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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首刻本，是由赵起杲主持、鲍廷博等人协助完成的。此刻本以原稿为底本，参校了周季和本等其他抄本，在卷数变化、篇目取舍、文字改动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关键词：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底本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21）02-0072-12
浙江西部山区，新安江和兰江汇合处，坐落着一座千年古城——梅城，这里曾经先后作为古严州府、睦州府的治所。城北面的梅城中学，从唐朝到清朝，一直是历代州府的衙门所在地。衙门内有一座石亭，石亭旁是两棵浓香馥郁的桂花树。今天，时常可以看到饶有兴趣的游客在此驻足，在青苔斑驳的石亭前，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段早已被人淡忘的历史。
乾隆三十年（1765），随着莱阳人赵起杲调任严州知府，这座古亭的名字从此和传世名著《聊斋志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在这里面世，这个以石亭命名的版本——青柯亭刻本，成为二百多年间影响最为深广的版本之一。这个刻本的策划、刻板、印行乃至后世流传过程，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神秘人物拍得《聊斋志异》青柯亭初印本
2009年10月12日，一则消息在淄川文化界和《聊斋》研究者之间不胫而走，在上海嘉泰今秋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套珍贵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经过十几轮激烈的竞价后，被一位神秘人物拍得，目前藏于淄博市博物馆。这套刻本的书貌如何，那位神秘人物又是谁呢？
2009年10月13日，淄博市博物馆方面介绍了竞拍过程和文物认定等方面的情况。
淄博市博物馆向有关人员展示了这套书籍。这套《聊斋志异》共两函十六卷，书的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拍得这套刻本的神秘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淄博市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拍卖会上，他始终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事后他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那套刻本十分珍贵，因为它的确是青柯亭初刻本的原件，淄博市博物馆收藏这套书籍对于文献保存和相关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淄博市博物馆拍回的《聊斋志异》是如何被确定为青柯亭本，而且还是首印版本呢？根据淄博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滨介绍，当淄博市博物馆拍到这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后，馆方认为有必要请专家进行进一步认定。大家首先想到了盛伟先生，盛伟长期在蒲松龄纪念馆工作，在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先后编辑出版过《聊斋轶文辑注》和《蒲松龄全集》等。当这套《聊斋志异》拿到聊斋学专家盛伟面前的时候，年近七旬的盛伟在仔细甄别后惊叹：“真本！这是难得的真本！”盛伟先生认为，从题款看，这套《聊斋志异》是青柯亭本无疑，并且书籍文字笔划清晰、棱角分明，因此可以断定，不仅仅是真本，还是初印本。初印本一般为数不多，这套书籍能够保存至今，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还能回到作者的故乡，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二、赵起杲与周季和的《聊斋志异》抄本
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的创作之后，文稿卷帙繁浩，而蒲家财力有限，没有能力印行，作品一直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直到蒲松龄去世五十年后，这种情况才因为严州知府赵起杲的一个大胆决定发生了变化。《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是由赵起杲主持完成的，赵起杲是谁？在刊刻《聊斋志异》之前，他见过哪些抄本呢？
赵起杲（1715-1766），字清曜，号荷村，又号冠峰，家学渊源，是进士赵崙之曾孙，家住莱阳城西视家楼村。乾隆初年他以贡生起家谋得一个小吏的职务，因为善于处理案情，办事机敏，历任福建连江、古田知县，浙江杭州府总捕、同知，最后升任严州知府。正是在严州知府任上，他开始了刊刻《聊斋志异》的不朽事业。
在《聊斋志异弁言》中，赵起杲谈到刊刻起因：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淄川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二册相贻。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钞为憾。予读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丁丑春，携至都门，为王子闰轩攫去。[1]380
趙起杲应该对《聊斋志异》早有所闻，并且心向往之，同乡周季和赠送给他的两册《聊斋志异》抄本，让他有机会真正接触《聊斋志异》，也成为他和《聊斋志异》不解之缘的良好开端。这位周季和是谁，他为什么会借给赵起杲两册《聊斋志异》抄本呢？
周季和即周守一，他的先祖是淮南人，明朝初年迁到莱阳，因此成为赵起杲的同乡。在《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保存有桑调元为他撰写的墓志铭：
父讳星显，浦城公第三子，岁贡生，中年鳏居，力学不遇，著《四书东轩精纂》，生二子，君其次也，生而孝友，居母丧，哀毁柴立，率父事祖母奉父，并善承志意。父以居内忧哀痛成疾，侍药饵七年如一日，卒与兄尽哀礼。性沈默，攻苦绍家学，试，辄冠其曹。辛酉，学使按临，七试古今学，俱冠十邑，遂拔贡。甲子，举京兆，遄成进士……易篑时神气清朗，洒然而终，乾隆辛巳八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八。[2] 卷二三五682
从墓志铭可以得知，周季和生于康熙甲申年（1704），卒于乾隆辛巳年（1761），比赵起杲大11岁，先于赵起杲5年去世，两人生活年代大致相当，这就符合赵起杲在《弁言》中说的友人身份。赵起杲从周季和手中获得抄本的时间是乾隆丙寅年间（1746），墓志铭记载“（周季和）甲子，举京兆，遄成进士”。周季和丙寅解馆归济南就是考中进士的后两年了。
赵起杲和周季和年龄相当，又是莱阳同乡，因此，赵起杲完全有条件从周季和手上借到两册《聊斋志异》手稿。可是，令赵起杲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两册手稿仅包括原稿的部分内容，即便是这残缺不全的两册抄本，最后也落入了一个叫王闰轩的手中。
