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鸡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每三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时间久了，药末弥散在缝隙中。上班途中，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

　　这是她的秘密：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经历了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现在持续请假在家。除了母亲和丈夫，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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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开学第二个月，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学了，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头晕头痛，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好气地说：“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我的脸都会被你丢光的！”
　　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半天半天地请”。没多久，林美芳被请去学校，她对面坐着4位“特别严格”的老师。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并重申年级组规定“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尴尬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她坦言，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有点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乘公交、地铁1小时，赶在7点15分前到校。晚上6点多回到家，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直到天亮。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要全力向前赶超。双休日，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并告诉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她试探性地问儿子。“要的。”陈恒回答。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元两个小时，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
　　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他形容“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像刚刚结束长跑，但是不会气喘”，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儿，“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事实上，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医学上称之为“躯体化障碍”。来就诊的青少年，有的头痛、背痛，有的频繁腹泻，临上学就失眠、手心冒汗、恶心呕吐……治疗的经历也类似——验血、做核磁，在内科、中医科辗转，有的“在儿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历上大都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中度抑郁复发，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非常厉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学，已经回到家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裴双义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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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觀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作品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症的比例在澳大利亚为12.1%，瑞典为11.4%。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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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黏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吗”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