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除夕，毛泽东正在河北西柏坡，和村民們一起吃饺子、拉家常。此刻的北平城里，一片灯烛摇曳，街头巷尾流传着一首十字民谣：“家家挂红灯，欢迎毛泽东。”两天后的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欢迎的人群举起纸糊的三角彩旗，学生们欢快地跳起了秧歌。
　　这一天，西柏坡也迎来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洋气花哨，毛泽东就让人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熘鱼片。他对米高扬说：“我们这个国家，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人民政府顺应民意，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新年称为“春节”。
　　在农历庚子年即将到来之际，追溯70年的春节往事，听到的是亿万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看到的是时代洪流中温热的生活细节。

集体主义的“年味儿”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春节的“年味儿”依然浓厚。
　　北京的大年夜，市场、商店、电影院、戏院、公共汽车、电车都延长了营业时间，前门大街、大栅栏、煤市街，街灯亮如白昼。厂甸、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灯市都提前应市，各式花灯吸引着孩子的目光。还有各种风筝，随买随放，天空中一片红鸢飞舞。故宫四门开放，天桥杂耍特别多，北海、中山公园人山人海。
　　一些新气象也在悄然改变着春节的旧貌。在上海，城隍庙烧头香的人少了，马路上掷炮的少了，扮财神、乌龟、蚌壳精的职业乞丐绝迹了，街头也看不到掷骰子、打牌九的赌摊。
　　那时的“年味儿”是集体主义的。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的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单纯、热烈，充满理想主义的光和热。
　　与这种集体主义连在一起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票，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精打细算过个年”。
　　20世纪60年代的春节，北京居民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二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二斤绿豆、几斤小站稻和五斤鱼。主妇们全凭巧思，用这些有限的素材，操办起全家过年期间的一日三餐，就算只有一颗大白菜，也能摆出一个白菜席：芥末白菜墩、菜心拌凉菜、五香辣白菜、腌白菜、醋熘白菜、炒酸菜、炖酸菜……
　　上海人更是深谙精打细算之道。每户人家在年前两个月就开始省吃俭用，囤积票子，用于大采购。小菜场里，凌晨3点开始排队，想买些禽类，得花6—8个小时，为的就是饭桌上的一碗蒸带鱼、一锅老母鸡汤。
　　在这份艰辛和认真背后，是中国人独有的旷达平和与随遇而安，是一种充斥着鸡毛蒜皮、精打细算，又蕴含着想象力与大智慧的生活之道。
　　无论南北，对中国人来说，年夜饭的饭桌上，酒是必不可缺的。那时的商店里，也会供应白酒，但到货不多，为了年夜饭能喝到一杯酒，各地也涌现出更多的白酒作坊。
　　1952年，习酒厂始建，在筚路蓝缕中渐渐发展壮大，以大曲酒名动四方。除夕之夜，谁家能摆上这么一瓶习水大曲，那可是珍贵的稀缺物。即便是富裕之家，也只能喝个适可而止;贫寒之家买到一瓶酒，更是难上加难。大家围坐在饭桌前，轮流抿上一口珍贵的酱香佳酿，再朴素的餐食，也会平添几分过年的仪式感，“年味儿”变得更为温情、坚韧。

“年味儿”是各种味道的蒸腾

　　到了1979年，改革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
　　大年初一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访问。美国总特卡特举办了盛大的晚宴，邓小平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庆祝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居民餐桌上的年夜饭也渐渐有了新的成色。北京当时的报纸上记载：“春节市场上有金浆、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场，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

　　那时的人们，尽管仍穿着蓝、灰、白、黑的单调衣服，内心却在追逐着时尚与美。在上海，每逢春节，一大清早，美发厅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女人们坐在长条凳上，涂了药水的头发焐在袋子里，接受“化学烫发”。春节是青年人结婚的高峰期，为了买一套好看的床品，人们不惜通宵排队。那时最受欢迎的是一种金银丝床单，中间是双燕展翅，配上橘黄、天蓝、粉红三种底色，闪闪发光。 　　在“一大口美食榜”创始人小宽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年味儿”，是各种奇妙味道的混杂——鞭炮屑的火药味、熏肉味、大白菜味、冰冻的带鱼味、葱花炝鍋的味、蒸年糕味、油坊的芝麻香油味、刚写好的春联未干的墨汁味、洗澡堂子里的蒸汽味……爸爸骑着自行车采买各种年货，奶奶动手做一些兔子、刺猬、老虎形状的别致面食，妈妈在厨房里做鱼、红烧肉和年糕，小孩子穿上盼望已久的新衣服给长辈拜年。家里所有的灯全部打开，一家人围坐一起，一边收看春晚，一边吃饭喝酒、互道祝福。
　　此时酒已经成了新生活的美好象征，成了我们记忆中必不可少的过年必备物。1981年，习酒厂开始研制酱香型习酒，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的口感，俘获了无数挑剔的舌头。那时候，看着大人们举杯，顽童只能拿筷子蘸上舔舔;后来渐渐长大成人，有了陪同长辈推杯换盏的机会。时间流转，不变的是除夕之夜饭桌上的美好和温馨，未曾隆重，却也热闹，不善烹饪，却也美味。

春节的新奥义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速跑、社会的开放、生活的多元纷繁，让过年的新意层出不穷。“年味儿”从一家一户的场景，变成了四面八方处处可见的热闹。
　　譬如餐厅。到餐厅里吃年夜饭，“解脱”了爸妈的双手，成就了年轻人的新意。不同规模、不同菜系、不同风格，餐厅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多，预定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一些生意火爆的名店，提前3个月预约，还是“一饭难求”。在北京，从全聚德到鸿宾楼，从同和居到砂锅居，人们品尝着那些充满着典故的百年名菜。除夕夜走进这些餐厅，鼻尖上浓郁的，何止菜香，更有酒香。那种惬意和满足，在寒冷的北京除夕夜里，格外让人沉醉。
　　还有影院。不知从何时开始，“合家欢电影”成了一种新的团圆方式。细究起来，大约是2009年吴宇森的《赤壁（上）》和宁浩的《疯狂的赛车》，都赶在春节上映，都火爆一时，成就了“春节档”这个过年新时尚。扶老携幼看电影，爆米花和可乐不失为另一种“年味儿”。
　　高铁时代的到来，又让年味儿“动”了起来。妈妈依旧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依旧准备了一桌好饭，只不过改变了空间的迁徙方向，成家立业的孩子们等待着父母的大城市之旅，也扛起了张罗年货的大旗。只不过，年轻人的年货，那是“互联网 ”的年货。
　　在某购物平台发布的《2019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中，“80后”成为腊月里下单年货最多的群体。上海人喜欢的大闸蟹、四川人喜爱的腊肠、广东人喜欢的盆菜……天南海北的美食，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方便快捷地送到家中。年货的酒水消费清单上，最“能喝”的城市依次是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和青岛。其中，上海女性偏好红酒，北京爷们好整两口白的，天津人和青岛人都爱喝啤酒。
　　2019年，习酒年销售额超过79亿元，在琳琅满目的酒品版图中，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出现在天南海北、异国他乡的年夜饭桌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酒是求而不得的稀有物;在物质丰饶的当下，酒是饭桌上的调和剂，是年轻人面对长辈催婚时的自救小工具，是家人、朋友相聚时，稀释掉一切攀比、吹捧、防备的感情催化剂。
　　时代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过年的方式，却不会稀释、消散春节的情怀与暖意，反而凝结成一幅更为多元、丰繁的春节图景。
　　酒是中国的酒，年是中国的年，年更迭，情永续，味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