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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瘟疫频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官府强行将那些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发现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感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中国古代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而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传染猩红热，当时的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民国期间，军阀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經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有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蒋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做纵向比较的话，民国毕竟有这么多有识之士，民国当局毕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官府强行将那些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发现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感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中国古代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而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传染猩红热，当时的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民国期间，军阀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經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有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蒋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做纵向比较的话，民国毕竟有这么多有识之士，民国当局毕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