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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灵性文学”的人性探索
王红旗：《圣经中的女人》是写在这些小说之前吧，你以“灵性写作”的方式、“非传统的目光”倾注于“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重写”《圣经》中的四位女人，即耶稣与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拿的玛丽亚、驼背的女人以及叙加井旁的妇人之间的故事。以对灵魂“原乡”里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来求证女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我想问的是，从你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研读《圣经》十几年，自我生命里的宗教意识与想象，转化为一种“灵性写作”的丰富资源，这些对你后面的小说创作影响会有多大？
施 玮：其实，我研究《圣经》到今天这个阶段，会发现《圣经》里面每个人物都是我们芸芸众生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写驼背的妇人，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我们都背着自己的缺陷与耻辱，耶稣看见她就和看见我时一样，第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羞耻，但却不是旁观也不是审判，而是超越律法和文化传统来释放了我，除去了我的耻辱。
我也写过《新约》中的那个犯了奸淫的女子，她被当场抓住，却独自被抓来承担原本男人与女人共同犯下的罪，代表宗教和社会正统的人群要审判她，按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她。这种状态也是中国文化和生活中常见的。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只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女人是知罪的，但耶稣却没有定她的罪，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都曾经，甚至是天天犯罪，但或不在乎自己的“小”罪，或庆幸没被发现，而热衷于定别人的罪。一旦被抓住，我们就只能等着审判，而耶稣的解决方式却是这样的不同，是真正的公义与怜悯并存。我相信这种对人性极为深入的剖析与呈现，以及特殊的解决方式（或称为拯救之道）是《圣经》文本永恒的魅力所在。
王红旗：你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描写的是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的挣扎漂泊中所经历的精神回归之路。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现代社会发生的故事与《圣经·旧约》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似乎是相叠映的。你有意在小说的结构上这样安排，在上部，每一章的开始处引用《圣经》故事，以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生活形成呼应或比照；在下部，则将《圣经》名句内化进人物的行动、语言与思考之中，使宗教信仰成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的动力来源。群体生命放逐的漂泊与回归是小说的叙事核心。可以说《放逐伊甸》是一次“灵性写作”的文体实验。
这一群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准诗人，经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学潮运动、市场经济等，社会转型的时代变革与动荡，还不是诗人们经历的真正的放逐，更深层的用意在于，通过这种看似相同却有着本质差异的对比，表达你对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经历的反思，其中也是你自己激愤诗情之后再次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你在诗歌集《歌中雅歌》里呐喊道：“我在孤独的热情中走向天空，走向抛开的太阳和云/寻找我的家园，寻找我的诞生，寻找我的喜乐和安息/谁肯重新将我孕育诞生？谁肯为我重造骨肉与心灵。”a代表了当时大部知识分子的心声。
施 玮：《放逐伊甸》是写的改革开放初期，回头看那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挣扎，感到很美。因现在的人都不太有精神挣扎了，而且是争先恐后，看谁随波逐流“下”得快。因此，我写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通过写作进行抗争。对于我来说，写作最大的意义就是探索与抗争，也是鞭挞与释放，而不在乎目前流行什么。
王红旗：《放逐伊甸》细致描写了现实生活里爱情关系中的几种典型状态。是以戴航与李亚的爱情、王玲与赵溟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放逐与回归的。其中开篇就写了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公戴航，她的灵魂离开肉体向上腾飞，“被那双灰蓝色、忧郁而疯狂的演进伴随着”，“挣扎”“浮游”去寻找爱的真谛。发人深省的是，面对爱情，她以包容的爱宽恕了对她的真情一再逃避、躲藏的男人李亚。面对社会现实，书商出书只考虑商业利益，她在心灵困惑挣扎中却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商品，应该呈现自己内心的某种理想和追求。李亚的追寻实质上是在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游走，他渴望真爱，但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纸做的人，没有生命的人，充满了死的灵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逢场作戏的爱与恨，使这位落魄诗人心灰意冷，失败地退回了本我层面。他不但失败了，而且让病毒侵蚀了他的肉体。这样的情节设置，暗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现实中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小说中王玲与赵溟的婚姻纠葛，最终因为赵溟亲近了上帝， 亲近了《圣经》，从而守住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爱人。
