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沃特镇追捕的直播做到了——没有与事实无关的猜测或分析出现；没有不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闲杂人士说话；没有脱离现场的画面；没有产生恐怖联想的血腥或者暴力場景出现。所以，安全感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而营造安全感是媒体最重要的议程设置。
作为哈佛的访客，这段日子我一直住在哈佛教授比较集中居住的一个小镇，这里距离波士顿爆炸案2号嫌犯被拘捕的小镇——沃特镇（Watertown）仅约10英里路程。自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发生两起爆炸案以来，我作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一名普通居民，亲历了这场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后的美国社会，特别是追捕嫌犯的波士顿全城戒严的那个夜晚。
结束死寂般四天四夜
4月19日，即将入夜时，电视直播说，2号嫌疑犯窝藏点方向传来连续不断的将近39秒钟的枪声。这时，我和几乎所有波士顿居民一样呆在家中，守着电视机，片刻不敢离开。枪声让我们大家刚刚有些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
电视机中的记者说警察开始接近嫌犯，嫌犯不愿意走出窝藏点，接着是谈判开始。1个小时左右后，正在镜头前不停讲述着的记者突然停了下来，说听到了那个方向传来了掌声，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镜头前片刻安静之后，记者说，我听到他们在说：“We got him！”（“我们抓到他了！”）
这个时候，和所有波士顿人一样已经窝在家中将近20小时的我，仿佛看到一缕阳光穿透了黑夜。
紧接着，电视机画面上就出现了庞大的多功能救护车从嫌犯窝藏点开出。画外是记者很肯定的声音：“他们抓到了2号，而且是活着的。”
镜头里开始响起掌声，来自居民。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过身边时，居民鼓掌；警车接连穿过街巷离开时，居民夹道鼓掌欢送。州长出现在人群中，州长、州议员、波士顿警局代表、沃特镇警局代表等站成一排，现场接受记者的询问。有记者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威胁已经解除，波士顿警局坚定地表示：是的，威胁已经解除。身后又响起一片掌声。
面对电视镜头，州长感谢来自纽约和其他邻州的警察、波士顿和沃特镇的警察以及所有警务人员的精诚合作和努力，而波士顿警局代表则诚恳地感谢沃特镇和大波士顿地区的居民，感谢他们的耐心、坚强、团结和积极配合。
沃特镇现场的记者开始采访身边的当地居民，很显然，镜头中的居民们看上去个个释怀，一脸轻松。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前一晚上都没有入眠。当然，所有的居民自前夜起也都没有出过家门。就在几十分钟前，当大家觉得今夜也许需要连续搜捕时，很多家庭已经架起了自家的枪支，指向了2号嫌犯藏匿的那栋楼。电视直播最后是将画面切到了波士顿市区，年轻人走上四天四夜死寂般的街头，欢笑拥抱，鼓掌感谢当地警察，并且和他们热烈拥抱。
和四天四夜的艰难等待相比，这胜利一刻反而感觉来得太突然。如果条件允许，我想我也会和居民一样走上街头狂欢。警察的感谢情真意切——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大波士顿地区的居民同样也在积极参与，没有抱怨、没有不服从，他们也是英雄。我的这段居民经历，倒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课。
哈佛校园关闭前夕
这时候才有心情回顾爆炸案发生当日的情形。4月15日那天阳光灿烂，几乎算得上波士顿这个春天最像春天的一天。这天晚上我有一项活动安排：参加位于亨廷顿大道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一场慈善演出，我已经和镇上的朋友安先生约好6点出门前往。
在这个阳光满满的下午，在家中工作的我并没有开着电视把新闻报道当背景声。因此，对那个如此重大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时间得知的。在爆炸案发生一个多小时后，下午4：20，一个标题为“悲剧消息”的邮件悄然弹出，它来自我所在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项目主任。邮件只有一句话：鉴于今天下午发生的悲剧，大家可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务必小心！紧接着，我们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来邮件，告知波士顿发生爆炸，让我们务必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打开电视，而是打电话给安先生。
安先生开在镇上的中餐馆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问起他记忆中30年来镇上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好像10多年前，有一个盗窃犯逃到了镇上，那一回动静很大，街上全是警察，其他的就没有大事了。这次不知道他怎样想。
