创办过，而且是曾经出版过。
1934年2月18日第151期《红色中华》二三版中缝刊登编委会的《本报重要启事》：“工农通讯员协会将出版《工农报》，刊载各地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大部分稿件是工农和红军战士自己写的，每月出版三期。”其中清楚地写明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后的13天里，已经决定并开始筹备以工农通讯员协会名义出版《工农报》了。3月1日《红色中华》社出版的通讯员读物《工农通讯员》第13期上，刊登红色中华社《为出版〈工农报〉给各地工农兵通讯员的信》中说：“同志们！工农报现在已经冲破了放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了，大约本月廿一日它就可以和同志们会见了，同志们！准备着吧！”明确地写明《工农报》的创刊日是3月21日。3月24日出版的第166期《红色中华》，刊登《工农报启事》：“本报第一、二期完全随红中报赠阅，不收报费，从第三期起收费，第三期起概不赠送。”很明显，这是一个告知启事，由此说明《工农报》已经如期创刊，并且第一期已经随《红色中华》报赠送了出去。因此，瞿秋白于1934年2月5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仅组织领导红色中华社的同志们筹备出版《工农报》，而且《工农报》也按计划于3月21日正式创刊发行。
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于8月7日以“狄康”为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50期上，发表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在肯定了《红色中华》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了6点具体意见，其中第5条是：“我们以为工农兵通讯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讯（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第6条是：“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瞿秋白的这个意见发表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于1933年12月到达瑞金，同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的张闻天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选用一些干部的人选时，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便问冯雪峰：“他能不能来？”冯答：“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冯雪峰起草了电报发到上海，瞿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于1934年1月11日晚启程离开上海，于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除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外，还兼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这为他实现自己的夙愿——创办一张“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有了可能。上任伊始，他就迅速组织领导《红色中华》报社的同志们筹备中央通讯员协会，再由《红色中华》报社牵头创办中央通讯员协会的机关报纸——通俗的《工农报》。
为什么要出版这张报纸呢？瞿秋白在《红色中华社发刊〈工农报〉的计划》中写道：
一、目前在苏区中虽然已经有了几种报纸的出版了，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和苏维埃区域的不断的扩大，这几种报纸已不能满足客观环境的需要了。尤其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在文化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中，迫切地感觉到初步的读物的缺少。因此为要用更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各方面的最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更有力地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红色中华社除了继续发刊《红色中华》报以外，还有发刊《工农报》的必要。
二、同时为要更猛烈地来开展苏区的工农兵通讯运动，为要吸收广大的工人、农民、红兵（红军战士，下同——作者注）到通讯运动中来，为要更实际地来训练和教育我们的工农兵通讯员，为要更有机会来发表我们的工农兵通讯员们所采访到的新闻通讯和文章，红色中华社也有增发《工农报》的必要。
瞿秋白在《计划》中规定其编辑方针是：
一、在内容方面：a、《工农报》应该是工农红兵学习写文章，写通讯的报纸，应该尽量的发展群众中的革命的新闻事业，因此，《工农报》中的稿件应该保证大部分确是出于工人、农民、红兵的手中的。b、《工农报》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反映苏区中工农群众的斗争的生活的。因此，它里面应该登载有：（甲）红军与各地方部队的胜利的消息；（乙）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消息（如扩大红军等）；（丙）苏维埃建设的消息（如经济动员文化建设等）；（丁）关于群众日常生活的其他问题。c、《工农报》的稿件除了反映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情况以外，白区群众的斗争情况也应该介绍一些，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围攻苏区及压迫革命的消息，也必须经常地登载一些。d、《工农报》除了登载一些新闻通讯外，为了更有力量地来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起见，还应该经常地登载些短评、山歌、故事、笑话、小常识、连环图画、文字游戏等。e、《工农报》上的稿件应该是最通俗的，最浅通的，最简明的，同时还应该是最具体的。
二、在形式方面：a、《工农报》的样式应该是比《红色中华》精美的，（并十天出版一次）每次二□□□（文献史料此处有3个字看不清楚——引者注），首先是红军胜利的消息与苏区中其他重要的消息（大约是在第一版），其次是苏区各地的比较次要的通讯，（大约是第二版）第三是连环图画、短评故事等（大约是第三版），第四是白区通讯与白区消息（大约是第四版）。b、《工农报》的形式应该是极活泼的，极醒目的，应该有许多小的小画、山歌在一些文章和通讯其间。
瞿秋白在《计划》中规定其编辑委员会和发行委员会的组成：
一、编辑委员会：1、《工农报》编辑委员会应该是由红中社中央通讯协会筹委会推选的，委员的数目可以有五人或七人。2、《工农报》编辑委员会中的委员，应该保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真正是工农出身的。
