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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海军在现代化建设中，不但重视发展常规潜艇，并且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就已开始有计划地使中国潜艇向导弹化、核能化方向发展。从那时起，核潜艇这一尖端武器的研制工程，便被提到了中国海军的议事日程上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海军大国的装备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导弹化、核能化已成为世界海军发展的大趋势。
1957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前往苏联进行访问，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海军技术装备发展情况，并准备向苏方购买一批常规潜艇。肖劲光早年曾留学苏联，访问中他会见了苏联老同学，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苏联海军正在向导弹化、核能化方向发展。因此，他在与苏联海军总司令会谈中，提出了能否在导弹化、核能化方面给予中国海军技术援助的请求。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不需要”。
苏联人的态度深深刺痛了肖劲光司令员，他感到这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莫大羞辱。回国后，肖劲光立即提出了中国海军“新阶段”的发展设想，并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其指导思想是：海军一方面力争发展核动力、导弹武器等尖端技术，另一方面努力改进常规潜艇，并且通过尖端和常规相结合，逐步过渡到以尖端为主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打报告给中央并正式提出研制核潜艇建议的，则是当时分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
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的严重威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企图从南朝鲜、日本和台湾三个方面来扼杀年轻的共和国。他们把原子弹运进南朝鲜；在日本冲绳修建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在台湾驻扎了装备有“斗牛士”导弹的美国空军，并公开宣布要帮助台湾国民党建立5个“原子师”，“以满足原子战争的需要”。面对着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和战争威胁，聂荣臻元帅深深体会到中国拥有核盾牌的重要。
中国第一次提出研究“核”能是在1955年。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一次会议上以他特有的宏大气魄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此之后，随着新中国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中共中央又审时度势，明确指出，无论是从增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出发，还是从掌握核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出发，发展核工业都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转。从那时起，聂荣臻元帅就开始考虑海军需要装备核潜艇的问题了。聂帅把海军领导、国防各部委有关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科学院一些专家召集到一起，专门讨论研究了建造核潜艇问题。会后，聂帅立即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党中央。
不久，这份报告辗转经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彭德怀国防部长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批阅，很快就又回到了元帅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当美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于1954年下水之后，聂帅便开始密切关注着这一尖端海战武器的发展动向。之后，苏、英、法三国开始研制核潜艇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又陆续递送到了聂荣臻手里。元帅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世界海军发展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战略性飞跃!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元帅很早便下定了决心：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现在，当自己的宏伟设想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并且终于能够付诸实施时，聂帅心中怎能不感到欣喜和激动。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就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之后又单方面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全部经济、技术合同，并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企图以此制服不肯听从他指挥的中国。然而，依靠武装斗争打出天下并完全凭借自己力量从逆境中杀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像东欧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那样轻易地就屈从于苏联。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性格和一往无前的气概。此时，伟人毛泽东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命运多舛的中国核潜艇工程
1958年10月，当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的报告得到批复后不久，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上马了。
核潜艇研制是一项技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当时，新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均较为肤浅，再加上当时拥有核潜艇的美国和苏联，为了不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军事上有力的竞争对手，双方都对中国严密封锁有关核潜艇的一切资料。于是，中国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唯一“资料”，就是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核潜艇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及其核动力装置，则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这一切都吓不倒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技工作者。1958年底，即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和平利用研究取得成功后，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顶着苏联的压力终于上马了。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首先成立了以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组长，刘杰、张连奎、王铮为成员的四人小组，负责筹划和领导这一工作。随后，海军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第二机械工业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具体组织协调工作由海军装备部部长于笑虹负责抓总。
于笑虹是从大学里参加革命部队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被调入海军机关。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旁，手持放大镜，仔细地辨认着那两张美国核潜艇的照片。照片是外国记者趁美国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从远处偷拍的，因此是那样地模糊不清，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于笑虹意识到：一切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白手起家!