自从读过周季和的两册抄本后，寻找《聊斋志异》原稿便成为赵起杲的夙愿，直到结识郑荔芗的后人，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赵起杲与郑荔芗的《聊斋志异》“原稿”
赵起杲从同乡周季和手中获得两册《聊斋志异》抄本，之后，他一直把这两册书稿携带在身边，可惜的是，这两册书稿后来被一位叫王闰轩的人借走，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归还。尽管如此，赵起杲对《聊斋志异》一书的热情却是有增无减。
乾隆二十二年（1757），赵起杲到福建为官，先后担任了连江、古田的知县。在任期间，一个家族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就是福建著名文人郑方坤家族。
郑方坤，字则厚，号荔芗，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从乾隆四年（1739）开始，郑方坤先后在山东登州、武定州、兖州任知府。这是《聊斋志异》手稿被竞相传抄的时期，著名的铸雪斋本正是抄于这段时间。郑方坤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史稿·文苑》中说他“性喜博览，留心诗学”，著有《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称他“性喜储书”。[1]380郑方坤自然会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事情有所耳闻，即便没有条件从蒲氏后人借得手稿，从他人手中借到抄本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称：
后予宦闽中，晤郑荔芗先生令嗣。因忆先生昔年曾宦吾乡，性喜储书，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录正副二本，披阅之下，似与季和本稍异。后三年，再至都门，闰轩出原钞本细加校对，又从吴君颖思假钞本勘定，各有异同，始知荔芗当年得于其家者，实原稿也。[1]380
赵起杲在这段话中介绍自己刊刻《聊斋志异》是以郑氏藏本为底本，校以周季和本和吴颖思本。吴颖思本的情况目前已经无从得知，郑氏藏本则是郑荔芗在山东为官时候获得的本子，并且，赵起杲声称郑氏藏本即为蒲松龄的原稿。
赵起杲从郑荔芗后人那里借到了《聊斋志异》一书，在情理之中，而这个郑荔芗藏本，是否就是如赵起杲说的“实原稿也”，则是疑点重重。
李时宪刻本《序言》中对郑藏本也有介绍：
《聊斋》稿藏郑荔芗年伯家。庚戌入都，郑石幢先生出藏本相示。披阅之下，深以一代奇文未有锲梓为憾……丙戌冬，掌教上洋，客有以一卷相贻者，读之，则山左赵清曜先生刊本，喜极，如获奇珍，如遇良友，四十年之心，为之一快。同人谋重锓之，公诸同好，遂书数语，俾归以付剞劂氏云。[3]380-393
赵起杲《弁言》称郑氏藏本是郑荔芗在山东做官时候收藏的，而李时宪《序言》则称从郑石幢那里见到的藏本，这个郑石幢是郑荔芗的长兄。时间上也不太相符，庚戌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郑荔芗还没有到山东做官，似乎也不太具备收藏《聊斋志异》原稿的条件。
这样看来，两则材料至少有一则存在失实之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这里所谓的“原稿”一说，根本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而采用的一种宣传手段。毕竟，在古代小说出版史上，刻印者捏造事实，自称底本为原稿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四、艰辛的初刻工作
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起杲再次来到京师，并从王闰轩那里要回了之前借去的周季和本，另外，他还从一个叫吴颖思的人那里借到了另一个抄本。这样，赵起杲手中有了三种不同的《聊斋志异》抄本，他完全有条件对《聊斋志异》一书进行详细的校对勘定工作，这正是刊印精良书籍的前提条件。虽然抄本的搜集工作已经完成，但是赵起杲酝酿已久的刻印工作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起杲调任杭州同知。杭州是繁华都市，文化荟萃，自古以来官私刻书业非常发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出版发行中心。赵起杲在杭州结识了鲍廷博等著名书商，在杭州刻印《聊斋志异》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可是，赵起杲在杭州的五年期间，《聊斋志异》仍然没有付刻。耽误刻印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受到了乾隆南巡事件的影响。
1751年到1784年，乾隆先后六次南巡，赵起杲在杭州同知任上期间就有两次。皇上南巡，地方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时任杭州同知的赵起杲自然也是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他计划已久的《聊斋志异》刻印工作，只能暂时搁置了。乾隆三十年（1765），趙起杲因为接待乾隆南巡有功，升任严州知府。
严州是位于杭州西部的一座山城，自古以来就有刻书的传统。相比在杭州而言，赵起杲在这里清闲了不少，他开始了刻印《聊斋志异》的工作。他请来了杭州著名文士余集担任主编，负责书稿的审定和编校，他的弟弟赵起杭和郁佩则协助主编工作。刻印事务由陈载周负责，收藏家鲍廷博不但捐资赞助，还协助具体事宜。赵起杲组织的队伍可谓是精兵强将，他们不但有很强的文字校勘能力，还有丰富的刊印出版经验。但是，赵起杲仍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巨大的资金压力。
当时的雕版木刻并不简单，校勘、抄写、刻板、印刷、装订，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徐增在《刻元气集例》中提到刻印《元气集》共40页篇幅，成本是16两白银。按照当时粮食价格，16两白银可以购买大米约8石，即1144斤，大约是一个中等人家一年的口粮。毫无疑问，刻印《聊斋志异》这样的大部头作品，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大的。
鲍廷博的捐资和赵起杲有限的薪俸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巨大的工程，鲍廷博在《青刻本聊斋志异纪事》中提到：“（赵起杲）清俸不足，典质以继之，然竟不克篑成而卒。” [1]382尽管赵起杲倾尽自己的所有俸禄，仍然不足以满足刻书需要的巨大开销，他只能通过典当家产的方法筹集资金。
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和他的同伴完成了《聊斋志异》十二卷本的刻印工作。正当后四卷刻印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时，赵起杲在一次主持严州府考试工作的过程中劳累过度，永远离开了人世。由于刻书耗费过多，赵起杲没有留下任何积蓄，朋友凑集了一些钱财，将他就地安葬。严州城外的新安江畔，他可以和心爱的青柯亭长相厮守，这里还有未及付印的四卷《聊斋志异》，等待着他的后继者来完成。 五、鲍廷博和青柯亭本的续刻工作
完成了《聊斋志异》十二卷的刻印工作后，赵起杲溘然长逝，然而，《聊斋志异》的刻印工作并没有终止。
