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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是独具湖南地方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自1998年产生开始，一直活跃在湖南电视观众的荧屏上，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然成为湖南地方电视剧的主力军。 论文聚焦于喜剧性营造这一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以近年来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代表性作品为例，围绕喜剧性营造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载体上的选择与设置展开讨论， 以期厘清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的关键点与地方特色。
关键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而且是在湖南本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电视剧类型。自1998年首部室内幽默轻喜剧《故事酒吧》（以下简称《故》剧）在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以下简称“湖南经视”）播出开始，历经20余年的发展，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已然成为湖南地方电视剧中的排头兵，在创作思路选择、叙事内容选择、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形成了自身的特色[1]67-69。特别是以湖南经视为代表的湖南本土喜剧创作团队长期以来深耕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制作并播出了一大批在湖南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喜剧性是喜剧艺术的内在规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在具体形式上遵循了喜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始终将喜剧性营造放在剧本创作的重要位置进行考察。在目前影視行业呈现“泛娱乐化”的大氛围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创作团队并未随波逐流，他们始终将喜剧性营造与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结合起来考察，将优秀社区文化弘扬、价值主题塑造、方言文化传承等社会效益显著的部分溶于剧本创作中[2]81-84，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脱离了一般喜剧的叙事模式与叙事风格，呈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品位。
一、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寻找与打造
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两种类型，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喜剧性营造中这两种类型的叙事主体相互起着配合作用，对于它们在喜剧性营造上的考察要综合起来看待。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喜剧性营造在剧中人物作用上的表现不同于舞台剧、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形式中各人物的作用均是相对固定的，如对口相声中的逗哏与捧哏。但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并非以固定主体的形式存在，而是随着电视剧的更新和剧情演绎不断发生着变化，这是理解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在湖南地方情景中的确存在某些核心人物是相对稳定且固定的，但这并不影响整体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互相转化的基本形式。例如在目前湖南经视热播的情景喜剧《逗吧逗把街》（以下简称《逗》剧）中，赵嗲、杨美丽、孙科长等就是相对固定的核心人物，在剧情的演进中始终推动着喜剧性营造的进行，曾主任、宋警官、钱多多等虽然在该剧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但是对喜剧性营造而言却并非固定的核心人物，在剧情演进中他们一般起着衬托核心人物的作用。又例如在与《一家老小向前冲》（以下简称《一》剧）同时期产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婆媳一本经》中刘桂香、白柳、孙亚玲等女性人物在剧中就起着核心人物的作用，而白杨、白烨、张一生等男性人物虽然在某些时刻引导着剧情的发展与演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并非喜剧性营造固定的核心人物，他们只起着衬托作用，《阳光的哥》《路边店》《生活口味虾》等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均有着类似的叙事主体。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特殊的专题剧集中他们中的某些人物也起着核心人物的作用，那些相对固定的核心人物在一些剧情中也会起着衬托人物的作用，只是这种人物作用相对于整部剧而言是暂时的。这也就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互相转换的实际运用，这一形式既保证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上的稳定与有序，又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避免在叙事主体上走向僵化。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这一相互转化的叙事主体形式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叙事主体的形式事实上是相对固定的。如在《故》剧中，因为采用了舞台剧的演出形式，《故》剧整体上与目前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存在较大差异，它在各种特征上与当前的综艺节目相类似，在当时《故》剧这种情景喜剧类型常被称为栏目剧。因为各集之间的连贯性不强，各专题剧集中又有相对固定的叙事主体设计，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整体上的叙事主体设置。而在2004年首播的《一》剧中，整体上叙事主体的作用设定较为明显，在《一》剧中喜剧性的营造大部分均围绕“严嗲”的二儿子“严子华”及其妻子“荣心巧”展开，其他人物在喜剧性营造上的作用多数体现在某些个别的剧情中。这些相对固定、单一的叙事主体设置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有利于创作的开展，但这一形式也极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利于剧情多样化的演绎。《一》剧之后的《逗》剧在吸取《一》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采纳了这种叙事主体设置手法的合理之处，但该剧扩展了剧情发生地且改变了叙事线索，所以《逗》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显得尤为复杂，各个叙事主体在剧情中交错穿插出现，这虽然丰富了该剧的创作空间，但是在观看效果上多重叙事主体的出现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不利于叙事内容的呈现。