别看他对于原子能是个门外汉，但却有着指挥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的军事天才。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全同各地的舰船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半军事化的科研队伍。
于笑虹广泛证询科学家和专家们的意见，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力求使自己由门外汉变为行家里手。在听取了著名力学专家钱伟长的建议后，他决定建立702基地，确立流体力学、水动力学、结构力学等研究课题，建立起远东第一大试验水池，并请钱伟长担任顾问；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留法声学专家汪德昭的建议后，他决定建立水声研究所；在听取热动力专家黄兴成的建议后，他又决定建立热动力研究所……
经国防部批准后，海军相继建立起了6个研究所。1959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于笑虹担任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部长，主要负责6个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汇聚起了一支从全国范围证调来的科技精英队伍，其中包括彭士禄、赵仁恺、夏桐、黄旭华、李毅、孟戈非、 连培生等著名科学家，以及更多的刚刚从大学物理、化学、动力、数学等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尽管核潜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部从未读过的“天书”，但凭借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他们有信心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建造出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反应堆类型、功率匹配以及动力传动方式等可行性方案被提出和通过；核反应堆的总体方案和运行参数也被确定了下来。接着便开始了紧张的总校和具体的布置工作。
当时，新成立的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不仅担负着研制核潜艇的重任，而且要在3-5年内完成10种左右新型舰艇的研究、试制、定型等一系列工作。尽管国家有关工业部门已建立的船舶、透平锅炉、柴油机、电机、雷达等7个研究所可以给予支援，但海军领导还是感到，海军科研部现有的科研机构及技术力量与其所承受的任务极不相称。为此，海军党委于1960年底，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成立舰艇研究院的要求。1961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批准了海军党委的报告，决定组建舰艇研究院，并任命刘华清担任研究院院长，戴润生任政治委员。
然而，正当中国科学工作者满怀信心全力研制核潜艇的时候，苏联于1962年撤走了所有的原子能专家。加之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已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核潜艇两个攻关项目。经过全面权衡，中央于1962年上半年做出了核潜艇研制工作下马的决定。
1962年下半年，根据海军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委会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以待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为全面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作为局部服从全局，中国的核潜艇工程被迫暂时下马了。但这支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却始终没有停止对核动力潜艇的孜孜不倦的探索。
1964年10月，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继成功地发射了首枚中程导弹之后，又在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上空神奇的蘑菇云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而且也为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再度上马送来了一缕春风。
1965年3月，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中央还批准同意了刘华清、于笑虹提出的“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的分两步走的方案，同时任命彭士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并要求全国两千多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配合协同攻关。如今，尽管于笑虹将军早已离开人世，但人民海军的全体将士及全国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为建设强大海军而呕心沥血的有功之臣。
然而，艰难中起步的中国核潜艇事业却注定命运多舛、饱受挫折。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着国家的各个领域，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程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
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会议室里，正举行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会议。前一天，聂荣臻元帅听取了刘华清和陈右铭的汇报。在得知工厂、科研单位陷入混乱，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中断危险后，聂帅便决定在京召开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议。聂帅决不允许核潜艇工程再次半途而废。
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们都为聂帅捏着一把汗。因为就在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聂帅及一大批老同志被诬陷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此时他又倡导召开这个与“文化大革命”极不合拍的会议，焉知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新罪名。
但是，刚直不阿的聂荣臻元帅对此却毫不理会。今天，他特意穿上了军装，更显得威风凛凛。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时，聂帅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在五台山指挥边区军民抗击日寇，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为此，毛泽东当年曾风趣地称赞说：“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如今，面对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元帅雄风仍不减当年：
“同志们，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让它中途夭折!毛主席关注着这项工程，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们，我们在困难面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当有的科学工作者向聂帅汇报，造反派们对核潜艇研制工程横加干涉时，元帅发怒了，坚决地回答：“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会议临近结束时，聂荣臻元帅再一次对与会人员嘱咐道：“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主持、聂荣臻元帅到会讲话的核潜艇协调会议，再次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们的斗志。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排除了干扰，又把核潜艇研制工作搞了起来。之后，中央军委又为此下发“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几条任何人也不得违反的规定，并把研制任务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下去。
而在此之前，1965年秋的一个傍晚，一列由几节绿色客车和黑色闷罐车组成的军用列车，缓缓驶出了北京西直门车站。核潜艇的设计者们、职工及他们的家属等正在离开北京，到大西南一个无名的山沟去建设核潜艇陆上模拟基地。
1970年7月17日凌晨2时，位于青衣江畔的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开始提升功率。7月30日，试验达到满功率。至此，陆上模拟堆已宣告胜利建成。
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建成下水
中国核潜艇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国研制核潜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科学地组合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攻关。
1968年2月，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陈右铭为主任，负责处理研制核潜艇的日常工作。
1968年11月，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开工建造。
1969年10月9日，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国家计委委员、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各有关工业部、研究院的领导参加，召开了联合办公会议，检查了工程进展情况。
1969年10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小组组长张元培，组员有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洪如、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1970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拖着病体来到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专委会会议，听取了有关核潜艇研制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7月18日，是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做出指示的日子。为了争取时间，周恩来总理调来了他的专机，送彭士禄等人赶回大西南基地。10点钟，彭士禄等人没有回家，从大会堂直接赶往机场。两个星期 后，我国首次实现了在核潜艇上核能发电试验。
1970年7月18日18时，核潜艇启堆试验开始。在场的领导和操作技术人员，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记录各种试验数据，整个试验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通宵达旦地守在中南海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旁，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就给试验场挂电话询问情况。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试验出现故障——因测试仪表脉冲管漏水而停堆检修的情况后，马上去电话要求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在总理的关怀下，试验终于取得成功。总理听到这一消息后，轻轻地放下了电话，疲倦的脸上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77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并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的工作。
与其他舰艇相比，核潜艇各个系统和设备的安装要复杂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仪表设备有几万件，各种电缆管线综合长度达100多公里，大小系统的工程项目有几百项。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的码头调试完毕之后，将在潜艇上装填燃料，作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
核潜艇系泊码头试验及航行试验
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关系到核潜艇研制的步伐，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试验。1971年6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专委会会议。在听取汇报之后，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
核潜艇系泊码头试验开始了。
“开阀送汽!”副总指挥丁秀勋果断地发出了指令。
“哐哐哐哐!……”滚滚而来的蒸汽越过上千米的管道，直抵船坞。阀门打开了，蒸汽带着巨大的压力迅速涌进艇内，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蒸汽管道发出天崩地裂、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场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电机动起来了，主机转起来了，核潜艇上的全部机器随着蒸汽压力的加大，全部动了起来。
在温度高达40摄氏度的堆舱里，技术工人董有经提着一把大号的扳手，在上万条管路和上百个阀门之间转来转去。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但管路和阀门任何一丝异常的变化也逃不出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嘟……”控制台上的报警信号灯突然不停地报起警来：“一回路压力发生故障!”