赵起杲生前就有继续刻印《聊斋志异》其余四卷的想法，他曾经对鲍廷博说：“兹刻甲乙去留，颇惬私意。然半豹得窥，全牛未睹，其如未厌嗜奇者之心何！” [1]383并郑重委托鲍廷博：“取四卷重加审定，续而成之，是在吾子矣。” [1]383 鲍廷博没有辜负赵起杲的期望，他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他还是一位《聊斋志异》的爱好者。鲍廷博喜欢收藏古代善本书籍，是《知不足斋丛书》的拥有者和刊印者。他曾经在杭州见过赵起杲收藏的郑氏藏本《聊斋志异》，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收藏家和书商，他敏锐地感觉到《聊斋志异》一书的艺术成就和市场潜力，当时他就试图说服赵起杲将《聊斋志异》刻板发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赵起杲在严州刻印《聊斋志异》时，鲍廷博就是刻书团队的主要成员。赵起杲在完成十二卷的刻印工作后，因为劳累过度去世，剩下的工作就落到了鲍廷博肩上。
赵起杲把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鲍廷博，主要是因为主编余集乾隆三十一年（1766）考取进士，十分忙碌，没有太多时间顾及《聊斋志异》刻印事务。而鲍廷博却是无心功名，毕生对古籍收藏和刻印出版事业乐此不彼，在《聊斋志异》十二卷刻印完成后，他就表示过：“未竟之绪，予竭蹶踵其后，一言之出，若有定数。嘻，异矣。” [1]383可见，他的想法和赵起杲不谋而合，由他来当任后四卷的刻印工作，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协助或主持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十六卷的刻印工作，是鲍廷博对《聊斋志异》的一大贡献，另外，他还记录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刻印的全部过程，这些文字保留在他撰写的《青本刻聊斋志异纪事》中，是我们了解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珍贵。
鲍廷博参与了《聊斋志异》首刻本的全部过程。从建议、计划到校勘、刻印，他又捐资，又出力。毫无疑问，《聊斋志异》初刻本凝聚了他的艰辛劳动和辛勤汗水，他为青柯亭本的面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青柯亭本的卷数变化
蒲箬的《祭父文》中称“（蒲松龄）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 [1]338，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也称“《聊斋志异》八卷”，可知，《聊斋》手稿原本分为八卷。由于全书由各自独立的篇目组成，这就给了后人随意分卷的更大可能，如铸雪斋抄本为十二卷，后来还发现了二十四卷本。青柯亭本则分为十六卷，这种分卷方法，是有所依据，还是刻书者擅自改动呢？
赵起杲在《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中有两段文字：
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
闻之张君西圃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将行访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别本，幸不吝见遗，当续刻之，以成艺林快事。[1]382
根据这两段文字可以知道，青本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十六卷，并不是原稿的八卷，这种随意分卷的方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赵起杲还提到“济南朱氏藏《志异》数十卷” [1]382。卷数变化同样证明了赵起杲认为郑氏藏本是原稿的观点值得怀疑。
需要說明的是，青柯亭本只是沿用了底本的分卷数目，并没有沿用底本的分卷方法。赵起杲称“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鲍廷博也说：“初先生之梓是书也，与蓉裳悉心酌定，厘卷十二。” [1]383可见，尽管青柯亭本和底本卷数相同，每卷包括的篇目和篇目次序，二者是不一样的。青柯亭本最初并没有打算按照底本刊印十六卷，而是选取较好的篇目重新编排成十二卷刊印。大概是十二卷本印行后效果不错，赵起杲等人对没有入选的篇目又爱莫能舍，因此决定把剩下的篇目继续刊印。但不久赵起杲病逝，鲍廷博接受赵起杲的嘱托，把剩下的篇目编成四卷，继续刊印，完成了十六卷青柯亭本的出版工作。可是，这个十六卷本和它的底本的篇目次序已经不可能一样了，每卷包含的篇数也会有差别。
可见，青柯亭本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刻书者对《聊斋志异》原稿的一次重新排列组合，从这次组合工作中，我们不但能够了解《聊斋志异》传播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还能得知刻书者对于《聊斋志异》这部作品的取舍分类。这对我们深入研究《聊斋志异》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七、青柯亭本的篇目取舍
除了卷数差异外，青柯亭本的篇目和其他版本也不太一样。青柯亭本一共有431篇，抛开残缺的稿本和选本不说，青本所收录的篇目和铸雪斋本、二十四卷本、《异史》本收录的篇目相差甚远。和其他版本相比，青柯亭本少了哪些篇目，缺少这些篇目的原因何在呢？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铸雪斋本收录而青柯亭本没有收录的有57篇之多。这些未收篇目，是原稿本来就没有呢？还是青柯亭本有意不收录呢？把青柯亭本和铸雪斋本、手稿残本、遗稿本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答案，这些本未收篇目，大多见于手稿残本和遗稿本，这就说明，这些篇目在原稿中是存在的，青柯亭本刻印所依据的底本篇目应该和原稿一样，至少是接近原稿的，青柯亭本为什么不收录这些篇目呢？
青柯亭本不收录这些篇目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考虑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篇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少数篇目也存在文字简单，篇幅短小，情节平淡的情况。像这样的篇目，刻印者的处理办法是：“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删之。” [1]382如《螳螂捕蛇》写螳螂捕杀巨蛇的经过，寥寥数语，不过一百字左右，可读性不强。类似的还有《瓜异》，记载黄瓜蔓结西瓜，全文仅26字。《犬奸》一篇写一名妇女和家犬交合，导致其丈夫被家犬所害，尽管故事离奇，但这样的事情无疑是有伤风化，因此也没有被收录。还有《赤字》《龙无目》等篇目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考虑作品的完整性。《牛同人》一篇，没有被青柯亭本收录，仅仅见于稿本，位于《何仙》之后，《神女》之前。即便在现存的稿本中，这篇也是残缺的，对照手稿目录，可知《牛同人》残佚前部正文六行。《牛同人》是除了稿本以外其他版本都没有收录的篇目，可见，这个篇目很早就已经残缺了，较早的抄写者可能就无法看见完整的文字了，因此都选择了不予收录的处理办法。青柯亭本如果是以原稿为底本，也不太可能刊印这种残缺的篇目，如果是以他人的抄本为底本，刻印者就不可能看见这个篇目，更谈不上收录了。 第三，考虑政治敏感因素。稿本中名为“白莲教”的有两篇，一篇描写明末白莲教起义首领徐鸿儒的门徒设计杀人，之后利用邪术得以逃脱;另一篇记叙徐鸿儒利用邪术对抗官军的事情。前者和政治问题无关，后者则涉及到政治问题，因此，青柯亭本只保留前一篇，没有收录后一篇。原稿中还有一些篇目，描写明末清初因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困苦的情况，如《鬼隶》中有“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的句子，直接反映了清军攻占济南后的屠城行为，这种篇目，显然是不会被青柯亭本收录的。类似不被收录的篇目还有《吴门画工》《乱离二则》《辽阳君》《鸮鸟》《张氏父》等。