从现实生活看，的确能够感觉到人们身体和灵魂的背离，道德精神的下滑，这个“下滑”能让人感觉到心痛。因为，往往是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在与生活抗争，无论是慷慨陈词，还是平静节制的叙事，都是一种疼痛的感知书写。你的写作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你常常会把“疼痛的感知”升华为纯粹的“灵性”。也许这是一种潜意识，也不完全因为基督教的原因，应该是你自己的一种女性意识在成长。
尤其呈现出的性爱意识，一方面呈现出女性自我欲望主体，而不是男权文化内化于心；另一方面呈现出因理想爱情而性。对当下社会的物质爱情、爱与性、婚姻与性的分裂，有一种反思与批判。《放逐伊甸》里的戴航和《红墙白玉兰》中的秦小小，这两个极富理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在情爱与性爱的主体意识方面，颇有女性性别身份、生命爱情价值重建之要义。
施 玮：当时写性，并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而是表达女人是自然人，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被物化了，被同性化了。如今我写宗教，是因为现代人在宗教意识、灵性自觉上存在着麻木、捆绑，甚至是死亡。无论写性意识、生存意识，还是宗教意识，都是我对自己的挖掘、呐喊与释放。
我一直覺得女人首先是一个人，女作家和女性文化学者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附庸品。我写性，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炫耀，我作品中的性是正常女人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我写宗教，也没有宏大叙事的企图和标榜崇高、出世的倾向，是表达人性正常的、真实的宗教情怀和灵性挣扎。如果女性作家缺乏自己是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尊严感，就无法在坚持独立的同时进行平和的自省与思考，那就不由自主地会迎合男权社会及文化对女人的定位和审美，去取悦他们。有的时候，炫耀或过度的逆反，其实也是一种取悦。女性作家完全可以平静、独立地陈述自己的审美与思想。这种审美和思想不仅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就像男性作家所陈述的不仅仅是男性的，也是人类的一样。 王红旗：女性在不同时期文化现实的压抑之下，张扬了她们“本我”的女性精神需求。女人不是讓随意蹂躏的，是有独立自我主体意识的，现实没有给她们站起来的空间时，她们会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数千年压抑的生存环境成就了女性坚韧的性格内质。这一点《世家美眷》表现得更为强烈。
《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一个由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到自我放逐，再到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这可以视为你“灵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原型或者说母题。如果从“灵性文学”为你的创作做个定位的话，你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什么？
施 玮：我想应该是：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己的“灵性”，这一个人具有尊严的生命特性，有着自觉的感知和审视，有着独立的探求与表述。
王红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以女性经验而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执着和寻觅，是超越性别的。就如你在诗歌《信仰》里所写的：“牺牲——爱情——/在他的永恒中/寻找灵魂的藏身地/我的信仰是永世不绝的呼与应/不会跪拜在教堂里/却是飞翔的鹰/成为天空的微笑/向荆棘中的人传递爱与梦。”b这是女性主体意识与宗教意识结合性的表达。人物的这种回归，是基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宽容与接纳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在普世价值标准面前，她看到自己与男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具有同样的有限性、同样的弱点，同样需要被爱也同样值得被爱。