2018年由《一》剧原班人马打造的《一街老小向前冲》（以下简称《街》剧）在湖南经视首播，该剧立足于《一》剧所创设的叙事主体设置手法，借鉴了《逗》剧在多重叙事主体设置上的经验教训，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将单一事件中的叙事主体控制在一定限度下，这既保证了叙事主体在剧情演进中的丰富性又避免了《街》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的复杂性。成熟阶段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基本均在借鉴《一》剧叙事主体设置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了完善与补充，这一阶段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相互转换的叙事主体设置手法得以发展成熟，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21年1月1日至15日播出的15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君风笑传》中就采用了这种叙事主体设置手法。
从喜剧性营造的本体上来说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均存在着各自的喜剧性因素，不能将核心人物当作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中的主要部分，而将衬托人物当作是次要部分，这并不符合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的客观实际。在这里所说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二者间的关系不同于上文所描述的二者相互转换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单指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在自身叙事主体作用表达上的喜剧性因素。单就这一叙事主体作用而言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是相对平等的，尽管衬托人物在具体的喜剧性营造中仅对核心人物起着衬托、辅助的作用，但这仅代表这二者间在喜剧性营造上的不同分工，与它们的重要性无关。从喜剧性营造的具体手段上来说，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因为各自的分工不同，所以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别。以《逗》剧为例，“李家”是逗把街上的四个主要家庭之一，在“李家”中“杨美丽”和“李秋天”是表姊妹关系，但是就喜剧性营造而言“杨美丽”是毋庸置疑的核心人物，而“李秋天”在很多时候对于“杨美丽”起着辅助作用。 二、短时热点与长期热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内容选择的双向兼顾
叙事内容的选择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叙事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喜剧性营造的基本方向。依据时间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短时热点问题和长期热点问题分别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内容二重性特征中的两个方面。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阶段、稳步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将起步阶段与稳步发展阶段的前期称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早期，将之后的阶段称为其中后期，依据这一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内容选择上的双向兼顾。这一兼顾是针对短时热点问题与长期热点问题在其早期与中后期的演绎与存在而言的，对于热点问题的双向兼顾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主动适应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变化的表现，这一双向兼顾符合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对的制作条件。同时立足于喜剧性营造这一关键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将价值主题塑造贯穿于叙事内容选择与演绎的全过程，避免了“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
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以亲情伦理、邻里关系等长期热点问题作为其叙事内容的主体，这是由当时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盛行的大家庭叙事线索所决定的，但受限于长期热点问题这一叙事内容选择方向的限制，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对于价值主题塑造极为单薄。价值主题塑造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叙事形式之一，这一叙事形式发端于《一》剧，《一》剧之前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更多是以单纯的娱乐性出现在荧屏上，从《一》剧开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开始重视主旋律的渗透以及湖南文化中优秀价值观的展现。但尽管《一》剧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最早进行价值主题塑造的作品，在该剧中也仅就大家庭和谐氛围进行了价值主题塑造，这与中后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多样化的价值主题塑造相比是极为不足的。在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得益于对大家庭叙事线索模式的突破，价值主题塑造得以通过短时热点问题开始在剧情中呈现多样化的表达。例如在成熟阶段的《逗》剧和《街》剧中就将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剧本创作的重要依托，在剧情演进和剧情背景设置上大量使用社会热点问题，试图透过荧屏向观众表达主创团队对于相关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同时通过社会热点问题在剧情演进中的呈现，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解决，这是以《逗》剧和《街》剧为代表的成熟阶段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价值主题塑造上的努力方向。当然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也继承了早期作品对于家庭中和谐氛围的价值主题塑造，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价值主题塑造发展出两个主要的着力点：一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长期着眼于湖湘文化中优秀价值观的立体建构；二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关注于新时代个体与集体的价值追求。这两个关注点也就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价值主题塑造上的立足点。
