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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导言：工党是20世纪诞生的英国政治舞台的后起之秀，很快替代老牌的自由党成为英国两大党之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党内部凝聚了一批杰出的领袖。因为这些核心领袖人物的政治智慧和品质，保证了工党在英国政治上的成功，也促进了英国国家的成长。本论坛的四篇论文分别阐述的四位工党领袖是英国工党领导层的一种缩影。
刘成、白爽指出，由比万主导的工党的医院国有化改革，是英国现代医院体系的真正开端，也是工党政府以国家干预方式发展医院的一次积极探索，比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张晓萌、于明波的文章认为，正是在比万的启发下，卡斯尔起草了《代替冲突》。然而，《代替冲突》也成为这位女性政治家政治生涯的滑铁卢，摧毁了她担任工党领袖的一切可能性。叶俊峰、孙朝靖认为，卡拉汉在50年代坚定地反对中非联邦，即使错失枢密院委员的职位也在所不惜。60年代在英镑贬值问题上，卡拉汉也不顾内阁的集体反对而坚守自己的观点。张春梅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与英国医院私有化改革的关系。在医院改革问题上，布莱尔汲取了比万改革以及保守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围绕患者的需要，以合作为基础，对NHS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20世纪初，英国医院发展由市场调配，国家不参与管理和经营。1948年7月5日，《国民健康服务法》正式生效后，工党政府对全国医院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工党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领导者。从自主经营到国家干预，英国医院经历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树立了现代医院的核心价值观。
1948年之前，英国医院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慈善机构创办的志愿医院;二、地方政府运营的市政医院;三、医生个人或集体经营的私人医疗机构。志愿医院继承慈善救济的互助传统，帮助国家分担救治贫穷患者的义务;市政医院执行地方的公共卫生政策，仅为本地的慢性病、精神病及传染病患者提供低水平的医疗服务;有经济能力者更愿意求诊私人医生或私人诊所。国有化改革前，这种医院服务模式已问题重重：第一，以自愿捐赠为主的筹资模式导致部分医院出现财政危机，医院条件简陋，运营模式落后;第二，患者就诊有明显的资格限制和经济障碍;第三，医院规划与雇佣关系松散无序，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第四，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有限，医院服务和弱势群体都未被纳入保险范围。医疗服务的现实困境，无法满足英国人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也对医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战后医院改革埋下伏笔。
“二战”期间，英国卫生部主持运行了紧急医院服务（Emergency Hospital Service），暂时接管部分医院并在医院购买“预留床位”，以保证军队伤员和空袭伤者的及时救治。紧急医院服务的成功运行也让人们认识到统一医疗服务的必要性与国家干预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贝弗里奇报告》与工党的公有制条款为国家干预医疗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此背景下，战时联合政府的两任卫生大臣厄内斯特·布朗（Ernest Brown）和亨利·威林克（Henry Willink），确立了统一全国医疗服务的基本目标，提出分级医疗服务的组织模式，希望借此缓和医疗改革中的复杂矛盾，推动全国性医疗服务系统尽快建立。由于改革涉及政府内部、地方政府、志愿医院、医学界人士等多方利益，在比万上任之前，英国的医院改革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1945年，工党以压倒性的胜利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左翼领袖安奈林·比万成为新一任卫生大臣。早年的贫苦经历使他拥有强烈的阶级平等观念，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比万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人人平等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比万认为，温和渐进的改革策略不能迅速改变医院面临的发展困境，因此他提出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要点包括：第一，建立由卫生部统一管理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第二，对全国医院进行国有化改革;第三，医疗服务全部免费，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第四，对医院医生实行“全职受薪制”。