在《红墙白玉兰》中，王瑛作为不同于秦小小的另一类女性存在，作者借她的所思所为，描绘了一种与秦小小截然不同的恋爱心理。正是由于王瑛的那种一往直前、无所顾忌的性格和精神，使得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杨修平的新娘，而秦小小却在这场婚姻争夺战中黯然退场。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秦小小还是柳如海，都在坚守自己的爱情，在当下社会中，这似乎是一个太过纯粹的爱情童话，但却是人心灵真正向往的方向。其实，秦小小的职业是“婚姻辅导咨询师”，然而自己的婚姻与爱情并非尽如人意，她自己尚且在灵与肉的挣扎中不能自拔，秦小小与杨修平恋爱，却与柳如海结婚，这样的故事，暗示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爱情婚姻模式，即婚姻和爱情分离。《红墙白玉兰》表现出一种对“灵性写作”的新探索。
施 玮：这首“信仰”的小诗，我写于1990年，那时正在复旦大学上学，也就是《红墙白玉兰》故事发生的时间。我小说中的女性在某些方面，有点像我自己。我年轻时也有点“强势”，心中和男人的关系是对立的，当然是文斗而非武斗。大多知识女性、比较聪明的女性，都有点想在男女“战争”中得胜的欲望，我也曾很好强，要把对方压倒才算结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快乐，等于放弃了女人的天性去做一个“男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去争输赢，赢了的同时却失去了女人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强人”，往往比成功的男人更累，更远离天然本性，更缺乏幸福感。
这种主流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今天的影视剧里、文学作品中，女人似乎就两个出路，要么成为女强人把男人们压倒，支配和利用男人；要么很弱势，成为被抛弃的发妻，或者是被欺骗的小三。但我认为，女性文化应该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构架，提供一种视角，一种积极的、新的、不可缺失的视角。
王红旗：独立自我的女人，尤其在中国，许多还没有性别觉醒的男人是不敢娶的。但是，觉醒的男人与有主体自我的、智慧的女人会在情感上相依相伴，事业上风雨同舟。因此你对都市里两性伦理关系的思考，与大多数女作家不同，并没有把女性因追求独立与平等而失去爱情，单纯地归罪于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意识、懦弱或不负责任，而是从更客观的层面指出，女性自己也需要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负责任。
施 玮： 从都市生活、家庭婚姻看，今天的中国完全是西方化的生活，而美国老百姓生活中的许多观念，也与中国的传统伦理并不违背，西方人甚至在一些艺术审美和社会伦理方面，是崇尚东方的，但我知道那个“东方文化”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了。
我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到了美国以后产生的，但不是受到西方的女权主义影响，而是语境和环境给了我一个“跳出”的契机，让我可以安静地旁观自己，于是我女性的本能属性觉醒了。美国太太做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失去尊严，而中国太太一做家庭妇女，总好像要失去点什么。这是与女性独立意识有关的，中国女性解放那么多年，真正的精神独立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特别希望被别人，尤其是被男性认可。整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判定，完全是基于外在的“所有”，而非内在的“所是”。人的自我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也都基于他人和社会的回应，这不仅造成男女的对抗，而且造成不同群体的对抗。
王红旗：说到对抗，想到《放逐伊甸》你写的大火焚车母女受困，众人围观却无人救助。我们前面谈到爱与善的问题，这样沉默的“对抗”很令人无奈，也令人发指。
施 玮：这是一个真事，我那时候住在清华校园里，常去西三环那一带和朋友聚。当时有张报纸曾报道过这事，有一辆面包车翻车了，烧起来，司机跑了。那个妈妈滚了出来，身上衣服烧破了，围观的人里许多在看她的裸体，她的小女儿在车里面被烧死了……后来写小说就用了这一段。赵溟不在现场看，但在旁边的小吃街里和朋友吃喝。他起初很义愤地指责那些在场不救的人，渐渐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甚至没打一个电话报警。
女孩母亲因自责而发疯，进了神经病医院。那个父亲原是受害者，但却因着恨，天天揣着汽油和打火机在女儿出事地旁的新疆小吃街转，老想把街道烧掉。赵溟去照顾那个女孩的父亲，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良心解脱，这个卖糖葫芦的就把他当成好人、恩人而感激不尽，然后善与恶就纠缠在一起。
赵溟最后就是从恶和善的纠缠中，看见了自己的罪，他开始为向善寻求一个外在的力量，发现自己拯救不了自己时，向天空寻求一种解脱，寻求一种帮助。
王红旗：是“死亡现场”引发了他内心的善。如果从女性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世家美眷》《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这三部小说完全超越爱情小说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表达出你对女性的反思，对男权的认识，对人性的救赎。 施 玮：《放逐伊甸》是我刚到美国就开始写的，1997年开始写，到2002年全部完稿，之前改了四遍，后来又改了三遍，最后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写的过程是难产，因为正好记录了我对语言、文化、自我及很多事物的重新思考与认识。而出版时更是特别难产，现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不是我的原版本，删了很多。原先小说是两个层面、两条线的复式结构，现在人类远古被放逐的那个层面被删后显得很弱了，无法形成立体的思考和有力的对应。在美国《国际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是原文。