糟糕!停堆处理，降温处理?不行，统统不行!这些方法都将严重影响试验。董有经悄悄抓起一把扳手，凭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里面的一个阀门发生了严重泄漏!他脸色铁青地死死盯住反应堆外的铅屏蔽门，大口大口在喘着粗气，最后，一咬牙，提着扳手，毅然钻了进去!里面一股难闻的气味和灼人的热浪猛地向他扑来。一瞬间，他头晕目眩，身体摇晃了一下，汗水立即从全身喷了出来。他定了定神，迅速扑向故障点，干净、利索地排除了故障。反应堆开始继续升温，整条潜艇的机器又欢畅地转动起来……
但是，正当董有经准备撤出反应堆舱时，却发现沉重的铅屏蔽门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严严地关死了!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死亡的恐惧轰地一声向他袭来。他抓起了门口的电话——糟糕，电话恰恰又坏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死亡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迫。他在绝望中用纸和笔留下了遗言……不过，董有经没有死，以后又仍在为核潜艇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余热。大难不死的他曾回忆说：“假如再有5分钟，我就去见上帝了。”
接下来是核潜艇水下启堆试验。为保证试验一次成功，周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负责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部分领导和科研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遵照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各有关单位、部门经过精心组织，顺利地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进行试验的项目近200个，累计航程1000多海里。
1972年，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具体负责核潜艇的研制工程。3月21日，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听取了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的情况汇报，并观看了试验现场拍摄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剑英元帅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并高兴地对在场科技人员祝贺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1974年8月1日是个值得中国海军自豪的日子。中央军委在这一天发布命令，将我国研制建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人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
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攻击能力的新阶段。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9日，朱德总司令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我国的核潜艇。朱老总问：“这完全是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答道：“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
中国研制攻击型核潜艇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震惊。西方国家纷纷惊呼：“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谜。”
据外刊资料介绍，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具有与外国初期建造的同类潜艇相类似的技术性能，某些方面的技术性能还要略高些。另据一些国外核潜艇专家估计，此种被西方称为汉级的中国攻击型核潜艇，推进功率达数万马力，水下航速为10～30节，续航能力达数十万海里，可长期在水下执行战斗任务。数年后，国外报刊又披露，中国汉级鱼雷攻击核潜艇经过改造，已可携带6枚或更多枚潜射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军将有3艘汉级核潜艇服役。
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航程无限”。因此，核潜艇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水下续航距离及自给力长短，就成了检验一个国家核潜艇水平的重要标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核潜艇就进行了多次远航训练。我国核潜艇的首次远航训练，是在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证1号”首任艇长杨玺率领下进行的。杨玺性格沉稳坚毅，平时不爱说话，但说出来就像板上钉钉一样实顶实。后来，杨玺常常向人们回忆起我国核潜艇创业之初那段难忘的岁月，以及他驾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潜艇在大海上开辟第一条航线时的情景。
当时核潜艇的艇员们全都是从各常规潜艇和水面舰艇部队调来的，大多数人对于核潜艇都是门外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然而，就算是学习也非易事，因为当时既没有资料，更没有教材。但是，年轻的核潜艇部队却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他们说：我军自建军以来，武器装备就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既然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能够从无到有地研究和制造出核潜艇来，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完全掌握住驾驶它的本领。
1987年10月，新华社首次报道了中国核潜艇创水下远潜新记录的消息，披露了中国核潜艇部队远航能力 的情况。
新华社所报道的这次远航，是指我海军“长征3号”核潜艇于1985年冬末开始的一次远洋航行训练。率领此次远航的是该艇艇长孙建国，以及该艇所在部队的副队长、此次远航的总指挥杨玺。孙建国是1970年初入伍、1978年毕业于海军潜艇学院的一位年轻的艇长。“长征3号”在杨总指挥和孙艇长的率领下，进行了多项训练，并全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此次航行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征3号”核潜艇与A国侦察船的巧妙周旋。当时，“长征3号”正在太平洋深处进行无声航行，声纳兵突然报告发现了一艘A国的侦察船。孙艇长立即下达了几个简短命令，核潜艇在水下划了一个弧圈，便迅速地将A国侦察船给甩掉了。在之后的航行中，“长征3号”再次与A国侦察船相遇。为了避免纠缠，免得再一次被其跟踪并花费时间与之周旋，孙艇长命令核潜艇浮出水面，以示意侦察船尽快离开。
“长征3号”核潜艇在这次远航中，主要进行了深海最大自给力的试验。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深海航行中，该艇穿峡谷、走暗流，打破了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最大自给力84天的纪录，充分显示出我国核潜艇良好的机动性、隐蔽性、适航性和动力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优点。“长征3号”核潜艇所创造的这一奇迹，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无穷的创造力，而且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核威慑力量。
深深地潜入海底是核潜艇隐蔽和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因此，核潜艇的最大潜深能够达到多少，也就成为了衡量其战斗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潜艇的最大潜深只有通过试验才能得到验证，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穿越死亡线”的试验。这可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潜艇每下潜10米，其壳体所受到的海水挤压力就要增加1个大气压，整个艇体所受到的总体压力则将达成千上万吨!
