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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顺利完成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第一，服务业达到了46.3%，首次超过了制造业，也预示着新的发展阶段到来。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与2013年相同，保持在7.5%，但面临的调结构的压力更大，深化体制改革激活微观活力，更积极地运用稳增长政策才能迎接挑战。
从中国经济2014年的开局看，一季度GDP增速预计为7.3%，二季度下滑的压力更大，上半年经济增长难以达到政府制定的7.5%的目标，全年实现目标的难度较大。稳增长一方面要继续改善宏观需求面，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通过供给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带来新发展机会和新动力，构成长期重大利好。
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7.5%
2014年前两个月的实际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了失速的苗头，按现在的趋势看，第一季度增长为7.3%，上半年经济增长很难达到7.5%，这将直接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的底线。
从投资看，2014 年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17.9%，比去年底回落了 1.7 个百分点，这是 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分析投资失速的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全面减速：
第一，近年来受制于成本上升、生产者价格持续通缩，制造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经济景气收缩。加上政策层面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2014年以来诸多行业的产能扩张步伐明显减缓，从而引发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从去年底的 18.5%回落至今年 1-2 月的15.1%。其中，有色金属冶炼投资增速从去年底的20.6%降至今年初的10.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4.8%下降至年初的11.4%。制造业普遍的产能过剩也拖累了企业的产出和盈利水平，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从2013年10月13.7%的高点下滑到年末的12.1%。2014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只有8.6%，比去年末回落了1.1个百分点。
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小幅下滑，从去年末的19.8%降至年初的19.3%。而触发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是房产销量下降，房地产销售额大幅萎缩至-3.7%（前值26.3%），地产开发商投资意愿明显走弱，今年1、2月地产新开工增速大幅走低，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也在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对非标金融产品和债权债务的监管力度加强，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提高，房地产贷款开始收紧，房企的资金来源增速从去年末的26.5%下降至年初的12.4%。
第三，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及大量非标进行融资的政府基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土地融资难度加大，非标受到限制，政府负债风险攀升，新基建投资难度加大。
第四，消费疲软。2014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2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8%，比去年同期增速还低0.5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0.8%。消费零售的不景气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有关，2013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当然1-2月份有季节性因素，春节零售下降则源于人们享受服务更多，而非商品消费。
在内需增长疲弱的同时，年初以来外需增长也相当不给力。如1-2月出口累计同比下跌1.6%，较去年四季度同比增速7.4%显著下滑，这也使得1-2月的出口交货值增速只有2.7%，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最差水平。出口增速下行主要受美国罕见的寒冷天气以及1月新兴市场动荡等因素影响。
全年经济展望：“稳增长”将上升为主基调
展望全年，由于经济增长的中枢仍在下移的通道之中，一季度经济很可能触及甚至低于下限。为了“稳增长”，政策上将仍然不得不倚重于传统的、短平快的投资驱动模式，因而一季度之后投资增速会适度提升。利息成本与杠杆率是影响2014年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在近期超宽松的资金环境下，目前高利率已经有所缓解，但企业资产负债率仍很高，同时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提高也会抑制企业融资。因此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会较2013年有所降低。从消费来看，受制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高房价、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其增速并不乐观。不过网购、信息类消费的快速发展，构成了消费领域新的增长点。同时也要看到，新一轮改革的启动与政策落实，上海自贸区推进、国资改革，各省市自贸区“竞赛”，人口政策调整，金融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等等，都会对2014年发展形成积极的正面影响。
虽然2月份出现贸易逆差，出口增速未来有望好转。但美国经济强劲回升将带来外需扩张，日本与欧盟都在继续复苏中，因此出口可谨慎乐观。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0-2013年10月份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分别上升16.3%和12.1%，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形成极大挑战，不过人民币近期走贬或可略微提升出口竞争力。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加拿大、波兰、以色列、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房价持续上涨，新一轮的国际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膨胀，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极低的资金成本，会不会像2008年的美国一样引发另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还有待观察。
