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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知青农场位于重庆奉节县(原四川省奉节县)与湖北建始县交界处的海拔3000多米的茅草坝大草原上。当时我“官拜”该农场的一个知青排排长,手下男男女女40多号人。
时在1969年。有段时间,我排任务是打猪草喂猪,打草的地点在几十里外。至于为什么要跑那么远,那得问场部。大概是出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考虑吧。我只管每天早上带我的兵挤上两辆大卡车,在草原上疾驰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后下车劳作,傍晚几辆车又开来接我们和拉牧草返回。
劳作疲累不必说了,快乐也不少。休息时,采野果子,掏野兔洞,伏击黄羊,追抓野鸭……大家晓得本排长好说话,只要完成定额,其他的随你疯上天去。
一般而言我不参加大家的玩乐,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排级领导不同于群众的稳重形象,也是因为我忙于独自推敲诗句——我之所以能被提拔为排长,正是因为我积极参与办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等,尤其是因一首洋洋洒洒百行长诗名噪全场,被农场党支部贾书记看中了。贾书记,白净面庞一副秀琅眼镜,中年女知识分子。她爱人是当时邻近一个矿山的矿长,后来当了一个县建材局的局长。夫妻俩都属于那种正派勤谨的领导干部。
那天打草时,我遥望远方天际处,一座矮山岗上有一座大木塔(大约是勘测队立的标杆塔)隐约可见。我顿生浪漫之情,当即鼓动大家休息时奔赴那座木塔,人人塔上留诗一首,让我辈大名与草原同存,俾使几十年后的人们也知道曾有一帮才子流寓于此。知青多好事之徒,便齐声响应同意,约定上午加劲赶完一天定额后,花半天时间去做一回诗人。
其实半天绝对不够用,我们忘记了“望山跑死马”的道理了。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气喘吁吁赶到木塔,几十个人一拥而上,各自选准地方,掏出钢笔,便开始为自己树碑立传起来。
我是农场公认才子,又兼任此时此地“最高行政长官”。怀着一种神圣使命感,我往来巡视,对每个人的诗作进行检查验收兼讲评。
诗作良莠不齐档次各别,最低档次属于那种“××到此一游”之类。此人在大家劝告下,又改成“×××人,到此一游。东张西望,然后回头。”
中档的也即多数人的诗是当时的流行语句。如李卫东的诗是:
昆仑山下红旗飘,
大草原上歌如潮。
举旗打倒帝修反,
革命战士志气豪。
当然不能说也不敢说此诗有何不妥,我也就点头赞许了。沈大连却举报此诗是抄袭他的。他把我拉到木塔另一面验证,果然沈大连已刻上了:
革命战士斗志豪,
大草原上歌如潮。
举旗威镇帝修反,
昆仑山下红旗飘。
两诗相争,真假难辨。我怕影响革命队伍大团结,不欲深究,便道:“算了,算了,只要署名不同,内容相同问题不大,正说明大家心往一处想嘛。”究竟谁抄袭谁,此事便成了一桩诗史疑案了。
另有两人的诗似可以跻身高档之列。
一个是重庆知青,忘了其名,只记得他外号小赤佬,当时不晓得那是贬义词,大家都这么喊他而他也答应。小赤佬平时深沉,此时的诗也有点深。
排长兴来喊赋诗,
鄙人惶恐三不知。
不知韵脚站何处,
只怕风吹雨打不牢实。
我咂咂滋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上心头。此诗似有抗命之嫌,我不好说什么。现在想来,当时保持沉默是对的,此人文才其实比我强多了。小赤佬,假如你有机会见到此文,请接受我对你的敬意,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另一首诗是一位成都知青用小刀刻上去的,字迹歪歪倒倒,意见怪头怪脑:
喝酒酒,混天天,
量地地,熬年年。
我沉吟良久,大伙也沉吟。显然,此诗字虽不多麻烦多。说轻了,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说重了,是破坏伟大领袖发动知青上山下乡战略部署。我果断批示他修改过来,成都知青不肯,说宁可把这首诗全刮掉。可我不想失掉全排皆诗人的记录,便喊别人帮他改。几个秀才斟酌良久,本着意思尽量变、原词尽量不变的原则每一行只改一个字,变成:
把酒酒,问天天,
斗地地,战年年。
都认为改得妙,这下与流行词句合拍了。
关于这首诗还有段后记,那成都知青不能容忍别人“阉割”他的诗意。果然临走前悄悄把他自己刻的字全刮掉了。历史证明,此举无意中救了他自己。后来“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便有某阶级斗争观念特强的知青,几十里外奔波来此寻找各种反诗罪证,以便阶级斗争火线立功。此君侥幸躲过一场灾难。