二、发行委员会：1、在目前因为人力的关系，《工农报》还不能单独地建立起自己的发行委员部来，所以《工农报》的发行主要的还是由中局发行。2、为了紧密地把广大的工农通讯员团结在《工农报》的周围，同时，为了建立将来我们单独发行的基础，因此《工农报》还应该吸收一批通讯员来组织《工农报》发行委员会，在中央应组织中央的发行委员会，各县，各区，应组织各县各区的发行委员会。
三、发行委员会的经常任务是：1、调查、指导和帮助各级发行部的工作。2、替《红色中华》与《工农报》及《赤潮》等介绍直接订户及零售。3、调查各地读者对《红色中华》《工农报》及《赤潮》等的意见及《红中》《工农报》《赤潮》等报纸的读者都是些什么人。4、《工农报》的中央发行委员会为了更实际地更清楚地了解发行工作中的各种实际情形，应该在《工农报》出版后立即成立一个小规模的《工农报》销售所，以便根据所得到的经验来指示各级发行委员会。 瞿秋白还规定《工农报》与《红色中华》社的关系是：
一、《工农报》可以有他自己的单独的编辑委员会，但必须绝对地接受红中编委会的领导并且应和红中报编辑部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工农报》的编辑者应该经常地参加红中报的编辑会议（发稿会议），同时红中报的编辑者也应该经常地参加《工农报》的编辑会议。
二、在稿件方面，《工农报》如果收到有比较适宜于在红中报上发表的稿子，则应该把这种稿子转给红中报。同时红中报所收到的稿件，如有比较适宜于在《工农报》上发表的，也应该立即转给《工农报》。
为此，瞿秋白指示《红色中华》报社在《为出版〈工农报〉给各地工农兵通讯员的信》中要求：
通讯员同志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工农报》，应该马上开始如下工作：（一）每个通讯员同志应该在每五天中向《工农报》投两次稿！应该加紧你们的采访工作！应该保证《工农报》的稿件不会感觉到一次的缺乏！应该保证全苏区中的每个区每个乡所发生的比较大一点的事情都在《工农报》上反映出来！应该保证《工农报》的材料最丰富，最实际的！（二）在三月份中每个通讯员同志应该替《工农报》介绍一个直接订户，每个通讯员协会应该成立一个发行委员会，每个通讯员小组应该推举两个《工农报》的推销员，应该使《工农报》一出版就可得到一千个以上的直接订户，并且在将来应该做到每一个识字的工人农民，都经常地读《工农报》。（三）每个通讯员在三月份应该建立一个读报小组！应该团结广大的不识字的或识字的识得很少的工农群众到读报小组中来！在每个读报小组中同志们应该把新出的红色中华报读给群众听！（四）在《工农报》出版后，每个通讯员应该立刻就进行读者意见的工作！每个通讯员应在三月份中征求调查五个读者的意见，也应该把所征求的读者意见立即报告给《工农报》的编委会，应该使《工农报》编委会清楚地知道各地读者的意见，以便来改善《工农报》的编辑方法！（五）每个通讯员小组从现在开始立刻应该进行建立墙头日报！吸收广大的工人、农民为墙头日报写稿！开展群众的新闻事业！
中央局发行部于1934年3月初正式开始征订《工农报》。3月6日第158期《红色中华》刊登《中央局发行部启事》：“凡预订红色中华报与工农报者，先交大洋一角，即可《红色中华》或《工农报》订定一份（五十期）， 多或期数长依此照加， 每份报预交费至少一角。”“各报发行科及推销处亦得依订户办法，预收订者报费，但须随时告知份数与流动推销数，并随时将所收费交本部，否则不能照订户算数。（凡零售者，斗争不能高于铜片二枚，红中及工农报不能高于一枚，红色战士减半）”。
这时，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势已经非常吃紧，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也很不顺利，红军节节失利，苏区的面积在逐渐缩小，经济上物质上都已相当匮乏。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瞿秋白能领导《红色中华》社的同志们筹备出版《工农报》，是相当不容易的，是要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的。1934年3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收阅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他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尖锐地指出：“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即第五次“围剿”）。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中共中央在3月25日后也很快收到了这份电报，像以往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样，认真仔细地分析、研读这份电报，采取措施落实电报精神。这样，刚刚创刊的《工农报》就不可能再继续办下去。《红色中华》社在4月5日第171期《红色中华》一二版中缝和4月7日第172期二三版中缝，连续刊登《本报启事》，宣告《工农报》停刊，并采取补救措施：“预订（《工农报》）的读者，我们决定按其寄来的报费的多少改寄红色中华报。”
《工农报》自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中央苏区后开始筹备，于3月21日正式创刊，到4月5日宣告停刊，可能共出版了两期，即3月21日出版第1期，4月1日出版第2期，在第3期将要出版时停刊。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残酷，《工农报》很可能没有原报存世，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报纸原件，也正因此，瞿秋白创办《工农报》这一史实，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但笔者依据目前搜集到的散存的极其有限的史料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张报纸不仅是筹备创办过，而且是曾经出版过。
1934年2月18日第151期《红色中华》二三版中缝刊登编委会的《本报重要启事》：“工农通讯员协会将出版《工农报》，刊载各地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大部分稿件是工农和红军战士自己写的，每月出版三期。”其中清楚地写明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后的13天里，已经决定并开始筹备以工农通讯员协会名义出版《工农报》了。3月1日《红色中华》社出版的通讯员读物《工农通讯员》第13期上，刊登红色中华社《为出版〈工农报〉给各地工农兵通讯员的信》中说：“同志们！工农报现在已经冲破了放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了，大约本月廿一日它就可以和同志们会见了，同志们！准备着吧！”明确地写明《工农报》的创刊日是3月21日。3月24日出版的第166期《红色中华》，刊登《工农报启事》：“本报第一、二期完全随红中报赠阅，不收报费，从第三期起收费，第三期起概不赠送。”很明显，这是一个告知启事，由此说明《工农报》已经如期创刊，并且第一期已经随《红色中华》报赠送了出去。因此，瞿秋白于1934年2月5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仅组织领导红色中华社的同志们筹备出版《工农报》，而且《工农报》也按计划于3月21日正式创刊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