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日子
　　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在西秦岭，年也就开始了。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腊月二十三，打发灶爷上青天。这一天，得送灶爷。过了这一天，就不行了。因为腊月二十四，打发灶爷上柳树。灶爷上不了天，可不是一件好事。
　　好多地方，送灶爷，好像是男人的事。因为是祭祀，女人是没有资格的。但我们麻村，这事由女人操办。
　　二十三下午，母亲在锅上烙十二个灶饼，手掌心一般大。若有闰月，便是十三个。到了晚上，天抹黑。母亲在灶台上垫一张黄裱纸，把灶饼呈塔状摆好。焚香，点蜡。然后，跪在灶前，烧几张冥票，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太清。大意是希望灶神到天上后，多说我们家好话，保佑老小平安等。
　　父亲在屋外，点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村子里的鞭炮声，也是噼里啪啦，响成一片。这响声，像手，拉开了年的帘子。
　　灶饼献一阵，母亲会把每个饼子掐拇指大一点，丢上屋顶。为什么？我也没搞懂。至此，送灶爷，也就结束了。
　　我和妹妹抢着吃灶饼。饼子是死面的。发硬，黏牙，并不好吃。但我们喜欢，可能它真的很小，很好看吧。
　　后来，村里很多女人去外面打工，过年不回来。送灶爷就是男人的事了。男人嫌麻烦，自己的一口吃食都填不进嘴，哪能管的了灶爷，只好在集市上买一包饼干，拆了，献十二块，全当灶饼了事。
　　以前，村里还有人喂猪。腊月打头，就开杀了。大雪落了两场，压折了好多大树。杀猪匠抬着大木桶，桶里装着刀、磨石、竹棍、麻绳等。早已饿空肚子的猪，被扯出来，摁在平放的门扇上。猪身扭拧踢腾，壮汉青筋爆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声惨叫，把五里白雪惊得纷纷扬扬。红血如绸，红到发黑，涌泉一般，落进瓷盆。血沫子翻滚，破碎，热气晃荡。大桶已支好，滚水在桶，粗壮的白气，喷涌升腾。抬猪入桶，浇水拔毛。洗澡一般，围着一圈别着烟的人绾着袖子伺候。猪身子搭在桶沿上，待毛拔干净后，可真是白。然后就是开膛破肚了。挂起来，头朝下。先割头，然后项圈。最后从腹部一刀而下，像有人拉开了皮夹克的拉链。摘心取肺，翻肠倒肚，卸前肢，剁肋骨，去后臀。最后就剩下两条大腿各自挂在架子上。主人卸下，扛进了屋。地上，混着血迹、猪毛、肉渣、烂泥、冰块、水迹。一群麻雀赶过来。一些热气渐渐熄灭。一些雪方才定了定心。
　　孩子们在院里玩猪尿脬，疯了一般。老话说，猪尿脬打脸——骚气难闻。
　　女主人叫了邻居，帮着炒肉，好招待杀猪匠和帮忙的人。肉要项圈肉，肥瘦刚好。粉条、白菜、肉片，一大锅，铁铲翻动，刺啦有声。放香料，倒酱油，再来一杯烧酒去腥，末了撒葱末。盛大盆，端上炕。饼子数碟，已在炕桌上。嗨，放开吃，放开喝。
　　炒好的肉，大人都会打发孩子给亲房邻居端一碗。孩子吸溜着鼻涕，小跑而去。兰花姑姑，我妈叫我给你端的肉。哎，你妈有心了，来，炕上暖一阵。不了。孩子用袖口一擦黏稠的鼻涕，跑了。
　　村里一有猪叫，我们就知道，有肉吃了。
　　但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村里不养猪，差不多快十年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没人喂养。老人，有的养不动，有的嫌麻烦。过年吃肉，全在集上称。不杀猪，杀猪的手艺也就没用了。杀猪的人，在梦里，提着刀，那刀，锈迹最后和鲜血一样黏稠了。
　　二十三一过，就能扫霉了。
　　屋子里，能搬动的，全搬到院子。沙发、椅子、二十一英吋的旧彩电、相框、红漆老板箱、被褥、席子等等，乱七八糟，摆了满院。父亲顶着母亲的绿头巾，搭着梯子，挥着老笤帚，把屋顶和墙角的灰串统统扫下来。母亲在院子提着湿抹布，擦柜子上的灰土。我和妹妹，为了一个绿皮青蛙玩具打闹不止。最后，被我抢到手，妹妹吱哩哇啦哭着，我挨了父亲一顿训斥，乖乖坐在廊檐下擦玻璃。