他首先问我感冒好了没有？我则急切地告诉他波士顿市区爆炸了，我们晚上不去音乐会了，他说好，主要是你感冒还没有好透。我问他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看电视就好，电视上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跟他说，我还没有看电视，但是哈佛发给我们的邮件是叫我们尽量减少外出。他说，那就照办吧。
我同时想到了朋友的孩子在波士顿读书，住家也在波士顿近郊的地方，我知道已经开始的春假中他每天都要去中国城学英语，于是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们的电话。住家爸爸是个稳重的意大利人，不苟言笑，说话像播新闻一样严肃。上一次见他们是去年圣诞前，他告诉我们，他们意大利老家的圣诞夜风俗是吃七种不同的海鲜大餐，只有那个时候，我才看到他眼睛里意大利男人特有的光芒。
我紧紧张张地说了一通，吩咐明天千万不能让孩子坐地铁或者干脆就别去课外学习了之类，他很平静地说：“警察已经封锁了出事点的几个街区，明天就没事了。”我说好像还有没引爆的炸弹，据说地铁里也发现了。他的声音这时有了一点急切，问：“是吗？哪里的消息？为什么电视上没有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电视上一定会说的。”所以，他的结论是，孩子没有问题，明天可以照常去，除非政府规定不得外出或者孩子妈妈来电话要求。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他，只能作罢。
不过，他们两位的平静感染了我，我也开始平静下来，打开了电视。
直播在事发之后50分钟左右已经开始，奥巴马也已经发表了完整的、措词诚恳而坚决的讲话。电视直播的套路，我们好像很熟悉了，之前一次是本地的暴风雪，也是24小时直播。我们一直把电视频道放在地方台，而不是CNN之类的兼顾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电视台。作为这起事件最近距离的居民，全国性电视台对我们毫无意义，相反，地方媒体对我们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就像安先生所说，按电视里讲的做就行。 第二天，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落实与哈佛的暑期合作项目的具体安排。开始工作前，我想象着也许今天的问候会不一样，大家一定会大谈特谈刚刚发生的爆炸事件。
我第一個电话打给了我所在中心的同事欧维儿博士，他是亚洲问题专家，正在帮助我推进合作项目。接电话第一声还是关心我的感冒好了没有？接着是将近10分钟的项目交谈，临了，我憋不住问，你对爆炸事件怎么看？他说他会持续看新闻，猜测没有什么意义。我便一下子接不了话了。
学院政治中心协助我工作的荷尔女士，用连珠炮般的语速和我一起不断地讨论、修改着方案，时间过得飞快。这期间，我们没有对爆炸事件交流过一个字，身旁的气氛紧张的电视直播仿佛只是可有可无的背景。
虽然有嫌犯在逃，而且全副武装，极其危险，但这两天的哈佛校园依然忙碌有序、恬静优雅。从保安部门到哈佛校长，从学院院长到学生社团，随时有邮件通报最新情况，追思受害者，安抚众人，鼓励团结，激励士气。每一个邮件都是言辞诚恳，文词精致，透着深深的关怀和自信，也都是绝佳的写作范例。
周四晚上，哈佛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的系列讲座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预言未来，我欣然前往。一路上，我在想，人类的灾难真是能够预言的吗？如果不能，我们该怎么办？今天的演讲会不会来解释一下这次灾难？
演讲者奥瑞尔博士是个非常严谨的牛津大学的学者，著有多本关于未来预言的畅销书，包括去年出版的《真理与美》。他在正式演讲前向波士顿这座城市表示遗憾和致敬之后，再无相关话题展开。演讲过程中没有一次提及或引用或评价眼下的事件。听众也非常默契，提问时也没有任何涉及。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演讲准备得非常精密，所有的数据和思辨丝丝入扣。我必须承认，在如此缜密的学术演讲中加入当下发生的灾难作为个案会是多么突兀和反科学，而听众们的心无旁骛再次告诉我，大家此时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讲座结束，走在宁静的哈佛校园里，心头没有一丝阴霾。就近吃了晚餐，回家路上，抬眼看见标志性的“风之礼物”雕塑随风摇摆，一如往常。2个小时后，新闻直播报告，就在我们刚刚用餐附近的麻省理工校园发生枪战，1号嫌犯被击毙，1名校警殉职。接着，哈佛官方邮件发出，校园关闭。第二天一早，家中接到镇政府电话，要求不要外出，一切公共场所和设施，包括商场尽数关闭。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呆在了家中，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这个地区真真切切的一分子，我需要做的是这个地区一分子应该做到的：保持平静和秩序；做好自己的事情；看好孩子；听从要求；配合调查；不扩散任何负面或者于事件无补的信息和情绪；相信专业机构，包括政府、警察、单位和社区；保持高度的团队意识，团结一心。
