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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回顾
与历史学中中国古代史下的各个断代史学科相比，专门史中的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要落后很多，就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来说，因为各个断代史在本科时期都有系统的教程，所以学生顺理成章进入研究生阶段;而中外关系史过去曾经作为限制性选修的课程，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成一般性选修课，学生不修这门课也可以毕业。同时，因为研究中外关系史要费力得多，所以也就只有较少的人进这个门槛了。
从国内的学科发展来看，“中外关系史”这门学问早年又叫作“中西交通史”。中国最早专门从事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人是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素称“中西交通史”三大家。其他如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在該领域也有建树，但他们不是专门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者，而且更多的贡献在其他方面。张星烺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把从先秦到明清有关中西交通的中外文史料汇于一编，并做简要的注释，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我相信此后许多研究论文都是从这本书提供的史料开始的，但不一定把这本书引出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从今天看有时代的局限，比如传统史料像《水经注》就没有用（大概当时没有好本子），出土文献只限于已经整理的少量敦煌写本，西文文献依据的译文比较陈旧等，但它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冯承钧虽然也有自己的研究著作，但更重要的是法文著作的翻译，如《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以及发表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的散篇文章，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力，迄今有些论著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也有单行本）。向达除了早年的一些译著外，更多是做研究，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一系列文章知名于世，除了汇集在同名论文集中的文章外，还有大量单篇论文散在报刊当中，其中包括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的论述;他还主持了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整理了多部古籍，贡献至多。
1951年院系调整，学科重新划分以后，一些早期就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如孙毓棠、韩儒林、朱杰勤、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仍然有所贡献。“文革”后一些学者才得以发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如韩振华、马雍、张广达、蔡鸿生、姜伯勤等都有许多论著发表，研究的方面也有所推广。“文革”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如余太山、刘迎胜、安家瑶、林梅村、齐东方、汤开建、芮传明、王邦维、段晴、万明、赵丰等，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耿昇则翻译了大量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专著，也有论文。这些学者的著作主要以论文和专著的方式呈现，而从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来讲，系统的阐述尤为重要。比较重要的系统论述，早一些的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教出版社，1993年）。前者是按国别或地区编写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编写动议来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者是按年代编写的更为全面的对外关系史，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晚一些的有王小甫等编著《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和张国刚、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两者都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都是从先秦到明清的系统叙述，后者篇幅更多，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部分占了一半篇幅。这些教材由于层层因袭的关系，因此比较照顾已知的重要史实和人物，对于此后研究发现的人物和事件纳入不多，特别是大量考古资料的消化利用还有些不够，而且都是单一的文字叙述，很少有附图，更没有彩色图片，这其实是教材更应当采用的编纂方式。
二、丝绸之路研究热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随着一批考古资料的发现，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因为有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作“丝绸之路”。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扩大，有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有玉石之路、黄金之路、玻璃之路、青金石之路、香料之路、佛教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等等。这些概念都有学术资料的支撑，是可以成立的，但“丝绸之路”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说法，其基本概念也是最重要的中西交往通道。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丝绸之路研究焕发了活力。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著，相关的展览、讲座等活动也如火如荼。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是沿着丝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往问题，在涉及中外交往的时候，丝绸之路研究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有的时候两种文明的交往虽不发生在中外之间，比如波斯和罗马，但时常也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比如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安息（帕提亚）生怕汉朝与大秦的直接联系会影响安息在丝绸中转贸易上的利益，极力阻止甘英西行。甘英从波斯湾无功而返，因此帕提亚与罗马的贸易关系也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所以说，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强大的促进，在各个方面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虽然一般的作者并不说这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其实相关论著很多都是基于此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而生发出来的。
