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明代的各项制度法规被誉为历代最为完备的制度，朱元璋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他的统治思想全部体现在了明初确立的各项政策法规上，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拟对朱元璋的经济思想做一探究，探究朱元璋的重农抑商思想在明初制度中的体现，并且分析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朱元璋；明代；重农抑商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古代开国君主里唯二的农民出身（还有汉高祖刘邦），他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为农，17岁时适逢元末，天下大乱，父母长兄相继去世，曾被迫出家为僧，云游天下，以讨饭为生。后群雄并起， 朱元璋遂投身反元义军郭子兴部队，得到赏识，由此起家，最后平定割据势力，推翻元朝， 建立了大明王朝。出身贫苦以及复杂的人生经历使得朱元璋形成了他独特的治理国家的理念，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将仅就朱元璋在重农抑商方面的思想观念做一探索。
一、对田制的认识
土地占有问题，是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明朝建立后，未曾像北魏及唐代那样，在土地占有形式上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大力推行均田制，而是沿袭了前朝的成例，将土地分成官田和民田。至明中叶后，无论官田还是民田，土地兼并现象都愈演愈烈，直到明朝灭亡都不曾有效控制。土地的过度集中，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受到了很大危害。那么，在立国之初，统治者对于田制有什么看法呢？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自不待言，其思想则兼取诸家，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在田制问题上也是这样，明初不在田制问题上做大规模的调整即是明证。自明初开始，一些志在实现理想中的王者之政的井田论者就在鼓吹恢复井田，朱元璋对井田制肯定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只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加以效法。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在言及临濠的土地问题时，他说：“古者井田之法，计口而授，固民无不授田之家。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所谓“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就有效法井田“计口而授”之意。
朱元璋的井田思想是受到他出身的影响的，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元末，混乱的时局使他的井田观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土地制度，更多是一种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的渴望。但是朱元璋作为统治者，他非常的清楚恢复井田制的不切实际，那些土地的私人占有者不会甘心出让自己的利益，那么做不啻是和全天下作对，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这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政治大智慧。
探讨田制，实际上是探讨已有耕地的分配问题，而关于屯田垦田的讨论则是针对未开发的田地的开发利用问题的。事关国计民生，朱元璋对于屯田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屯田是明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早在立国之前就在所辖地区进行过屯田，为军事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唯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斥将士。”建国后，“命内外将校留军士城守，余悉屯田”，朱元璋吧屯田作为一项国策，源于这样的认识：“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兴兵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与民，则民力困重，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将屯田之策作为巩固边防的长治久安之策。
明太祖的这个思想，为他的子孙所继承，但这些最高统治者的目的显然是以屯田解决军需供应，保证边防安全，同时减轻百姓的负担。至于对屯田土地的开发利用则不在考虑之列。
二、对商的认识
朱元璋无疑是重农的，那么他对工商业得看法又是什么样的呢？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多次谈到商的地位，在他的谈话中没有发现对商进行否定的内容。如：“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这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喻户部时所言，在这里他提的“禁末作”显然与“士农工商”这四民无关。换言之，朱元璋并未将商划入“末作”中。还有一段话，“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铺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良民也。有等无籍之徒，村无恒产，市无铺面，绝无本做行商，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朱元璋对商的态度的形成，基于他收到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日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即商业贸易和百工技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从实际需求来说得。第二，商贾也是百姓中的一个组成元素，因而不应该受到歧视，这是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商所采取的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朱元璋的思想中并无轻商之意，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正当的职业来看待的。
也许有人有疑虑，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朱元璋不轻商的说法对吗？
事实上，使用“商末”这个提法与否意义并不大，而关键要看他是否把商与农业对立起来，是否因重农而抑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本末指正的意义所在。朱元璋对商的正当地位的认识，足以表明他没有要因农而抑商的意思。
至于明代从洪武时期就实行的对商贾服饰器用等方面的政策，与商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不仅仅是针对商人，有关农人的条款也是非常苛刻的。这是封建礼制和等级观念使然，因而以此认为这就是重农抑商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对商的态度，影响深远，在他之后，类似他的提法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经营活动不禁充分被肯定，而且被高度评价，这与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对后世的影响
在明代后期，由于观念的转变，人们把经商也看成是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职业。明嘉靖、万历时的徽商李大祁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何者非无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他所说的创业立家就是指经商。这反应了，在民间，很多人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将其变做一种实际行动，以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商的态度。
从这种思想里不难看出，明代后期存在一种重商的思想，这是当时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必然反映。他的存在，表明明代后期确实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实属正常。
明后期人们对商的认识，直接影响了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黄宗羲即提出来著名的工商皆本的主张，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事而九，有为佛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在黄宗羲看来，僧侣、巫卜，倡优等才是“末”，他们所操之术，与民用无益，因而属于当抑之列。这也是朱元璋说的“游食”，而朱元璋也曾明确表示要禁游食，从这个观点来讲，朱元璋的思想与明末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明代确实存在贬低商人的抑商思想，也正因此，明代对商的肯定才更可贵，因为他是思想中的新变化。还有就是，明代对商的重视和肯定，并不是用商和农做比较，也并未将商作为“本”。名人看待商的地位，是看它是否与社会有益，摆脱了传统的本末之辩。这既是时代进步的结果，也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是更多的于社会有益的因素解脱了思想束缚，投入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指导老师：张学亮
参考文献：
[1] 明太祖实录