唯一遗憾的是，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没有能够去参加波士顿大学遇难学生的追思会。哈佛、麻省理工和波士顿大学这一圈的中国学生学者联系是很紧密的，从最早希望大家寻找失踪学生的邮件开始，所有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心都被揪在了一起。谁都没有想到，最后悲剧也发生在了我们的同胞身上。所以，大家都自发前往吊唁。我和波士顿大学的其他中国学生联系上了，请代为转达哀思，虽然不曾谋面，但是没有同学会对这种要求感到惊讶。身在海外时，人心更是整齐。
美国高度一致的默契
一场突发的灾难，让人们更加团结，让城市更加坚强，信息畅通和媒体传播的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已经习惯了来自哈佛校长的问候邮件；习惯了哈佛安全部门、学院院长、学生学者团体的信息传达和具体要求；也习惯了镇政府的通知；还习惯了你拥有会员卡的商场乃至健身俱乐部的问候。同时，我们更加依赖的是电视直播。
其实，在这非常的四天四夜里，美国的本地电视直播表现出全国高度一致的默契，其议程相当简单，我个人概括为6个字：抓住他，不害怕。
大陆网络媒体或者微信上，打趣地把这段时间美国电视上出现的沃特镇追捕画面称为现实版的美国警匪片。我认为，这样的比方对美国警务人员来讲不公平，甚至是侮辱性的，也会误导大家对危机传播的理解。
和警匪片最本质的不同是：整个追捕过程没有任何血腥、暴力的镜头出现。电视镜头让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同时，电视镜头又像我们心中潜藏的向善的眼睛，避开了一切产生暴力联想的场景。就算最后，通过记者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胜利和押解着2号嫌犯的警车离去，我们也没有看到一滴血。
回想这几天的报道，画面中有悼念，但是没有逝者最后的身影，只有他们永远的微笑；画面中有现场的混乱，但是丝毫没有让人稍微感到尴尬的个人伤残画面，一切都很体面。我们知道，理论上这是美国新闻从业对于隐私和报道伦理的规定，但是，执行的时候可以如此自觉和彻底，还是让我感到钦叹的。同样，社会媒体上，网友上传的照片也是一律默契地仅限于上半身的拍摄，过于血腥的照片几乎没有出现，更没有人刻意为之。
如果说“抓住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可以直接传播的议程，那么“不害怕”就是一个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但又是必须传播甚至比“抓住他”更重要的议程。9·11之后，全世界已经意识到，恐怖袭击的恶果不在于一时的创伤，而是长久的不安宁，继而是全民族的信心动摇。这是真正恐怖之所在。所以，这次爆炸事件，所有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是9·11再现，如何在报道中避免全民恐慌，这是个艰难但必须实现的传播目标。
所以，为了帮助国民“不害怕”，首要议程是撇清和9·11事件的关系，断绝一切相关联想，而这个任务是通过总统和最高级别的将军来完成的。之后，所有的媒体方向坚定地坚持这种认知，没有任何偏离奥巴马讲话的报道。“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只有抓住罪犯之后才能判断。所以，全国的媒体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承担直接责任的所谓专家的分析和猜测，而是一切以跟踪事件进展为主，围绕“抓住他”展开报道。“抓住他”是一切困惑的答案，也是将政府、警察、居民和社会各界拧成一股绳的黏接剂。同时，大家都明白，“抓住他”的专业要求非常高，嫌犯只有活着，才可能解答众人的疑惑，真正消除后患。所以，最后的胜利是，2号嫌犯被活捉，这样，现场警察的功劳确实是历史性的。 应该说，“抓住他”是“不害怕”的根本保证，但是，电视直播的每一个画面都有可能在过程中滋生观众的害怕心理。事后，我问安先生，你为什么不害怕，他说你看电视里，政府比我们还紧张，上千个警察在一个镇里，你什么都看得到，怕什么？
确实，当你作为普通居民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逃犯逃到你的小镇上来，毕竟只有几英里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庞大的记者队伍和无处不在的镜头就是你的第一保障了，至少你知道一切在怎样进行。
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记者队伍是强大的，记者多，摄像机位架设角度丰富，年龄各异，给予观众不同的视角看清现场，不同的精神交流读懂现场。每个记者有明确的分工，有的根据时间，有的根据视线的需要。对普通百姓来说，每个记者都在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同时又在提醒他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整个追捕直播，没有出现过回转直播间的镜头，一切都在现场转换。导播的切换节奏和记者的报道语速非常契合，主宰着普通人的视野和心跳。
现场，一直是新闻工作者的战场。一方面，在这场沃特镇追捕直播中，电视的眼睛和人们期望的一样，没有一刻离开过现场，直到一切全部结束。另一方面，所有接受采访、回答问题的人员也全部来自现场，来自负有直接责任的团队之中，換句话说，所有被采访的人都对其回答的问题负有直接行动上的责任，哪怕是最基本的警务人员。
很多时候，恐惧是由于不着边际的猜测和想象产生的。高密度的直播，让人们来不及想象，而杜绝一切猜测，是要媒体自己解决的。
