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对冲疫情影响、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各部委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概括地说，就是减、免、缓——能减则减、能免则免、能缓则缓。
　　这些政策不仅涉及税务、人社、海关、电力等传统减负降本领域，更延展到了生态环境监管领域。6月23日，生态环境部通报，截至5月底，各地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依法减免行政处罚376次。
　　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的大语境下，依法减免的信息格外引人关注。据了解，对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的污染隐患、轻微违法行为，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往往以帮扶指导为主，对能限期完成整改的，一般不作为违法问题处罚。
　　减免，不仅体现在最终的处罚环节中，还体现在监管过程中。譬如，上述通报对湖北出台的《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予以点赞。该《办法》对被筛选编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和项目给予正面激励措施，包括优先保障生产运营、减少或免除现场检查等。
　　此外，6月26日，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湖北决定对省内部分城市延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以上兼具温度与弹性的做法引发热议，有人点赞，也有人担忧：这样做，是否与当前生态环境监管的形势相悖？是否会纵容环境违法行为？
　　当然不是。
　　以减免行政处罚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从上述角度出发，对符合法定情形的违法者减免处罚，对违法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企业从重处罚，都是依法治国的表现。
　　再以正面清单为例，入围企业并非处于无监管状态，相关部门会采取包括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在内的多种手段开展“非现场检查”，尽量少打扰企业。当然，大众的担忧情绪，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期待，值得重视。为此，还需明晰以下几点。
　　第一，“依法”永远是减免的先决条件。据了解，多省市均明确了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具体情况，让执法部门能更准确地行使裁量权，避免随意执法的问题。
　　第二，减免处罚之后，必要的震慑、教育也不可少。即便减免了处罚，但监管部门仍需要让相关企业、个人受到震慑和警醒，促使违法者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第三，及时传达政策动态。政策发生变化，信息掌握不及时，也是企业出现环保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各级部门需要掌握动态、吃透政策，并及时传达到位，为企业提供便利。
　　第四，部分举措可成为长期机制。尽管一些措施是在受疫情冲击情况下推出的，但只要合乎法律规定、能够提升监管效率，都可考虑长期执行。
　　总之，行政处罚的目的不在罚，而在于督促相关企业或个人遵纪守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对生态环境部门还是其他部门而言，都需要不断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让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