四个要点的核心是国家对医院的全面控制。因此，比万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强烈争议。保守党认为，将医院收归国有，这与传统的财产私有观念相抵触，会侵犯到病人的就医自由，妨碍医疗事业的正常发展。改革应该是给予真正的贫困者更多的救济。工党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只给穷人提供医疗保障;但比万等人反对实行双重标准，认为只有与富人一同享受，穷人才可能真正受益。在比万看来，贫穷并不是无能，富裕也不是优人一等。①对弱势群体的刻意区分和过度救济会伤害到他们的尊严，违背医疗改革的初衷。所以在政策设计中，比万坚决奉行“一视同仁”原则，并且指出：“医院的重组与国有化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医疗资源公平分配的前提。”②他还强烈谴责这样的做法，无论什么情况，病人只有花钱才能治病：
当一个病人声称付不起医药费时，就必须对他的经济状况进行一番调查，这就会引起他的一切羞辱和烦恼，这就不能提供一种为迅速和彻底恢复健康所需要的精神上的轻松状态。当然人们总是有权拒绝为付不起费用的人治疗。这或许是正确的经济学，却是最恶劣的伦理学。③
他所提倡的方法是：
在病人需要医药方面的技术和治疗器械的时候，必须免费的把这些才能和物资给他（她）使用;治疗和护理应当成为一种公共责任;应当按照医疗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标准让贫富获得同等的待遇。④
改革后，金钱不再是获得医疗服务的必要条件。医疗资源也不再为私人所有，而是为社区和集体所有。通过国家干预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优化和再分配;扶持运营不佳的医院;建立区域内的公立医院与社区健康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医疗资源共享。比万坚信，改革只会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同时给患者和医生更大的公平和自由。
以伦敦郡议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改革获取地方医疗事务的主导权利。当时的伦敦郡议会肩负大量的社会服务管理任务，在1940年拥有4万张医院床位和3.5万张精神病床位，是英国最大的医院管理机构。⑤中央政府职能的扩张必然会侵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这等于剥夺了地方政府在医院事务上的权力，而伦敦郡议会的历史表现已经足够证明地方政府有能力将医院管理好。在议会辩论中，与伦敦郡议会关系密切的工党大臣莫利森对比万恐吓道：“医院国有化改革会让卫生部陷入大麻烦”。⑥ 比万认为：地方政府管理医院的经验根本无法适应新的医疗服务体系。⑦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医院的运营资金难以保证。地方政府对于医院的投资额度取决于地方税收，一般而言，财政收入较低的地区不但无法顾及当地医院发展，还可能把医院的运营经费挪做他用。因此，比万认为必须设立卫生部直属的健康行政机构，每年定期向卫生部提交医院的预算报告，中央国库划拨专项资金。第二，地方差异难以克服。比万认为，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地方利益，他们更多考虑地方财政、地方环境、地方指标等个体因素，不具备医疗改革的全局视野，这不利于医院间的区域合作和总体发展。一个真正的医院服务系统必须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并从数量上、地理上和功能上对医疗服务作出严密的规划：
目前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对全部医院进行国有化，并将他们从地方政府的管理中解脱出来。①
在1945年10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比万得到了首任卫生大臣安德森（Lord Addison）勋爵，以及汤姆·威廉姆斯（Tom Williams）、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杰克·劳森（Jack Lawson）等人的支持。②艾德礼首相在总结发言中也赞同比万的主张，比万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1946年3月，《国民健康服务法》议案进入二读。保守党前卫生大臣威林克批评医院国有化改革过于激进。他认为，国有化伤害了病人去请一个独立的家庭医生的权力，用破坏对方所有权的方式阻碍了医疗服务发展;它使医疗慈善机构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它没有把医疗服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划。③在他看来，医疗改革应该在维持英国医疗系统原有的自由、合作、个性、公共部门和志愿部门共同的特点上进行变革。改革的实质并不是福利国家的激进扩张，而应该是战前服务的延续和发展。④同时，比万的医院国有化设想也招致了英国医院协会（British Hospital Association）的反对，该协会主席伯纳德·多克尔爵士（Sir Bernard Docker）怒斥这是“一场对医院的大屠杀”。⑤
对于这些攻击，比万坚持认为，医院国有化改革是最佳方案，改革非但不会对志愿医院的发展造成威胁，反而会让他们重现生机。比万在多次辩论中的出色表现和坚定信念感染了部分内阁成员，他们纷纷投向了支持改革的阵营。财政大臣道尔顿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坚定支持者;1947年11月接任的克里普斯又是比万的老友。财政大臣的支持为比万的改革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媒体舆论也出现了支持改革的趋势。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表示支持比万的计划并指责医生的唯利是图。3月22日发行的《泰晤士报》指出，“这是当前情况下最好的一种选择”。⑥
到1947年，比万已经成功克服了包括地方政府联盟、志愿医院以及内阁中的反改革阻力。最让比万担心的是，以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为首的医生们会因为对国家干预和全职受薪制的排斥而拒绝加入新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为了最大限度消除医生的顾虑，比万声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医生的去留，改革不过是为了缓解医生分布的不平衡。”⑦他还向所有医生保证：