　　扫了上房，还有厨房。
　　最后，父亲成了土人，看不清相貌，只有眼珠咕噜噜转。鼻孔处，因为呼吸，挂着两溜湿漉漉的灰串。一吸，进去了。一呼，出来了。真滑稽。想笑，但刚被父亲收拾过，不敢笑，只好憋回去了。
　　这两年，父亲有了年纪，害怕麻烦，就懒得收拾屋子了。加之一家人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屋里住的日子寥寥可数，更是得过且过，不想着清扫了。只会凑个暖和天，把几扇窗上的玻璃卸下来，坐门槛上，哈着气，擦一擦。
　　腊月里，自然是忙的。除了这些活，还得压粉条、煮甜醅、煎油饼。
　　压粉条，邻居或者对路的人，互相帮着，有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和面，揉好，切成拳头大小，塞进机床。男人握着手柄，使出吃奶的劲，往下压。女人均匀地搅动着进入滚水的粉条。粉条煮熟，挂在葵花秆上，提到院子，整整齐齐摆在化肥袋缝成的单子上。
　　刚出锅的粉，吃起来，真香。熟油、花椒粉、老醋，撒一把盐，搲一勺辣椒，吸溜的人眼含热泪，幸福得要命。吃了一碗，还想来一碗。大人怕撑坏，夺了碗，打发做寒假作业去。一听做作业，满嘴的麻辣味一下子丧失殆尽。
　　单子上的粉条，有水，很快冻住，结冰，成了一疙瘩。第二天，上架，挂着，晾晒。留着正月里吃。
　　煎油饼，就到腊月二十八九了。太早，油饼就柔了。顺带煎一些果果和酥肉。
　　煮甜醅，是个费力操心的活。
　　甜醅，也叫甜酒。做甜醅，得选饱满的麦子，用水闷潮，在石塌窝里一下下杵，杵掉麦子的衣裳，杵掉麦子的皮肤。这是个费力的活，杵二十斤麦子，得数千下，后来胳膊都伸不起了。杵掉皮，再簸净，淘洗，晾成柔干，按比例撒上用来发酵的酒■，然后装进大笸篮里，焐上一层褥子、两层被子、三层衣物，放在热炕头，等发酵成熟。煮甜醅是个手艺活儿，麦子煮的软硬，酒■的比例，炕的温度，一系列因素決定了一笸篮麦子的命运。酒■太少，干涩无味，太多，会发苦。麦子太软，一包水，太硬，如一堆豌豆。炕太冷，甜醅起不来，发酵不好；太热，起得快，但就酸了。这一切，全靠着女人们的一双手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在麻村，女人们熟练地掌握着制作甜醅的秘诀，少有失手。 　　一碗甜醅，加了开水，放糖精搅化，有稀有稠，可吃可喝，是押饿的好东西。
　　这两年，母亲不做甜醅了，许是嫌麻烦。村里的女人做的也少了。只有大妈还做，做好会端来一碗。
　　忙过这些，三六九是逢集的日子，就得赶集置办年货了。
　　首先是先人的。冥票、白纸、黄纸、红对蜡、大白蜡、香、鞭炮，这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小时候家里穷，可再穷，宁可人不穿一件新的，先人用的香蜡纸票是无论如何要买的。记得以前冥票是自己拓印的。白纸裁成长方形，小碗里和好红颜水，用旧牙刷蘸红水，在冥票板子上刷一遍，放上纸，一张一张拓印。牙刷要刷均匀，蘸水也要适量，否则不是印花了，就是不清晰。
　　拓印冥票，我就总想起已故的祖母，顶着蓝头巾，一张一张，印着，炕上铺满了票子。她脸上的皱纹，和冥票板上的图案一样深刻。
　　割肉、打豆腐，也是重要的事，因为这两样费钱。肉和豆腐要看好几集，得把握好行情，不然买贵了，几天吃不好饭，还被村里人笑话。肉，一斤十三元五，豆腐，一斤三块左右。肉割三十斤，豆腐打十五斤。嘿，半千元没有了。
　　然后就是烟酒茶和走亲戚的礼当。
　　以前走亲戚，四个干油饼，纸包着，送来送去，最后皮都干掉了，还在家家呼呼转。后来是饼干。再后来是罐头。再后来是鸡蛋糕，送到最后一拆开，长了毛。还有豆奶粉。现在多是二三星的世纪金辉或者二十来元的饮料。
　　最后就是葱、姜、蒜、菠菜、芹菜、蘑菇等蔬菜和对联、福字、衣裳等零碎的东西了。
　　这样挤上三四集，忙忙乱乱，就到了腊月底，大年就来了。
　　腊月三十，早上，抱着高头凤凰——公鸡，去庙里杀鸡还愿。晚上，接先人。
　　红灯笼挂在电杆上，院子的灯明晃晃亮着。鞭炮声、春晚声、喝酒划拳声，混着巨大的夜色，把埋在山窝里的麻村包裹了起来。
　　腊月也就结束了。