美国军事评论家波尔马在《原子潜艇》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史实：1963年4月9日，共有129名艇员的美国“长尾鲨”号鱼雷核潜艇，在“云雀”号救生舰的配合下进行了一次极限深度试验。在进行了通常惯例检查后，“长尾鲨”号首先在小深度海区下潜了。随后，它又驶向大深度海区。
4月10日7时17分，“长尾鲨”号通过声纳通知“云雀”号，潜艇准备向极限深度下潜。“长尾鲨”号慢慢下潜，越潜越深，而且一直与救生舰保持着联系。9时12分，“长尾鲨”号核潜艇业已达到预定的极限下潜深度——2550米时，又进行了一次惯例检查。而此时此刻，“云雀”号一直通过舰上声纳密切注视着“长尾鲨”号。大约过了1分钟，它听到了空气进入主压载水舱时所发出的噪音，并由此得知“长尾鲨”号正准备上升。
然而，很快水下便进入了寂静状态。尽管“云雀”上的声纳兵竭力想与潜艇取得联系，但却毫无所获。9时17分，“云雀”号突然收到了“长尾鲨”号发出的通知，其清晰的结束语是“试验深度”。紧接着，就听到了潜艇艇壳被海水压坏了的令人恐怖的声音，随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长尾鲨”号核潜艇再没能浮出海面。该艇及其上面的129名艇员，在马萨诸塞州科特角以东220海里处沉没了。
继“长尾鲨”号沉没之后，苏联核潜艇在水下航行中，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过不少事故。只是由于苏联保密极严，因此人们对其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原因不得而知。
然而，英勇的中国海军却决不会因为潜艇航海史上的这些悲剧，而放弃自己核潜艇的极限深潜试验。核潜艇徐徐离开码头，奔向南海试验海域。此时已是潜艇基地司令员的杨玺，又担任起了此次试验的总指挥，并要在核潜艇上亲自指挥这次极限深潜试验。与他同在指挥舱的除艇长王福山外，还有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核潜艇总师办主任吴廷国、核潜艇生产厂厂长助理王道桐等人。中国海军派出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亲自在艇上参加试验，不仅说明了对这次极限深潜试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表明了必胜的信念!
“报告指挥员，潜艇到达指定海区!”手握潜望镜把手的王艇长报告说。
“立即向舰队、基地指挥部报告!”杨玺吩咐道。
此时，王艇长透过转动着的潜望镜可以看到，远处一艘艘护航救护舰艇正在潜艇周围游弋，一架架舰载直升机随时准备起飞救护。虽然这些都是深潜试验的必要救护准备，但他心里却很清楚：一旦核潜艇在深水出事，谁也救不了。
接到基地深潜试验开始命令后，王福山果断、镇定地发出了命令：“各部门请注意，全体人员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准备下潜!”随着下潜命令的发出，核潜艇开始稳稳地向深海潜去。
潜艇此时加大深度，逐渐向极限深度接近。各舱室每下潜10米，便要向指挥舱通报一次情况。
在潜艇指挥舱里，杨玺司令员脸色铁青，眉宇间紧拧着一个“川”字；黄旭华总工程师眯着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仪表和信号灯，眉梢在微微地跳动着；而王守仁、吴廷国、王道桐则稳稳地躇立着。尽管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惊慌神色，但随着潜艇的不断下潜，他们的心却越提越高。
核潜艇正在沉入深深的海底，艇外已是一片黑暗的世界。此时此刻，艇上的所有参试人员都很清楚：当潜艇在水下60米以上的深度发生意外时，他们借助救生器材，尚有30％浮上海面逃生的希望；当超过100米时，潜艇一旦失事浮不起来，仍有不足10％的逃生希望；而当超过150米时，生还希望就已是零。到那时即使能够逃出舱外，巨大的海水压力也会把人挤压到海底。对于这一深度，就连世界上水下救生技术最为先进的英国也无能为力。深水潜艇救生，已成为远远未能攻破的世界科学难题之一，甚至比宇宙飞船飞越太空，登上月球还要困难。
在下潜试验开始之前，为了防止突发事故的连锁反应，潜艇各舱室之间的涵道已被彻底封闭；逃生舱口的门把手也已被卸下，以防事故发生时因惊慌失措而被打开。因此，一旦发生意外，别说逃生，就是想逃往其他舱室也是不可能的。
核潜艇已愈发接近极限深度。在巨大的海水压力下，核潜艇的壳体开始发出了可怕的嘎嘎声响。
杨玺回头看了黄总和王道桐一眼。此时，黄旭华和王道桐正全神贯注地听着机器声、扫视着一排排仪表。从两人脸上显出的泰然自若的神色中不难看出，我们的设计师和建造师们，坚信自己设计和建造的核潜艇的深潜安全系数是可靠的。黄旭华和王道桐向杨玺点了点头，暗示他放心：一切正常，平安无事!
杨玺转身向话筒发出命令：“向极限下潜!”
下潜，下潜……义无反顾地下潜，并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机器在隆隆作响，深度表嗒嗒地在跳。这是人与自然的搏杀!人的意志与本能恐怖的抗衡!战神与死神的交锋!
深度表上终于显示出了预定的极限深度的数字!各战位立即紧张行动起来，详细地测量和记录下了各种深潜数据。这是用生命换取的宝贵数据!
多么难得的一瞬间!那惊险的情景，丝毫不逊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一刻!
“任务完成，上浮!”指挥台传来了上浮的命令。
几分钟后，核潜艇昂首浮出了海面!