值得庆贺的是，国内新创办了四份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专刊。一是刘进宝主编的《丝路文明》，从2016年12月创刊，到2019年11月为止，已出版四辑，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丝绸之路的专题研究，但也包含了一些应当剔除的纯粹的敦煌学研究。二是沙武田主编的《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创办于2017年5月，到2019年11月为止，已出版四辑。此刊注重考古、艺术史的图像资料，强调以图证史，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但也夹带了部分纯粹的敦煌、黑水城、吐鲁番等方面的研究。三是李肖主编的《丝绸之路研究》，创办于2017年12月，内容涉及历史、考古、丝路语言等，但目前仅出一辑，出版周期过长。可喜的是与之相应的英文本已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Springer出版了两辑，但遗憾的是英文本不是以杂志的面目出现，而是称作Silk Road Research Series，即“丝绸之路研究丛刊”，每辑有个专题，这就变成书的形式，没有期刊的意义了。四是罗丰主编的《丝绸之路考古》，于2018年1月创办，到2019年9月为止，已出版三辑，所发文章虽为精品，但多为旧作，据说从第4辑开始都是未刊论文。考古资料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十分重要，而且不断有新发现，也有新的研究，因此该刊以下各辑是学界期待的成果。总之，上述专刊的创办和所刊载的论文值得赞许，但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大量研究丝绸之路的新作，若能精心组织稿件，一定能办出好的刊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日本、欧美学界过去以丝绸之路为名的纯学术杂志，因资金短缺或其他原因，大多难以为继，如果能够把这些杂志的欧美、日本作者队伍集结起来，一定能更大范围地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发展。 对于国内的丝绸之路热，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更加敏感，一些新著脱颖而出，中文译本也抢占了先机。比如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就出版了学术版、普及版、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译本;还有配套的《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The Silk Road. Key Papers），主要选取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七个地点展开研究，对推进丝绸之路研究颇有贡献。但仅仅依靠敦煌、吐鲁番文书残片来理解丝绸之路，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有以偏概全之嫌。又如吳芳思（Frances Wood）的《丝绸之路两千年》（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是面向大众的概论性著作，但其特点在于用英国人的视角来看丝绸之路，有些是以往中国学者难以触及的方面。还有魏泓（Susan Whitfield）的《丝路岁月》（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以12种人物类型展开论述，如寡妇、士兵、商人、公主等，颇有新意。但从学术的眼光看，该书将三位公主合成一个人物的写作方式难以算作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以学术为支撑的这种通俗著述，恰是以往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还有一些非丝绸之路研究者也转入丝绸之路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这部以丝绸之路所经欧亚大陆为主要对象的世界史，抛弃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以欧亚内陆为核心，对两千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变迁做出新的阐述。作者以各种不同的“路”来穿针引线，所论包括从古代帝国到今日霸权国家在欧亚内陆的权力角逐，经过丝绸之路传播的种种宗教、文化、思想，这条商道上东西运输的各色商品，等等。这种宏观的叙事手法，让读者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新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该书内容很少涉及中国，是从中国延展出去的丝绸之路的新通史。我在这本书中译本的推介词中说，对于热切需要了解“丝绸之路”的中国读者来说，“这部著作犹如来自异域的西瓜，既让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甘甜，也要警觉这条道路的艰辛和火辣”。
另外，身为清史研究者的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所著通识类读物《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对丝绸之路后期的论述颇有新意。还有很多在学术研究支撑下撰写的展览图录和一般性图录，比如魏泓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和信仰》（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与《丝绸之路：人、文化与景观》（Silk Roads. Peoples， Cultures， Landscapes），都是依托专家、具有很好学术视野的著作。
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一阵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近年则逐步淡化。在一般日本学者的观念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往往是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所以很少有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自己的著作，一般以“东西文化交流”等名目展开研究。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坚持推进“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出版了像加藤九祚译著的《考古学所见的丝绸之路》。欧亚考古学丛书中也有《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最近也出版了中文简体译本。这是一本植根于精深学术研究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对丝绸之路研究颇有贡献。最近看到书讯，森安孝夫又出版了《丝绸之路世界史》，值得期待。