物价方面，由于2013年的翘尾影响非常小，且货币扩张被资产价格上涨吸收，因而2014年消费物价水平预计为2.5%，PPI仍为负，实体经济通缩的挑战依旧。
2014年稳增长，不仅要求外部需求继续改善，更需靠投资驱动与货币释放，降低存款准备金可能会适时启动。金融体系的扩张依然，预期2014年信贷、股票及债券融资都会有较大增幅。2014年稳增长如保持7.5%的水平，社会融资总规模需要达到19万亿的水平，新增贷款要突破10万亿。金融的全面膨胀在拉高经济杠杆和资产价格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剧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既要稳增长调结构也要防风险去杠杆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表现在： 2014年城镇化率超过55%，到达城镇建设的相对减速期，经济和社会成本出现上升，同时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对城镇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
2013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增至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主导的时代，同时制造业部门面临深度调整。
经济中高增长阶段的来临。随着“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逐步衰减，通过动员要素投入实现“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趋于结束，经济增长区间开始向下偏移。因此本轮增长率的下滑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
治污染、安民生成为紧约束。高能耗以及长期累积的污染、雾霾、食品安全等危害，几乎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治理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数次货币刺激下的经济高涨和泡沫。要实现经济转型，意味着未来的增长不应该再依赖刺激政策，而应该通过企业的内生发展来实现。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经济的健康高效成长，在不产生新坏账的前提下，逐步消化前期遗留问题。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大的发展格局，可谓喜忧参半。能不能抓住经济服务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的巨大机遇，真正实现改革红利，保证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还得看安民治污、消解坏账这两个“紧约束”解决得怎么样。特别是后者。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国有银行上市前所剥离的上万亿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迄今尚未处理完毕，且效果不佳。过去十多年低利率、扩张性货币刺激经济背景下，又累积了巨额的坏账、死账。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危机救助的名义下，全球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一轮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过程（危机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尚不足1万亿美元，到2013年12月23日却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比重达到24%。日本、英国和欧盟的情况也类似）。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M2存量呈现“加速”上涨态势。2008年还未达到50万亿，但在其后的5年，M2每年跨越一个十万亿级台阶，2013年突破110万亿元。M2几乎是GDP的2倍，全球罕见。近两年来，在实际利率偏低、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全社会通胀率上升、存款准备金率高位管制的情况下，储蓄搬家，社会融资增长迅猛，债券出现井喷性发展，各类信托、理财产品等非标金融工具迅速在金融机构表外扩张（其规模迄今不可胜数）。巨额资金追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使得房地产等部门快速膨胀并出现泡沫。
高杠杆的风险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7-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率、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各自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增加了38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此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去杠杆化、自我修复和再平衡趋势正好相反。而政府部门的潜在债务压力也不小，根据最新的审计署报告，截止到2013年6月底中国政府的债务与或有负债达到了30万亿元。2014年处于还债高峰，占总债务比例达21%。
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体制是上述困境的根源，而与房地产投资加速扩张相配合的土地财政体制是典型体现。据官方数据，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与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万亿元）合计达18.1万亿元。其中，来自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租、税、费收入合计为6.6万亿元，占全国财政两类收入总额的比重高达36.5%。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6.4万亿元，地方财政两类收入合计11.7万亿元。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最大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3年高达4.1万亿元，首次超过4万亿元大关。仅此一项，就占地方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两类收入总和的35%。而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租、税、费收入，大部分归属地方政府。可见，来自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6.6万亿元，为地方财政贡献了五成以上的收入，解决土地财政波动与依赖势在必行。
因此总的看来，2014年宏观政策一方面宜“适度稳定化”，以保证经济的稳速增长与调整；另一方面要采取综合措施，以舒缓总体经济的货币—债务压力。中长期目标是“减负”与“增效”，通过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改革，消除长期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累积的不稳定性因素，大规模削减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减轻经济主体的显性税费和隐性负担，降低城乡广义恩格尔系数，推动供给和需求机制调整，加快金融和实体部门供给机制的体制改革，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改革红利对冲下行风险，提升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蔡庆悦