在国内的报道中，专家似乎永远是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甚至中学生都可以来回答的问题，都要请出专家来解释，以至于，被称为专家的人成为重要的信息源。而往往这些专家本身也是旁观者而已，并不需要对其言论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所以，他们的分析就算出现专业上的失误，也会因其专家的身份而被广泛接受，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真正危机来临时，作为沃特镇邻居的居民，我们希望媒体上每一个回答都和责任相关，都和行动相关，都和结果相关。这一点，沃特镇追捕的直播做到了——没有与事实无关的猜测或分析出现；没有不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闲杂人士说话；没有脱离现场的画面；没有产生恐怖联想的血腥或者暴力场景出现。所以，安全感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而营造安全感是媒体最重要的议程设置。
这场沃特镇直播的记者让我感觉像T台上的模特。请不要认为这是带有任何轻佻意味的比喻。模特的最高境界是在职业表演工作中让人们忘记模特的脸蛋，只记住服装或者时尚的气息。所以，舞台上的模特不鼓励有太多的个人化的表情，而是被要求实实在在地成为优秀的介质。
同样，沃特镇直播的记者们没有任何个人表情，数量众多，你甚至记不住他们的姓名。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新闻组织，在调度他们传递不同的信息，而他们也忠实地做着介质的工作，无论资深还是年轻。他们着装干练整齐，神情从容，平稳的叙述中也有焦急，也有愤怒，甚至也有等待中的无奈，但他们一律采用积极的、肯定的和友善的语言，避免一切不精确、带有个人判断和情绪或者传递负面力量的言辞。如果有疑惑，他们会直接提问现场的工作人员，而没有任何责问、批评或者些许的抱怨。直到最后，2号嫌犯被捉，现场的记者和居民一起毫不吝啬地绽开了笑容，我们才注意到，有些女记者真的很漂亮。
这是一场必须速战速决的战斗，现场的直播既是必需，也是信心的传递。要让人们不害怕，必须做到：事件跟踪节奏精准；信息充沛到足以主导观众的视线和思考；语言自信、客观、友善；画面不出现任何恐怖联想；处处体现相互配合和守望相助的效率和效果；责任部门或人员直接面对镜头；不做任何脱离事实的猜测或所谓专家分析；镜头不要离开现场；信息高度一致。
一场沃特镇追捕直播，以现场的政府、警察、居民大联欢般的场景作为尾声，以波士顿街头青年人欢庆和众人对逝者的怀念结束，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也是新闻工作者最终关怀的体现。任何的灾难，我们总是希望看到最圆满的结局和最温馨的团聚，这是票房的保证，也是人心所向。
当我回忆这些细节时，仿佛是翻阅新闻业务教程里灾难或者危机报道的篇章，一切执行得非常忠实。作为普通居民，我想我的视线、思维和理解一直被牵引着，这一点，是电视直播的成功。
这些天，也有文章探讨“人人都可以目击，人人都可以传播现场”的时代，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在哪里。现在想想，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素养，那么，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就永远存在。这一点，在沃特镇追捕过程中美国社会媒体的表现上能看出端倪。
根据有关权威调查，在事发当天下午4点30分到第二天凌晨0点30分的8个小时中，Twitter上排行居首的关键词是“Pray for Boston”，之后依次是“波士顿”、“马拉松赛”、“波士顿马拉松”以及“为波士顿祈福者”，可见网友在网上表达最多的是同情和祝福，没有一个与“爆炸”直接相关的单词。至于信息来源，大家依赖的仍然是传统媒体网站，同一时间段内，搜索最多的媒体网站是《波士顿环球报》，然后依次是CNN、美联社、BBC和《纽约时报》的新闻网站。而谷歌搜索此间发挥最大的作用是“寻人”，寻找罪犯，也寻找事件中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美国主流媒体，甚至像BBC这样的非美国本土的国际主流媒体依然保持它们的舆论权威性，并且主动通过社会媒体延展新闻的发布。有些中小型的独立媒体虽然会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和猜测，但很快会回归主流声音。二是社会媒体的使用主要满足保持联系、互通即时个人信息的需求。观察社会媒体上的语言，虽然也还能看到激烈甚至肮脏的言辞，但是，网友会主动批评此类言辞。人们传递更多的还是相互之间的关切和鼓励。所以，不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谁存谁亡的问题，而是是不是愿意共同遵守传播法则，呵护人心和良善，解决效益和效果的问题。
四天四夜的惊恐和等待，结束得比预期更快、更温暖。就在此文搁笔前1个小时，我的邮箱里又收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邀请邮件：4月22日下午2：30，全院师生相聚学院中厅，举行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吃点什么，聊点什么，让我们在一起。我想，这会是灾难后第一个工作日最贴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要谈的话题不再是波士顿爆炸，而是希望和更多的人交流雅安地震的援救和长期的危机应对问题，为灾难中我们的同胞深深祈福！（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访问研究。）