造成我小说中的爱情完全超越爱情小说对世界的思考方式的原因有多种。我首先是一位诗人，我的诗歌创作思考是我文学的底色。而我的诗歌和一般的女性诗歌不同，不是太感性的自我关注，我诗歌的反思性比小说更强，可能跟我天性爱发呆，爱想事情有关吧，也和从小爸爸没有太把我当女孩养有关。我的思维模式比较中性，对男女这一社会基本问题，有着比较冷静的想法，因为从小像男孩一样长大，对女人有一份旁观感，同时我又实在是个女人，很自然地也会旁观男人。
王红旗：你写的诗，特别是你写的第一部小说里，那个时代夹缝里生存的女性，她们能够生长得那样獨立而美丽，跟自己有着怎样的关系。
施 玮：第一部小说是以家族史为蓝本的，相对比较旁观，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将两大家族合写成一个家族，那时候，我觉得生活高于艺术，生活中发生的事是你编不出来的，奇妙而深刻，是血淋淋的。
我当时要出国了，写到后面写不动了，写到二十八万字，已是我的极限。还有一点，后面写到自己的生活，当时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都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我住在清华校园里，一边当书商一边写作，泡在一种迷茫之中，一心渴望出走。之后我描写《放逐伊甸》里面的生活，就是以写《世家美眷》时的真实生活为背景的，我称其为“失重”的生活状态，《放逐伊甸》最早就想定书名为“失重”。
王红旗：当时遇到那么多不测，心爱的恋人就一走了之，引起了你对女人和男人的反思。你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中的《以诗为证》写到其缘由：“最后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过的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时，却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时，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时，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时，自己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联结，我也没有真实的爱。当时我对禅学相当喜爱，欣赏老庄思想，一心出世，但同时天天在世界里打滚，找不到自己。”这是对现实爱情、生命价值全方位的“绝望”。
施 玮：到关键的时候，男人是靠不住的。女人总是希望有一个靠山让自己安定，我今天对男女的看法是，女人不要靠上去，因为男人也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女人要独立，你独立了，他也是独立的，然后彼此相交；如果你不独立，你靠上去，最后他也靠不住，你也失去了自我。
a施玮：《以诗为证》，《歌中雅歌》，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
b施玮：《信仰》，《歌中雅歌》，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王红旗：《圣经中的女人》是写在这些小说之前吧，你以“灵性写作”的方式、“非传统的目光”倾注于“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重写”《圣经》中的四位女人，即耶稣与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拿的玛丽亚、驼背的女人以及叙加井旁的妇人之间的故事。以对灵魂“原乡”里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来求证女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我想问的是，从你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研读《圣经》十几年，自我生命里的宗教意识与想象，转化为一种“灵性写作”的丰富资源，这些对你后面的小说创作影响会有多大？
施 玮：其实，我研究《圣经》到今天这个阶段，会发现《圣经》里面每个人物都是我们芸芸众生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写驼背的妇人，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我们都背着自己的缺陷与耻辱，耶稣看见她就和看见我时一样，第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羞耻，但却不是旁观也不是审判，而是超越律法和文化传统来释放了我，除去了我的耻辱。
我也写过《新约》中的那个犯了奸淫的女子，她被当场抓住，却独自被抓来承担原本男人与女人共同犯下的罪，代表宗教和社会正统的人群要审判她，按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她。这种状态也是中国文化和生活中常见的。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只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女人是知罪的，但耶稣却没有定她的罪，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都曾经，甚至是天天犯罪，但或不在乎自己的“小”罪，或庆幸没被发现，而热衷于定别人的罪。一旦被抓住，我们就只能等着审判，而耶稣的解决方式却是这样的不同，是真正的公义与怜悯并存。我相信这种对人性极为深入的剖析与呈现，以及特殊的解决方式（或称为拯救之道）是《圣经》文本永恒的魅力所在。