在艇外的海面上，所有的参试护卫舰艇同时拉响了汽笛，用巨大的轰鸣声庆祝着极限深潜的成功。而在潜艇的指挥舱内也是一片欢腾，头发斑白的总设计师和年轻的战士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艇长和政委则眼含着热泪从首舱走到尾舱，向所有参试人员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和致谢。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海军大国的装备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导弹化、核能化已成为世界海军发展的大趋势。
1957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前往苏联进行访问，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海军技术装备发展情况，并准备向苏方购买一批常规潜艇。肖劲光早年曾留学苏联，访问中他会见了苏联老同学，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苏联海军正在向导弹化、核能化方向发展。因此，他在与苏联海军总司令会谈中，提出了能否在导弹化、核能化方面给予中国海军技术援助的请求。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不需要”。
苏联人的态度深深刺痛了肖劲光司令员，他感到这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莫大羞辱。回国后，肖劲光立即提出了中国海军“新阶段”的发展设想，并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其指导思想是：海军一方面力争发展核动力、导弹武器等尖端技术，另一方面努力改进常规潜艇，并且通过尖端和常规相结合，逐步过渡到以尖端为主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打报告给中央并正式提出研制核潜艇建议的，则是当时分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
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的严重威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企图从南朝鲜、日本和台湾三个方面来扼杀年轻的共和国。他们把原子弹运进南朝鲜；在日本冲绳修建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在台湾驻扎了装备有“斗牛士”导弹的美国空军，并公开宣布要帮助台湾国民党建立5个“原子师”，“以满足原子战争的需要”。面对着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和战争威胁，聂荣臻元帅深深体会到中国拥有核盾牌的重要。
中国第一次提出研究“核”能是在1955年。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一次会议上以他特有的宏大气魄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此之后，随着新中国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中共中央又审时度势，明确指出，无论是从增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出发，还是从掌握核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出发，发展核工业都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转。从那时起，聂荣臻元帅就开始考虑海军需要装备核潜艇的问题了。聂帅把海军领导、国防各部委有关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科学院一些专家召集到一起，专门讨论研究了建造核潜艇问题。会后，聂帅立即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党中央。
不久，这份报告辗转经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彭德怀国防部长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批阅，很快就又回到了元帅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当美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于1954年下水之后，聂帅便开始密切关注着这一尖端海战武器的发展动向。之后，苏、英、法三国开始研制核潜艇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又陆续递送到了聂荣臻手里。元帅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世界海军发展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战略性飞跃!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元帅很早便下定了决心：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现在，当自己的宏伟设想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并且终于能够付诸实施时，聂帅心中怎能不感到欣喜和激动。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就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之后又单方面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全部经济、技术合同，并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企图以此制服不肯听从他指挥的中国。然而，依靠武装斗争打出天下并完全凭借自己力量从逆境中杀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像东欧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那样轻易地就屈从于苏联。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性格和一往无前的气概。此时，伟人毛泽东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命运多舛的中国核潜艇工程
1958年10月，当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的报告得到批复后不久，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上马了。
核潜艇研制是一项技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当时，新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均较为肤浅，再加上当时拥有核潜艇的美国和苏联，为了不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军事上有力的竞争对手，双方都对中国严密封锁有关核潜艇的一切资料。于是，中国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唯一“资料”，就是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核潜艇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及其核动力装置，则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这一切都吓不倒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技工作者。1958年底，即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和平利用研究取得成功后，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顶着苏联的压力终于上马了。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首先成立了以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组长，刘杰、张连奎、王铮为成员的四人小组，负责筹划和领导这一工作。随后，海军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第二机械工业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具体组织协调工作由海军装备部部长于笑虹负责抓总。
于笑虹是从大学里参加革命部队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被调入海军机关。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旁，手持放大镜，仔细地辨认着那两张美国核潜艇的照片。照片是外国记者趁美国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从远处偷拍的，因此是那样地模糊不清，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于笑虹意识到：一切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白手起家!
别看他对于原子能是个门外汉，但却有着指挥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的军事天才。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全同各地的舰船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半军事化的科研队伍。
于笑虹广泛证询科学家和专家们的意见，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力求使自己由门外汉变为行家里手。在听取了著名力学专家钱伟长的建议后，他决定建立702基地，确立流体力学、水动力学、结构力学等研究课题，建立起远东第一大试验水池，并请钱伟长担任顾问；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留法声学专家汪德昭的建议后，他决定建立水声研究所；在听取热动力专家黄兴成的建议后，他又决定建立热动力研究所……
经国防部批准后，海军相继建立起了6个研究所。1959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于笑虹担任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部长，主要负责6个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汇聚起了一支从全国范围证调来的科技精英队伍，其中包括彭士禄、赵仁恺、夏桐、黄旭华、李毅、孟戈非、 连培生等著名科学家，以及更多的刚刚从大学物理、化学、动力、数学等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尽管核潜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部从未读过的“天书”，但凭借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他们有信心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建造出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反应堆类型、功率匹配以及动力传动方式等可行性方案被提出和通过；核反应堆的总体方案和运行参数也被确定了下来。接着便开始了紧张的总校和具体的布置工作。
当时，新成立的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不仅担负着研制核潜艇的重任，而且要在3-5年内完成10种左右新型舰艇的研究、试制、定型等一系列工作。尽管国家有关工业部门已建立的船舶、透平锅炉、柴油机、电机、雷达等7个研究所可以给予支援，但海军领导还是感到，海军科研部现有的科研机构及技术力量与其所承受的任务极不相称。为此，海军党委于1960年底，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成立舰艇研究院的要求。1961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批准了海军党委的报告，决定组建舰艇研究院，并任命刘华清担任研究院院长，戴润生任政治委员。