作为哈佛的访客，这段日子我一直住在哈佛教授比较集中居住的一个小镇，这里距离波士顿爆炸案2号嫌犯被拘捕的小镇——沃特镇（Watertown）仅约10英里路程。自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发生两起爆炸案以来，我作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一名普通居民，亲历了这场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后的美国社会，特别是追捕嫌犯的波士顿全城戒严的那个夜晚。
结束死寂般四天四夜
4月19日，即将入夜时，电视直播说，2号嫌疑犯窝藏点方向传来连续不断的将近39秒钟的枪声。这时，我和几乎所有波士顿居民一样呆在家中，守着电视机，片刻不敢离开。枪声让我们大家刚刚有些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
电视机中的记者说警察开始接近嫌犯，嫌犯不愿意走出窝藏点，接着是谈判开始。1个小时左右后，正在镜头前不停讲述着的记者突然停了下来，说听到了那个方向传来了掌声，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镜头前片刻安静之后，记者说，我听到他们在说：“We got him！”（“我们抓到他了！”）
这个时候，和所有波士顿人一样已经窝在家中将近20小时的我，仿佛看到一缕阳光穿透了黑夜。
紧接着，电视机画面上就出现了庞大的多功能救护车从嫌犯窝藏点开出。画外是记者很肯定的声音：“他们抓到了2号，而且是活着的。”
镜头里开始响起掌声，来自居民。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过身边时，居民鼓掌；警车接连穿过街巷离开时，居民夹道鼓掌欢送。州长出现在人群中，州长、州议员、波士顿警局代表、沃特镇警局代表等站成一排，现场接受记者的询问。有记者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威胁已经解除，波士顿警局坚定地表示：是的，威胁已经解除。身后又响起一片掌声。
面对电视镜头，州长感谢来自纽约和其他邻州的警察、波士顿和沃特镇的警察以及所有警务人员的精诚合作和努力，而波士顿警局代表则诚恳地感谢沃特镇和大波士顿地区的居民，感谢他们的耐心、坚强、团结和积极配合。
沃特镇现场的记者开始采访身边的当地居民，很显然，镜头中的居民们看上去个个释怀，一脸轻松。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前一晚上都没有入眠。当然，所有的居民自前夜起也都没有出过家门。就在几十分钟前，当大家觉得今夜也许需要连续搜捕时，很多家庭已经架起了自家的枪支，指向了2号嫌犯藏匿的那栋楼。电视直播最后是将画面切到了波士顿市区，年轻人走上四天四夜死寂般的街头，欢笑拥抱，鼓掌感谢当地警察，并且和他们热烈拥抱。
和四天四夜的艰难等待相比，这胜利一刻反而感觉来得太突然。如果条件允许，我想我也会和居民一样走上街头狂欢。警察的感谢情真意切——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大波士顿地区的居民同样也在积极参与，没有抱怨、没有不服从，他们也是英雄。我的这段居民经历，倒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课。
哈佛校园关闭前夕
这时候才有心情回顾爆炸案发生当日的情形。4月15日那天阳光灿烂，几乎算得上波士顿这个春天最像春天的一天。这天晚上我有一项活动安排：参加位于亨廷顿大道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一场慈善演出，我已经和镇上的朋友安先生约好6点出门前往。
在这个阳光满满的下午，在家中工作的我并没有开着电视把新闻报道当背景声。因此，对那个如此重大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时间得知的。在爆炸案发生一个多小时后，下午4：20，一个标题为“悲剧消息”的邮件悄然弹出，它来自我所在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项目主任。邮件只有一句话：鉴于今天下午发生的悲剧，大家可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务必小心！紧接着，我们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来邮件，告知波士顿发生爆炸，让我们务必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打开电视，而是打电话给安先生。
安先生开在镇上的中餐馆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问起他记忆中30年来镇上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好像10多年前，有一个盗窃犯逃到了镇上，那一回动静很大，街上全是警察，其他的就没有大事了。这次不知道他怎样想。
他首先问我感冒好了没有？我则急切地告诉他波士顿市区爆炸了，我们晚上不去音乐会了，他说好，主要是你感冒还没有好透。我问他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看电视就好，电视上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跟他说，我还没有看电视，但是哈佛发给我们的邮件是叫我们尽量减少外出。他说，那就照办吧。