[2] 张廷玉《明史》 卷2《太祖本纪二》，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
[3]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
[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关键词：朱元璋；明代；重农抑商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古代开国君主里唯二的农民出身（还有汉高祖刘邦），他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为农，17岁时适逢元末，天下大乱，父母长兄相继去世，曾被迫出家为僧，云游天下，以讨饭为生。后群雄并起， 朱元璋遂投身反元义军郭子兴部队，得到赏识，由此起家，最后平定割据势力，推翻元朝， 建立了大明王朝。出身贫苦以及复杂的人生经历使得朱元璋形成了他独特的治理国家的理念，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将仅就朱元璋在重农抑商方面的思想观念做一探索。
一、对田制的认识
土地占有问题，是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明朝建立后，未曾像北魏及唐代那样，在土地占有形式上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大力推行均田制，而是沿袭了前朝的成例，将土地分成官田和民田。至明中叶后，无论官田还是民田，土地兼并现象都愈演愈烈，直到明朝灭亡都不曾有效控制。土地的过度集中，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受到了很大危害。那么，在立国之初，统治者对于田制有什么看法呢？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自不待言，其思想则兼取诸家，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在田制问题上也是这样，明初不在田制问题上做大规模的调整即是明证。自明初开始，一些志在实现理想中的王者之政的井田论者就在鼓吹恢复井田，朱元璋对井田制肯定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只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加以效法。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在言及临濠的土地问题时，他说：“古者井田之法，计口而授，固民无不授田之家。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所谓“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就有效法井田“计口而授”之意。
朱元璋的井田思想是受到他出身的影响的，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元末，混乱的时局使他的井田观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土地制度，更多是一种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的渴望。但是朱元璋作为统治者，他非常的清楚恢复井田制的不切实际，那些土地的私人占有者不会甘心出让自己的利益，那么做不啻是和全天下作对，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这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政治大智慧。
探讨田制，实际上是探讨已有耕地的分配问题，而关于屯田垦田的讨论则是针对未开发的田地的开发利用问题的。事关国计民生，朱元璋对于屯田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屯田是明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早在立国之前就在所辖地区进行过屯田，为军事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唯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斥将士。”建国后，“命内外将校留军士城守，余悉屯田”，朱元璋吧屯田作为一项国策，源于这样的认识：“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兴兵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与民，则民力困重，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将屯田之策作为巩固边防的长治久安之策。
明太祖的这个思想，为他的子孙所继承，但这些最高统治者的目的显然是以屯田解决军需供应，保证边防安全，同时减轻百姓的负担。至于对屯田土地的开发利用则不在考虑之列。
二、对商的认识
朱元璋无疑是重农的，那么他对工商业得看法又是什么样的呢？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多次谈到商的地位，在他的谈话中没有发现对商进行否定的内容。如：“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这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喻户部时所言，在这里他提的“禁末作”显然与“士农工商”这四民无关。换言之，朱元璋并未将商划入“末作”中。还有一段话，“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铺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良民也。有等无籍之徒，村无恒产，市无铺面，绝无本做行商，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朱元璋对商的态度的形成，基于他收到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日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即商业贸易和百工技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从实际需求来说得。第二，商贾也是百姓中的一个组成元素，因而不应该受到歧视，这是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商所采取的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朱元璋的思想中并无轻商之意，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正当的职业来看待的。
也许有人有疑虑，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朱元璋不轻商的说法对吗？
事实上，使用“商末”这个提法与否意义并不大，而关键要看他是否把商与农业对立起来，是否因重农而抑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本末指正的意义所在。朱元璋对商的正当地位的认识，足以表明他没有要因农而抑商的意思。
至于明代从洪武时期就实行的对商贾服饰器用等方面的政策，与商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不仅仅是针对商人，有关农人的条款也是非常苛刻的。这是封建礼制和等级观念使然，因而以此认为这就是重农抑商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对商的态度，影响深远，在他之后，类似他的提法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经营活动不禁充分被肯定，而且被高度评价，这与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对后世的影响
在明代后期，由于观念的转变，人们把经商也看成是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职业。明嘉靖、万历时的徽商李大祁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何者非无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他所说的创业立家就是指经商。这反应了，在民间，很多人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将其变做一种实际行动，以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商的态度。
从这种思想里不难看出，明代后期存在一种重商的思想，这是当时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必然反映。他的存在，表明明代后期确实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实属正常。
明后期人们对商的认识，直接影响了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黄宗羲即提出来著名的工商皆本的主张，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事而九，有为佛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在黄宗羲看来，僧侣、巫卜，倡优等才是“末”，他们所操之术，与民用无益，因而属于当抑之列。这也是朱元璋说的“游食”，而朱元璋也曾明确表示要禁游食，从这个观点来讲，朱元璋的思想与明末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明代确实存在贬低商人的抑商思想，也正因此，明代对商的肯定才更可贵，因为他是思想中的新变化。还有就是，明代对商的重视和肯定，并不是用商和农做比较，也并未将商作为“本”。名人看待商的地位，是看它是否与社会有益，摆脱了传统的本末之辩。这既是时代进步的结果，也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是更多的于社会有益的因素解脱了思想束缚，投入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指导老师：张学亮
参考文献：
[1] 明太祖实录
[2] 张廷玉《明史》 卷2《太祖本纪二》，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
[3]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
[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