然而，正当中国科学工作者满怀信心全力研制核潜艇的时候，苏联于1962年撤走了所有的原子能专家。加之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已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核潜艇两个攻关项目。经过全面权衡，中央于1962年上半年做出了核潜艇研制工作下马的决定。
1962年下半年，根据海军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委会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以待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为全面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作为局部服从全局，中国的核潜艇工程被迫暂时下马了。但这支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却始终没有停止对核动力潜艇的孜孜不倦的探索。
1964年10月，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继成功地发射了首枚中程导弹之后，又在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上空神奇的蘑菇云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而且也为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再度上马送来了一缕春风。
1965年3月，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中央还批准同意了刘华清、于笑虹提出的“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的分两步走的方案，同时任命彭士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并要求全国两千多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配合协同攻关。如今，尽管于笑虹将军早已离开人世，但人民海军的全体将士及全国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为建设强大海军而呕心沥血的有功之臣。
然而，艰难中起步的中国核潜艇事业却注定命运多舛、饱受挫折。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着国家的各个领域，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程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
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会议室里，正举行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会议。前一天，聂荣臻元帅听取了刘华清和陈右铭的汇报。在得知工厂、科研单位陷入混乱，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中断危险后，聂帅便决定在京召开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议。聂帅决不允许核潜艇工程再次半途而废。
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们都为聂帅捏着一把汗。因为就在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聂帅及一大批老同志被诬陷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此时他又倡导召开这个与“文化大革命”极不合拍的会议，焉知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新罪名。
但是，刚直不阿的聂荣臻元帅对此却毫不理会。今天，他特意穿上了军装，更显得威风凛凛。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时，聂帅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在五台山指挥边区军民抗击日寇，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为此，毛泽东当年曾风趣地称赞说：“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如今，面对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元帅雄风仍不减当年：
“同志们，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让它中途夭折!毛主席关注着这项工程，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们，我们在困难面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当有的科学工作者向聂帅汇报，造反派们对核潜艇研制工程横加干涉时，元帅发怒了，坚决地回答：“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会议临近结束时，聂荣臻元帅再一次对与会人员嘱咐道：“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主持、聂荣臻元帅到会讲话的核潜艇协调会议，再次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们的斗志。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排除了干扰，又把核潜艇研制工作搞了起来。之后，中央军委又为此下发“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几条任何人也不得违反的规定，并把研制任务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下去。
而在此之前，1965年秋的一个傍晚，一列由几节绿色客车和黑色闷罐车组成的军用列车，缓缓驶出了北京西直门车站。核潜艇的设计者们、职工及他们的家属等正在离开北京，到大西南一个无名的山沟去建设核潜艇陆上模拟基地。
1970年7月17日凌晨2时，位于青衣江畔的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开始提升功率。7月30日，试验达到满功率。至此，陆上模拟堆已宣告胜利建成。
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建成下水
中国核潜艇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国研制核潜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科学地组合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攻关。
1968年2月，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陈右铭为主任，负责处理研制核潜艇的日常工作。
1968年11月，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开工建造。
1969年10月9日，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国家计委委员、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各有关工业部、研究院的领导参加，召开了联合办公会议，检查了工程进展情况。
1969年10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小组组长张元培，组员有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洪如、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1970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拖着病体来到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专委会会议，听取了有关核潜艇研制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7月18日，是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做出指示的日子。为了争取时间，周恩来总理调来了他的专机，送彭士禄等人赶回大西南基地。10点钟，彭士禄等人没有回家，从大会堂直接赶往机场。两个星期 后，我国首次实现了在核潜艇上核能发电试验。
1970年7月18日18时，核潜艇启堆试验开始。在场的领导和操作技术人员，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记录各种试验数据，整个试验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通宵达旦地守在中南海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旁，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就给试验场挂电话询问情况。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试验出现故障——因测试仪表脉冲管漏水而停堆检修的情况后，马上去电话要求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在总理的关怀下，试验终于取得成功。总理听到这一消息后，轻轻地放下了电话，疲倦的脸上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77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并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的工作。
与其他舰艇相比，核潜艇各个系统和设备的安装要复杂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仪表设备有几万件，各种电缆管线综合长度达100多公里，大小系统的工程项目有几百项。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的码头调试完毕之后，将在潜艇上装填燃料，作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
核潜艇系泊码头试验及航行试验
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关系到核潜艇研制的步伐，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试验。1971年6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专委会会议。在听取汇报之后，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
核潜艇系泊码头试验开始了。
“开阀送汽!”副总指挥丁秀勋果断地发出了指令。
“哐哐哐哐!……”滚滚而来的蒸汽越过上千米的管道，直抵船坞。阀门打开了，蒸汽带着巨大的压力迅速涌进艇内，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蒸汽管道发出天崩地裂、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场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电机动起来了，主机转起来了，核潜艇上的全部机器随着蒸汽压力的加大，全部动了起来。
在温度高达40摄氏度的堆舱里，技术工人董有经提着一把大号的扳手，在上万条管路和上百个阀门之间转来转去。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但管路和阀门任何一丝异常的变化也逃不出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嘟……”控制台上的报警信号灯突然不停地报起警来：“一回路压力发生故障!”