然而对我来说灾难毕竟还是降临了。
写诗耽误了时间,待到我们全排赶回打草地点时,已没有车了。原来司机开车接人不见,又慌慌张张回场报警去了。
没有车,我这个排顿成溃军,开始了徒步大逃亡。最大的危险是当时草原上有狼群出没,而且听说前些年这儿还曾打死过一只狗熊。也不晓得那熊留没留下后代……
开初一段路我还能控制队伍,为壮胆量指挥大家唱了几首歌如“我们是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后来,后来就歌声小下去,哭声大起来。
哭声起自女生。她们拖在队伍后面,走得个个东倒西歪,时不时躺下一个。我和几个班长督促她们起来跟上队伍,又哄又劝又吓又骂,甚至于又推又拉。而且我还帮她们中的一个背了一捆并不属于我的草,狼狈万分。这一阵我可知道什么叫行军收容所了。因为又急又累又怕又愧,我也哭了起来,大概是男生中唯一一个哭的。当然这也难说,也许还有悄悄哭的男生。
最糟糕的是,天黑了,看不清路面,事实上我们已迷了路。这一下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全都不敢跑了。我总算把队伍收拢来,立刻部署,每人手持镰刀,就地打草清场。尔后女内男外,围成一团,准备在此固守一晚上。说老实话,如果狼群来了,镰刀管不管用,我心中根本没数。当时,一轮明月下,我们无言地盯视着周围那幽远而深邃的大草原。此时的草原笼罩着无边的迷茫,且透着几分诡异的气氛。事后,我忽发奇想,尽管当时全排占一半的是姑娘,但哪个小伙子若不识趣地唱起那首“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准保引不起姑娘的青睐,而只会惹来她们的白眼。
那天晚上,农场方面也乱成了一团。他们推断出多种失踪原因,其中一种是我排可能被不明飞行物给消灭了。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最不可能的,但当时却被他们视为最大可能,因为报上曾有不少关于外星人的报道。遂连夜调动车辆,加上附近驻军和一些公社的支援,共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和几支马队,在夜幕中开着大灯向草原作扇面式搜索。由于事关重大,据说还惊动了万县专区。
直到夜间12点后,汽车灯光照到了我们,我们终于得救了。
几天后,我被撤职。想起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写诗当官又因写诗而丢官。我颇多感慨,自此后不复写诗。
而今遥想远方,大草原上的木塔应该还在吧,但那些诗呢?■
时在1969年。有段时间,我排任务是打猪草喂猪,打草的地点在几十里外。至于为什么要跑那么远,那得问场部。大概是出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考虑吧。我只管每天早上带我的兵挤上两辆大卡车,在草原上疾驰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后下车劳作,傍晚几辆车又开来接我们和拉牧草返回。
劳作疲累不必说了,快乐也不少。休息时,采野果子,掏野兔洞,伏击黄羊,追抓野鸭……大家晓得本排长好说话,只要完成定额,其他的随你疯上天去。
一般而言我不参加大家的玩乐,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排级领导不同于群众的稳重形象,也是因为我忙于独自推敲诗句——我之所以能被提拔为排长,正是因为我积极参与办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等,尤其是因一首洋洋洒洒百行长诗名噪全场,被农场党支部贾书记看中了。贾书记,白净面庞一副秀琅眼镜,中年女知识分子。她爱人是当时邻近一个矿山的矿长,后来当了一个县建材局的局长。夫妻俩都属于那种正派勤谨的领导干部。
那天打草时,我遥望远方天际处,一座矮山岗上有一座大木塔(大约是勘测队立的标杆塔)隐约可见。我顿生浪漫之情,当即鼓动大家休息时奔赴那座木塔,人人塔上留诗一首,让我辈大名与草原同存,俾使几十年后的人们也知道曾有一帮才子流寓于此。知青多好事之徒,便齐声响应同意,约定上午加劲赶完一天定额后,花半天时间去做一回诗人。
其实半天绝对不够用,我们忘记了“望山跑死马”的道理了。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气喘吁吁赶到木塔,几十个人一拥而上,各自选准地方,掏出钢笔,便开始为自己树碑立传起来。
我是农场公认才子,又兼任此时此地“最高行政长官”。怀着一种神圣使命感,我往来巡视,对每个人的诗作进行检查验收兼讲评。
诗作良莠不齐档次各别,最低档次属于那种“××到此一游”之类。此人在大家劝告下,又改成“×××人,到此一游。东张西望,然后回头。”
中档的也即多数人的诗是当时的流行语句。如李卫东的诗是:
昆仑山下红旗飘,
大草原上歌如潮。