　　孤独的喜神从远方而来
　　正月初一迎喜神。这是麻村的习俗，也是过年最热闹的一刻。
　　初一一早，天抹亮。父亲就隔着窗户喊：赶紧起，起来迎喜神。除夕夜守先人，睡得晚。瞌睡缠绕，睁眼皮都费事。
　　初一到初三，早晨开大门，是要放鞭炮的。至于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反正祖祖辈辈都在鞭炮声里推开新春的大门的。正当新一轮的睡意铺卷而来时，一串鞭炮，被父亲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点燃，炸裂声，一瞬间惊得人心惊肉跳，睡意也烟消云散。
　　堂屋已重新点上香蜡。青烟袅绕，烛火摇曳。父亲给煤炉添柴，木柴燃烧时的噼啪声在炉膛里显得清脆，火光从缝隙探头探脑。母亲给先人摆献饭。两只白瓷碗，碗底放泡软的粉条，上面摆切成块的豆腐和酥肉，堆成塔尖状，再点缀以绿菠菜和红辣椒。最后上桌，放筷子。这应该是居家祭祀祖先的一种方式，在麻村一直延续着。这种古老的仪式起初应该是繁缛而隆重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从简了。
　　洗毕脸，我去大小庙烧香。从六七岁开始，我便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烧香的任务。二十多年，雷打不动。
　　九点。早饭已熟。多是烩菜。粉条、豆腐、蘑菇、酥肉、肉块、菠菜，盛在碗里，摆在桌上，热气腾腾。第一口必定是祖先的，我们不能随便下筷。等给祖先献一两分钟，放了吃饭时的鞭炮，我们才能开吃。这是规矩。从初一到初三，每天如此。
　　九点半，差不多就该迎喜神了。迎喜神有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每年不一样。方向，老黄历上有，一瞅便知。若是东北，就在我家门口。
　　今年迎喜神有些早。九点一过就打起了鼓。我们心急火燎吃罢饭，换上新衣。门外聚了一些人，或许是天冷，人也不多。大家在震耳的鼓声里开着玩笑，抽着烟。秧歌头放了几串鞭炮后，人稍微多了一些，都穿着新衣，收拾打扮过，光鲜靓丽，围拢而来，说说笑笑。
　　大概十年前，迎喜神是很热闹的事。家家户户都要赶出牲口，在喜神所在方向的路上走一圈。牲口披红挂彩，在鞭炮和锣鼓的惊吓声里，尥着蹶子，嘶鸣着，东奔西跑，或上了坡，或钻进人堆，吓得人们先是四散开来，然后哗啦大笑。也有赛马的，翻身上马，一声吆喝，青马白蹄翻飞，把歇缓了一冬的劲使了出来，奔驰而去，拳头大的铃铛发出了响亮悦耳的声音，在山路上回荡。
　　那时候穷，日子过得紧巴，但欢乐总是那么轻易、那么彻底。后来，村里人外出务工增多，牲口也就不再喂养了。一过年，锣鼓响起，只有稀稀拉拉的人出门站一站看一看，也就罢了。没有了牲口，迎喜神就像失去了灵魂。我常想，喜神也是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满脸笑容，从东北或西南朝我们走来，我们吆喝着健壮的牲口，朝他走去，迎接他的到来，会师一般。
　　而现在，独自骑马而来的喜神，定是孤独的。当他看着那冷清的去路和偶尔呼啸而来的摩托时，定是满心的失落。
　　鼓打了一通，人依旧不多。一些人不再出门，似乎不再相信真有一位神仙会来到这西北干裂的山沟。一些人出了门，也仅仅是在门口站站，不会再走到路口，围成一堆，说笑打闹。那些曾经骑马摔跤、生龙活虎的少年，如今已步入中年，一个个被生活打败，站在那里，木头一般，只会抽烟和寒暄。生活从他们身上剥去顽皮的帽子，给他们戴上了老成的紧箍咒。那些新一茬的孩子，没有从父辈们手里学会玩耍，他们只会放炮，只会啃着雪糕吸溜着鼻涕满眼冷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才不贪恋这此刻的欢愉呢。
　　鞭炮放了几挂，也没有了。秧歌头，由五六户人家组成，轮流着，义务在正月里为大家做事。以前，还像模像样，打扫庙宇，组织迎喜神，排练秧歌社火，现在基本不会做事了，徒具形式，连鞭炮也不会多买几挂。