我同时想到了朋友的孩子在波士顿读书，住家也在波士顿近郊的地方，我知道已经开始的春假中他每天都要去中国城学英语，于是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们的电话。住家爸爸是个稳重的意大利人，不苟言笑，说话像播新闻一样严肃。上一次见他们是去年圣诞前，他告诉我们，他们意大利老家的圣诞夜风俗是吃七种不同的海鲜大餐，只有那个时候，我才看到他眼睛里意大利男人特有的光芒。
我紧紧张张地说了一通，吩咐明天千万不能让孩子坐地铁或者干脆就别去课外学习了之类，他很平静地说：“警察已经封锁了出事点的几个街区，明天就没事了。”我说好像还有没引爆的炸弹，据说地铁里也发现了。他的声音这时有了一点急切，问：“是吗？哪里的消息？为什么电视上没有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电视上一定会说的。”所以，他的结论是，孩子没有问题，明天可以照常去，除非政府规定不得外出或者孩子妈妈来电话要求。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他，只能作罢。
不过，他们两位的平静感染了我，我也开始平静下来，打开了电视。
直播在事发之后50分钟左右已经开始，奥巴马也已经发表了完整的、措词诚恳而坚决的讲话。电视直播的套路，我们好像很熟悉了，之前一次是本地的暴风雪，也是24小时直播。我们一直把电视频道放在地方台，而不是CNN之类的兼顾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电视台。作为这起事件最近距离的居民，全国性电视台对我们毫无意义，相反，地方媒体对我们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就像安先生所说，按电视里讲的做就行。 第二天，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落实与哈佛的暑期合作项目的具体安排。开始工作前，我想象着也许今天的问候会不一样，大家一定会大谈特谈刚刚发生的爆炸事件。
我第一個电话打给了我所在中心的同事欧维儿博士，他是亚洲问题专家，正在帮助我推进合作项目。接电话第一声还是关心我的感冒好了没有？接着是将近10分钟的项目交谈，临了，我憋不住问，你对爆炸事件怎么看？他说他会持续看新闻，猜测没有什么意义。我便一下子接不了话了。
学院政治中心协助我工作的荷尔女士，用连珠炮般的语速和我一起不断地讨论、修改着方案，时间过得飞快。这期间，我们没有对爆炸事件交流过一个字，身旁的气氛紧张的电视直播仿佛只是可有可无的背景。
虽然有嫌犯在逃，而且全副武装，极其危险，但这两天的哈佛校园依然忙碌有序、恬静优雅。从保安部门到哈佛校长，从学院院长到学生社团，随时有邮件通报最新情况，追思受害者，安抚众人，鼓励团结，激励士气。每一个邮件都是言辞诚恳，文词精致，透着深深的关怀和自信，也都是绝佳的写作范例。
周四晚上，哈佛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的系列讲座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预言未来，我欣然前往。一路上，我在想，人类的灾难真是能够预言的吗？如果不能，我们该怎么办？今天的演讲会不会来解释一下这次灾难？
演讲者奥瑞尔博士是个非常严谨的牛津大学的学者，著有多本关于未来预言的畅销书，包括去年出版的《真理与美》。他在正式演讲前向波士顿这座城市表示遗憾和致敬之后，再无相关话题展开。演讲过程中没有一次提及或引用或评价眼下的事件。听众也非常默契，提问时也没有任何涉及。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演讲准备得非常精密，所有的数据和思辨丝丝入扣。我必须承认，在如此缜密的学术演讲中加入当下发生的灾难作为个案会是多么突兀和反科学，而听众们的心无旁骛再次告诉我，大家此时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讲座结束，走在宁静的哈佛校园里，心头没有一丝阴霾。就近吃了晚餐，回家路上，抬眼看见标志性的“风之礼物”雕塑随风摇摆，一如往常。2个小时后，新闻直播报告，就在我们刚刚用餐附近的麻省理工校园发生枪战，1号嫌犯被击毙，1名校警殉职。接着，哈佛官方邮件发出，校园关闭。第二天一早，家中接到镇政府电话，要求不要外出，一切公共场所和设施，包括商场尽数关闭。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呆在了家中，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这个地区真真切切的一分子，我需要做的是这个地区一分子应该做到的：保持平静和秩序；做好自己的事情；看好孩子；听从要求；配合调查；不扩散任何负面或者于事件无补的信息和情绪；相信专业机构，包括政府、警察、单位和社区；保持高度的团队意识，团结一心。
唯一遗憾的是，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没有能够去参加波士顿大学遇难学生的追思会。哈佛、麻省理工和波士顿大学这一圈的中国学生学者联系是很紧密的，从最早希望大家寻找失踪学生的邮件开始，所有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心都被揪在了一起。谁都没有想到，最后悲剧也发生在了我们的同胞身上。所以，大家都自发前往吊唁。我和波士顿大学的其他中国学生联系上了，请代为转达哀思，虽然不曾谋面，但是没有同学会对这种要求感到惊讶。身在海外时，人心更是整齐。