王红旗：你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描写的是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的挣扎漂泊中所经历的精神回归之路。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现代社会发生的故事与《圣经·旧约》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似乎是相叠映的。你有意在小说的结构上这样安排，在上部，每一章的开始处引用《圣经》故事，以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生活形成呼应或比照；在下部，则将《圣经》名句内化进人物的行动、语言与思考之中，使宗教信仰成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的动力来源。群体生命放逐的漂泊与回归是小说的叙事核心。可以说《放逐伊甸》是一次“灵性写作”的文体实验。
这一群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准诗人，经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学潮运动、市场经济等，社会转型的时代变革与动荡，还不是诗人们经历的真正的放逐，更深层的用意在于，通过这种看似相同却有着本质差异的对比，表达你对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经历的反思，其中也是你自己激愤诗情之后再次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你在诗歌集《歌中雅歌》里呐喊道：“我在孤独的热情中走向天空，走向抛开的太阳和云/寻找我的家园，寻找我的诞生，寻找我的喜乐和安息/谁肯重新将我孕育诞生？谁肯为我重造骨肉与心灵。”a代表了当时大部知识分子的心声。
施 玮：《放逐伊甸》是写的改革开放初期，回头看那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挣扎，感到很美。因现在的人都不太有精神挣扎了，而且是争先恐后，看谁随波逐流“下”得快。因此，我写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通过写作进行抗争。对于我来说，写作最大的意义就是探索与抗争，也是鞭挞与释放，而不在乎目前流行什么。
王红旗：《放逐伊甸》细致描写了现实生活里爱情关系中的几种典型状态。是以戴航与李亚的爱情、王玲与赵溟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放逐与回归的。其中开篇就写了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公戴航，她的灵魂离开肉体向上腾飞，“被那双灰蓝色、忧郁而疯狂的演进伴随着”，“挣扎”“浮游”去寻找爱的真谛。发人深省的是，面对爱情，她以包容的爱宽恕了对她的真情一再逃避、躲藏的男人李亚。面对社会现实，书商出书只考虑商业利益，她在心灵困惑挣扎中却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商品，应该呈现自己内心的某种理想和追求。李亚的追寻实质上是在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游走，他渴望真爱，但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纸做的人，没有生命的人，充满了死的灵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逢场作戏的爱与恨，使这位落魄诗人心灰意冷，失败地退回了本我层面。他不但失败了，而且让病毒侵蚀了他的肉体。这样的情节设置，暗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现实中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小说中王玲与赵溟的婚姻纠葛，最终因为赵溟亲近了上帝， 亲近了《圣经》，从而守住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爱人。
从现实生活看，的确能够感觉到人们身体和灵魂的背离，道德精神的下滑，这个“下滑”能让人感觉到心痛。因为，往往是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在与生活抗争，无论是慷慨陈词，还是平静节制的叙事，都是一种疼痛的感知书写。你的写作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你常常会把“疼痛的感知”升华为纯粹的“灵性”。也许这是一种潜意识，也不完全因为基督教的原因，应该是你自己的一种女性意识在成长。
尤其呈现出的性爱意识，一方面呈现出女性自我欲望主体，而不是男权文化内化于心；另一方面呈现出因理想爱情而性。对当下社会的物质爱情、爱与性、婚姻与性的分裂，有一种反思与批判。《放逐伊甸》里的戴航和《红墙白玉兰》中的秦小小，这两个极富理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在情爱与性爱的主体意识方面，颇有女性性别身份、生命爱情价值重建之要义。
施 玮：当时写性，并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而是表达女人是自然人，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被物化了，被同性化了。如今我写宗教，是因为现代人在宗教意识、灵性自觉上存在着麻木、捆绑，甚至是死亡。无论写性意识、生存意识，还是宗教意识，都是我对自己的挖掘、呐喊与释放。
我一直覺得女人首先是一个人，女作家和女性文化学者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附庸品。我写性，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炫耀，我作品中的性是正常女人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我写宗教，也没有宏大叙事的企图和标榜崇高、出世的倾向，是表达人性正常的、真实的宗教情怀和灵性挣扎。如果女性作家缺乏自己是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尊严感，就无法在坚持独立的同时进行平和的自省与思考，那就不由自主地会迎合男权社会及文化对女人的定位和审美，去取悦他们。有的时候，炫耀或过度的逆反，其实也是一种取悦。女性作家完全可以平静、独立地陈述自己的审美与思想。这种审美和思想不仅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就像男性作家所陈述的不仅仅是男性的，也是人类的一样。 王红旗：女性在不同时期文化现实的压抑之下，张扬了她们“本我”的女性精神需求。女人不是讓随意蹂躏的，是有独立自我主体意识的，现实没有给她们站起来的空间时，她们会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数千年压抑的生存环境成就了女性坚韧的性格内质。这一点《世家美眷》表现得更为强烈。