青柯亭本收录而铸雪斋本没有的只有《丐仙》《人妖》两篇，这两篇的文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铸雪斋本以篇目收录全面著名，抄写者不存在故意不收录这两篇的理由。最为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青柯亭本和铸雪斋本所依据的底本不一样，但是铸雪斋本和青柯亭本抄写者都自称是依据原稿抄写的，他们所说是否属实，或者蒲松龄手稿不止一部，他们见到的是不同的手稿，事实情况到底如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八、青柯亭本的文字问题
除了卷数、篇目之外，青柯亭本的文字和其他版本也有较大差异，其对原稿文字的改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因避讳和政治敏感问题进行文字删改。避讳是指古人对于君王或尊亲，尽量在说话或行文中避免直呼其名或直写其名的语言习惯。因避讳导致青柯亭本和原稿文字不同的情况是不少的，如稿本《罗刹海市》“还君体胤”，为避雍正的“胤禛”讳，青本改为“还君体嗣”;稿本《五通》“赵弘”，为避乾隆“弘历”讳，青本改为“邵狐”。
青柯亭本出于政治考虑修改底本的地方也很多。《张诚》中有“讷言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的句子，改为“前母被兵掠去”。删去“明季”和“清”这些文字;《仇大娘》中有“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赀”的句子，改为“时有巨盗事发远窜，乃诬禄寄赀”，将“旗下逃人”改作“巨盗事发”。这些改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明”“清”“旗人”在当时都是政治敏感词汇，主持者赵起杲是严州知府，主编余集官至侍讲学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们对于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是非常熟悉和心有余悸的。续刊者鲍廷博则是收藏家，也不希望因言获罪。因此，在刊印的时候，对原稿文字作一些去政治化的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因原稿存在讹脱进行的修改补充。《聊斋》手稿卷帙繁浩，写作时间跨度大，难免存在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如讹误、脱文、衍文等，对于这些问题，青本校勘者一旦发现，都作了相应处理。如稿本《莲香》中有“天下病尸瘵鬼，宁皆狐蛊死耶”的句子，古汉语中一般“痨”和“瘵”联用，指患肺结核病，因此，稿本中“病”字应该是“痨”字，因为形近误写了，青柯亭本改为“痨”字，更加符合习惯用法。稿本《长清僧》称僧人“年七十余犹健”，下文又称他“辄道其八十余年事”，既然才七十多岁，怎么可能说自己八十多年的经历呢？显然前后矛盾，青柯亭本改为“年八十余犹健”。稿本《吴秋月》篇中记载王鼎“年十八，未娶，妻殒”，这里显然有误，既然没有娶妻，又怎么可能妻殒呢？青柯亭本没有沿袭这个错误，删掉了“未”字，改为“年十八，娶妻，殒”，这样就符合逻辑了。
第三，因语言表述效果和艺术水平考虑进行的修改。有增加文字而更形象的，如稿本《促织》“但蟋蟀笼虚”句，青本“但”后加入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十一个字，把成名复杂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有失去爱子的悲痛，又有丧失蟋蟀的遗憾，还有无法交差的忧虑，艺术效果显然远胜于稿本。还有减去文字变得更简洁的，如铸雪斋本《道士》“疑其不设。行去，道士已候于途，且语且步，已至寺门。入门……”改为“疑其不设。入门……”，改动后句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而又不损害文意。
总之，青柯亭本文字和稿本不尽相同，这些文字的改动，有些是出于外来的政治社会原因，有些则是源于刻印者的艺术鉴赏水平。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对比，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聊斋志异》版本演变情况。
九、青柯亭本的修改和翻刻本
同样是刻本，有原刻、翻刻、重刻的区别。原刻本是与翻刻本相对而言，实质上就是最初的刻本，也是之后众多刻印本的祖本，如《文选》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翻刻本是仿照原刻本翻刻而成的本子，一般注意反映其所依据底本的面貌，因此和底本在形式上大致相似，但文字可能和原刻本不完全相同。如元张伯颜翻刻宋尤袤《文选》，明唐藩又翻刻张伯颜本《文选》。重刻本是以原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加以校勘修订。重新刻印的本子，其版本形式和原刻本区别较大，文字内容也多有修改、增删。如清嘉庆间胡克家依据屡经修订的尤袤刻本，校勘重刻《文选》。
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也称赵本，它问世以后，几乎所有的评注本、石印本、铅印本都是以它为蓝本。对青柯亭本进行翻刻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詳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第二，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第三，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或者存在少文缺目的现象。如果不仔细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青柯亭本面世后，出现这么多的翻刻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版本的影响力，可以说，青柯亭本一度曾是最为流行的版本，它的出现，对《聊斋志异》的传播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M]//清代笔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85.