改革后，卫生部将尽可能为医生提供最好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每个医生都可以免费使用。……新服务绝不会威胁到病人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力，也不会侵犯医生的行医自由。⑧
但比万的善意并没有立刻获得医学界人士的好感。英国医学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医生罗兰·科克沙特（Dr Roland Cockshut）毫不掩饰对比万的敌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手段庸俗的鼓动者。但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好像刚刚和希特勒见了一面。让我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邪恶已经被很完美的伪装起来了。⑨
在议会辩论中，比万称英国医学会是“政治毒药”，指责他们蓄意破坏NHS的立法进程。英国医学会则还以颜色，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媒体上发表言论，将比万描述成一个集权主义的独裁者，认为医生在改革上的让步只会让他成为这个行业的掌控者。另一方面，比万得到了皇家内科医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席莫兰男爵（Lord Moran）⑩的欣赏和支持。比万和莫兰男爵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比万：我发现各个医院在服务效率上差距很大，怎样做才能改善这个问题？
莫兰：您只需要设定一个统一的绩效标准，让每个医院都拥有一流的员工。现在会诊医生？輥？輯？訛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您要做的就是分散他们。
比万：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如何说服一个医生离开教学医院前往一个偏僻的地方？如果让我强行分配，您不会喜欢这样。
莫兰：哦，如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充满吸引力且收入得到保障的工作，他们会走的。
比万：那么只有国家可以支付这笔薪水。看来必须进行医院国有化。①
在此之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医院国有化。威林克对此嗤之以鼻。他说：“除比万外，绝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提出这样奇怪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会破坏多少我们所珍视的国家传统。”保守党议员哈罗德·韦伯（Harold Webbe）称之为“一个糅合了政治偏见、政治理想与直觉行事的产物”。②但是，比万相信这符合医学界的长远利益，短期来看有利于青年医生的发展。果然，医生中的中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新计划可以为其提供收入保障并且改善医院工作环境，最终加入了支持改革的阵营。随后，比万又利用保留私人服务并允许在志愿医院设立私人付费床位，削弱了精英医生的反对情绪。
1948年7月5日“指定日”这一天，《国民健康服务法》正式生效。与此同时，英格兰及威尔士共1143家志愿医院和1545家市政医院被收归国有。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公立医院开始为英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改革后，根据地理环境和人口数量（每个区域覆盖人口150万至450万不等），全国公立医院被分为14个区域。③每个区域的医院都由卫生部任命区域医院委员会（Regional Hospital Boards）管理。下设共336家医院管理委员会（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s），他们充当区域医院委员会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各家医院的日常运营，在管理细节上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医院医生正式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实行全职受薪制，薪水由国家财政支付。区域医院委员会根据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对医生进行雇佣，与医生签订服务合同后，将医生配置在真正需要的地区。新法案还允许医院医生在NHS范围内为一些愿意全额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单独的病房和私人服务。④ 医院国有化改革赢得了人们热烈的赞扬和支持。⑤截止1948年10月，93%的公民加入NHS并开始接受免费医疗，几个月后人数覆盖率上升并稳定在97%。英国人民为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而自豪。就连比万的政敌威林克也承认，医院国有化改革是工党政府在战后实施的一项正确举措，并且“不管今后出现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可以抹杀统一医院服务的功劳”。⑥至此，比万实现了他的改革目标。从自主经营到国家干预，英国医院完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拉开了全民免费医疗时代的序幕。
