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论多么宏观的文学形态演变都是经由个别作家的个别创作来完成的，正如无论多么宏观的社会历史形态都是经由个别人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的一样。狄更斯和老舍的小说创作，在时间上处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之间。这是西方的现实主义登越高峰和东方的现实主义勃然兴起的时期，其后不久，就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了现代文学由盛而衰，现代主义文学渐次出现并极为活跃的状况，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则因政治生活的剧变和苏联的大力倡导而被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狄更斯与老舍的小说创作同属现代文学范畴，其创作风格对于幽默讽刺文学传统的认知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由于幽默讽刺文学关系到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和审美倾向，因此这一研究对于认识特定时代的文学审美活动方式和水平具有直接的说明意义。
　　关键词：幽默风格 审美文化 艺术论
　　一、文化背景
　　文学和生活的必然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往往是和生产工具的改变相伴随的，从使用天然棍棒、石块的原始群觅食方式，发展到使用各种旧石器工具的族群采集经济，再到使用精细石器的氏族部落狩猎经济和农业经济，直到使用青铜器和铁器的部落联盟的规模农业和冶炼业，以及早期民政社会的发生，人类社会正是凭借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创造，才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发展到复杂的。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审美文化的文学艺术同样经历了不同形态的变化：从各种不同子形态的原始艺术——自然崇拜艺术、图腾（祖先）崇拜艺术、天神崇拜艺术等——所构成的原始艺术形态，到审美艺术形态，从古代的写实和浪漫的风格，到现代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再经当代社会的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发展到未来尚无定名的审美艺术形态。总之，与自然界的万物相区别，人类创造的文化产物经历了从美的发生与萌芽，到不断走向更高级审美活动的漫长过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艺术形态。
　　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百余年里，狄更斯的创作将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老舍的创作达到了中国乃至东方的现实主义的最高水准。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紀，但是在文学传统上却多有继承影响的关系，构成了从西方到东方、从西方都城到东方都城、从国际政治动荡到文化相互交流形势下典型的个案相关现象。
　　为了说明两位作家小说风格的相关背景和成因，有必要对英、中两国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做一简要说明和阐述。
　　首先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类型对比。狄更斯和老舍分别来自不同的文明国度，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还是中华文明，它们在世界历史长河中都占据重要的位置。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西方文明史上以引领近代工业文明著称，而中华文明以农耕著称。两种不同文明和文化传统间的碰撞，有冲突也有交流，对原有文明和原有文化圈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由工业文明衍生出的殖民政治和殖民文化给近代中华文明造成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相比之下，有着深远的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则迄至近代，除了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从国家生活的总体来说，仅只具备工业化的萌芽。而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儒释道等传统学说益发顽固守旧之外，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和对自然规律的简单认识上。这种经验性的文明背景下的人们，还处于一定程度的蒙昧状态，大多对自然带有崇拜而非理性认知的态度，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往往处于被自然力量支配的状态。
　　其次，英国的殖民扩张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对两人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先进种族利用强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征服、奴役落后种族仍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实，英国社会的继续殖民扩张，以及日本对中国等周边国家地区的侵略，都是典型的表现。而且，这种占有集中体现在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征服上。这种征服与以往的侵略、占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往往不再是种族灭绝式的征服，也不仅是武力征服，更不是古代世界的游牧部落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全面征服，包括武装侵略和文化征服。在相关国的文化交融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看作生命线，也都强烈地依赖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此，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化人往往习惯于用自身的文化观去解释另一种文化，并在文学艺术创作和道德审美中把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强烈地表现出来。狄更斯和老舍的创作便时常显示出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征服与被征服、殖民与被殖民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在个人和民族的生活中总会留下形形色色的痕迹。这种痕迹固然不免在作家们的笔下流露出来，有时甚至表现出狭隘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但更多则表现为作家们自觉的政治批判，如狄更斯对帝国殖民政策的抨击、老舍对帝国文化和帝国政策乃至战争行径的揭露和讥讽，从而显示出进步文学对于社会一般政治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超越地位。