“泛娱乐化”现象，指的是一股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以浅薄空洞的内容，通过戏剧化的滥情表演，试图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从而获得快感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目前的电视剧领域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本土有影响力的电视剧类型，从产生之初就确立了自己服务三湘大地老百姓的基本原则，其喜剧性营造在中后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泛娱乐化”现象。这就要求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必须与“泛娱乐化”现象作斗争。价值主题塑造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避免“泛娱乐化”现象的重要叙事形式，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区别于其他电视剧类型的重要特征。在上文中已经阐明在早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受限于长期热点问题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价值主题塑造较之于中后期而言较为单薄。随着中后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对于大家庭叙事线索的突破，价值主题塑造才真正得以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凸显。就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而言，短时热点问题是价值主题塑造在叙事内容上的重要载体，这得益于短时热点问题对于价值主题塑造的便利性。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通过对长期热点问题与短时热点问题相互间关系在剧情中的把握，实现了价值主题塑造在叙事内容选择上的突破，扩宽了价值主题塑造的内容与实践路径，这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双向兼顾”。这种双向兼顾对于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而言是基本不存在的，同时对这一关系的把握也指明了目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在叙事内容选择上的方向。对于“泛娱乐化”现象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和价值主题塑造间矛盾的把握是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艺术品位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基础，处理好这一矛盾有助于把稳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三、方言文化与幽默语言：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载体的基本特征
得益于湖南方言文化本身的趣味性以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参演人员的曲艺背景，方言文化与幽默语言成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载体的两个基本点和喜剧性营造的重要手段。立足于这两个基本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实现了在叙事载体上独特性的凸显，这一独特性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有别于其他地方情景喜剧和湖南本土的电视剧类型。在中国情景喜剧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产生和发展为先导，许多地方电视台开始探索地方情景喜剧发展的可能性，方言文化的运用一直是地方情景喜剧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为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典范。并且方言文化、幽默语言与情景喜剧的发展之间呈现出了相互促进的关系，长期的实践证明，以方言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情景喜剧是深受百姓喜爱的电视剧类型，方言文化利用其自身的亲和力引起了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作为社会生活中长期稳定的存在形式，方言文化也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具有了适应当前社会环境与受众群体观剧偏好不断变化的能力。
方言文化的趣味性对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的营造很好理解，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劇中多种地方方言同时存在，就算是在以长沙为背景的《一》剧、《逗》剧和《街》剧中也并非仅存在长沙本地方言。以《一》剧为例，该剧是根据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2000年开播的粤语本土情景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以下简称《外》剧）剧本改编而来的，在人物关系设定上借鉴了《外》剧，但《一》剧在具体的人物关系上将剧中的严家媳妇均设置为湖南本地人，并未照搬《外》剧的人物关系，《一》剧这一人物关系的设置事实上就为剧中各地方言的碰撞埋下了伏笔，在《一》剧的大部分剧情中均或多或少存在着方言间的碰撞，这些碰撞较好地促进了剧情的发展。《逗》剧虽然在叙事线索设定上突破了《一》剧等起步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家庭情节模式，但是处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成熟期的《逗》剧仍然将方言间的碰撞放在了喜剧性营造的重要位置，在剧情演绎中通过演员间的交流对话将方言间的差异进行凸显，同时通过演员间的互相调侃展现方言文化中的趣味性。除了展现湖南各地方言间的碰撞，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也极为重视方言的运用与传承。在最近几部热播的情景喜剧中均使用长沙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这就为长沙话这一新湘语的代表性方言提供了展示平台，同时剧中演员也常常使用颇具长沙方言特色的词汇。如“站棚子”（指帮朋友撑场面）、“败式样”（指丢脸）、“捏白”（指撒谎）等等，这些方言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浸润了日常生活气息，带给观众以强烈的亲切感，且这些方言词汇中本身大部分就极具喜剧性，通过剧中演员的使用，这些方言词汇往往能够成为剧中亮眼的笑点。