三、有关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来思考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大大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步，但丝绸之路研究也有琐碎的一面，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丝绸之路学”。丝绸之路研究与传统的中外关系研究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它不是一个国内的路线，而是多条国际通道形成的网络。在这条道路上发生的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流，是丝绸之路研究的范围，这种交往是不能简单地被中外关系史所限定的。但两者更多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的研究来思考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史、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
就研究对象而言，丝绸之路的研究大大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充实了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多地依赖传统文献、出土文献与文物，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来解说。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方法仍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主要方法，但今后的研究也应考虑采用新方法、新手段，比如对GIS的使用等。还应当考虑中外关系史研究与当前盛行的全球史、区域研究的关系问题。就全球史而言，以往学者一般认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生，由此产生了全球史。全球史研究主张打破原有的区域、国别界限，整体地看待全世界的历史，这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向不谋而合。全球史研究者比较强调全球化之后的历史，然而在1500年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中外关系也早就存在了，可以借助全球史、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早期的中外关系史。
其次，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中外文史籍的整理工作有待加强。
中华书局过去主持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近年来基本上没有新的出版物。就传统的汉文史籍而言，像《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著作的整理本已经过于陈旧，难以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需要站在今天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成果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而有一些著作，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著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整理和校注。就外文古籍的翻译而言，还有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著作有待翻译，比如《道里邦国志》一类的著作，《塔巴里年代记》《史集》一类的著作，以及《心之喜悦》、医书、珍宝书等。就连《马可波罗行纪》这样的名著，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译本。其实我们不仅应当有像慕阿德（A. C. Moule）和伯希和（P. Pelliot）英译本那样的“百衲本”，还应当有三个抄本系统各自的译本，那才符合当今学术的要求。 第三，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应当尽快转化为研究素材。
目前已经出土或出水的大量文物资料，为中外关系史研究不断注入活力。比如1999—2004年间太原、西安发现的胡人首领虞弘、安伽、史君等人的墓葬，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粟特人入华史的认识，以及祆教的流传、胡人服饰、音乐舞蹈的传入等多方面的看法。而南海沉船的出水文物，如黑石号、南海一号等沉船文物的整理，也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更加丰富多彩，从货物的巨大数量上给我们的认知产生强烈的冲击。
此外，丝路沿线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献亦有待深入发掘和整理，比如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中的中外关系史料，过去姜伯勤有《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书，极有前瞻性的眼光。但从今天掌握的资料来说，还有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因为有来杏雨书屋和旅顺博物馆藏品的刊布而需要重做;新获吐鲁番文书中的《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是记录5世纪后半叶丝绸之路的极其珍贵的文献，需要整理;敦煌吐蕃到归义军时期大量公私文书中的中外关系史资料，零碎而珍贵，需要收集整理。
敦煌、特别是吐鲁番出土的大量胡语文献，如摩尼教和景教的经典，本身就是中外交通的产物，因为已经有了很好的现代语言译本，应当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因为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宗教文化传播的基本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与西亚、中亚科技、医药等方面交流的重要素材。而晚期的像突厥化粟特语文书，多是丝路商人所使用的账单和书写的信件，更能真切反映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状况。
同样是属于出土文献的石刻材料，其中也不乏十分珍贵的资料。如西安周边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记录了唐朝贞元年间出使黑衣大食的重要史事;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为我们呈现了中晚唐入仕唐朝的波斯人李素一家的事迹，从而可以得知波斯天文历法知识的输入，以及波斯人入主唐朝司天监的未知史实。
第四，就國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力量而言，大多数人比较重汉、唐时代，而较少人关注伊斯兰时代的中西交往，因为前者的研究更多地可以依赖于汉文史料，而后者则需要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所写的穆斯林史料，这些方面有大量的课题有待着手研究。
最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需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随着“丝绸之路”热，产生了大量通俗读物，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相关知识普及有很大的帮助。但目前中文著作中能够像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或霍普柯克的《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那样文笔优美、史实准确的畅销书还不够多，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能够在普及方面投入一定的精力，特别是能够写好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教科书。
