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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的廉政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但是廉政文化是如何产生并被大力被推广到全国的，这个过程中“精英政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建国伊始就推行精英治国论，最终使政治与文化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关键词：精英政治 廉政文化 人民行动党
一、 引言
腐败现象是伴随着私有制、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腐败”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无法杜绝的一个问题，腐败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进步的障碍，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腐败现象发生和存在的相关条件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因素，都占有重要地位。腐败虽然表现为一种权力越轨现象，但其发生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因而腐败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特别当腐败行为带有频发性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时，探讨与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样具有政治文化环境方面的相关原因。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政治文化因素本身是腐败的，而是要指出这些条件的存在与相关的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潜在的精神环境。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举世称道。国际权威机构、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都评选廉洁国家排行榜，新加坡长期保持亚洲最廉洁国家的地位，并多次被评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寡地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追本溯源，首先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融贯中西、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
但是新加坡的廉政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它是建国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深刻了解了国内的国情后，有目的的推出并在全国大力推广的一套文化体系。在人民当中进行传播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以身作则所创建的廉洁高效的政府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政府的行为就没有今日的廉政文化。文化从不能独立存在，政治会起到一个促进或是延缓的作用。而新加坡自李光耀时期所大力推行的“精英政治”对新加坡的廉政文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精英政治的起源
精英主义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但是作为一种统治社会的模式确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是各种政治理论的融合地与试验场。毕达哥拉斯得出了贤人治国说，而柏拉图进一步验证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质的区别。“大家不应抱怨，应该安分守己”1。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卡、帕累托、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则从经济与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对于精英主义理论界有过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针对大众民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对于全民的民主是一种蔑视。而有人认为，精英治国可以促进国家更好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受到各方认可的，那即是精英是不同于大众的少数人。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精英概念主要指的是政治统治集团或是政治领袖。
精英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各国是一种客观存在。没人否认华盛顿对美国建国的意义，而1787年第一次立宪会议召开时，参加者则是社会各阶层杰出的代表。以至于杰斐逊感叹道“这是一场哲人的聚会”。
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精英的循环与流动。众所周知现今的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在现代政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政党若想长期执政、巩固政权就必须选择政治精英充实本党，并通过这些政治精英把政党的统治思想推广到全国。
三、新加坡廉政文化建立的社会背景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但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诸多的社会问题。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就是其中最严重并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在未独立前就不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腐败横行，各级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导致人民对政府官员普遍的不信任。独立后初期，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不仅存在大量的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而且这种贪腐还往往上升为有组织的贪污。人民与政府间的对立从而引发出很多社会问题，结果导致政局不稳，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不能开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改善。这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政府的廉政与政局稳定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该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光耀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2。
反对贪污腐败也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没有任何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本国也不出产任何矿产资源。建国之初，因为政治的动荡，本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而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打击也使外来资金不敢进入新加坡市场。因此就像李光耀说的“没有任何东西比政治动乱、或者更糟的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破坏力大。”3。
思想文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同时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良好运作离不开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没有主观能动性上的改变，只能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骗行为。结果政府政令不通，而人民依旧生活在社会种种不公现象之中。
建国时期的李光耀及其创建的人民行动党着眼于政治与经济。但是李光耀逐渐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双语教育”和通晓多种语文虽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与整合有利，但建国后社会的长治久安却依赖于社会的文化内核。没有统一的价值体系，社会就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因此对国民自信心的孕育、社会的稳定和配合、公民素质的培养，有赖于文化及价值系统的建立。
提高全体国民的主体意识，增加自觉性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最终在全社会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道德体系。结合新加坡政府恶劣的贪腐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就是如何向人民宣传并使人民接受自己的“廉政文化”。 四、以精英政治为主导的政府自律行为
在确立了全面推广廉政文化的理念后，如何进行推广就成为摆在人民行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及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利用威权在推广廉政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李光耀的西式教育背景使他接受了精英治国论
李光耀1923年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新加坡，父亲是第二代的中国移民，母亲也是土生土长“娘惹”（Nonya）。虽是祖籍广东大埔，但李氏从小长大，接受的是英校教育。他自言：“我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年幼时曾经在幼稚园读了一年华文。仅此而已” 4。李氏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英校，中学毕业后负芨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和法律，以优等成绩毕业。从教育和文化背景而言，李氏是个典型的“英校生”和“西化派”。虽然他在创立人民行动党后针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大力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但他的西式思想却在制度建设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他创建了一套“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特色政治体系。