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是极具湖南地方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同时它也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电视剧类型，在湖南经视主导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主力演员队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湖南花鼓戏剧院和湖南湘剧院作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演员的主要来源机构，更是占据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演员队伍的绝大部分，其中某些演员几乎参演了所有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这部分演员的曲艺背景更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幽默语言生成的有力推手。情景喜剧在表现形式上与一般的电视剧存在明显的差别，固定的拍摄环境与固定的演员队伍对于演员本身的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舞台剧的长期存在更是要求演员本身一定要具备深厚的舞台演出功底，尽管现在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已经实现了制播分离，但立足于情景喜剧本身的一些特点，要想实现幽默语言在荧屏上的良好呈现仍然需要具有曲艺背景、舞台演出经验的演员，同时也因为这些戏曲演员长期参演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湖南本土戏曲在幽默语言生成上给予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以极大的启发，给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幽默语言风格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且众多曲艺大家的参演也让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具备良好的艺术品位，特别是在《一》剧中众多国家一级演员参演相关角色，这对于其他地方性电视剧来说是绝对不具备的演员阵容，这也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区别于其他情景喜剧类型的重要方面。
结 语
总体上来说，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喜剧性营造上呈现出专题剧集线性的故事情节、各集电视剧中碎片化喜剧样态的表达以及作品整体喜剧效果呈现的递进关系。这一递进关系的展现需要依托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与叙事载体上的选择与设置。通过这些方式对于喜剧性的营造，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特别是价值主题塑造在当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凸显使得该类型作品与新时代电视剧发展方向相匹配。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3]10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相关创作团队正是自发贯彻文艺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推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艺术品位的稳步提高，使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湖南本土有深厚历史根基、有广泛观众群体、有较大影响力的电视剧类型，面对新时代电视剧创作的新要求和湖南电视剧观眾的新需求，能够在新时代高质量文艺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屹立于湖南地方电视剧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剑尘，张力天，张洋.影像现实：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创作思路选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11）.
[2]张剑尘，张力天.优秀社区文化在新时代弘扬方式探索——以《逗吧逗把街》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6）.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林步艳）
关键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而且是在湖南本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电视剧类型。自1998年首部室内幽默轻喜剧《故事酒吧》（以下简称《故》剧）在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以下简称“湖南经视”）播出开始，历经20余年的发展，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已然成为湖南地方电视剧中的排头兵，在创作思路选择、叙事内容选择、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形成了自身的特色[1]67-69。特别是以湖南经视为代表的湖南本土喜剧创作团队长期以来深耕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制作并播出了一大批在湖南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喜剧性是喜剧艺术的内在规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在具体形式上遵循了喜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始终将喜剧性营造放在剧本创作的重要位置进行考察。在目前影視行业呈现“泛娱乐化”的大氛围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创作团队并未随波逐流，他们始终将喜剧性营造与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结合起来考察，将优秀社区文化弘扬、价值主题塑造、方言文化传承等社会效益显著的部分溶于剧本创作中[2]81-84，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脱离了一般喜剧的叙事模式与叙事风格，呈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品位。
一、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寻找与打造
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两种类型，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喜剧性营造中这两种类型的叙事主体相互起着配合作用，对于它们在喜剧性营造上的考察要综合起来看待。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喜剧性营造在剧中人物作用上的表现不同于舞台剧、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形式中各人物的作用均是相对固定的，如对口相声中的逗哏与捧哏。但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并非以固定主体的形式存在，而是随着电视剧的更新和剧情演绎不断发生着变化，这是理解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在湖南地方情景中的确存在某些核心人物是相对稳定且固定的，但这并不影响整体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主体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互相转化的基本形式。