与历史学中中国古代史下的各个断代史学科相比，专门史中的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要落后很多，就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来说，因为各个断代史在本科时期都有系统的教程，所以学生顺理成章进入研究生阶段;而中外关系史过去曾经作为限制性选修的课程，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成一般性选修课，学生不修这门课也可以毕业。同时，因为研究中外关系史要费力得多，所以也就只有较少的人进这个门槛了。
从国内的学科发展来看，“中外关系史”这门学问早年又叫作“中西交通史”。中国最早专门从事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人是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素称“中西交通史”三大家。其他如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在該领域也有建树，但他们不是专门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者，而且更多的贡献在其他方面。张星烺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把从先秦到明清有关中西交通的中外文史料汇于一编，并做简要的注释，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我相信此后许多研究论文都是从这本书提供的史料开始的，但不一定把这本书引出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从今天看有时代的局限，比如传统史料像《水经注》就没有用（大概当时没有好本子），出土文献只限于已经整理的少量敦煌写本，西文文献依据的译文比较陈旧等，但它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冯承钧虽然也有自己的研究著作，但更重要的是法文著作的翻译，如《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以及发表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的散篇文章，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力，迄今有些论著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也有单行本）。向达除了早年的一些译著外，更多是做研究，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一系列文章知名于世，除了汇集在同名论文集中的文章外，还有大量单篇论文散在报刊当中，其中包括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的论述;他还主持了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整理了多部古籍，贡献至多。
1951年院系调整，学科重新划分以后，一些早期就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如孙毓棠、韩儒林、朱杰勤、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仍然有所贡献。“文革”后一些学者才得以发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如韩振华、马雍、张广达、蔡鸿生、姜伯勤等都有许多论著发表，研究的方面也有所推广。“文革”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如余太山、刘迎胜、安家瑶、林梅村、齐东方、汤开建、芮传明、王邦维、段晴、万明、赵丰等，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耿昇则翻译了大量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专著，也有论文。这些学者的著作主要以论文和专著的方式呈现，而从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来讲，系统的阐述尤为重要。比较重要的系统论述，早一些的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教出版社，1993年）。前者是按国别或地区编写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编写动议来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者是按年代编写的更为全面的对外关系史，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晚一些的有王小甫等编著《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和张国刚、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两者都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都是从先秦到明清的系统叙述，后者篇幅更多，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部分占了一半篇幅。这些教材由于层层因袭的关系，因此比较照顾已知的重要史实和人物，对于此后研究发现的人物和事件纳入不多，特别是大量考古资料的消化利用还有些不够，而且都是单一的文字叙述，很少有附图，更没有彩色图片，这其实是教材更应当采用的编纂方式。
二、丝绸之路研究热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随着一批考古资料的发现，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因为有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作“丝绸之路”。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扩大，有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有玉石之路、黄金之路、玻璃之路、青金石之路、香料之路、佛教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等等。这些概念都有学术资料的支撑，是可以成立的，但“丝绸之路”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说法，其基本概念也是最重要的中西交往通道。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丝绸之路研究焕发了活力。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著，相关的展览、讲座等活动也如火如荼。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是沿着丝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往问题，在涉及中外交往的时候，丝绸之路研究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有的时候两种文明的交往虽不发生在中外之间，比如波斯和罗马，但时常也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比如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安息（帕提亚）生怕汉朝与大秦的直接联系会影响安息在丝绸中转贸易上的利益，极力阻止甘英西行。甘英从波斯湾无功而返，因此帕提亚与罗马的贸易关系也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所以说，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强大的促进，在各个方面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虽然一般的作者并不说这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其实相关论著很多都是基于此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而生发出来的。