　　整个腊月，天旱，没有落过像样的雪。过年，就应该大雪纷飞，今年仅是干冷。雪末子稀稀拉拉飄着，落不下的那种。这样昏暗而萧瑟的天气，多少有些影响此刻喜庆的气氛，我只能这般安慰自己。人们瑟缩成堆，眼巴巴地看一阵人，听一通鼓声，就回了。意犹未尽的样子。迎喜神，就成了这样，没有牲口，没有更多的人，没有震破天的鞭炮声，没有欢声笑语，仅仅成了一场形式。 　　关于迎喜神，我们虽然还延续着古老的纯粹的仪式，但世道人心发生了变化，一切终会草草结束。
　　我散了一圈烟，回了家。这喜神，便算是迎结束了。每年都在激动中等待着，但又在一年不如一年的叹息里散了。今年，也是如此。想想，喜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孤独而冷清。
　　破了的鼓，破了的乡村事务
　　三十晚上接先人时，村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贵宝、军军、亚红几个，端着香火盘，互相吆喝着晚上一起打鼓。
　　凌晨一到，抢着烧完头香。他们几个提着鼓和钹来到梁上，打了约莫半个小时。我躺在炕上，听着鼓声，犹在耳边敲打，后来便没有了声息。随着几声隐约的说话声后，村庄陷入了巨大的寂静。
　　唯有弯月高悬，照亮寒冷。北斗七星，盛着银辉，泼洒在万家团圆的屋顶上。
　　初一早上，迎喜神，鼓倒是很早就打起了。但隔着院墙，便听见今年的鼓声显得沉闷、低迷，像一个体虚的老人在咳嗽，没有了往年的干脆和响亮。
　　贵宝用膝盖顶着鼓帮，弯着腰，两手挥着用洋槐树剁成的简易鼓槌。军军站在一边，双手握钹，眯缝着眼睛，配合着鼓的节奏。
　　我问，昨晚咋打了一阵儿就歇了？
　　还以为来打鼓的人多，打了半个小时，还是三四个人，冷得很，就回了。军军扯着嗓子说。
　　今年鼓都烂了，打啥哩！打下去跟放了蔫屁一样，不响。贵宝边说边用下巴指着鼓面。在牛皮鼓面和木头鼓帮的连接处，破了一个三寸长的口子，像一张嘴，老是闭不上，鼓一打，翻卷的“嘴皮”一哆嗦，往外叹一口粗气。
　　村子里什么时候开始有鼓的？应该很早了。鼓、钹这些东西是公共财产，平时不用，闲置在秧歌头家，由他们保管，只有过年的时候提出来，打一段时间。记得小时候，村里用的鼓是一面很老旧的鼓。木头箍成的鼓帮，被膝蓋长期搓磨之后，显得异常光滑，木头的本色变成了黑褐色，再经时光浸染，包了浆，泛着一层油光。牛皮鼓面的中心，因长期敲打，掉了数层皮，开始发白。四周虽然有些皴裂起皮，但鼓面依旧严丝合缝，毫不漏气。鼓槌一敲，紧绷的鼓面坚韧而富有弹性，立马发出铿锵有力、震耳欲聋的响声，毫不含糊，毫不拖泥带水。真是一面好鼓。
　　据说这面鼓是望族爷箍的，他可是箍鼓的一把好手。这面鼓，也费了他不少精力。毕竟是给自己村里箍。如今，望族五十岁的人了。他的爷爷已经去世三十来年了。
　　打鼓前，鼓要烤。点一堆麻秆，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提起鼓，在火上快速转动，鼓帮、鼓面都要受热均匀。烤过的牛皮鼓面，因受热，会绷得更紧，富有弹性。鼓腹里，因为热胀冷缩，气体会让鼓身变得充盈。烤过的鼓，打起来，声音受听。
　　后来，这面鼓被村里的小孩烤时，不小心用柴火把鼓面烧了几个洞，没法打了。这面老鼓就退出了人们的记忆。
　　村里没一面鼓，毕竟是不像话的。后来村干部在城里买了一个新的，浅黄的鼓身，刷了亮漆，雪白的鼓面，好像硫磺熏过。打起来，声音到底不如上一个鼓好听。熟悉鼓的人瞅一眼，摁一指头，什么货色、什么声响心里就清楚了。村里的小伙子们勉强用这单薄的外来鼓给村庄的正月制造着欢喜，但那声音毕竟还是轻浮极了的。
　　人们在闲谈时，还会念叨起那面老鼓。
　　现在，连这面新鼓也破了。
　　近十年，村里除了耍过几场社火、修了一些梯田、唱了几本灯戏之外，几乎再无任何集体事务。公共财产也是流失的流失，破损的破损，无人问津。按理说，作为村里每年唯一会用到的财产——鼓，破了后，村干部或者秧歌头就应该主动购买。但这些年，除了政府摊派的工作外，干部很少主动作为，而秧歌头也流于形式，不再具体办事。一面鼓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却也仅仅看在眼里。
　　有年轻人提议几个外面干活的人，凑点钱，买一面新鼓，但过年店面关门，再说也没人愿意跑进城，买鼓的事也就作罢了。