例如在目前湖南经视热播的情景喜剧《逗吧逗把街》（以下简称《逗》剧）中，赵嗲、杨美丽、孙科长等就是相对固定的核心人物，在剧情的演进中始终推动着喜剧性营造的进行，曾主任、宋警官、钱多多等虽然在该剧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但是对喜剧性营造而言却并非固定的核心人物，在剧情演进中他们一般起着衬托核心人物的作用。又例如在与《一家老小向前冲》（以下简称《一》剧）同时期产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婆媳一本经》中刘桂香、白柳、孙亚玲等女性人物在剧中就起着核心人物的作用，而白杨、白烨、张一生等男性人物虽然在某些时刻引导着剧情的发展与演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并非喜剧性营造固定的核心人物，他们只起着衬托作用，《阳光的哥》《路边店》《生活口味虾》等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均有着类似的叙事主体。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特殊的专题剧集中他们中的某些人物也起着核心人物的作用，那些相对固定的核心人物在一些剧情中也会起着衬托人物的作用，只是这种人物作用相对于整部剧而言是暂时的。这也就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互相转换的实际运用，这一形式既保证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上的稳定与有序，又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避免在叙事主体上走向僵化。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这一相互转化的叙事主体形式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叙事主体的形式事实上是相对固定的。如在《故》剧中，因为采用了舞台剧的演出形式，《故》剧整体上与目前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存在较大差异，它在各种特征上与当前的综艺节目相类似，在当时《故》剧这种情景喜剧类型常被称为栏目剧。因为各集之间的连贯性不强，各专题剧集中又有相对固定的叙事主体设计，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整体上的叙事主体设置。而在2004年首播的《一》剧中，整体上叙事主体的作用设定较为明显，在《一》剧中喜剧性的营造大部分均围绕“严嗲”的二儿子“严子华”及其妻子“荣心巧”展开，其他人物在喜剧性营造上的作用多数体现在某些个别的剧情中。这些相对固定、单一的叙事主体设置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有利于创作的开展，但这一形式也极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利于剧情多样化的演绎。《一》剧之后的《逗》剧在吸取《一》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采纳了这种叙事主体设置手法的合理之处，但该剧扩展了剧情发生地且改变了叙事线索，所以《逗》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显得尤为复杂，各个叙事主体在剧情中交错穿插出现，这虽然丰富了该剧的创作空间，但是在观看效果上多重叙事主体的出现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不利于叙事内容的呈现。2018年由《一》剧原班人马打造的《一街老小向前冲》（以下简称《街》剧）在湖南经视首播，该剧立足于《一》剧所创设的叙事主体设置手法，借鉴了《逗》剧在多重叙事主体设置上的经验教训，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将单一事件中的叙事主体控制在一定限度下，这既保证了叙事主体在剧情演进中的丰富性又避免了《街》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的复杂性。成熟阶段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基本均在借鉴《一》剧叙事主体设置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了完善与补充，这一阶段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相互转换的叙事主体设置手法得以发展成熟，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21年1月1日至15日播出的15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君风笑传》中就采用了这种叙事主体设置手法。
从喜剧性营造的本体上来说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均存在着各自的喜剧性因素，不能将核心人物当作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中的主要部分，而将衬托人物当作是次要部分，这并不符合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设置上的客观实际。在这里所说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二者间的关系不同于上文所描述的二者相互转换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单指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在自身叙事主体作用表达上的喜剧性因素。单就这一叙事主体作用而言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是相对平等的，尽管衬托人物在具体的喜剧性营造中仅对核心人物起着衬托、辅助的作用，但这仅代表这二者间在喜剧性营造上的不同分工，与它们的重要性无关。从喜剧性营造的具体手段上来说，核心人物与衬托人物因为各自的分工不同，所以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别。以《逗》剧为例，“李家”是逗把街上的四个主要家庭之一，在“李家”中“杨美丽”和“李秋天”是表姊妹关系，但是就喜剧性营造而言“杨美丽”是毋庸置疑的核心人物，而“李秋天”在很多时候对于“杨美丽”起着辅助作用。 二、短时热点与长期热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内容选择的双向兼顾
叙事内容的选择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叙事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喜剧性营造的基本方向。依据时间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短时热点问题和长期热点问题分别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内容二重性特征中的两个方面。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阶段、稳步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将起步阶段与稳步发展阶段的前期称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早期，将之后的阶段称为其中后期，依据这一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内容选择上的双向兼顾。这一兼顾是针对短时热点问题与长期热点问题在其早期与中后期的演绎与存在而言的，对于热点问题的双向兼顾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主动适应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变化的表现，这一双向兼顾符合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对的制作条件。同时立足于喜剧性营造这一关键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将价值主题塑造贯穿于叙事内容选择与演绎的全过程，避免了“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