医院国有化改革是工党政府以国家干预方式发展医院的一次积极探索。20世纪早期英国医院的种种缺陷，显示出传统的自主运营模式已经不再符合社会对医疗服务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强调个人自助到强调国家责任的理念变迁。这也对医院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医院不再是救治穷人的慈善场所或私人医生的牟利机构，它更应面向社会大众，承担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职责。为了维护人类的健康、尊严和平等，医院应当按照医疗需求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标准为每个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比万深知，唯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建成全国统一的医院服务系统，才能彻底去除医院与医生的趋利意图，才能挣脱各种反对势力的束缚，完成对医院核心价值观的重塑，使其既具有医院文化的本质特征，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但是，医院国有化改革也带有比万的理想主义色彩。出于对公平正义原则的执著坚守，比万没有给予改革的经济成本过多精密的计算和考量。在NHS运行不久，公立医院就陷入了开支和效率的争议漩涡之中。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多数工党内阁成员认为，从现实角度出发必须对一些医疗服务进行收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49年10月20日，比万接受了每次收取1先令处方费的建议，但同时表示下不为例，因为这会使他苦心经营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大打折扣。然而，这一让步远不能解决艾德礼政府在公共卫生开支上的缺口，最终导致比万与新上台的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就医疗服务收费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盖茨克尔提出增加收费项目来解决NHS的资金困难。1951年，比万为此愤然辞职。
1960年比万去世时，英国全国上下悲痛万分。《英国医学杂志》称赞比万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卫生大臣”。他一生都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医院国有化改革即是他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也承载着其对公平理想的坚守。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是成功的，它使医院走出了发展困境，推动了英国医院的现代转型，真正实现了公平原则，让人人都可以有尊严地享受到免费医疗服务。时至今日，英国现代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改变，它依然是英国人民的骄傲。
刘成、白爽指出，由比万主导的工党的医院国有化改革，是英国现代医院体系的真正开端，也是工党政府以国家干预方式发展医院的一次积极探索，比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张晓萌、于明波的文章认为，正是在比万的启发下，卡斯尔起草了《代替冲突》。然而，《代替冲突》也成为这位女性政治家政治生涯的滑铁卢，摧毁了她担任工党领袖的一切可能性。叶俊峰、孙朝靖认为，卡拉汉在50年代坚定地反对中非联邦，即使错失枢密院委员的职位也在所不惜。60年代在英镑贬值问题上，卡拉汉也不顾内阁的集体反对而坚守自己的观点。张春梅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与英国医院私有化改革的关系。在医院改革问题上，布莱尔汲取了比万改革以及保守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围绕患者的需要，以合作为基础，对NHS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20世纪初，英国医院发展由市场调配，国家不参与管理和经营。1948年7月5日，《国民健康服务法》正式生效后，工党政府对全国医院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工党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领导者。从自主经营到国家干预，英国医院经历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树立了现代医院的核心价值观。
1948年之前，英国医院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慈善机构创办的志愿医院;二、地方政府运营的市政医院;三、医生个人或集体经营的私人医疗机构。志愿医院继承慈善救济的互助传统，帮助国家分担救治贫穷患者的义务;市政医院执行地方的公共卫生政策，仅为本地的慢性病、精神病及传染病患者提供低水平的医疗服务;有经济能力者更愿意求诊私人医生或私人诊所。国有化改革前，这种医院服务模式已问题重重：第一，以自愿捐赠为主的筹资模式导致部分医院出现财政危机，医院条件简陋，运营模式落后;第二，患者就诊有明显的资格限制和经济障碍;第三，医院规划与雇佣关系松散无序，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第四，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有限，医院服务和弱势群体都未被纳入保险范围。医疗服务的现实困境，无法满足英国人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也对医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战后医院改革埋下伏笔。