李光耀在西方接触到“精英主义”理念，并把它运用到独立不久的新加坡的建设中。以后的两任总统都继续延续他的这一理念，精英治国思想在新加坡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民行动党为“精英治国论”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第一，树立“人比制度更重要”的理念。李光耀的“人比制度更重要”的观念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管理理念的思想基础。李光耀认为，好的领导人是好政府的关键，他比制度更重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新加坡建国伊始，社会还没步入正规，自然谈不上任何有价值的政治遗产。好的制度也需有人来建立，因此在这时李光耀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精英治国论。1994年11月，李光耀就部长薪资白皮书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甚至把“好人”对于“好政府”的作用论述到了极致：“要有好政府，必须启用好人才能管理政府。据我四十年来的考察，即使政府一塌糊涂，只要有优秀的强人当政，还是会有差强人意的政绩和合理的进步。”5。
第二，设立严格的选人制度。建立好的政府必须有优秀的人才，人民行动党为了把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吸收进党内，充实进政府，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选人制度。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先根据能力挑选各界精英，“再让专家作心理测试，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再进一步考察候选人的能力（分析力、想象力和务实感）；将他们推举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参加大选，经过竞选活动，接受群众的检验，最后确定为新一代的领袖。”6。
第三，人民行动党在创立之初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官员的贪腐行为使得人民对政府极端的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公信力。人民行动党要求他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坚定的反贪污意志。李光耀上台后，首先倡导政府廉洁高效。他认为，执政党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他强调指出：“一旦主要的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对高水准的要求就不会严格，从那个时刻起，整个行政的廉政结构就会软化而终于崩溃。”7。新加坡建立了品德考核制度、严格的反贪制度以及“高薪养廉”来确保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
第四，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各国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虽然民主和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8。吴作栋1995年在其母校美国威廉斯学院演讲时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个，一是良好的经济基本要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开放、经济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五、结语
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廉洁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并没有导致绝对的腐败，新加坡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除了各式各样的反贪腐机构及媒体的监督外，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的廉政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的廉政文化重塑了新加坡的社会氛围，建立起一套符合人性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使人民除法律的约束外，也可以通过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廉政文化不会自行产生，以“精英治国”为核心的新加坡政府在最初的推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广就没有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廉政文化。而反过来，核心价值观的的确立，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政府的廉洁高效，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36
2 张永和著：《李光耀转》，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66页。
3 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新加坡的文明》，红旗出版社，1993，第144页。
4张永和著：《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年版，第40页。
5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页。
6 韩福光、华仁、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论》，天下远见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页。
7 孙景峰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129页
8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30日第三版，第155页。
关键词：精英政治 廉政文化 人民行动党
一、 引言
腐败现象是伴随着私有制、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腐败”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无法杜绝的一个问题，腐败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进步的障碍，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腐败现象发生和存在的相关条件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因素，都占有重要地位。腐败虽然表现为一种权力越轨现象，但其发生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因而腐败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特别当腐败行为带有频发性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时，探讨与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样具有政治文化环境方面的相关原因。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政治文化因素本身是腐败的，而是要指出这些条件的存在与相关的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潜在的精神环境。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举世称道。国际权威机构、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都评选廉洁国家排行榜，新加坡长期保持亚洲最廉洁国家的地位，并多次被评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寡地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追本溯源，首先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融贯中西、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
但是新加坡的廉政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它是建国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深刻了解了国内的国情后，有目的的推出并在全国大力推广的一套文化体系。在人民当中进行传播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以身作则所创建的廉洁高效的政府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政府的行为就没有今日的廉政文化。文化从不能独立存在，政治会起到一个促进或是延缓的作用。而新加坡自李光耀时期所大力推行的“精英政治”对新加坡的廉政文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精英政治的起源
精英主义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但是作为一种统治社会的模式确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是各种政治理论的融合地与试验场。毕达哥拉斯得出了贤人治国说，而柏拉图进一步验证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质的区别。“大家不应抱怨，应该安分守己”1。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卡、帕累托、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则从经济与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对于精英主义理论界有过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针对大众民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对于全民的民主是一种蔑视。而有人认为，精英治国可以促进国家更好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受到各方认可的，那即是精英是不同于大众的少数人。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精英概念主要指的是政治统治集团或是政治领袖。
精英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各国是一种客观存在。没人否认华盛顿对美国建国的意义，而1787年第一次立宪会议召开时，参加者则是社会各阶层杰出的代表。以至于杰斐逊感叹道“这是一场哲人的聚会”。
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精英的循环与流动。众所周知现今的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在现代政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政党若想长期执政、巩固政权就必须选择政治精英充实本党，并通过这些政治精英把政党的统治思想推广到全国。