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以亲情伦理、邻里关系等长期热点问题作为其叙事内容的主体，这是由当时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盛行的大家庭叙事线索所决定的，但受限于长期热点问题这一叙事内容选择方向的限制，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对于价值主题塑造极为单薄。价值主题塑造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叙事形式之一，这一叙事形式发端于《一》剧，《一》剧之前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更多是以单纯的娱乐性出现在荧屏上，从《一》剧开始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开始重视主旋律的渗透以及湖南文化中优秀价值观的展现。但尽管《一》剧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最早进行价值主题塑造的作品，在该剧中也仅就大家庭和谐氛围进行了价值主题塑造，这与中后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多样化的价值主题塑造相比是极为不足的。在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得益于对大家庭叙事线索模式的突破，价值主题塑造得以通过短时热点问题开始在剧情中呈现多样化的表达。例如在成熟阶段的《逗》剧和《街》剧中就将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剧本创作的重要依托，在剧情演进和剧情背景设置上大量使用社会热点问题，试图透过荧屏向观众表达主创团队对于相关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同时通过社会热点问题在剧情演进中的呈现，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解决，这是以《逗》剧和《街》剧为代表的成熟阶段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价值主题塑造上的努力方向。当然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也继承了早期作品对于家庭中和谐氛围的价值主题塑造，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价值主题塑造发展出两个主要的着力点：一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长期着眼于湖湘文化中优秀价值观的立体建构；二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关注于新时代个体与集体的价值追求。这两个关注点也就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价值主题塑造上的立足点。
“泛娱乐化”现象，指的是一股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以浅薄空洞的内容，通过戏剧化的滥情表演，试图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从而获得快感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目前的电视剧领域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本土有影响力的电视剧类型，从产生之初就确立了自己服务三湘大地老百姓的基本原则，其喜剧性营造在中后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泛娱乐化”现象。这就要求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必须与“泛娱乐化”现象作斗争。价值主题塑造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避免“泛娱乐化”现象的重要叙事形式，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区别于其他电视剧类型的重要特征。在上文中已经阐明在早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受限于长期热点问题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价值主题塑造较之于中后期而言较为单薄。随着中后期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对于大家庭叙事线索的突破，价值主题塑造才真正得以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凸显。就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而言，短时热点问题是价值主题塑造在叙事内容上的重要载体，这得益于短时热点问题对于价值主题塑造的便利性。中后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通过对长期热点问题与短时热点问题相互间关系在剧情中的把握，实现了价值主题塑造在叙事内容选择上的突破，扩宽了价值主题塑造的内容与实践路径，这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双向兼顾”。这种双向兼顾对于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而言是基本不存在的，同时对这一关系的把握也指明了目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在叙事内容选择上的方向。对于“泛娱乐化”现象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营造和价值主题塑造间矛盾的把握是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艺术品位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基础，处理好这一矛盾有助于把稳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三、方言文化与幽默语言：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载体的基本特征
得益于湖南方言文化本身的趣味性以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参演人员的曲艺背景，方言文化与幽默语言成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叙事载体的两个基本点和喜剧性营造的重要手段。立足于这两个基本点，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实现了在叙事载体上独特性的凸显，这一独特性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有别于其他地方情景喜剧和湖南本土的电视剧类型。在中国情景喜剧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产生和发展为先导，许多地方电视台开始探索地方情景喜剧发展的可能性，方言文化的运用一直是地方情景喜剧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为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典范。并且方言文化、幽默语言与情景喜剧的发展之间呈现出了相互促进的关系，长期的实践证明，以方言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情景喜剧是深受百姓喜爱的电视剧类型，方言文化利用其自身的亲和力引起了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作为社会生活中长期稳定的存在形式，方言文化也使得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具有了适应当前社会环境与受众群体观剧偏好不断变化的能力。