　　人们只好听着漏气的鼓声，嚷嚷着，怪怨着，迎完了喜神。
　　路灯亮了，我们的光阴亮了吗
　　某个正月的黄昏，暮色像一件黑棉袄，紧紧裹在了西秦岭身上。
　　我站在大弯路，被汹涌的西北风拍打着，我的羽毛灌满了风声。远方，是绵延、重叠的群山，弓着背，留出了模糊的轮廓。山窝里，堆放的村庄，在黑暗中，被一颗颗炽白的路灯，绳子一般串在了一起。风吹，村庄也在摇晃。
　　我的身后，是洋槐。洋槐的身后，站着一盏路灯。雪白的灯光，把水泥路照得雪白，把呼啸而来的风也照得雪白。
　　一盏路灯，守在村口。天一黑。他就睁开眼。
　　麻村是去年后半年开始安装路灯的。国庆前，听父亲说，村里要安路灯。国庆，回家，村里多了一些背篓大的坑。我家门口也有一个。应该是安路灯前，浇筑水泥桩用的。
　　腊月底回家，村里已安上了路灯。细长的黑杆，顶着一颗玻璃灯和一面案板大的太阳能电板。真像一个瘦高个光头戴着一顶草帽，直愣愣立在路边。路灯是政府统一安装的。农户交钱没，我忘了问父亲，就算交，也不会太多。
　　路灯，没有接电。白天，电板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蓄满。到了晚上七八点，准时亮。亮一晚上，第二天六点，准时灭。村子里从上台子到下庄里，大概安了二十来盏。山神庙门口也安了一盏。那是一条很偏僻的路，少有人走，搞不清为什么要在那里安灯。有人开玩笑说，这灯一安，晚上这么亮，吓得山神都不敢出门了。
　　这几年，不得不承认，麻村和西秦岭一带的村庄，在政府的大力投资下，基础设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通了水泥路，后又硬化了巷道，接着盖了村委办公室，通了自来水，现在又安上了路灯。通了路，麻村人出村赶个集，再也不用两脚泥。有了水，再也不用起鸡叫睡半夜为一口水费尽周折了。
　　以前，每到天黑，村庄就被夜色的黑棉袄紧紧裹住，越裹越紧，挣不开。每家每户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屋顶，把一家人的生活照得昏暗不堪。老人们节俭，十五瓦的灯都嫌费电，一百瓦、二百瓦的更不敢提了。人们在暗淡的灯光下，模模糊糊地推着日子。 　　村子里，每个晚上都黑的，那些疲惫的灯光翻不出一人高的墙头。人们习惯了借月而出的生活。踩着一地月色，去串门，去商量事，去喝一场无所谓的酒，又踩着月色，摇摇晃晃回家。有时候，会捏一把手电，可手电总有没电的时候，就要摸黑。如果没有月亮，天阴，或有雨，也要摸黑。麻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用母亲的话说：黑塌天着呢。麻村的夜，是我见过最黑的夜，钻进去，人有种被吞噬、消化的错觉。
　　没有灯，走夜路心是虚的，怕人，怕鬼。我总是害怕村里的一些路段，听其他伙伴讲过，那里曾闹过鬼。于是在黑夜里每一次经过那里，我都头发直立，浑身发麻，总感觉背后有人要拉我的衣襟。我一边用手拍打着后面，放声歌唱，一边逃之夭夭。有时候，也怕人。天黑，不见人影。老布鞋，轻，听不见脚步声。两个人面对面走过来，撞个正着，啊呀，一瞬间双方都被吓得魂飞魄散。老话说，人吓人，吓死人。
　　幸亏一个人在村庄生活久了，会熟悉村里的每一条路，每一个细节，才不至于在黑夜走错门，不至于迷失在黑夜里。失脚的事，还是偶尔有。亚东祖母，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留守在家里，儿孙都在城里。某一个夜晚，她一脚踩空，掉到了土台下。第二天，有人发现老太太时，已经死了。
　　我们在黑夜里熬过了太多年月，以至于谁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麻村也会通了路灯。
　　当那白晃晃的东西把村庄照亮时，留守的老人端着饭碗，站在灯下，似乎隐隐能看到所剩无几的牙齿绽放的光泽。他们扒拉着吃了三顿的剩饭，仰着脖子，眼窝里盛着两汪光，讨论着这新鲜的玩意，尤其对太阳能电板的蓄电功能，挤破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说，这灯，真亮，亮得能照见鬼脊背，这可麻烦啊。临进门时，他们还感慨，灯是个好灯，就是白花花的一晚上都亮着，真是浪费啊。