美国高度一致的默契
一场突发的灾难，让人们更加团结，让城市更加坚强，信息畅通和媒体传播的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已经习惯了来自哈佛校长的问候邮件；习惯了哈佛安全部门、学院院长、学生学者团体的信息传达和具体要求；也习惯了镇政府的通知；还习惯了你拥有会员卡的商场乃至健身俱乐部的问候。同时，我们更加依赖的是电视直播。
其实，在这非常的四天四夜里，美国的本地电视直播表现出全国高度一致的默契，其议程相当简单，我个人概括为6个字：抓住他，不害怕。
大陆网络媒体或者微信上，打趣地把这段时间美国电视上出现的沃特镇追捕画面称为现实版的美国警匪片。我认为，这样的比方对美国警务人员来讲不公平，甚至是侮辱性的，也会误导大家对危机传播的理解。
和警匪片最本质的不同是：整个追捕过程没有任何血腥、暴力的镜头出现。电视镜头让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同时，电视镜头又像我们心中潜藏的向善的眼睛，避开了一切产生暴力联想的场景。就算最后，通过记者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胜利和押解着2号嫌犯的警车离去，我们也没有看到一滴血。
回想这几天的报道，画面中有悼念，但是没有逝者最后的身影，只有他们永远的微笑；画面中有现场的混乱，但是丝毫没有让人稍微感到尴尬的个人伤残画面，一切都很体面。我们知道，理论上这是美国新闻从业对于隐私和报道伦理的规定，但是，执行的时候可以如此自觉和彻底，还是让我感到钦叹的。同样，社会媒体上，网友上传的照片也是一律默契地仅限于上半身的拍摄，过于血腥的照片几乎没有出现，更没有人刻意为之。
如果说“抓住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可以直接传播的议程，那么“不害怕”就是一个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但又是必须传播甚至比“抓住他”更重要的议程。9·11之后，全世界已经意识到，恐怖袭击的恶果不在于一时的创伤，而是长久的不安宁，继而是全民族的信心动摇。这是真正恐怖之所在。所以，这次爆炸事件，所有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是9·11再现，如何在报道中避免全民恐慌，这是个艰难但必须实现的传播目标。
所以，为了帮助国民“不害怕”，首要议程是撇清和9·11事件的关系，断绝一切相关联想，而这个任务是通过总统和最高级别的将军来完成的。之后，所有的媒体方向坚定地坚持这种认知，没有任何偏离奥巴马讲话的报道。“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只有抓住罪犯之后才能判断。所以，全国的媒体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承担直接责任的所谓专家的分析和猜测，而是一切以跟踪事件进展为主，围绕“抓住他”展开报道。“抓住他”是一切困惑的答案，也是将政府、警察、居民和社会各界拧成一股绳的黏接剂。同时，大家都明白，“抓住他”的专业要求非常高，嫌犯只有活着，才可能解答众人的疑惑，真正消除后患。所以，最后的胜利是，2号嫌犯被活捉，这样，现场警察的功劳确实是历史性的。 应该说，“抓住他”是“不害怕”的根本保证，但是，电视直播的每一个画面都有可能在过程中滋生观众的害怕心理。事后，我问安先生，你为什么不害怕，他说你看电视里，政府比我们还紧张，上千个警察在一个镇里，你什么都看得到，怕什么？
确实，当你作为普通居民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逃犯逃到你的小镇上来，毕竟只有几英里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庞大的记者队伍和无处不在的镜头就是你的第一保障了，至少你知道一切在怎样进行。
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记者队伍是强大的，记者多，摄像机位架设角度丰富，年龄各异，给予观众不同的视角看清现场，不同的精神交流读懂现场。每个记者有明确的分工，有的根据时间，有的根据视线的需要。对普通百姓来说，每个记者都在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同时又在提醒他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整个追捕直播，没有出现过回转直播间的镜头，一切都在现场转换。导播的切换节奏和记者的报道语速非常契合，主宰着普通人的视野和心跳。
现场，一直是新闻工作者的战场。一方面，在这场沃特镇追捕直播中，电视的眼睛和人们期望的一样，没有一刻离开过现场，直到一切全部结束。另一方面，所有接受采访、回答问题的人员也全部来自现场，来自负有直接责任的团队之中，換句话说，所有被采访的人都对其回答的问题负有直接行动上的责任，哪怕是最基本的警务人员。
很多时候，恐惧是由于不着边际的猜测和想象产生的。高密度的直播，让人们来不及想象，而杜绝一切猜测，是要媒体自己解决的。