值得庆贺的是，国内新创办了四份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专刊。一是刘进宝主编的《丝路文明》，从2016年12月创刊，到2019年11月为止，已出版四辑，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丝绸之路的专题研究，但也包含了一些应当剔除的纯粹的敦煌学研究。二是沙武田主编的《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创办于2017年5月，到2019年11月为止，已出版四辑。此刊注重考古、艺术史的图像资料，强调以图证史，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但也夹带了部分纯粹的敦煌、黑水城、吐鲁番等方面的研究。三是李肖主编的《丝绸之路研究》，创办于2017年12月，内容涉及历史、考古、丝路语言等，但目前仅出一辑，出版周期过长。可喜的是与之相应的英文本已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Springer出版了两辑，但遗憾的是英文本不是以杂志的面目出现，而是称作Silk Road Research Series，即“丝绸之路研究丛刊”，每辑有个专题，这就变成书的形式，没有期刊的意义了。四是罗丰主编的《丝绸之路考古》，于2018年1月创办，到2019年9月为止，已出版三辑，所发文章虽为精品，但多为旧作，据说从第4辑开始都是未刊论文。考古资料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十分重要，而且不断有新发现，也有新的研究，因此该刊以下各辑是学界期待的成果。总之，上述专刊的创办和所刊载的论文值得赞许，但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大量研究丝绸之路的新作，若能精心组织稿件，一定能办出好的刊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日本、欧美学界过去以丝绸之路为名的纯学术杂志，因资金短缺或其他原因，大多难以为继，如果能够把这些杂志的欧美、日本作者队伍集结起来，一定能更大范围地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发展。 对于国内的丝绸之路热，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更加敏感，一些新著脱颖而出，中文译本也抢占了先机。比如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就出版了学术版、普及版、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译本;还有配套的《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The Silk Road. Key Papers），主要选取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七个地点展开研究，对推进丝绸之路研究颇有贡献。但仅仅依靠敦煌、吐鲁番文书残片来理解丝绸之路，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有以偏概全之嫌。又如吳芳思（Frances Wood）的《丝绸之路两千年》（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是面向大众的概论性著作，但其特点在于用英国人的视角来看丝绸之路，有些是以往中国学者难以触及的方面。还有魏泓（Susan Whitfield）的《丝路岁月》（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以12种人物类型展开论述，如寡妇、士兵、商人、公主等，颇有新意。但从学术的眼光看，该书将三位公主合成一个人物的写作方式难以算作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以学术为支撑的这种通俗著述，恰是以往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还有一些非丝绸之路研究者也转入丝绸之路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这部以丝绸之路所经欧亚大陆为主要对象的世界史，抛弃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以欧亚内陆为核心，对两千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变迁做出新的阐述。作者以各种不同的“路”来穿针引线，所论包括从古代帝国到今日霸权国家在欧亚内陆的权力角逐，经过丝绸之路传播的种种宗教、文化、思想，这条商道上东西运输的各色商品，等等。这种宏观的叙事手法，让读者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新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该书内容很少涉及中国，是从中国延展出去的丝绸之路的新通史。我在这本书中译本的推介词中说，对于热切需要了解“丝绸之路”的中国读者来说，“这部著作犹如来自异域的西瓜，既让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甘甜，也要警觉这条道路的艰辛和火辣”。
另外，身为清史研究者的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所著通识类读物《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对丝绸之路后期的论述颇有新意。还有很多在学术研究支撑下撰写的展览图录和一般性图录，比如魏泓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和信仰》（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与《丝绸之路：人、文化与景观》（Silk Roads. Peoples， Cultures， Landscapes），都是依托专家、具有很好学术视野的著作。
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一阵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近年则逐步淡化。在一般日本学者的观念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往往是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所以很少有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自己的著作，一般以“东西文化交流”等名目展开研究。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坚持推进“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出版了像加藤九祚译著的《考古学所见的丝绸之路》。欧亚考古学丛书中也有《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最近也出版了中文简体译本。这是一本植根于精深学术研究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对丝绸之路研究颇有贡献。最近看到书讯，森安孝夫又出版了《丝绸之路世界史》，值得期待。