从中国经济2014年的开局看，一季度GDP增速预计为7.3%，二季度下滑的压力更大，上半年经济增长难以达到政府制定的7.5%的目标，全年实现目标的难度较大。稳增长一方面要继续改善宏观需求面，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通过供给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带来新发展机会和新动力，构成长期重大利好。
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7.5%
2014年前两个月的实际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了失速的苗头，按现在的趋势看，第一季度增长为7.3%，上半年经济增长很难达到7.5%，这将直接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的底线。
从投资看，2014 年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17.9%，比去年底回落了 1.7 个百分点，这是 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分析投资失速的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全面减速：
第一，近年来受制于成本上升、生产者价格持续通缩，制造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经济景气收缩。加上政策层面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2014年以来诸多行业的产能扩张步伐明显减缓，从而引发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从去年底的 18.5%回落至今年 1-2 月的15.1%。其中，有色金属冶炼投资增速从去年底的20.6%降至今年初的10.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4.8%下降至年初的11.4%。制造业普遍的产能过剩也拖累了企业的产出和盈利水平，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从2013年10月13.7%的高点下滑到年末的12.1%。2014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只有8.6%，比去年末回落了1.1个百分点。
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小幅下滑，从去年末的19.8%降至年初的19.3%。而触发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是房产销量下降，房地产销售额大幅萎缩至-3.7%（前值26.3%），地产开发商投资意愿明显走弱，今年1、2月地产新开工增速大幅走低，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也在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对非标金融产品和债权债务的监管力度加强，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提高，房地产贷款开始收紧，房企的资金来源增速从去年末的26.5%下降至年初的12.4%。
第三，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及大量非标进行融资的政府基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土地融资难度加大，非标受到限制，政府负债风险攀升，新基建投资难度加大。
第四，消费疲软。2014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2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8%，比去年同期增速还低0.5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0.8%。消费零售的不景气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有关，2013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当然1-2月份有季节性因素，春节零售下降则源于人们享受服务更多，而非商品消费。
在内需增长疲弱的同时，年初以来外需增长也相当不给力。如1-2月出口累计同比下跌1.6%，较去年四季度同比增速7.4%显著下滑，这也使得1-2月的出口交货值增速只有2.7%，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最差水平。出口增速下行主要受美国罕见的寒冷天气以及1月新兴市场动荡等因素影响。
全年经济展望：“稳增长”将上升为主基调
展望全年，由于经济增长的中枢仍在下移的通道之中，一季度经济很可能触及甚至低于下限。为了“稳增长”，政策上将仍然不得不倚重于传统的、短平快的投资驱动模式，因而一季度之后投资增速会适度提升。利息成本与杠杆率是影响2014年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在近期超宽松的资金环境下，目前高利率已经有所缓解，但企业资产负债率仍很高，同时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提高也会抑制企业融资。因此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会较2013年有所降低。从消费来看，受制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高房价、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其增速并不乐观。不过网购、信息类消费的快速发展，构成了消费领域新的增长点。同时也要看到，新一轮改革的启动与政策落实，上海自贸区推进、国资改革，各省市自贸区“竞赛”，人口政策调整，金融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等等，都会对2014年发展形成积极的正面影响。
虽然2月份出现贸易逆差，出口增速未来有望好转。但美国经济强劲回升将带来外需扩张，日本与欧盟都在继续复苏中，因此出口可谨慎乐观。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0-2013年10月份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分别上升16.3%和12.1%，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形成极大挑战，不过人民币近期走贬或可略微提升出口竞争力。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加拿大、波兰、以色列、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房价持续上涨，新一轮的国际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膨胀，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极低的资金成本，会不会像2008年的美国一样引发另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还有待观察。
物价方面，由于2013年的翘尾影响非常小，且货币扩张被资产价格上涨吸收，因而2014年消费物价水平预计为2.5%，PPI仍为负，实体经济通缩的挑战依旧。
