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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至死也弄不明白，到底是谁让他血溅李陵碑。因为，在宋太宗的这种战略管理方式下，无论是杨无敌，还是柳无敌，最后的结局必然都是兵败身死。
在一个大型组织中，战略规划者(最高领导者或最高领导层)受限于管理幅度，往往不可能同时兼任执行者。战略规划者和执行者的分工分离，随之就带来一种授权代理关系。而代理必然存在风险，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能力风险，即战略规划者择人不当，所托非人，代理者的能力不足以担当重任，最终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另一种则是忠诚风险，代理者能力虽足堪大任，却在态度上不能忠于职守，这也会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
因而，组织的领导者对代理风险进行调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用于调控的措施、手段必须适度、得当，否则，代理风险就会失衡畸变，甚至会出现伪代理风险，导致整个战略执行的通盘失败。
杨业之死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作为伐辽西路军的副帅，与主帅潘美、监军王侁从雁门关北上，攻击辽国境内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西路军初战顺利，一举攻克寰、应、云、朔四州。但宋军主力东路军却被辽师击溃，宋朝最高统帅宋太宗立即手诏中、西两路军马火速退师。
就在这战略撤退中，西路军的几位统帅之间出现了意见不合、配合失当，终于让一代名将杨业深陷重围，拼至弹尽粮绝，最后头撞李陵碑，不屈含恨而死(据宋史记载，杨业兵败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但杨业头撞李陵碑而死的说法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为强化对“伪代理风险”的警醒作用，采用了更为形象化的后一说法)，而宋军的这一次“伐辽战略”也由此宣告彻底失败。
号称“无敌”的杨业为什么会以身殉国?北宋的这一次伐辽为什么会失败?让我们来探寻这些疑问背后的真相，以便为今天的战略执行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
时机失误
北宋一统天下后，牢牢占据了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拱手相送的燕云十六州的辽国成了宋朝北面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遏制或消灭这个头号大敌，宋朝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存在严重威胁。所以，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始，就始终将光复燕云十六州作为组织的重大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宋太宗此次决定伐辽，在战略规划的大方面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战略时机的选择上，宋太宗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也是伐辽失败、杨业就义的第一个原因。
宋太宗为什么选择这一时点对辽国发起三路军的大总攻呢?他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呢?
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儿子耶律隆绪继承，皇后萧燕燕(即萧太后)垂帘听政。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前后，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府贺令图向宋太宗报告，辽国“主幼母专”，大将韩德让趁机弄权，其内政动荡不安，正是出兵的大好时机。宋太宗深以为然，并据此做出了伐辽的决策。但是，贺令图的信息不但滞后，且不准确，他的判断更是错误的。
耶律贤死后，辽国确实是“主幼母专”，但萧燕燕绝非无能之辈。耶律贤自幼体弱，执政后，他缺乏足够的精力处理军国大事，萧皇后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早在公元972年，萧燕燕就开始帮助耶律贤处理政务，到982年耶律贤去世时，萧燕燕已经掌权历练长达10年之久，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能力。公元976年2月，辽景宗传谕史馆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也就是说，辽景宗将皇后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程度，并且将此明文写入法令，萧燕燕也成了辽国事实上的女皇。
耶律贤之死，对辽国的影响并不大。而贺令图的汇报是在辽景宗死后2年，宋太宗发兵征辽更是在4年之后，就算耶律贤之死有一些风吹草动，在4年里，也早已经被萧太后治理得风平浪静了。所以，辽国的内部并未出现动荡，宋太宗对战略时机的把握也就并不准确。
负气出战
导致杨业惨死的第二个原因是杨业是负气出战。
当时，朝廷命令西路军在撤退的时候，要同时将寰、应、云、朔四州的百姓随军内迁。西路军本已深入敌后，再加上这个要求，撤退就成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且，时间已经极为紧迫，萧太后亲自督战的10万大军眼看就要攻陷寰州。极富作战经验的杨业提出，敌军士气正盛，不宜正面对敌，而应佯攻应州，诱使辽军主力前去营救。等辽军主力到了应州附近，再命令诸州军民迅速从雁门山中石碣谷南撤，同时在谷中埋伏好3000名弓弩手，狙击追兵，如此，则能顺利完成任务。
但监军王优虽不知兵，却指手画脚，对杨业的建议提出异议，说：“你们领兵数万，竟然如此怯懦!应当直接从雁门北川中出师，强攻寰州。”
杨业知道按照王恍的做法，必败无疑，于是据理力争。但王侁却讽刺挖苦说：“你素来号称‘无敌’，如今遇敌竟然畏惧不前，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当王优以监军的身份，话中有话影射他有不轨之意时，杨业已经别无选择，于是负气道：“我不是怕死，只是这样做会白白葬送士卒的性命罢了。既然你责备我畏死不前，那么，就请让我为诸位先死吧!”