[3]骆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C]//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底本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21）02-0072-12
浙江西部山区，新安江和兰江汇合处，坐落着一座千年古城——梅城，这里曾经先后作为古严州府、睦州府的治所。城北面的梅城中学，从唐朝到清朝，一直是历代州府的衙门所在地。衙门内有一座石亭，石亭旁是两棵浓香馥郁的桂花树。今天，时常可以看到饶有兴趣的游客在此驻足，在青苔斑驳的石亭前，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段早已被人淡忘的历史。
乾隆三十年（1765），随着莱阳人赵起杲调任严州知府，这座古亭的名字从此和传世名著《聊斋志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在这里面世，这个以石亭命名的版本——青柯亭刻本，成为二百多年间影响最为深广的版本之一。这个刻本的策划、刻板、印行乃至后世流传过程，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神秘人物拍得《聊斋志异》青柯亭初印本
2009年10月12日，一则消息在淄川文化界和《聊斋》研究者之间不胫而走，在上海嘉泰今秋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套珍贵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经过十几轮激烈的竞价后，被一位神秘人物拍得，目前藏于淄博市博物馆。这套刻本的书貌如何，那位神秘人物又是谁呢？
2009年10月13日，淄博市博物馆方面介绍了竞拍过程和文物认定等方面的情况。
淄博市博物馆向有关人员展示了这套书籍。这套《聊斋志异》共两函十六卷，书的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拍得这套刻本的神秘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淄博市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拍卖会上，他始终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事后他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那套刻本十分珍贵，因为它的确是青柯亭初刻本的原件，淄博市博物馆收藏这套书籍对于文献保存和相关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淄博市博物馆拍回的《聊斋志异》是如何被确定为青柯亭本，而且还是首印版本呢？根据淄博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滨介绍，当淄博市博物馆拍到这套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后，馆方认为有必要请专家进行进一步认定。大家首先想到了盛伟先生，盛伟长期在蒲松龄纪念馆工作，在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先后编辑出版过《聊斋轶文辑注》和《蒲松龄全集》等。当这套《聊斋志异》拿到聊斋学专家盛伟面前的时候，年近七旬的盛伟在仔细甄别后惊叹：“真本！这是难得的真本！”盛伟先生认为，从题款看，这套《聊斋志异》是青柯亭本无疑，并且书籍文字笔划清晰、棱角分明，因此可以断定，不仅仅是真本，还是初印本。初印本一般为数不多，这套书籍能够保存至今，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还能回到作者的故乡，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二、赵起杲与周季和的《聊斋志异》抄本
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的创作之后，文稿卷帙繁浩，而蒲家财力有限，没有能力印行，作品一直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直到蒲松龄去世五十年后，这种情况才因为严州知府赵起杲的一个大胆决定发生了变化。《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是由赵起杲主持完成的，赵起杲是谁？在刊刻《聊斋志异》之前，他见过哪些抄本呢？
赵起杲（1715-1766），字清曜，号荷村，又号冠峰，家学渊源，是进士赵崙之曾孙，家住莱阳城西视家楼村。乾隆初年他以贡生起家谋得一个小吏的职务，因为善于处理案情，办事机敏，历任福建连江、古田知县，浙江杭州府总捕、同知，最后升任严州知府。正是在严州知府任上，他开始了刊刻《聊斋志异》的不朽事业。
在《聊斋志异弁言》中，赵起杲谈到刊刻起因：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淄川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二册相贻。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钞为憾。予读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丁丑春，携至都门，为王子闰轩攫去。[1]380
趙起杲应该对《聊斋志异》早有所闻，并且心向往之，同乡周季和赠送给他的两册《聊斋志异》抄本，让他有机会真正接触《聊斋志异》，也成为他和《聊斋志异》不解之缘的良好开端。这位周季和是谁，他为什么会借给赵起杲两册《聊斋志异》抄本呢？
周季和即周守一，他的先祖是淮南人，明朝初年迁到莱阳，因此成为赵起杲的同乡。在《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保存有桑调元为他撰写的墓志铭：
父讳星显，浦城公第三子，岁贡生，中年鳏居，力学不遇，著《四书东轩精纂》，生二子，君其次也，生而孝友，居母丧，哀毁柴立，率父事祖母奉父，并善承志意。父以居内忧哀痛成疾，侍药饵七年如一日，卒与兄尽哀礼。性沈默，攻苦绍家学，试，辄冠其曹。辛酉，学使按临，七试古今学，俱冠十邑，遂拔贡。甲子，举京兆，遄成进士……易篑时神气清朗，洒然而终，乾隆辛巳八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八。[2] 卷二三五682
从墓志铭可以得知，周季和生于康熙甲申年（1704），卒于乾隆辛巳年（1761），比赵起杲大11岁，先于赵起杲5年去世，两人生活年代大致相当，这就符合赵起杲在《弁言》中说的友人身份。赵起杲从周季和手中获得抄本的时间是乾隆丙寅年间（1746），墓志铭记载“（周季和）甲子，举京兆，遄成进士”。周季和丙寅解馆归济南就是考中进士的后两年了。
赵起杲和周季和年龄相当，又是莱阳同乡，因此，赵起杲完全有条件从周季和手上借到两册《聊斋志异》手稿。可是，令赵起杲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两册手稿仅包括原稿的部分内容，即便是这残缺不全的两册抄本，最后也落入了一个叫王闰轩的手中。
自从读过周季和的两册抄本后，寻找《聊斋志异》原稿便成为赵起杲的夙愿，直到结识郑荔芗的后人，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赵起杲与郑荔芗的《聊斋志异》“原稿”
