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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前清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一代狂士辜鸿铭也曾这样评价：“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逝世之后，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其中写道：“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蔡元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与能量，始终能够在一拨又一拨的革命者与执政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各类群体中获得一致肯定？答案简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践行原则的核心，乃是“国家主义”。蔡元培一生经历从革命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转变，国家主义正是他始终处于时代先锋与领袖地位的基础。
| 初举教育为救国 |
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为了革命。作为前清翰林，他曾亲历戊戌变法的兴起与失败。对康有为、梁启超被清廷通缉，蔡元培“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对于变法维新之所以失败，他颇有感悟，称“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这一立场，与严复、张元济、张伯苓等比较接近。1904年，张伯苓与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因而相约“终身办教育，不做官”。
在蔡元培看来，救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办教育。而这一观念的形成，正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蔡支持康有为的变革理念，但不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样完全没有根基、单靠皇帝发诏书、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能获得成功。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发展，必须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与此同时，清廷的腐败与帝制的腐朽，也让蔡元培将投身教育的目标，直接指向培养革命人才上来。他在上海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等，便是以教育的名义助力革命。革命人士到上海，“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机关”；“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其革命教育的成果之一，是“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应当说，此时的蔡元培并没有什么为大清帝国奋斗的“国家主义”，而是为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实现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国家主义”。
| 再举教育为强国 |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侵略，内有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的“国家主义”仍然无法寄望于走马灯式轮替频繁的执政者，而只能且更坚定地寄托于教育事业上。
毋庸置疑，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说到蔡元培的大学观，不能不提他的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何理解这句话？这是既反对学生迂腐守旧、闭门读书，也反对学生头脑发热、盲目干政。爆发于近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其核心诉求乃是反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本质上讲的确是“爱国运动”。当时，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学生的爱国热忱，但不得不为之引咎辞职，从实际行动上表示出对学生运动的“不支持”——这就表明蔡元培关于学生投身革命的想法已与前期有所不同，在既定的“国家主义”前提之下，学生的主业乃是一心“强国”而非盲目“救国”了。
教育理念更加纯粹、成熟，蔡元培多次提及以“国家主义”为前提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又称“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人生轨迹，正在从最初的激进革命理想，走向育人强国的“国家主义”道路上来了。
| 晚年学术为报国 |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仍为北大师生热烈拥戴，难以割舍其“北大情结”，北大师生心中亦有无法释怀的“蔡校长情结”。蔡元培两次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七次请辞之举，由于深受学生教员的爱戴，屡辞屡挽，曾发生过多次北大师生的公开请愿之“挽蔡”活动。
离开北大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从最初抱定“教育救国”宗旨，投身教育事业以来，蔡元培的“国家主义”逐渐清晰确切起来，他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救国工具、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内，实现“教育强国”良性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传导机制。同时，也因年岁渐长、精力有限，他将“教育报国”的理念缩小范域、精简目标，又再次转变为“学术报国”的基本诉求。
| 国家主义者的政教传奇 |
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层面，蔡元培是开创型的先锋人物，也是继之而起的领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与组织上，他也当之无愧地同时身兼先锋与领袖。但“学术报国”理想蓝图刚才铺就，“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却再次打乱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所有知识精英们的梦想与计划。仍是“国家主义”的视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项教育事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之下，积极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他的这些晚年行止，看似与教育事业已无太大关涉，但实际上却仍是“国家主义”框架之下的、与其教育宗旨相通的、从救国到强国再从报国到救国的循环往复而已。惟一不变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周恩来曾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样的评价，可谓从国家到民族，从政治到教育，都予以其近乎“完人”式的盖棺定论，这也是无论党派、无论立场的中国社会各界对蔡氏一生品格的公论。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自量字写得不好，会试后未及时参加殿试。1892年，蔡元培补应殿试（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被取为二甲进士。（图为蔡氏后人藏品）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前清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一代狂士辜鸿铭也曾这样评价：“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逝世之后，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其中写道：“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蔡元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与能量，始终能够在一拨又一拨的革命者与执政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各类群体中获得一致肯定？答案简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践行原则的核心，乃是“国家主义”。蔡元培一生经历从革命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转变，国家主义正是他始终处于时代先锋与领袖地位的基础。
| 初举教育为救国 |
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为了革命。作为前清翰林，他曾亲历戊戌变法的兴起与失败。对康有为、梁启超被清廷通缉，蔡元培“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对于变法维新之所以失败，他颇有感悟，称“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这一立场，与严复、张元济、张伯苓等比较接近。1904年，张伯苓与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因而相约“终身办教育，不做官”。
在蔡元培看来，救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办教育。而这一观念的形成，正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蔡支持康有为的变革理念，但不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样完全没有根基、单靠皇帝发诏书、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能获得成功。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发展，必须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与此同时，清廷的腐败与帝制的腐朽，也让蔡元培将投身教育的目标，直接指向培养革命人才上来。他在上海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等，便是以教育的名义助力革命。革命人士到上海，“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机关”；“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其革命教育的成果之一，是“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应当说，此时的蔡元培并没有什么为大清帝国奋斗的“国家主义”，而是为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实现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国家主义”。
| 再举教育为强国 |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侵略，内有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的“国家主义”仍然无法寄望于走马灯式轮替频繁的执政者，而只能且更坚定地寄托于教育事业上。
毋庸置疑，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说到蔡元培的大学观，不能不提他的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何理解这句话？这是既反对学生迂腐守旧、闭门读书，也反对学生头脑发热、盲目干政。爆发于近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其核心诉求乃是反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本质上讲的确是“爱国运动”。当时，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学生的爱国热忱，但不得不为之引咎辞职，从实际行动上表示出对学生运动的“不支持”——这就表明蔡元培关于学生投身革命的想法已与前期有所不同，在既定的“国家主义”前提之下，学生的主业乃是一心“强国”而非盲目“救国”了。
教育理念更加纯粹、成熟，蔡元培多次提及以“国家主义”为前提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又称“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人生轨迹，正在从最初的激进革命理想，走向育人强国的“国家主义”道路上来了。
| 晚年学术为报国 |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仍为北大师生热烈拥戴，难以割舍其“北大情结”，北大师生心中亦有无法释怀的“蔡校长情结”。蔡元培两次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七次请辞之举，由于深受学生教员的爱戴，屡辞屡挽，曾发生过多次北大师生的公开请愿之“挽蔡”活动。
离开北大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从最初抱定“教育救国”宗旨，投身教育事业以来，蔡元培的“国家主义”逐渐清晰确切起来，他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救国工具、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内，实现“教育强国”良性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传导机制。同时，也因年岁渐长、精力有限，他将“教育报国”的理念缩小范域、精简目标，又再次转变为“学术报国”的基本诉求。
| 国家主义者的政教传奇 |
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层面，蔡元培是开创型的先锋人物，也是继之而起的领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与组织上，他也当之无愧地同时身兼先锋与领袖。但“学术报国”理想蓝图刚才铺就，“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却再次打乱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所有知识精英们的梦想与计划。仍是“国家主义”的视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项教育事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之下，积极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他的这些晚年行止，看似与教育事业已无太大关涉，但实际上却仍是“国家主义”框架之下的、与其教育宗旨相通的、从救国到强国再从报国到救国的循环往复而已。惟一不变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周恩来曾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样的评价，可谓从国家到民族，从政治到教育，都予以其近乎“完人”式的盖棺定论，这也是无论党派、无论立场的中国社会各界对蔡氏一生品格的公论。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自量字写得不好，会试后未及时参加殿试。1892年，蔡元培补应殿试（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被取为二甲进士。（图为蔡氏后人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