杨业之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为兵败身死埋下了祸根。
缺乏接应
但即便这样，杨业也还可以不死。杨业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判断自己将会退至陈家谷口，便要求主帅潘美在此伏兵接应。按照杨业的打算，在陈家谷口伏下奇兵，很可能对连续攻击的辽兵造成猝不及防的毁灭性打击。那么，就算无法扭转战局，自己这一路人马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潘美同意了杨业的请求，却没有信守诺言，早早率军逃逸了。这也构成了杨业之死的第三个原因。当杨业苦战之后，退至陈家谷口，却发现空无一人。杨业只能反身再战，终于全军覆没。
由此，战略时机把握不当、负气出战、缺乏接应就成了杨业之死的三个主要原因。
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三个原因当成杨业的死因，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也就不可能从这一血案中借鉴到“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的危害了。这三个原因其实只是表层的原因，我们还应该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本质原因。
事实上，尽管宋军攻击的战略时机不当，但是在很多时候，出色的执行能够很好地弥补战略时机的失误。
遍布军中的“伪代理”
宋军的这一次北伐，共分为东、中、西三路军。东路军为宋军精锐主力十万人，由最富盛名的大将曹彬率领，中路军由大将田重进率领，西路军则是潘美杨业分为主、副帅。根据宋太宗的部署，东路军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今北京)，中路军从定州(今河北定州)攻取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中路军应该缓师而行，将辽国主力吸引至幽州城下，而中西路军则包抄至幽州侧后翼形成包围之势，决战幽州。
出征以后，中西路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但以主力面貌出现的东路军却一触即溃。萧太后与辽幼帝亲临前线，准备发动更强烈的反攻。曹彬下令撤军，结果在撤退之际 辽军蜂拥而至，几乎尽歼宋军主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即便不能战而胜之，只要能与辽军主力对峙抗衡，等中西两路合围，也未必不能取胜。这就是通过出色的执行，在实践中创造出良好的战略时机。
但是，为什么曹彬率领的10万精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呢?主帅曹彬是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不堪担当大任呢?
曹彬绝非无能之辈。在他跟随宋太祖开创大宋江山之时，曹彬就已经身经百战，以足智多谋而名扬天下。开宝七年(974)，曹彬作为主帅，取得了征服南唐的辉煌胜利。天下固然没有常胜的将军，但曹彬这一次的表现和他以往的战绩实在大相径庭。同样的一个曹彬，为什么在宋太祖手下所向披靡，在宋太宗手下却望风而逃呢?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杨业为什么要意气用事，却不寻求在组织合理的框架内解决好内部的争端呢?监军王优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决策权，杨业提出了正确可行的策略，却仍然要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作为主帅的潘美又为什么不置一词，丝毫没有反对意见?
最后，潘美王侁为什么敢不按照事先约定在陈家谷口设伏接应，以致将杨业的孤军置于死地?
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宋朝的所有军队里都出现了普遍而严重的“伪代理现象”，其根子就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宋太宗身上!
由上及下的紧逼推行
宋朝紧接五代乱世而立。五代时期，各地藩镇(武将)割据一方，经常凭武力推翻原有的皇帝主子而自立为帝，代理的忠诚风险异常之大。宋太祖本人也是凭借武力而代周称帝的。所以，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就有意识地抑制武将的力量。到了宋太宗，这种对武将的抑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宋太宗曾经公开说过，“朕选拔将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规谨慎的性情和管理手下的能力，其次才考虑武力勇猛的素质”。宋太宗给每一个统兵的将帅设置了一个监军，并赋予监军很大的权力。将帅的一举一动，全部由监军直接汇报给皇帝。外行的监军在皇帝的纵容和鼓励下，往往盛气凌人地欺辱内行的将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开国名将郭进竟然因为无法忍受监军田钦祚的长期欺压愤而自杀。所以，王侁的意见最终成了压倒性的意见，杨业不得不违心服从，连主帅潘美也不敢妄置一词。
更为甚者，宋太宗还在每次军事行动前，亲自设计好“作战阵图”。行军打仗，最讲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根本不可能事先预料算定。但宋太宗却严令将帅遵从他的阵图安排，不得有丝毫违背。如果将帅遵从了他的阵图而败战，那么，将帅丝毫不用承担战败的责任。反之，如果将帅违背了他的阵图，哪怕是取得了胜利，也要担心皇帝会对自己的忠诚起怀疑，有功不赏，反而受诛。
如此，曹彬的溃败、潘美的临阵脱逃就真相大白。因为他们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迫究责任(或不会被追究很严重的责任)，那么，又何必去拼死一战呢?如果曹彬知道战败不但累及自身，还会累及家族，他还会那么轻易放弃，轻易撤退吗?潘美还敢潇洒退却，只保自身吗?