举旗打倒帝修反,
革命战士志气豪。
当然不能说也不敢说此诗有何不妥,我也就点头赞许了。沈大连却举报此诗是抄袭他的。他把我拉到木塔另一面验证,果然沈大连已刻上了:
革命战士斗志豪,
大草原上歌如潮。
举旗威镇帝修反,
昆仑山下红旗飘。
两诗相争,真假难辨。我怕影响革命队伍大团结,不欲深究,便道:“算了,算了,只要署名不同,内容相同问题不大,正说明大家心往一处想嘛。”究竟谁抄袭谁,此事便成了一桩诗史疑案了。
另有两人的诗似可以跻身高档之列。
一个是重庆知青,忘了其名,只记得他外号小赤佬,当时不晓得那是贬义词,大家都这么喊他而他也答应。小赤佬平时深沉,此时的诗也有点深。
排长兴来喊赋诗,
鄙人惶恐三不知。
不知韵脚站何处,
只怕风吹雨打不牢实。
我咂咂滋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上心头。此诗似有抗命之嫌,我不好说什么。现在想来,当时保持沉默是对的,此人文才其实比我强多了。小赤佬,假如你有机会见到此文,请接受我对你的敬意,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另一首诗是一位成都知青用小刀刻上去的,字迹歪歪倒倒,意见怪头怪脑:
喝酒酒,混天天,
量地地,熬年年。
我沉吟良久,大伙也沉吟。显然,此诗字虽不多麻烦多。说轻了,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说重了,是破坏伟大领袖发动知青上山下乡战略部署。我果断批示他修改过来,成都知青不肯,说宁可把这首诗全刮掉。可我不想失掉全排皆诗人的记录,便喊别人帮他改。几个秀才斟酌良久,本着意思尽量变、原词尽量不变的原则每一行只改一个字,变成:
把酒酒,问天天,
斗地地,战年年。
都认为改得妙,这下与流行词句合拍了。
关于这首诗还有段后记,那成都知青不能容忍别人“阉割”他的诗意。果然临走前悄悄把他自己刻的字全刮掉了。历史证明,此举无意中救了他自己。后来“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便有某阶级斗争观念特强的知青,几十里外奔波来此寻找各种反诗罪证,以便阶级斗争火线立功。此君侥幸躲过一场灾难。
然而对我来说灾难毕竟还是降临了。
写诗耽误了时间,待到我们全排赶回打草地点时,已没有车了。原来司机开车接人不见,又慌慌张张回场报警去了。
没有车,我这个排顿成溃军,开始了徒步大逃亡。最大的危险是当时草原上有狼群出没,而且听说前些年这儿还曾打死过一只狗熊。也不晓得那熊留没留下后代……
开初一段路我还能控制队伍,为壮胆量指挥大家唱了几首歌如“我们是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后来,后来就歌声小下去,哭声大起来。
哭声起自女生。她们拖在队伍后面,走得个个东倒西歪,时不时躺下一个。我和几个班长督促她们起来跟上队伍,又哄又劝又吓又骂,甚至于又推又拉。而且我还帮她们中的一个背了一捆并不属于我的草,狼狈万分。这一阵我可知道什么叫行军收容所了。因为又急又累又怕又愧,我也哭了起来,大概是男生中唯一一个哭的。当然这也难说,也许还有悄悄哭的男生。
最糟糕的是,天黑了,看不清路面,事实上我们已迷了路。这一下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全都不敢跑了。我总算把队伍收拢来,立刻部署,每人手持镰刀,就地打草清场。尔后女内男外,围成一团,准备在此固守一晚上。说老实话,如果狼群来了,镰刀管不管用,我心中根本没数。当时,一轮明月下,我们无言地盯视着周围那幽远而深邃的大草原。此时的草原笼罩着无边的迷茫,且透着几分诡异的气氛。事后,我忽发奇想,尽管当时全排占一半的是姑娘,但哪个小伙子若不识趣地唱起那首“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准保引不起姑娘的青睐,而只会惹来她们的白眼。
那天晚上,农场方面也乱成了一团。他们推断出多种失踪原因,其中一种是我排可能被不明飞行物给消灭了。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最不可能的,但当时却被他们视为最大可能,因为报上曾有不少关于外星人的报道。遂连夜调动车辆,加上附近驻军和一些公社的支援,共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和几支马队,在夜幕中开着大灯向草原作扇面式搜索。由于事关重大,据说还惊动了万县专区。
直到夜间12点后,汽车灯光照到了我们,我们终于得救了。
几天后,我被撤职。想起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写诗当官又因写诗而丢官。我颇多感慨,自此后不复写诗。
而今遥想远方,大草原上的木塔应该还在吧,但那些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