《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一个由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到自我放逐，再到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这可以视为你“灵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原型或者说母题。如果从“灵性文学”为你的创作做个定位的话，你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什么？
施 玮：我想应该是：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己的“灵性”，这一个人具有尊严的生命特性，有着自觉的感知和审视，有着独立的探求与表述。
王红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以女性经验而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执着和寻觅，是超越性别的。就如你在诗歌《信仰》里所写的：“牺牲——爱情——/在他的永恒中/寻找灵魂的藏身地/我的信仰是永世不绝的呼与应/不会跪拜在教堂里/却是飞翔的鹰/成为天空的微笑/向荆棘中的人传递爱与梦。”b这是女性主体意识与宗教意识结合性的表达。人物的这种回归，是基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宽容与接纳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在普世价值标准面前，她看到自己与男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具有同样的有限性、同样的弱点，同样需要被爱也同样值得被爱。
在《红墙白玉兰》中，王瑛作为不同于秦小小的另一类女性存在，作者借她的所思所为，描绘了一种与秦小小截然不同的恋爱心理。正是由于王瑛的那种一往直前、无所顾忌的性格和精神，使得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杨修平的新娘，而秦小小却在这场婚姻争夺战中黯然退场。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秦小小还是柳如海，都在坚守自己的爱情，在当下社会中，这似乎是一个太过纯粹的爱情童话，但却是人心灵真正向往的方向。其实，秦小小的职业是“婚姻辅导咨询师”，然而自己的婚姻与爱情并非尽如人意，她自己尚且在灵与肉的挣扎中不能自拔，秦小小与杨修平恋爱，却与柳如海结婚，这样的故事，暗示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爱情婚姻模式，即婚姻和爱情分离。《红墙白玉兰》表现出一种对“灵性写作”的新探索。
施 玮：这首“信仰”的小诗，我写于1990年，那时正在复旦大学上学，也就是《红墙白玉兰》故事发生的时间。我小说中的女性在某些方面，有点像我自己。我年轻时也有点“强势”，心中和男人的关系是对立的，当然是文斗而非武斗。大多知识女性、比较聪明的女性，都有点想在男女“战争”中得胜的欲望，我也曾很好强，要把对方压倒才算结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快乐，等于放弃了女人的天性去做一个“男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去争输赢，赢了的同时却失去了女人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强人”，往往比成功的男人更累，更远离天然本性，更缺乏幸福感。
这种主流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今天的影视剧里、文学作品中，女人似乎就两个出路，要么成为女强人把男人们压倒，支配和利用男人；要么很弱势，成为被抛弃的发妻，或者是被欺骗的小三。但我认为，女性文化应该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构架，提供一种视角，一种积极的、新的、不可缺失的视角。
王红旗：独立自我的女人，尤其在中国，许多还没有性别觉醒的男人是不敢娶的。但是，觉醒的男人与有主体自我的、智慧的女人会在情感上相依相伴，事业上风雨同舟。因此你对都市里两性伦理关系的思考，与大多数女作家不同，并没有把女性因追求独立与平等而失去爱情，单纯地归罪于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意识、懦弱或不负责任，而是从更客观的层面指出，女性自己也需要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负责任。
施 玮： 从都市生活、家庭婚姻看，今天的中国完全是西方化的生活，而美国老百姓生活中的许多观念，也与中国的传统伦理并不违背，西方人甚至在一些艺术审美和社会伦理方面，是崇尚东方的，但我知道那个“东方文化”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了。