糟糕!停堆处理，降温处理?不行，统统不行!这些方法都将严重影响试验。董有经悄悄抓起一把扳手，凭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里面的一个阀门发生了严重泄漏!他脸色铁青地死死盯住反应堆外的铅屏蔽门，大口大口在喘着粗气，最后，一咬牙，提着扳手，毅然钻了进去!里面一股难闻的气味和灼人的热浪猛地向他扑来。一瞬间，他头晕目眩，身体摇晃了一下，汗水立即从全身喷了出来。他定了定神，迅速扑向故障点，干净、利索地排除了故障。反应堆开始继续升温，整条潜艇的机器又欢畅地转动起来……
但是，正当董有经准备撤出反应堆舱时，却发现沉重的铅屏蔽门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严严地关死了!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死亡的恐惧轰地一声向他袭来。他抓起了门口的电话——糟糕，电话恰恰又坏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死亡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迫。他在绝望中用纸和笔留下了遗言……不过，董有经没有死，以后又仍在为核潜艇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余热。大难不死的他曾回忆说：“假如再有5分钟，我就去见上帝了。”
接下来是核潜艇水下启堆试验。为保证试验一次成功，周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负责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部分领导和科研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遵照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各有关单位、部门经过精心组织，顺利地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进行试验的项目近200个，累计航程1000多海里。
1972年，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具体负责核潜艇的研制工程。3月21日，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听取了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的情况汇报，并观看了试验现场拍摄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剑英元帅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并高兴地对在场科技人员祝贺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1974年8月1日是个值得中国海军自豪的日子。中央军委在这一天发布命令，将我国研制建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人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
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攻击能力的新阶段。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9日，朱德总司令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我国的核潜艇。朱老总问：“这完全是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答道：“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
中国研制攻击型核潜艇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震惊。西方国家纷纷惊呼：“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谜。”
据外刊资料介绍，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具有与外国初期建造的同类潜艇相类似的技术性能，某些方面的技术性能还要略高些。另据一些国外核潜艇专家估计，此种被西方称为汉级的中国攻击型核潜艇，推进功率达数万马力，水下航速为10～30节，续航能力达数十万海里，可长期在水下执行战斗任务。数年后，国外报刊又披露，中国汉级鱼雷攻击核潜艇经过改造，已可携带6枚或更多枚潜射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军将有3艘汉级核潜艇服役。
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航程无限”。因此，核潜艇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水下续航距离及自给力长短，就成了检验一个国家核潜艇水平的重要标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核潜艇就进行了多次远航训练。我国核潜艇的首次远航训练，是在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证1号”首任艇长杨玺率领下进行的。杨玺性格沉稳坚毅，平时不爱说话，但说出来就像板上钉钉一样实顶实。后来，杨玺常常向人们回忆起我国核潜艇创业之初那段难忘的岁月，以及他驾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潜艇在大海上开辟第一条航线时的情景。
当时核潜艇的艇员们全都是从各常规潜艇和水面舰艇部队调来的，大多数人对于核潜艇都是门外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然而，就算是学习也非易事，因为当时既没有资料，更没有教材。但是，年轻的核潜艇部队却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他们说：我军自建军以来，武器装备就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既然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能够从无到有地研究和制造出核潜艇来，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完全掌握住驾驶它的本领。
1987年10月，新华社首次报道了中国核潜艇创水下远潜新记录的消息，披露了中国核潜艇部队远航能力 的情况。
新华社所报道的这次远航，是指我海军“长征3号”核潜艇于1985年冬末开始的一次远洋航行训练。率领此次远航的是该艇艇长孙建国，以及该艇所在部队的副队长、此次远航的总指挥杨玺。孙建国是1970年初入伍、1978年毕业于海军潜艇学院的一位年轻的艇长。“长征3号”在杨总指挥和孙艇长的率领下，进行了多项训练，并全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此次航行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征3号”核潜艇与A国侦察船的巧妙周旋。当时，“长征3号”正在太平洋深处进行无声航行，声纳兵突然报告发现了一艘A国的侦察船。孙艇长立即下达了几个简短命令，核潜艇在水下划了一个弧圈，便迅速地将A国侦察船给甩掉了。在之后的航行中，“长征3号”再次与A国侦察船相遇。为了避免纠缠，免得再一次被其跟踪并花费时间与之周旋，孙艇长命令核潜艇浮出水面，以示意侦察船尽快离开。
“长征3号”核潜艇在这次远航中，主要进行了深海最大自给力的试验。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深海航行中，该艇穿峡谷、走暗流，打破了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最大自给力84天的纪录，充分显示出我国核潜艇良好的机动性、隐蔽性、适航性和动力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优点。“长征3号”核潜艇所创造的这一奇迹，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无穷的创造力，而且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核威慑力量。
深深地潜入海底是核潜艇隐蔽和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因此，核潜艇的最大潜深能够达到多少，也就成为了衡量其战斗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潜艇的最大潜深只有通过试验才能得到验证，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穿越死亡线”的试验。这可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潜艇每下潜10米，其壳体所受到的海水挤压力就要增加1个大气压，整个艇体所受到的总体压力则将达成千上万吨!