赵起杲从同乡周季和手中获得两册《聊斋志异》抄本，之后，他一直把这两册书稿携带在身边，可惜的是，这两册书稿后来被一位叫王闰轩的人借走，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归还。尽管如此，赵起杲对《聊斋志异》一书的热情却是有增无减。
乾隆二十二年（1757），赵起杲到福建为官，先后担任了连江、古田的知县。在任期间，一个家族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就是福建著名文人郑方坤家族。
郑方坤，字则厚，号荔芗，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从乾隆四年（1739）开始，郑方坤先后在山东登州、武定州、兖州任知府。这是《聊斋志异》手稿被竞相传抄的时期，著名的铸雪斋本正是抄于这段时间。郑方坤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史稿·文苑》中说他“性喜博览，留心诗学”，著有《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称他“性喜储书”。[1]380郑方坤自然会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事情有所耳闻，即便没有条件从蒲氏后人借得手稿，从他人手中借到抄本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称：
后予宦闽中，晤郑荔芗先生令嗣。因忆先生昔年曾宦吾乡，性喜储书，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录正副二本，披阅之下，似与季和本稍异。后三年，再至都门，闰轩出原钞本细加校对，又从吴君颖思假钞本勘定，各有异同，始知荔芗当年得于其家者，实原稿也。[1]380
赵起杲在这段话中介绍自己刊刻《聊斋志异》是以郑氏藏本为底本，校以周季和本和吴颖思本。吴颖思本的情况目前已经无从得知，郑氏藏本则是郑荔芗在山东为官时候获得的本子，并且，赵起杲声称郑氏藏本即为蒲松龄的原稿。
赵起杲从郑荔芗后人那里借到了《聊斋志异》一书，在情理之中，而这个郑荔芗藏本，是否就是如赵起杲说的“实原稿也”，则是疑点重重。
李时宪刻本《序言》中对郑藏本也有介绍：
《聊斋》稿藏郑荔芗年伯家。庚戌入都，郑石幢先生出藏本相示。披阅之下，深以一代奇文未有锲梓为憾……丙戌冬，掌教上洋，客有以一卷相贻者，读之，则山左赵清曜先生刊本，喜极，如获奇珍，如遇良友，四十年之心，为之一快。同人谋重锓之，公诸同好，遂书数语，俾归以付剞劂氏云。[3]380-393
赵起杲《弁言》称郑氏藏本是郑荔芗在山东做官时候收藏的，而李时宪《序言》则称从郑石幢那里见到的藏本，这个郑石幢是郑荔芗的长兄。时间上也不太相符，庚戌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郑荔芗还没有到山东做官，似乎也不太具备收藏《聊斋志异》原稿的条件。
这样看来，两则材料至少有一则存在失实之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这里所谓的“原稿”一说，根本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而采用的一种宣传手段。毕竟，在古代小说出版史上，刻印者捏造事实，自称底本为原稿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四、艰辛的初刻工作
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起杲再次来到京师，并从王闰轩那里要回了之前借去的周季和本，另外，他还从一个叫吴颖思的人那里借到了另一个抄本。这样，赵起杲手中有了三种不同的《聊斋志异》抄本，他完全有条件对《聊斋志异》一书进行详细的校对勘定工作，这正是刊印精良书籍的前提条件。虽然抄本的搜集工作已经完成，但是赵起杲酝酿已久的刻印工作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起杲调任杭州同知。杭州是繁华都市，文化荟萃，自古以来官私刻书业非常发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出版发行中心。赵起杲在杭州结识了鲍廷博等著名书商，在杭州刻印《聊斋志异》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可是，赵起杲在杭州的五年期间，《聊斋志异》仍然没有付刻。耽误刻印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受到了乾隆南巡事件的影响。
1751年到1784年，乾隆先后六次南巡，赵起杲在杭州同知任上期间就有两次。皇上南巡，地方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时任杭州同知的赵起杲自然也是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他计划已久的《聊斋志异》刻印工作，只能暂时搁置了。乾隆三十年（1765），趙起杲因为接待乾隆南巡有功，升任严州知府。
严州是位于杭州西部的一座山城，自古以来就有刻书的传统。相比在杭州而言，赵起杲在这里清闲了不少，他开始了刻印《聊斋志异》的工作。他请来了杭州著名文士余集担任主编，负责书稿的审定和编校，他的弟弟赵起杭和郁佩则协助主编工作。刻印事务由陈载周负责，收藏家鲍廷博不但捐资赞助，还协助具体事宜。赵起杲组织的队伍可谓是精兵强将，他们不但有很强的文字校勘能力，还有丰富的刊印出版经验。但是，赵起杲仍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巨大的资金压力。
当时的雕版木刻并不简单，校勘、抄写、刻板、印刷、装订，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徐增在《刻元气集例》中提到刻印《元气集》共40页篇幅，成本是16两白银。按照当时粮食价格，16两白银可以购买大米约8石，即1144斤，大约是一个中等人家一年的口粮。毫无疑问，刻印《聊斋志异》这样的大部头作品，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大的。
鲍廷博的捐资和赵起杲有限的薪俸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巨大的工程，鲍廷博在《青刻本聊斋志异纪事》中提到：“（赵起杲）清俸不足，典质以继之，然竟不克篑成而卒。” [1]382尽管赵起杲倾尽自己的所有俸禄，仍然不足以满足刻书需要的巨大开销，他只能通过典当家产的方法筹集资金。
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和他的同伴完成了《聊斋志异》十二卷本的刻印工作。正当后四卷刻印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时，赵起杲在一次主持严州府考试工作的过程中劳累过度，永远离开了人世。由于刻书耗费过多，赵起杲没有留下任何积蓄，朋友凑集了一些钱财，将他就地安葬。严州城外的新安江畔，他可以和心爱的青柯亭长相厮守，这里还有未及付印的四卷《聊斋志异》，等待着他的后继者来完成。 五、鲍廷博和青柯亭本的续刻工作
完成了《聊斋志异》十二卷的刻印工作后，赵起杲溘然长逝，然而，《聊斋志异》的刻印工作并没有终止。