在国内的报道中，专家似乎永远是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甚至中学生都可以来回答的问题，都要请出专家来解释，以至于，被称为专家的人成为重要的信息源。而往往这些专家本身也是旁观者而已，并不需要对其言论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所以，他们的分析就算出现专业上的失误，也会因其专家的身份而被广泛接受，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真正危机来临时，作为沃特镇邻居的居民，我们希望媒体上每一个回答都和责任相关，都和行动相关，都和结果相关。这一点，沃特镇追捕的直播做到了——没有与事实无关的猜测或分析出现；没有不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闲杂人士说话；没有脱离现场的画面；没有产生恐怖联想的血腥或者暴力场景出现。所以，安全感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而营造安全感是媒体最重要的议程设置。
这场沃特镇直播的记者让我感觉像T台上的模特。请不要认为这是带有任何轻佻意味的比喻。模特的最高境界是在职业表演工作中让人们忘记模特的脸蛋，只记住服装或者时尚的气息。所以，舞台上的模特不鼓励有太多的个人化的表情，而是被要求实实在在地成为优秀的介质。
同样，沃特镇直播的记者们没有任何个人表情，数量众多，你甚至记不住他们的姓名。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新闻组织，在调度他们传递不同的信息，而他们也忠实地做着介质的工作，无论资深还是年轻。他们着装干练整齐，神情从容，平稳的叙述中也有焦急，也有愤怒，甚至也有等待中的无奈，但他们一律采用积极的、肯定的和友善的语言，避免一切不精确、带有个人判断和情绪或者传递负面力量的言辞。如果有疑惑，他们会直接提问现场的工作人员，而没有任何责问、批评或者些许的抱怨。直到最后，2号嫌犯被捉，现场的记者和居民一起毫不吝啬地绽开了笑容，我们才注意到，有些女记者真的很漂亮。
这是一场必须速战速决的战斗，现场的直播既是必需，也是信心的传递。要让人们不害怕，必须做到：事件跟踪节奏精准；信息充沛到足以主导观众的视线和思考；语言自信、客观、友善；画面不出现任何恐怖联想；处处体现相互配合和守望相助的效率和效果；责任部门或人员直接面对镜头；不做任何脱离事实的猜测或所谓专家分析；镜头不要离开现场；信息高度一致。
一场沃特镇追捕直播，以现场的政府、警察、居民大联欢般的场景作为尾声，以波士顿街头青年人欢庆和众人对逝者的怀念结束，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也是新闻工作者最终关怀的体现。任何的灾难，我们总是希望看到最圆满的结局和最温馨的团聚，这是票房的保证，也是人心所向。
当我回忆这些细节时，仿佛是翻阅新闻业务教程里灾难或者危机报道的篇章，一切执行得非常忠实。作为普通居民，我想我的视线、思维和理解一直被牵引着，这一点，是电视直播的成功。
这些天，也有文章探讨“人人都可以目击，人人都可以传播现场”的时代，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在哪里。现在想想，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素养，那么，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就永远存在。这一点，在沃特镇追捕过程中美国社会媒体的表现上能看出端倪。
根据有关权威调查，在事发当天下午4点30分到第二天凌晨0点30分的8个小时中，Twitter上排行居首的关键词是“Pray for Boston”，之后依次是“波士顿”、“马拉松赛”、“波士顿马拉松”以及“为波士顿祈福者”，可见网友在网上表达最多的是同情和祝福，没有一个与“爆炸”直接相关的单词。至于信息来源，大家依赖的仍然是传统媒体网站，同一时间段内，搜索最多的媒体网站是《波士顿环球报》，然后依次是CNN、美联社、BBC和《纽约时报》的新闻网站。而谷歌搜索此间发挥最大的作用是“寻人”，寻找罪犯，也寻找事件中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美国主流媒体，甚至像BBC这样的非美国本土的国际主流媒体依然保持它们的舆论权威性，并且主动通过社会媒体延展新闻的发布。有些中小型的独立媒体虽然会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和猜测，但很快会回归主流声音。二是社会媒体的使用主要满足保持联系、互通即时个人信息的需求。观察社会媒体上的语言，虽然也还能看到激烈甚至肮脏的言辞，但是，网友会主动批评此类言辞。人们传递更多的还是相互之间的关切和鼓励。所以，不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谁存谁亡的问题，而是是不是愿意共同遵守传播法则，呵护人心和良善，解决效益和效果的问题。
四天四夜的惊恐和等待，结束得比预期更快、更温暖。就在此文搁笔前1个小时，我的邮箱里又收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邀请邮件：4月22日下午2：30，全院师生相聚学院中厅，举行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吃点什么，聊点什么，让我们在一起。我想，这会是灾难后第一个工作日最贴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要谈的话题不再是波士顿爆炸，而是希望和更多的人交流雅安地震的援救和长期的危机应对问题，为灾难中我们的同胞深深祈福！（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访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