三、新加坡廉政文化建立的社会背景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但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诸多的社会问题。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就是其中最严重并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在未独立前就不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腐败横行，各级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导致人民对政府官员普遍的不信任。独立后初期，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不仅存在大量的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而且这种贪腐还往往上升为有组织的贪污。人民与政府间的对立从而引发出很多社会问题，结果导致政局不稳，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不能开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改善。这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政府的廉政与政局稳定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该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光耀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2。
反对贪污腐败也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没有任何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本国也不出产任何矿产资源。建国之初，因为政治的动荡，本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而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打击也使外来资金不敢进入新加坡市场。因此就像李光耀说的“没有任何东西比政治动乱、或者更糟的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破坏力大。”3。
思想文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同时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良好运作离不开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没有主观能动性上的改变，只能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骗行为。结果政府政令不通，而人民依旧生活在社会种种不公现象之中。
建国时期的李光耀及其创建的人民行动党着眼于政治与经济。但是李光耀逐渐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双语教育”和通晓多种语文虽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与整合有利，但建国后社会的长治久安却依赖于社会的文化内核。没有统一的价值体系，社会就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因此对国民自信心的孕育、社会的稳定和配合、公民素质的培养，有赖于文化及价值系统的建立。
提高全体国民的主体意识，增加自觉性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最终在全社会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道德体系。结合新加坡政府恶劣的贪腐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就是如何向人民宣传并使人民接受自己的“廉政文化”。 四、以精英政治为主导的政府自律行为
在确立了全面推广廉政文化的理念后，如何进行推广就成为摆在人民行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及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利用威权在推广廉政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李光耀的西式教育背景使他接受了精英治国论
李光耀1923年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新加坡，父亲是第二代的中国移民，母亲也是土生土长“娘惹”（Nonya）。虽是祖籍广东大埔，但李氏从小长大，接受的是英校教育。他自言：“我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年幼时曾经在幼稚园读了一年华文。仅此而已” 4。李氏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英校，中学毕业后负芨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和法律，以优等成绩毕业。从教育和文化背景而言，李氏是个典型的“英校生”和“西化派”。虽然他在创立人民行动党后针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大力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但他的西式思想却在制度建设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他创建了一套“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特色政治体系。
李光耀在西方接触到“精英主义”理念，并把它运用到独立不久的新加坡的建设中。以后的两任总统都继续延续他的这一理念，精英治国思想在新加坡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民行动党为“精英治国论”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第一，树立“人比制度更重要”的理念。李光耀的“人比制度更重要”的观念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管理理念的思想基础。李光耀认为，好的领导人是好政府的关键，他比制度更重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新加坡建国伊始，社会还没步入正规，自然谈不上任何有价值的政治遗产。好的制度也需有人来建立，因此在这时李光耀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精英治国论。1994年11月，李光耀就部长薪资白皮书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甚至把“好人”对于“好政府”的作用论述到了极致：“要有好政府，必须启用好人才能管理政府。据我四十年来的考察，即使政府一塌糊涂，只要有优秀的强人当政，还是会有差强人意的政绩和合理的进步。”5。
第二，设立严格的选人制度。建立好的政府必须有优秀的人才，人民行动党为了把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吸收进党内，充实进政府，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选人制度。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先根据能力挑选各界精英，“再让专家作心理测试，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再进一步考察候选人的能力（分析力、想象力和务实感）；将他们推举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参加大选，经过竞选活动，接受群众的检验，最后确定为新一代的领袖。”6。
第三，人民行动党在创立之初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官员的贪腐行为使得人民对政府极端的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公信力。人民行动党要求他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坚定的反贪污意志。李光耀上台后，首先倡导政府廉洁高效。他认为，执政党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他强调指出：“一旦主要的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对高水准的要求就不会严格，从那个时刻起，整个行政的廉政结构就会软化而终于崩溃。”7。新加坡建立了品德考核制度、严格的反贪制度以及“高薪养廉”来确保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
第四，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各国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虽然民主和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8。吴作栋1995年在其母校美国威廉斯学院演讲时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个，一是良好的经济基本要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开放、经济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五、结语
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廉洁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并没有导致绝对的腐败，新加坡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除了各式各样的反贪腐机构及媒体的监督外，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的廉政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的廉政文化重塑了新加坡的社会氛围，建立起一套符合人性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使人民除法律的约束外，也可以通过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廉政文化不会自行产生，以“精英治国”为核心的新加坡政府在最初的推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广就没有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廉政文化。而反过来，核心价值观的的确立，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政府的廉洁高效，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36
2 张永和著：《李光耀转》，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66页。
3 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新加坡的文明》，红旗出版社，1993，第144页。
4张永和著：《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年版，第40页。
5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页。
6 韩福光、华仁、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论》，天下远见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页。
7 孙景峰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129页
8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30日第三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