2014年稳增长，不仅要求外部需求继续改善，更需靠投资驱动与货币释放，降低存款准备金可能会适时启动。金融体系的扩张依然，预期2014年信贷、股票及债券融资都会有较大增幅。2014年稳增长如保持7.5%的水平，社会融资总规模需要达到19万亿的水平，新增贷款要突破10万亿。金融的全面膨胀在拉高经济杠杆和资产价格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剧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既要稳增长调结构也要防风险去杠杆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表现在： 2014年城镇化率超过55%，到达城镇建设的相对减速期，经济和社会成本出现上升，同时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对城镇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
2013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增至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主导的时代，同时制造业部门面临深度调整。
经济中高增长阶段的来临。随着“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逐步衰减，通过动员要素投入实现“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趋于结束，经济增长区间开始向下偏移。因此本轮增长率的下滑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
治污染、安民生成为紧约束。高能耗以及长期累积的污染、雾霾、食品安全等危害，几乎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治理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数次货币刺激下的经济高涨和泡沫。要实现经济转型，意味着未来的增长不应该再依赖刺激政策，而应该通过企业的内生发展来实现。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经济的健康高效成长，在不产生新坏账的前提下，逐步消化前期遗留问题。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大的发展格局，可谓喜忧参半。能不能抓住经济服务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的巨大机遇，真正实现改革红利，保证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还得看安民治污、消解坏账这两个“紧约束”解决得怎么样。特别是后者。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国有银行上市前所剥离的上万亿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迄今尚未处理完毕，且效果不佳。过去十多年低利率、扩张性货币刺激经济背景下，又累积了巨额的坏账、死账。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危机救助的名义下，全球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一轮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过程（危机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尚不足1万亿美元，到2013年12月23日却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比重达到24%。日本、英国和欧盟的情况也类似）。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M2存量呈现“加速”上涨态势。2008年还未达到50万亿，但在其后的5年，M2每年跨越一个十万亿级台阶，2013年突破110万亿元。M2几乎是GDP的2倍，全球罕见。近两年来，在实际利率偏低、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全社会通胀率上升、存款准备金率高位管制的情况下，储蓄搬家，社会融资增长迅猛，债券出现井喷性发展，各类信托、理财产品等非标金融工具迅速在金融机构表外扩张（其规模迄今不可胜数）。巨额资金追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使得房地产等部门快速膨胀并出现泡沫。
高杠杆的风险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7-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率、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各自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增加了38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此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去杠杆化、自我修复和再平衡趋势正好相反。而政府部门的潜在债务压力也不小，根据最新的审计署报告，截止到2013年6月底中国政府的债务与或有负债达到了30万亿元。2014年处于还债高峰，占总债务比例达21%。
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体制是上述困境的根源，而与房地产投资加速扩张相配合的土地财政体制是典型体现。据官方数据，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与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万亿元）合计达18.1万亿元。其中，来自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租、税、费收入合计为6.6万亿元，占全国财政两类收入总额的比重高达36.5%。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6.4万亿元，地方财政两类收入合计11.7万亿元。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最大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3年高达4.1万亿元，首次超过4万亿元大关。仅此一项，就占地方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两类收入总和的35%。而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租、税、费收入，大部分归属地方政府。可见，来自土地、房地产业、建筑业的6.6万亿元，为地方财政贡献了五成以上的收入，解决土地财政波动与依赖势在必行。
因此总的看来，2014年宏观政策一方面宜“适度稳定化”，以保证经济的稳速增长与调整；另一方面要采取综合措施，以舒缓总体经济的货币—债务压力。中长期目标是“减负”与“增效”，通过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改革，消除长期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累积的不稳定性因素，大规模削减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减轻经济主体的显性税费和隐性负担，降低城乡广义恩格尔系数，推动供给和需求机制调整，加快金融和实体部门供给机制的体制改革，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改革红利对冲下行风险，提升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蔡庆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