我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到了美国以后产生的，但不是受到西方的女权主义影响，而是语境和环境给了我一个“跳出”的契机，让我可以安静地旁观自己，于是我女性的本能属性觉醒了。美国太太做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失去尊严，而中国太太一做家庭妇女，总好像要失去点什么。这是与女性独立意识有关的，中国女性解放那么多年，真正的精神独立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特别希望被别人，尤其是被男性认可。整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判定，完全是基于外在的“所有”，而非内在的“所是”。人的自我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也都基于他人和社会的回应，这不仅造成男女的对抗，而且造成不同群体的对抗。
王红旗：说到对抗，想到《放逐伊甸》你写的大火焚车母女受困，众人围观却无人救助。我们前面谈到爱与善的问题，这样沉默的“对抗”很令人无奈，也令人发指。
施 玮：这是一个真事，我那时候住在清华校园里，常去西三环那一带和朋友聚。当时有张报纸曾报道过这事，有一辆面包车翻车了，烧起来，司机跑了。那个妈妈滚了出来，身上衣服烧破了，围观的人里许多在看她的裸体，她的小女儿在车里面被烧死了……后来写小说就用了这一段。赵溟不在现场看，但在旁边的小吃街里和朋友吃喝。他起初很义愤地指责那些在场不救的人，渐渐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甚至没打一个电话报警。
女孩母亲因自责而发疯，进了神经病医院。那个父亲原是受害者，但却因着恨，天天揣着汽油和打火机在女儿出事地旁的新疆小吃街转，老想把街道烧掉。赵溟去照顾那个女孩的父亲，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良心解脱，这个卖糖葫芦的就把他当成好人、恩人而感激不尽，然后善与恶就纠缠在一起。
赵溟最后就是从恶和善的纠缠中，看见了自己的罪，他开始为向善寻求一个外在的力量，发现自己拯救不了自己时，向天空寻求一种解脱，寻求一种帮助。
王红旗：是“死亡现场”引发了他内心的善。如果从女性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世家美眷》《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这三部小说完全超越爱情小说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表达出你对女性的反思，对男权的认识，对人性的救赎。 施 玮：《放逐伊甸》是我刚到美国就开始写的，1997年开始写，到2002年全部完稿，之前改了四遍，后来又改了三遍，最后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写的过程是难产，因为正好记录了我对语言、文化、自我及很多事物的重新思考与认识。而出版时更是特别难产，现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不是我的原版本，删了很多。原先小说是两个层面、两条线的复式结构，现在人类远古被放逐的那个层面被删后显得很弱了，无法形成立体的思考和有力的对应。在美国《国际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是原文。
造成我小说中的爱情完全超越爱情小说对世界的思考方式的原因有多种。我首先是一位诗人，我的诗歌创作思考是我文学的底色。而我的诗歌和一般的女性诗歌不同，不是太感性的自我关注，我诗歌的反思性比小说更强，可能跟我天性爱发呆，爱想事情有关吧，也和从小爸爸没有太把我当女孩养有关。我的思维模式比较中性，对男女这一社会基本问题，有着比较冷静的想法，因为从小像男孩一样长大，对女人有一份旁观感，同时我又实在是个女人，很自然地也会旁观男人。
王红旗：你写的诗，特别是你写的第一部小说里，那个时代夹缝里生存的女性，她们能够生长得那样獨立而美丽，跟自己有着怎样的关系。
施 玮：第一部小说是以家族史为蓝本的，相对比较旁观，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将两大家族合写成一个家族，那时候，我觉得生活高于艺术，生活中发生的事是你编不出来的，奇妙而深刻，是血淋淋的。
我当时要出国了，写到后面写不动了，写到二十八万字，已是我的极限。还有一点，后面写到自己的生活，当时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都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我住在清华校园里，一边当书商一边写作，泡在一种迷茫之中，一心渴望出走。之后我描写《放逐伊甸》里面的生活，就是以写《世家美眷》时的真实生活为背景的，我称其为“失重”的生活状态，《放逐伊甸》最早就想定书名为“失重”。
王红旗：当时遇到那么多不测，心爱的恋人就一走了之，引起了你对女人和男人的反思。你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中的《以诗为证》写到其缘由：“最后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过的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时，却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时，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时，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时，自己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联结，我也没有真实的爱。当时我对禅学相当喜爱，欣赏老庄思想，一心出世，但同时天天在世界里打滚，找不到自己。”这是对现实爱情、生命价值全方位的“绝望”。
施 玮：到关键的时候，男人是靠不住的。女人总是希望有一个靠山让自己安定，我今天对男女的看法是，女人不要靠上去，因为男人也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女人要独立，你独立了，他也是独立的，然后彼此相交；如果你不独立，你靠上去，最后他也靠不住，你也失去了自我。
a施玮：《以诗为证》，《歌中雅歌》，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
b施玮：《信仰》，《歌中雅歌》，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