　　在具有这些文明、文化差异的同时，两位作家所处的历史范畴不同，创作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在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画面以及传达的思想内涵也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相互渗透的、有所联系甚至相似的。在19世纪的上半叶和20世纪的上半叶，英、中两国都处在急遽转变的历史阶段。在英国，是资产阶级决定性地排挤掉贵族阶级，占据了国家生活的政治中心的时代；在中国，是工农大众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在这样的转折时代，英、中两国内部都广泛存在着新旧制度、新旧文化乃至新旧习俗的冲突。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顽固守旧、不合时宜的人物和现象，也必然产生大量激进乃至极端的人和事。这样一来，各种荒谬、可笑、愚昧、绝望乃至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事情就为作家、艺术家的幽默讽刺提供了大量素材，于是，一代幽默讽刺大师的创作就应运而生，形成了幽默讽刺文学的繁荣气象。
　　总之，不同的国家生活的时空规定性，培育了不同的幽默讽刺文学。从狄更斯与老舍的小说创作来看，他们在语言、构思、人物刻画、意象酝酿方面虽然存在相似甚至继承的关系，但也存在诸多富于民族性的差异，由于小说样式与现实中的人关系密切，因此两位作家的人物描写尤其值得从形式与内容上予以深入阐发。在人性的描写和表现上，他们对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描写不仅格外敏锐准确，而且在犀利的和夸张的描写下，更能凸显出人性中的善恶美丑。这种极具人性深度的描写，往往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但其中的波澜并不亚于世间的大事件，因为它们往往能揭示出某些永恒的人性，照彻某些幽深的心理暗陬。 　　二、幽默风格
　　狄更斯与老舍的小说创作比较，从总体上看显然要以各自的幽默风格为研究重点，因为同样属于幽默讽刺作家，他们在创作上的表现却有很大的差别。在狄更斯笔下，幽默讽刺有一个从早期的乐观温和到中后期的逐渐冷峻尖刻的变化，而且构成幽默讽刺风格的主要因素是人物形象、抽象品格以及各种弊政如监狱制度、法律制度、慈善制度等；在老舍笔下，幽默讽刺则更多地指向社会风气、道德伦理、国家命运以及风俗人性。这就如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所探讨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传统道家学说所探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关于幽默讽刺文学的传统与嬗变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实际生活中的人，还是幽默讽刺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乐天、自得、闲适、幽默本是传统社会的典型人格特征。然而，历史推进到20世纪下半叶，社会结构和人格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由竞争的格局日益被资本兼并和垄断所取代，人类传统的相对全面的生活方式日趋碎片化和机械化，现代苦闷和精神危机随之变得普遍化了。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现代社会普遍浮躁，民众信仰严重缺失，对物质的追求使得人们疲于奔命而失去幽默感，而这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不自知的荒谬，造成了普遍的无意义生存现象。幽默和讽刺风格的文学创作不仅失去了心态基础，也失去了动力，而近于嘲弄讥刺的黑色幽默和近于存在危机的荒诞意识在现代社会则成了文学艺术热衷于表现的风格基础。
　　通过比较研究狄更斯与老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写作风格，以及这种写作风格下的文学要素，特别是人物要素的异同特征，得出这两位作家各自贡献给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遗产，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实证意义。从创作主体上说，无论是老舍，还是狄更斯，在文化观方面均属于开放而且深入生活的。《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老舍、狄更斯等深怀人道精神的作家，都是带有一颗本真之心，这种天性是无可抗拒也不可逆转的，更可贵的是他们把这种敏锐和文学上的率真始终运用于创作之中，以此心志熔炼生活的材料，升华而成崇高的艺术品格。因此，对于他们的比较研究，或者说，借助于他们对于本国文化和时代特征的忠实再现，无疑将会凝聚起一代宗师的智慧与美感，发挥出传播文学硕果、弘扬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卓越成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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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3] 李晨阳.道与西方的相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汤景泰.内在对话性的生成——论老舍幽默小说的转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6）.
　　作 者： 丁金诺，文学博士，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編 辑：赵斌？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