三、有关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来思考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大大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步，但丝绸之路研究也有琐碎的一面，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丝绸之路学”。丝绸之路研究与传统的中外关系研究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它不是一个国内的路线，而是多条国际通道形成的网络。在这条道路上发生的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流，是丝绸之路研究的范围，这种交往是不能简单地被中外关系史所限定的。但两者更多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的研究来思考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史、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
就研究对象而言，丝绸之路的研究大大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充实了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多地依赖传统文献、出土文献与文物，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来解说。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方法仍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主要方法，但今后的研究也应考虑采用新方法、新手段，比如对GIS的使用等。还应当考虑中外关系史研究与当前盛行的全球史、区域研究的关系问题。就全球史而言，以往学者一般认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生，由此产生了全球史。全球史研究主张打破原有的区域、国别界限，整体地看待全世界的历史，这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向不谋而合。全球史研究者比较强调全球化之后的历史，然而在1500年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中外关系也早就存在了，可以借助全球史、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早期的中外关系史。
其次，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中外文史籍的整理工作有待加强。
中华书局过去主持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近年来基本上没有新的出版物。就传统的汉文史籍而言，像《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著作的整理本已经过于陈旧，难以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需要站在今天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成果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而有一些著作，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著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整理和校注。就外文古籍的翻译而言，还有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著作有待翻译，比如《道里邦国志》一类的著作，《塔巴里年代记》《史集》一类的著作，以及《心之喜悦》、医书、珍宝书等。就连《马可波罗行纪》这样的名著，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译本。其实我们不仅应当有像慕阿德（A. C. Moule）和伯希和（P. Pelliot）英译本那样的“百衲本”，还应当有三个抄本系统各自的译本，那才符合当今学术的要求。 第三，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应当尽快转化为研究素材。
目前已经出土或出水的大量文物资料，为中外关系史研究不断注入活力。比如1999—2004年间太原、西安发现的胡人首领虞弘、安伽、史君等人的墓葬，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粟特人入华史的认识，以及祆教的流传、胡人服饰、音乐舞蹈的传入等多方面的看法。而南海沉船的出水文物，如黑石号、南海一号等沉船文物的整理，也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更加丰富多彩，从货物的巨大数量上给我们的认知产生强烈的冲击。
此外，丝路沿线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献亦有待深入发掘和整理，比如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中的中外关系史料，过去姜伯勤有《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书，极有前瞻性的眼光。但从今天掌握的资料来说，还有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因为有来杏雨书屋和旅顺博物馆藏品的刊布而需要重做;新获吐鲁番文书中的《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是记录5世纪后半叶丝绸之路的极其珍贵的文献，需要整理;敦煌吐蕃到归义军时期大量公私文书中的中外关系史资料，零碎而珍贵，需要收集整理。
敦煌、特别是吐鲁番出土的大量胡语文献，如摩尼教和景教的经典，本身就是中外交通的产物，因为已经有了很好的现代语言译本，应当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因为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宗教文化传播的基本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与西亚、中亚科技、医药等方面交流的重要素材。而晚期的像突厥化粟特语文书，多是丝路商人所使用的账单和书写的信件，更能真切反映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状况。
同样是属于出土文献的石刻材料，其中也不乏十分珍贵的资料。如西安周边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记录了唐朝贞元年间出使黑衣大食的重要史事;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为我们呈现了中晚唐入仕唐朝的波斯人李素一家的事迹，从而可以得知波斯天文历法知识的输入，以及波斯人入主唐朝司天监的未知史实。
第四，就國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力量而言，大多数人比较重汉、唐时代，而较少人关注伊斯兰时代的中西交往，因为前者的研究更多地可以依赖于汉文史料，而后者则需要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所写的穆斯林史料，这些方面有大量的课题有待着手研究。
最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需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随着“丝绸之路”热，产生了大量通俗读物，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相关知识普及有很大的帮助。但目前中文著作中能够像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或霍普柯克的《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那样文笔优美、史实准确的畅销书还不够多，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能够在普及方面投入一定的精力，特别是能够写好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