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长三角和粤港澳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大热点地区。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异同，是一件有趣且有用的事。首先是行政区划引起的长三角和粤港澳的差异。长三角35.9万平方公里，粤港澳5.6万平方公里，前者是后者的6.4倍；长三角总人口2.2亿，粤港澳7100万，前者是后者的3.1倍；2018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21万多亿元，粤港澳近11万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倍弱；2018年，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GDP83871元，粤9市115742元，长三角是粤9市的72%；2018年，长三角人均GDP最高的无锡是最低的阜阳的8.07倍，“粤9市”最高的深圳为最低的肇庆的3.56倍。这些数据表明，由于长三角和粤港澳的面积相差甚大，所以，就经济活动的密度和均衡度而言，前者远低于后者。但这个差距不是主观因素所致。假如，将粤港澳中的粤9市改为粤，即广东省，或者说，回到长三角最初的15个城市，二者的密度和均衡度就会比较接近。
　　由此告诉我们，在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时，要界定现实的空间范围，否则就会发生“鸡和鸭说”的尴尬情境；要关注在一体化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概念，如都市圈、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生态和产业链等，而不是浮光掠影，过度地务虚。
　　“一国两制”和一种制度是另一个客观差异。“一国两制”意味着粤港澳内部存在制度差异。差异会产生互斥，也会产生互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背景下，互补是主旋律，将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有专家认为，保持“一国两制”背景下三个税区、三种法律和三种货币的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潜力、动力和特色所在。仅仅是可能产生的学习效应，其作用就难以估量。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香港与深圳，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有着很大的互补性。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正在探索协调协同发展新模式，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
　　长三角一体化是在一种制度的前提下推进的，其表现出来的突出优势是效率更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历时近两年，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自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表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算起，也就半年时间，已经在政治局会议通过审议。
　　粤港澳和长三角的制度差异，意味着两地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在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成为对内开放的重要平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现在同为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国家战略，它们有着共同的核心价值，那就是，科创资源集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格局中，粤港澳和长三角共同承担着这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科技创新資源集聚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进而成为世界级的两大城市群。
　　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有着强烈的区域集群特征。这是由创业创新生态、新兴产业生态需要人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进而高度集聚决定的。在美国，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集聚在硅谷、波士顿、圣迭戈和西雅图等为数不多的地方。中国式创新不仅与此有关，同时又和中国国情和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东部，尤其是粤港澳和长三角，具备形成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综合条件，完全可能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