美国军事评论家波尔马在《原子潜艇》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史实：1963年4月9日，共有129名艇员的美国“长尾鲨”号鱼雷核潜艇，在“云雀”号救生舰的配合下进行了一次极限深度试验。在进行了通常惯例检查后，“长尾鲨”号首先在小深度海区下潜了。随后，它又驶向大深度海区。
4月10日7时17分，“长尾鲨”号通过声纳通知“云雀”号，潜艇准备向极限深度下潜。“长尾鲨”号慢慢下潜，越潜越深，而且一直与救生舰保持着联系。9时12分，“长尾鲨”号核潜艇业已达到预定的极限下潜深度——2550米时，又进行了一次惯例检查。而此时此刻，“云雀”号一直通过舰上声纳密切注视着“长尾鲨”号。大约过了1分钟，它听到了空气进入主压载水舱时所发出的噪音，并由此得知“长尾鲨”号正准备上升。
然而，很快水下便进入了寂静状态。尽管“云雀”上的声纳兵竭力想与潜艇取得联系，但却毫无所获。9时17分，“云雀”号突然收到了“长尾鲨”号发出的通知，其清晰的结束语是“试验深度”。紧接着，就听到了潜艇艇壳被海水压坏了的令人恐怖的声音，随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长尾鲨”号核潜艇再没能浮出海面。该艇及其上面的129名艇员，在马萨诸塞州科特角以东220海里处沉没了。
继“长尾鲨”号沉没之后，苏联核潜艇在水下航行中，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过不少事故。只是由于苏联保密极严，因此人们对其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原因不得而知。
然而，英勇的中国海军却决不会因为潜艇航海史上的这些悲剧，而放弃自己核潜艇的极限深潜试验。核潜艇徐徐离开码头，奔向南海试验海域。此时已是潜艇基地司令员的杨玺，又担任起了此次试验的总指挥，并要在核潜艇上亲自指挥这次极限深潜试验。与他同在指挥舱的除艇长王福山外，还有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核潜艇总师办主任吴廷国、核潜艇生产厂厂长助理王道桐等人。中国海军派出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亲自在艇上参加试验，不仅说明了对这次极限深潜试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表明了必胜的信念!
“报告指挥员，潜艇到达指定海区!”手握潜望镜把手的王艇长报告说。
“立即向舰队、基地指挥部报告!”杨玺吩咐道。
此时，王艇长透过转动着的潜望镜可以看到，远处一艘艘护航救护舰艇正在潜艇周围游弋，一架架舰载直升机随时准备起飞救护。虽然这些都是深潜试验的必要救护准备，但他心里却很清楚：一旦核潜艇在深水出事，谁也救不了。
接到基地深潜试验开始命令后，王福山果断、镇定地发出了命令：“各部门请注意，全体人员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准备下潜!”随着下潜命令的发出，核潜艇开始稳稳地向深海潜去。
潜艇此时加大深度，逐渐向极限深度接近。各舱室每下潜10米，便要向指挥舱通报一次情况。
在潜艇指挥舱里，杨玺司令员脸色铁青，眉宇间紧拧着一个“川”字；黄旭华总工程师眯着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仪表和信号灯，眉梢在微微地跳动着；而王守仁、吴廷国、王道桐则稳稳地躇立着。尽管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惊慌神色，但随着潜艇的不断下潜，他们的心却越提越高。
核潜艇正在沉入深深的海底，艇外已是一片黑暗的世界。此时此刻，艇上的所有参试人员都很清楚：当潜艇在水下60米以上的深度发生意外时，他们借助救生器材，尚有30％浮上海面逃生的希望；当超过100米时，潜艇一旦失事浮不起来，仍有不足10％的逃生希望；而当超过150米时，生还希望就已是零。到那时即使能够逃出舱外，巨大的海水压力也会把人挤压到海底。对于这一深度，就连世界上水下救生技术最为先进的英国也无能为力。深水潜艇救生，已成为远远未能攻破的世界科学难题之一，甚至比宇宙飞船飞越太空，登上月球还要困难。
在下潜试验开始之前，为了防止突发事故的连锁反应，潜艇各舱室之间的涵道已被彻底封闭；逃生舱口的门把手也已被卸下，以防事故发生时因惊慌失措而被打开。因此，一旦发生意外，别说逃生，就是想逃往其他舱室也是不可能的。
核潜艇已愈发接近极限深度。在巨大的海水压力下，核潜艇的壳体开始发出了可怕的嘎嘎声响。
杨玺回头看了黄总和王道桐一眼。此时，黄旭华和王道桐正全神贯注地听着机器声、扫视着一排排仪表。从两人脸上显出的泰然自若的神色中不难看出，我们的设计师和建造师们，坚信自己设计和建造的核潜艇的深潜安全系数是可靠的。黄旭华和王道桐向杨玺点了点头，暗示他放心：一切正常，平安无事!
杨玺转身向话筒发出命令：“向极限下潜!”
下潜，下潜……义无反顾地下潜，并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机器在隆隆作响，深度表嗒嗒地在跳。这是人与自然的搏杀!人的意志与本能恐怖的抗衡!战神与死神的交锋!
深度表上终于显示出了预定的极限深度的数字!各战位立即紧张行动起来，详细地测量和记录下了各种深潜数据。这是用生命换取的宝贵数据!
多么难得的一瞬间!那惊险的情景，丝毫不逊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一刻!
“任务完成，上浮!”指挥台传来了上浮的命令。
几分钟后，核潜艇昂首浮出了海面!
在艇外的海面上，所有的参试护卫舰艇同时拉响了汽笛，用巨大的轰鸣声庆祝着极限深潜的成功。而在潜艇的指挥舱内也是一片欢腾，头发斑白的总设计师和年轻的战士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艇长和政委则眼含着热泪从首舱走到尾舱，向所有参试人员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和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