方言文化的趣味性对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喜剧性的营造很好理解，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劇中多种地方方言同时存在，就算是在以长沙为背景的《一》剧、《逗》剧和《街》剧中也并非仅存在长沙本地方言。以《一》剧为例，该剧是根据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2000年开播的粤语本土情景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以下简称《外》剧）剧本改编而来的，在人物关系设定上借鉴了《外》剧，但《一》剧在具体的人物关系上将剧中的严家媳妇均设置为湖南本地人，并未照搬《外》剧的人物关系，《一》剧这一人物关系的设置事实上就为剧中各地方言的碰撞埋下了伏笔，在《一》剧的大部分剧情中均或多或少存在着方言间的碰撞，这些碰撞较好地促进了剧情的发展。《逗》剧虽然在叙事线索设定上突破了《一》剧等起步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家庭情节模式，但是处于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成熟期的《逗》剧仍然将方言间的碰撞放在了喜剧性营造的重要位置，在剧情演绎中通过演员间的交流对话将方言间的差异进行凸显，同时通过演员间的互相调侃展现方言文化中的趣味性。除了展现湖南各地方言间的碰撞，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也极为重视方言的运用与传承。在最近几部热播的情景喜剧中均使用长沙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这就为长沙话这一新湘语的代表性方言提供了展示平台，同时剧中演员也常常使用颇具长沙方言特色的词汇。如“站棚子”（指帮朋友撑场面）、“败式样”（指丢脸）、“捏白”（指撒谎）等等，这些方言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浸润了日常生活气息，带给观众以强烈的亲切感，且这些方言词汇中本身大部分就极具喜剧性，通过剧中演员的使用，这些方言词汇往往能够成为剧中亮眼的笑点。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是极具湖南地方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同时它也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电视剧类型，在湖南经视主导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主力演员队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湖南花鼓戏剧院和湖南湘剧院作为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演员的主要来源机构，更是占据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演员队伍的绝大部分，其中某些演员几乎参演了所有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这部分演员的曲艺背景更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幽默语言生成的有力推手。情景喜剧在表现形式上与一般的电视剧存在明显的差别，固定的拍摄环境与固定的演员队伍对于演员本身的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在早期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舞台剧的长期存在更是要求演员本身一定要具备深厚的舞台演出功底，尽管现在的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已经实现了制播分离，但立足于情景喜剧本身的一些特点，要想实现幽默语言在荧屏上的良好呈现仍然需要具有曲艺背景、舞台演出经验的演员，同时也因为这些戏曲演员长期参演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湖南本土戏曲在幽默语言生成上给予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以极大的启发，给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幽默语言风格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且众多曲艺大家的参演也让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具备良好的艺术品位，特别是在《一》剧中众多国家一级演员参演相关角色，这对于其他地方性电视剧来说是绝对不具备的演员阵容，这也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区别于其他情景喜剧类型的重要方面。
结 语
总体上来说，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喜剧性营造上呈现出专题剧集线性的故事情节、各集电视剧中碎片化喜剧样态的表达以及作品整体喜剧效果呈现的递进关系。这一递进关系的展现需要依托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与叙事载体上的选择与设置。通过这些方式对于喜剧性的营造，湖南地方情景喜剧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特别是价值主题塑造在当前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凸显使得该类型作品与新时代电视剧发展方向相匹配。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3]10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相关创作团队正是自发贯彻文艺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推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艺术品位的稳步提高，使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作为湖南本土有深厚历史根基、有广泛观众群体、有较大影响力的电视剧类型，面对新时代电视剧创作的新要求和湖南电视剧观眾的新需求，能够在新时代高质量文艺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屹立于湖南地方电视剧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剑尘，张力天，张洋.影像现实：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创作思路选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11）.
[2]张剑尘，张力天.优秀社区文化在新时代弘扬方式探索——以《逗吧逗把街》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6）.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林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