赵起杲生前就有继续刻印《聊斋志异》其余四卷的想法，他曾经对鲍廷博说：“兹刻甲乙去留，颇惬私意。然半豹得窥，全牛未睹，其如未厌嗜奇者之心何！” [1]383并郑重委托鲍廷博：“取四卷重加审定，续而成之，是在吾子矣。” [1]383 鲍廷博没有辜负赵起杲的期望，他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他还是一位《聊斋志异》的爱好者。鲍廷博喜欢收藏古代善本书籍，是《知不足斋丛书》的拥有者和刊印者。他曾经在杭州见过赵起杲收藏的郑氏藏本《聊斋志异》，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收藏家和书商，他敏锐地感觉到《聊斋志异》一书的艺术成就和市场潜力，当时他就试图说服赵起杲将《聊斋志异》刻板发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赵起杲在严州刻印《聊斋志异》时，鲍廷博就是刻书团队的主要成员。赵起杲在完成十二卷的刻印工作后，因为劳累过度去世，剩下的工作就落到了鲍廷博肩上。
赵起杲把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鲍廷博，主要是因为主编余集乾隆三十一年（1766）考取进士，十分忙碌，没有太多时间顾及《聊斋志异》刻印事务。而鲍廷博却是无心功名，毕生对古籍收藏和刻印出版事业乐此不彼，在《聊斋志异》十二卷刻印完成后，他就表示过：“未竟之绪，予竭蹶踵其后，一言之出，若有定数。嘻，异矣。” [1]383可见，他的想法和赵起杲不谋而合，由他来当任后四卷的刻印工作，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协助或主持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十六卷的刻印工作，是鲍廷博对《聊斋志异》的一大贡献，另外，他还记录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刻印的全部过程，这些文字保留在他撰写的《青本刻聊斋志异纪事》中，是我们了解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珍贵。
鲍廷博参与了《聊斋志异》首刻本的全部过程。从建议、计划到校勘、刻印，他又捐资，又出力。毫无疑问，《聊斋志异》初刻本凝聚了他的艰辛劳动和辛勤汗水，他为青柯亭本的面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青柯亭本的卷数变化
蒲箬的《祭父文》中称“（蒲松龄）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 [1]338，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也称“《聊斋志异》八卷”，可知，《聊斋》手稿原本分为八卷。由于全书由各自独立的篇目组成，这就给了后人随意分卷的更大可能，如铸雪斋抄本为十二卷，后来还发现了二十四卷本。青柯亭本则分为十六卷，这种分卷方法，是有所依据，还是刻书者擅自改动呢？
赵起杲在《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中有两段文字：
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
闻之张君西圃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将行访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别本，幸不吝见遗，当续刻之，以成艺林快事。[1]382
根据这两段文字可以知道，青本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十六卷，并不是原稿的八卷，这种随意分卷的方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赵起杲还提到“济南朱氏藏《志异》数十卷” [1]382。卷数变化同样证明了赵起杲认为郑氏藏本是原稿的观点值得怀疑。
需要說明的是，青柯亭本只是沿用了底本的分卷数目，并没有沿用底本的分卷方法。赵起杲称“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鲍廷博也说：“初先生之梓是书也，与蓉裳悉心酌定，厘卷十二。” [1]383可见，尽管青柯亭本和底本卷数相同，每卷包括的篇目和篇目次序，二者是不一样的。青柯亭本最初并没有打算按照底本刊印十六卷，而是选取较好的篇目重新编排成十二卷刊印。大概是十二卷本印行后效果不错，赵起杲等人对没有入选的篇目又爱莫能舍，因此决定把剩下的篇目继续刊印。但不久赵起杲病逝，鲍廷博接受赵起杲的嘱托，把剩下的篇目编成四卷，继续刊印，完成了十六卷青柯亭本的出版工作。可是，这个十六卷本和它的底本的篇目次序已经不可能一样了，每卷包含的篇数也会有差别。
可见，青柯亭本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刻书者对《聊斋志异》原稿的一次重新排列组合，从这次组合工作中，我们不但能够了解《聊斋志异》传播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还能得知刻书者对于《聊斋志异》这部作品的取舍分类。这对我们深入研究《聊斋志异》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七、青柯亭本的篇目取舍
除了卷数差异外，青柯亭本的篇目和其他版本也不太一样。青柯亭本一共有431篇，抛开残缺的稿本和选本不说，青本所收录的篇目和铸雪斋本、二十四卷本、《异史》本收录的篇目相差甚远。和其他版本相比，青柯亭本少了哪些篇目，缺少这些篇目的原因何在呢？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铸雪斋本收录而青柯亭本没有收录的有57篇之多。这些未收篇目，是原稿本来就没有呢？还是青柯亭本有意不收录呢？把青柯亭本和铸雪斋本、手稿残本、遗稿本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答案，这些本未收篇目，大多见于手稿残本和遗稿本，这就说明，这些篇目在原稿中是存在的，青柯亭本刻印所依据的底本篇目应该和原稿一样，至少是接近原稿的，青柯亭本为什么不收录这些篇目呢？
青柯亭本不收录这些篇目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考虑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篇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少数篇目也存在文字简单，篇幅短小，情节平淡的情况。像这样的篇目，刻印者的处理办法是：“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删之。” [1]382如《螳螂捕蛇》写螳螂捕杀巨蛇的经过，寥寥数语，不过一百字左右，可读性不强。类似的还有《瓜异》，记载黄瓜蔓结西瓜，全文仅26字。《犬奸》一篇写一名妇女和家犬交合，导致其丈夫被家犬所害，尽管故事离奇，但这样的事情无疑是有伤风化，因此也没有被收录。还有《赤字》《龙无目》等篇目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考虑作品的完整性。《牛同人》一篇，没有被青柯亭本收录，仅仅见于稿本，位于《何仙》之后，《神女》之前。即便在现存的稿本中，这篇也是残缺的，对照手稿目录，可知《牛同人》残佚前部正文六行。《牛同人》是除了稿本以外其他版本都没有收录的篇目，可见，这个篇目很早就已经残缺了，较早的抄写者可能就无法看见完整的文字了，因此都选择了不予收录的处理办法。青柯亭本如果是以原稿为底本，也不太可能刊印这种残缺的篇目，如果是以他人的抄本为底本，刻印者就不可能看见这个篇目，更谈不上收录了。 第三，考虑政治敏感因素。稿本中名为“白莲教”的有两篇，一篇描写明末白莲教起义首领徐鸿儒的门徒设计杀人，之后利用邪术得以逃脱;另一篇记叙徐鸿儒利用邪术对抗官军的事情。前者和政治问题无关，后者则涉及到政治问题，因此，青柯亭本只保留前一篇，没有收录后一篇。原稿中还有一些篇目，描写明末清初因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困苦的情况，如《鬼隶》中有“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的句子，直接反映了清军攻占济南后的屠城行为，这种篇目，显然是不会被青柯亭本收录的。类似不被收录的篇目还有《吴门画工》《乱离二则》《辽阳君》《鸮鸟》《张氏父》等。