　　灯亮了，村庄从黑棉袄里挣脱了身。这灯光，水一般泼洒在村里，让苦涩的青瓦、灰墙显得溫润了许多。这灯光，把村里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长过了流年。这灯光，照亮了大老碗里端着的光阴。这灯光，照见了男人和女人在屋里拾掇了半天的行囊。这灯光，也照清了留守老人额头上日渐浓密的皱纹和越来越短的残年。
　　等着年一过完，人们又会像候鸟一般迁徙进城市，带走了生机，带走了孩子，只留下一群年迈的老人，整夜和雪白的灯光为伴。
　　有劳力的人都走了，老人们出不了门，彻夜，路灯为谁而亮？
　　消失的蓝色火焰
　　我家院后面，连着一个小院。也不叫小院，只是一溜弧形的山坡和几间土坯房连起来，和堂屋、厨房、偏房之间形成一块空地，我们叫房背后。土坯房，一间是牛圈。牛现在没有了，堆满了农具和杂物。挨着牛圈，是厕所。厕所背上，背着一间没有顶，只用塑料布遮住的房子。只能勉强叫做房子吧。
　　这便是我们家的沼气池。
　　沼气池是哪一年修的？记不清了。至少五六年了吧。我问母亲，她也迷糊了。
　　那几年，循环农业叫得很响亮。沼气建设是当时农村工作的重头戏，相当于现在的果树建园。上面给各乡镇给了硬性指标，一年要修建多少户，完成验收多少户，都是有明确数字的。这结果纳入考核，决定着提拔任用。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乡镇真是费了脑筋、花了工夫。在当时，修一个池子不容易，首先群众不了解沼气这玩意，等到一了解，就担心，怕漏气爆炸了。另一个是村里没主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叫不回来。再一个农村人祖祖辈辈柴火用惯了，山坡上随便拾一把柴草就能熟一顿饭，何必搞个沼气，受那折腾，再说，还要花钱买砖买砂子，不掰指头算，都觉得是个费事活。
　　上头有指标，不修不行。那一年，我们家成了指标户。修沼气池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母亲去了南方打工。我在城里上班。妹妹上学。
　　修沼气池，得先挖坑。深两米多，宽三米左右。坑和牛圈、厕所连着。方便后面进料。然后用砖砌了坑的四周，用水泥抹光整。还要砌四面墙。不搭顶，直接铺了塑料布。同时，走管网，接到厨房。
　　当时，政府好像补助了几袋水泥、一套沼气灶具。
　　沼气修好后，我记得那年过年回家，母亲做饭用的就是沼气。火焰在灶具中间，蓝色的，不停地跳动。没有柴火燃得猛烈，但火焰一直比较稳定，不紧不慢，有一副好脾气。至于为什么没有用沼气照明，我一直没问过父亲。我记得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沼气照明的。
　　当时，沼气作为新型能源，在农村还是很新鲜的。村里还留着极个别中年人，谁家修池子，便围一圈，叼着烟，议论着沼气，咒骂着贪官。烟灰扑啦啦全落进了坑里。沼气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项目。首先能解决燃料问题。村里人做饭基本用干柴，煤是买不起的。而用柴，就要砍树。有了沼气，就不用再破坏植被了。另一个，可以把一些废弃的秸秆和难以处理的人畜粪便填进池子，利用起来。这样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村庄脏乱差的情况。再一个，据说沼渣肥力很好，能使作物增产，这样就节省了化肥，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还能多收成一点。据专家说，沼气还有很多优点，但村里人最关心的还是这几样。
　　那一两年，麻村人做饭基本都用沼气了。沼气池大，能装，人畜粪便能积攒近半年。这可美死了村里的懒汉，再也不用十天半月被老婆骂着给厕所担粪了。等消停小半年，池子实在满得不行，一蹲厕所，粪汁就会溅到屁股上，男人们才会借来架子车，好不情愿地出粪。发酵过的粪，也就是沼渣。颜色发黑，呈均匀的糊状。奇臭无比。架子车走过，路上遗撒的沼渣，能臭两天而不散，可见臭得多么彻底。