“二战”期间，英国卫生部主持运行了紧急医院服务（Emergency Hospital Service），暂时接管部分医院并在医院购买“预留床位”，以保证军队伤员和空袭伤者的及时救治。紧急医院服务的成功运行也让人们认识到统一医疗服务的必要性与国家干预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贝弗里奇报告》与工党的公有制条款为国家干预医疗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此背景下，战时联合政府的两任卫生大臣厄内斯特·布朗（Ernest Brown）和亨利·威林克（Henry Willink），确立了统一全国医疗服务的基本目标，提出分级医疗服务的组织模式，希望借此缓和医疗改革中的复杂矛盾，推动全国性医疗服务系统尽快建立。由于改革涉及政府内部、地方政府、志愿医院、医学界人士等多方利益，在比万上任之前，英国的医院改革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1945年，工党以压倒性的胜利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左翼领袖安奈林·比万成为新一任卫生大臣。早年的贫苦经历使他拥有强烈的阶级平等观念，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比万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人人平等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比万认为，温和渐进的改革策略不能迅速改变医院面临的发展困境，因此他提出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要点包括：第一，建立由卫生部统一管理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第二，对全国医院进行国有化改革;第三，医疗服务全部免费，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第四，对医院医生实行“全职受薪制”。
四个要点的核心是国家对医院的全面控制。因此，比万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强烈争议。保守党认为，将医院收归国有，这与传统的财产私有观念相抵触，会侵犯到病人的就医自由，妨碍医疗事业的正常发展。改革应该是给予真正的贫困者更多的救济。工党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只给穷人提供医疗保障;但比万等人反对实行双重标准，认为只有与富人一同享受，穷人才可能真正受益。在比万看来，贫穷并不是无能，富裕也不是优人一等。①对弱势群体的刻意区分和过度救济会伤害到他们的尊严，违背医疗改革的初衷。所以在政策设计中，比万坚决奉行“一视同仁”原则，并且指出：“医院的重组与国有化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医疗资源公平分配的前提。”②他还强烈谴责这样的做法，无论什么情况，病人只有花钱才能治病：
当一个病人声称付不起医药费时，就必须对他的经济状况进行一番调查，这就会引起他的一切羞辱和烦恼，这就不能提供一种为迅速和彻底恢复健康所需要的精神上的轻松状态。当然人们总是有权拒绝为付不起费用的人治疗。这或许是正确的经济学，却是最恶劣的伦理学。③
他所提倡的方法是：
在病人需要医药方面的技术和治疗器械的时候，必须免费的把这些才能和物资给他（她）使用;治疗和护理应当成为一种公共责任;应当按照医疗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标准让贫富获得同等的待遇。④
改革后，金钱不再是获得医疗服务的必要条件。医疗资源也不再为私人所有，而是为社区和集体所有。通过国家干预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优化和再分配;扶持运营不佳的医院;建立区域内的公立医院与社区健康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医疗资源共享。比万坚信，改革只会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同时给患者和医生更大的公平和自由。
以伦敦郡议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改革获取地方医疗事务的主导权利。当时的伦敦郡议会肩负大量的社会服务管理任务，在1940年拥有4万张医院床位和3.5万张精神病床位，是英国最大的医院管理机构。⑤中央政府职能的扩张必然会侵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这等于剥夺了地方政府在医院事务上的权力，而伦敦郡议会的历史表现已经足够证明地方政府有能力将医院管理好。在议会辩论中，与伦敦郡议会关系密切的工党大臣莫利森对比万恐吓道：“医院国有化改革会让卫生部陷入大麻烦”。⑥ 比万认为：地方政府管理医院的经验根本无法适应新的医疗服务体系。⑦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医院的运营资金难以保证。地方政府对于医院的投资额度取决于地方税收，一般而言，财政收入较低的地区不但无法顾及当地医院发展，还可能把医院的运营经费挪做他用。因此，比万认为必须设立卫生部直属的健康行政机构，每年定期向卫生部提交医院的预算报告，中央国库划拨专项资金。第二，地方差异难以克服。比万认为，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地方利益，他们更多考虑地方财政、地方环境、地方指标等个体因素，不具备医疗改革的全局视野，这不利于医院间的区域合作和总体发展。一个真正的医院服务系统必须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并从数量上、地理上和功能上对医疗服务作出严密的规划：
目前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对全部医院进行国有化，并将他们从地方政府的管理中解脱出来。①