青柯亭本收录而铸雪斋本没有的只有《丐仙》《人妖》两篇，这两篇的文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铸雪斋本以篇目收录全面著名，抄写者不存在故意不收录这两篇的理由。最为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青柯亭本和铸雪斋本所依据的底本不一样，但是铸雪斋本和青柯亭本抄写者都自称是依据原稿抄写的，他们所说是否属实，或者蒲松龄手稿不止一部，他们见到的是不同的手稿，事实情况到底如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八、青柯亭本的文字问题
除了卷数、篇目之外，青柯亭本的文字和其他版本也有较大差异，其对原稿文字的改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因避讳和政治敏感问题进行文字删改。避讳是指古人对于君王或尊亲，尽量在说话或行文中避免直呼其名或直写其名的语言习惯。因避讳导致青柯亭本和原稿文字不同的情况是不少的，如稿本《罗刹海市》“还君体胤”，为避雍正的“胤禛”讳，青本改为“还君体嗣”;稿本《五通》“赵弘”，为避乾隆“弘历”讳，青本改为“邵狐”。
青柯亭本出于政治考虑修改底本的地方也很多。《张诚》中有“讷言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的句子，改为“前母被兵掠去”。删去“明季”和“清”这些文字;《仇大娘》中有“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赀”的句子，改为“时有巨盗事发远窜，乃诬禄寄赀”，将“旗下逃人”改作“巨盗事发”。这些改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明”“清”“旗人”在当时都是政治敏感词汇，主持者赵起杲是严州知府，主编余集官至侍讲学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们对于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是非常熟悉和心有余悸的。续刊者鲍廷博则是收藏家，也不希望因言获罪。因此，在刊印的时候，对原稿文字作一些去政治化的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因原稿存在讹脱进行的修改补充。《聊斋》手稿卷帙繁浩，写作时间跨度大，难免存在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如讹误、脱文、衍文等，对于这些问题，青本校勘者一旦发现，都作了相应处理。如稿本《莲香》中有“天下病尸瘵鬼，宁皆狐蛊死耶”的句子，古汉语中一般“痨”和“瘵”联用，指患肺结核病，因此，稿本中“病”字应该是“痨”字，因为形近误写了，青柯亭本改为“痨”字，更加符合习惯用法。稿本《长清僧》称僧人“年七十余犹健”，下文又称他“辄道其八十余年事”，既然才七十多岁，怎么可能说自己八十多年的经历呢？显然前后矛盾，青柯亭本改为“年八十余犹健”。稿本《吴秋月》篇中记载王鼎“年十八，未娶，妻殒”，这里显然有误，既然没有娶妻，又怎么可能妻殒呢？青柯亭本没有沿袭这个错误，删掉了“未”字，改为“年十八，娶妻，殒”，这样就符合逻辑了。
第三，因语言表述效果和艺术水平考虑进行的修改。有增加文字而更形象的，如稿本《促织》“但蟋蟀笼虚”句，青本“但”后加入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十一个字，把成名复杂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有失去爱子的悲痛，又有丧失蟋蟀的遗憾，还有无法交差的忧虑，艺术效果显然远胜于稿本。还有减去文字变得更简洁的，如铸雪斋本《道士》“疑其不设。行去，道士已候于途，且语且步，已至寺门。入门……”改为“疑其不设。入门……”，改动后句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而又不损害文意。
总之，青柯亭本文字和稿本不尽相同，这些文字的改动，有些是出于外来的政治社会原因，有些则是源于刻印者的艺术鉴赏水平。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对比，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聊斋志异》版本演变情况。
九、青柯亭本的修改和翻刻本
同样是刻本，有原刻、翻刻、重刻的区别。原刻本是与翻刻本相对而言，实质上就是最初的刻本，也是之后众多刻印本的祖本，如《文选》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翻刻本是仿照原刻本翻刻而成的本子，一般注意反映其所依据底本的面貌，因此和底本在形式上大致相似，但文字可能和原刻本不完全相同。如元张伯颜翻刻宋尤袤《文选》，明唐藩又翻刻张伯颜本《文选》。重刻本是以原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加以校勘修订。重新刻印的本子，其版本形式和原刻本区别较大，文字内容也多有修改、增删。如清嘉庆间胡克家依据屡经修订的尤袤刻本，校勘重刻《文选》。
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也称赵本，它问世以后，几乎所有的评注本、石印本、铅印本都是以它为蓝本。对青柯亭本进行翻刻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詳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第二，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第三，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或者存在少文缺目的现象。如果不仔细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青柯亭本面世后，出现这么多的翻刻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版本的影响力，可以说，青柯亭本一度曾是最为流行的版本，它的出现，对《聊斋志异》的传播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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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骆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C]//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