　　两三年以后，沼气就基本没人用了。
　　一个是青壮年人全部外出打工了，会用沼气的人一走，老人一来不会用，二来不顺手、嫌麻烦，自然还是做饭一把柴了。二是人一走，粪便少了，村里家家户户养的牲畜卖的卖、死的死，也就没有粪便了。没粪便，相当一个人填不饱肚子，自然就没力气。没有发酵沼气的原料，也就熄火了。三是沼气长期没有人管护、维修，有些地方出了毛病，也没人管，天长日久，最后也就懒得去收拾了。四是电磁炉、电饭锅、电炒锅的出现，很大的程度上替代了沼气。这些东西插头一插，就能使用，方便直接，只要有电随时都能用，而且操作简单也安全。作为既要长期“喂料”又要经常“体检”的沼气，自然也就被长江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 　　当然，沼气池建好，验收通过，指标完成了，至于你用不用就跟政府没关系了。但有时候也有麻烦，那就是上级检查，比如省市县要检查沼气运行情况，乡镇领导就头大。据说，有个地方村里的沼气都停用了，原因是村里没牲口粪便了，为了应付检查，父母官们专门雇车从城里的养牛场花钱买了好多牛粪，送到村里，装进了沼气池。
　　后来，我们家的沼气也不再用了。情况都一样，一是没料，二是有问题，没人会维修，三是有了电饭锅。
　　那间没顶的沼气房，我冒然间开过一次门，里面堆满了破水桶、旧农具，满地被厚厚的尘土和雨水酱过的痕迹。风吹来，塑料布的顶子哗啦啦响着，像一个人在喊饿。那套灶具依旧在厨房一角的老木桌上放着，许久没有挪动了，积着一层灰和油渍。一些地方生锈了，铁锈剥落在桌面上。一张旧报纸盖着面子，但依然遮不住它的破败相。它真的退休了。其实，它压根就没好好服役过，就这么仓促地来，仓促地老。直到后来，成为一块废铁，被闲置在桌子上，任光阴销蚀。
　　现在，大家已经不谈、也想不起沼气了。沼气池还在，但它已经寿终正寝。在麻村，或者更多的麻村，这样一种在当初看似很有价值的清洁能源，如今已被时代淘汰，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淘汰了。那些花了钱、出了力的资源，就这样成了废品。
　　故乡的候鸟再一次迁徙到了城市
　　如果我们是一只鸟，那麻村和所有的麻村应该是一个窝，是我们的归宿。可现在，它只是我们迁徙途中一根暂时落脚的枝条。
　　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如一只鸟。
　　在西秦岭一带，有人说，初三一过，年就结束了。有人说，十五一过，年才结束。还有人说，二月二过了，才就没年了。
　　二月二，炒豆豆，小猫把我叫舅舅。儿歌里这么唱着。过了二月二，天一暖和，地一解冻，就该忙活了。送粪、翻地、准备化肥、地膜等。随着农忙，人们也就从年味里慵懒地走出来，打着最后一个酒嗝，开始了一年的生计和忙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然，这都是十多年前麻村人的生活状态。
　　后来，务农的人少了，人们都出去打工。九十年代叫搞副业，务农才是主业。打工，是麻村人后来才使用的“外来词”。那时候，打工逐渐成了主业，务农成了副业。从那时起，年，人们就等不到二月担头了。正月十五雪打灯。一场薄雪，落在麻村的沟壑山梁后，人们也就背着铺盖卷出门了。天依旧黑着，难见五指。没有取掉的灯笼，忘了关灯。挂在树尖上，风吹，灯笼晃动，一地白雪，映着稀薄的红光，也在晃动。赶早班车的人，脚下打着滑，下了山。东倒西歪的班车开过来。门打开，寒冷把搭车的人抓起来，塞进了满是炕土味的车厢里。
　　再后来，也就是现在打工已不再是麻村人的主业或者副业，它已经是麻村人的全部，是麻村人唯一的生存方式。既然要打工，就要遵守城市的套路。什么时候来上班，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这不比干农活，迟一天早一天，地不骂你，活不怪你，都无所谓。可现在，人们大多已等不到正月十五过了，更别说二月二。三天年一结束，正月初四，一大早，六点多，天依旧黑着，但有路灯，西北风把灯光吹歪了，斜挂在墙上，显得僵硬、生冷。人们揉着肿胀的眼皮，睡意朦胧，站在梁上，一边闲聊几句上班的事，顺便问问哪天回来过年的，一边等途经村里的班车。车来了，因为是首发站，座位都空着，架好行李，闷声闷气坐在塌陷的座位上，丢着盹，离开了麻村。