在1945年10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比万得到了首任卫生大臣安德森（Lord Addison）勋爵，以及汤姆·威廉姆斯（Tom Williams）、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杰克·劳森（Jack Lawson）等人的支持。②艾德礼首相在总结发言中也赞同比万的主张，比万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1946年3月，《国民健康服务法》议案进入二读。保守党前卫生大臣威林克批评医院国有化改革过于激进。他认为，国有化伤害了病人去请一个独立的家庭医生的权力，用破坏对方所有权的方式阻碍了医疗服务发展;它使医疗慈善机构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它没有把医疗服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划。③在他看来，医疗改革应该在维持英国医疗系统原有的自由、合作、个性、公共部门和志愿部门共同的特点上进行变革。改革的实质并不是福利国家的激进扩张，而应该是战前服务的延续和发展。④同时，比万的医院国有化设想也招致了英国医院协会（British Hospital Association）的反对，该协会主席伯纳德·多克尔爵士（Sir Bernard Docker）怒斥这是“一场对医院的大屠杀”。⑤
对于这些攻击，比万坚持认为，医院国有化改革是最佳方案，改革非但不会对志愿医院的发展造成威胁，反而会让他们重现生机。比万在多次辩论中的出色表现和坚定信念感染了部分内阁成员，他们纷纷投向了支持改革的阵营。财政大臣道尔顿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坚定支持者;1947年11月接任的克里普斯又是比万的老友。财政大臣的支持为比万的改革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媒体舆论也出现了支持改革的趋势。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表示支持比万的计划并指责医生的唯利是图。3月22日发行的《泰晤士报》指出，“这是当前情况下最好的一种选择”。⑥
到1947年，比万已经成功克服了包括地方政府联盟、志愿医院以及内阁中的反改革阻力。最让比万担心的是，以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为首的医生们会因为对国家干预和全职受薪制的排斥而拒绝加入新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为了最大限度消除医生的顾虑，比万声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医生的去留，改革不过是为了缓解医生分布的不平衡。”⑦他还向所有医生保证：
改革后，卫生部将尽可能为医生提供最好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每个医生都可以免费使用。……新服务绝不会威胁到病人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力，也不会侵犯医生的行医自由。⑧
但比万的善意并没有立刻获得医学界人士的好感。英国医学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医生罗兰·科克沙特（Dr Roland Cockshut）毫不掩饰对比万的敌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手段庸俗的鼓动者。但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好像刚刚和希特勒见了一面。让我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邪恶已经被很完美的伪装起来了。⑨
在议会辩论中，比万称英国医学会是“政治毒药”，指责他们蓄意破坏NHS的立法进程。英国医学会则还以颜色，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媒体上发表言论，将比万描述成一个集权主义的独裁者，认为医生在改革上的让步只会让他成为这个行业的掌控者。另一方面，比万得到了皇家内科医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席莫兰男爵（Lord Moran）⑩的欣赏和支持。比万和莫兰男爵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比万：我发现各个医院在服务效率上差距很大，怎样做才能改善这个问题？
莫兰：您只需要设定一个统一的绩效标准，让每个医院都拥有一流的员工。现在会诊医生？輥？輯？訛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您要做的就是分散他们。
比万：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如何说服一个医生离开教学医院前往一个偏僻的地方？如果让我强行分配，您不会喜欢这样。
莫兰：哦，如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充满吸引力且收入得到保障的工作，他们会走的。
比万：那么只有国家可以支付这笔薪水。看来必须进行医院国有化。①
在此之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医院国有化。威林克对此嗤之以鼻。他说：“除比万外，绝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提出这样奇怪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会破坏多少我们所珍视的国家传统。”保守党议员哈罗德·韦伯（Harold Webbe）称之为“一个糅合了政治偏见、政治理想与直觉行事的产物”。②但是，比万相信这符合医学界的长远利益，短期来看有利于青年医生的发展。果然，医生中的中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新计划可以为其提供收入保障并且改善医院工作环境，最终加入了支持改革的阵营。随后，比万又利用保留私人服务并允许在志愿医院设立私人付费床位，削弱了精英医生的反对情绪。