　　我和妻子是腊月二十八晚上到家的，正月初六一早，顶着一脑袋浓稠的睡眠，坐上早班车离开了麻村，准备初六转一天丈人，初七就要上班了。
　　在以前，三天年一过，年不但没有结束，反而重新热闹了起来。初一到初三，要走亲戚、送心灵纸、接先人、守先人、送先人，事情总是太多，加之麻村人有讲究，过年是不能串门的，尤其女人家。习俗和讲究，像一根绳子，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所以，初三晚上先人一送，三天年一结束。麻村人才开始走亲戚、串门子、喝酒、耍社火。走亲戚，正月十五之前，都可以。几包饼干，摩托上一绑，一天走好几家。饭，走到哪吃到哪。酒，也是家家喝，不能少。女人串门子，坐在炕上，围一堆，手塞进屁股下，暖着，也不用缝缝补补，不用绣鞋垫、纳鞋底，反正就是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男人们不分昼夜地喝酒划拳，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他家。排着队，齐齐来。一堆人，围着老梨木方桌，桌上两盘菜，一盘粉丝凉拌胡萝卜，另一盘，胡萝卜凉拌菠菜。酒盅里添满了酒，溢在桌上，一晃荡，酒杯子醉倒了，酒水流在了炕上。男人们面红耳赤，目光呆滞，表情夸張，伸着指头，在拳上要见个你高我低，最后醉了一圈人。有人倒在炕后边，磨牙放屁，沉沉睡去。有人趴在地上，一头塞进地里，掏心掏费地呕吐。有人在炕上，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有人脚下拌蒜，在巷道里骂骂咧咧，像病鸡一样，胡乱打转。这酒，能把正月喝出头，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甚至鸡犬不宁、妻离子散。有些年成也耍社火，社火分黑社火和马社火。马社火，一般化妆成传说中的神仙，穿上古装，骑在马背上，从上庄到下庄，挨家挨户，一一走一圈。黑社火，以唱为主。点一堆柴火，人们围一圈，看表演的人在中间唱小曲。
　　而现在，早不是这样了。人们匆匆而来，把三天年一过，初四开始就火急火燎地进城了。城市，才是麻村人的居所。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安置在城中村和车流里，为了在城里安身立命而忙碌着，忙得眼窝深陷，白骨耸立。而麻村，则成了一个暂时的借居之地，人们回来，待上三天、五天，最多七八天。枕头都没睡出窝，被子也没暖热，然后，再一次匆匆忙忙地离开麻村，去了远方。
　　城市的大手，又一次把村庄掏空。只有那个柴草垒成的窝，挂在树梢，风一吹，摇摇欲坠。
　　人们走了，热闹了三天的村庄，再一次被冷寂和衰败的气息所挟裹。鞭炮声隐匿进墙角，听不见了。叫喊声破碎在巷道，听不见了。锣鼓声消亡在山野，听不见了。孩子们打闹的身影，消失在了某个昏暗的早晨。跪倒在祖先牌位前面的儿孙们，被破旧的乡村班车载去了遥远的地方。那些往事、回忆，和半截烟头一起，被抛在地上，碾灭了。
　　村庄被死亡的气息所笼罩，毫无生机可言。或许并不是村庄再一次陷入冷寂和衰败，而是村庄回归到了常态。一年四季，无论雨雪，无论春秋，它都是冷寂和衰败的。没有悲喜，没有苦乐。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人，像房屋的檩子，吃力地支撑着，也实在撑不了多久。
　　对于故乡，我们终究成了过客。我们试图成为归人，没有马蹄声也罢，没有青石板也罢，我们只是回去，留一些时日，制造一些声响和欢愉，让孤独的村庄不至于绝望。在时代的泥淖里，我们被挟裹着，冲刷着，木讷、无助地被生活打倒，并被装进麻袋，带向没有归属的未来。
　　或许有一天，当我们飞了好久需要落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早已无枝可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