1948年7月5日“指定日”这一天，《国民健康服务法》正式生效。与此同时，英格兰及威尔士共1143家志愿医院和1545家市政医院被收归国有。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公立医院开始为英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改革后，根据地理环境和人口数量（每个区域覆盖人口150万至450万不等），全国公立医院被分为14个区域。③每个区域的医院都由卫生部任命区域医院委员会（Regional Hospital Boards）管理。下设共336家医院管理委员会（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s），他们充当区域医院委员会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各家医院的日常运营，在管理细节上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医院医生正式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实行全职受薪制，薪水由国家财政支付。区域医院委员会根据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对医生进行雇佣，与医生签订服务合同后，将医生配置在真正需要的地区。新法案还允许医院医生在NHS范围内为一些愿意全额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单独的病房和私人服务。④ 医院国有化改革赢得了人们热烈的赞扬和支持。⑤截止1948年10月，93%的公民加入NHS并开始接受免费医疗，几个月后人数覆盖率上升并稳定在97%。英国人民为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而自豪。就连比万的政敌威林克也承认，医院国有化改革是工党政府在战后实施的一项正确举措，并且“不管今后出现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可以抹杀统一医院服务的功劳”。⑥至此，比万实现了他的改革目标。从自主经营到国家干预，英国医院完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拉开了全民免费医疗时代的序幕。
医院国有化改革是工党政府以国家干预方式发展医院的一次积极探索。20世纪早期英国医院的种种缺陷，显示出传统的自主运营模式已经不再符合社会对医疗服务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强调个人自助到强调国家责任的理念变迁。这也对医院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医院不再是救治穷人的慈善场所或私人医生的牟利机构，它更应面向社会大众，承担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职责。为了维护人类的健康、尊严和平等，医院应当按照医疗需求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标准为每个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比万深知，唯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建成全国统一的医院服务系统，才能彻底去除医院与医生的趋利意图，才能挣脱各种反对势力的束缚，完成对医院核心价值观的重塑，使其既具有医院文化的本质特征，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但是，医院国有化改革也带有比万的理想主义色彩。出于对公平正义原则的执著坚守，比万没有给予改革的经济成本过多精密的计算和考量。在NHS运行不久，公立医院就陷入了开支和效率的争议漩涡之中。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多数工党内阁成员认为，从现实角度出发必须对一些医疗服务进行收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49年10月20日，比万接受了每次收取1先令处方费的建议，但同时表示下不为例，因为这会使他苦心经营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大打折扣。然而，这一让步远不能解决艾德礼政府在公共卫生开支上的缺口，最终导致比万与新上台的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就医疗服务收费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盖茨克尔提出增加收费项目来解决NHS的资金困难。1951年，比万为此愤然辞职。
1960年比万去世时，英国全国上下悲痛万分。《英国医学杂志》称赞比万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卫生大臣”。他一生都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医院国有化改革即是他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也承载着其对公平理想的坚守。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是成功的，它使医院走出了发展困境，推动了英国医院的现代转型，真正实现了公平原则，让人人都可以有尊严地享受到免费医疗服务。时至今日，英国现代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改变，它依然是英国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