果然，杨业死后，虽然朝野震惊，但主要责任者潘美也不过是被削去检校太师这个虚衔，仅仅在杨业死后第二年，潘美就又被宋太宗恢复了原有的官衔，并加封为同平章事，获得了身兼“使相”的显赫地位。而另一个祸首曹彬，也不过是被稍稍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第二年，即被起复为武宁军节度使。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曹彬又被拜为枢密使，达到了武将仕途的顶峰。
在宋太宗的力推下，组织内的代理风险已经彻底伪化。本来，担纲将帅之人在接受代理后，要在忠诚和能力两方面竭力表现。不忠诚固然不行，而光有忠诚，无法如期保质地完成战略部署也不行。但是，宋太宗将帅们的考量重心完全倾向于忠诚风险方面。只要表现出忠诚，能力和业绩是不足为重的。那么，完全放弃在能力和业绩上的努力，只要做好效忠就可以了。而效忠又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只不折不扣地按照宋太宗以及他的代言人监军的命令就可以了。这样，能力风险降低到零，只剩下忠诚风险。而忠诚风险实质上也是为零，只要你不擅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擅自行动(不管你的见解和行动是多么地正确，多么地符合实际)。从而，代理风险就成了无代理风险，随之也就无代理责任了。这样的代理风险，就是彻头彻尾的伪代理风险!
曹彬、潘美绝非贪生怕死之人。曹彬自不用提，当年宋太祖刚得天下，陕西藩镇袁彦心怀异志，宋太祖担心袁彦作乱，便命潘美前往西北监督其军，潘美单骑入长安，迫使袁彦入朝，赵匡胤对潘美胆勇过人的举动倍加赞赏。但是，既然不会因为执行结果的不利而承担罪责(或者只承担极轻的罪责，而不用担心身家性命)，那么何必冒死冒险，又何必固执己见呢?
所以，杨业其实至死也弄不明白，到底是谁让他血溅李陵碑!在宋太宗的这种战略管理方式下，无论是杨无敌，还是柳无敌，无论主帅是潘美，还是刘美，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兵败身死，组织遭受惨痛损失!
风险与责任的进化
伪代理风险让代理者没有风险之虞，没有责任之束，却反过来让组织、组织的领导者承担了最大的甚至是全部的风险。
宋太宗的本意绝不是要看到这样的结局，但他出于强烈控制欲的做法却只能适得其反。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宋太宗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即便是在杨业之死震惊朝野后，宋太宗为什么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改弦易辙呢?一方面是组织出于抑制武将、杜绝叛乱的整体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宋太宗的个体因素作怪。
宋朝抑武崇文始至宋太祖，但曹彬等作为统兵主帅，宋太祖也只决定大策方针，具体执行还是完全放权，曹彬也因此建立不世奇功。但宋太宗得位不正，其内心对武将叛乱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才会采用“监军+阵图”的束缚之策。
978年，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时，也遭受大败，败逃中一时间失去踪迹。部分武将出于“国不可无主”的考虑，准备拥立时在军中的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后因太宗及时现身而作罢。但经此事件后，宋太宗对于帝位的患得患失更趋浓烈，对武将的疑惧之意也是随之剧增。
对今天的组织领导者来说，在制定了良好的组织战略后，一定不能如宋太宗那样，过于极端地要掌控一切，而是要切实地赋予战略执行的代理者以充裕的施展空间，让代理风险充分、健康地转化为代理责任，让代理责任驱动代理者竭尽所能、息诚不二地实现对战略的最完美执行!
在一个大型组织中，战略规划者(最高领导者或最高领导层)受限于管理幅度，往往不可能同时兼任执行者。战略规划者和执行者的分工分离，随之就带来一种授权代理关系。而代理必然存在风险，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能力风险，即战略规划者择人不当，所托非人，代理者的能力不足以担当重任，最终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另一种则是忠诚风险，代理者能力虽足堪大任，却在态度上不能忠于职守，这也会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
因而，组织的领导者对代理风险进行调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用于调控的措施、手段必须适度、得当，否则，代理风险就会失衡畸变，甚至会出现伪代理风险，导致整个战略执行的通盘失败。
杨业之死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作为伐辽西路军的副帅，与主帅潘美、监军王侁从雁门关北上，攻击辽国境内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西路军初战顺利，一举攻克寰、应、云、朔四州。但宋军主力东路军却被辽师击溃，宋朝最高统帅宋太宗立即手诏中、西两路军马火速退师。
就在这战略撤退中，西路军的几位统帅之间出现了意见不合、配合失当，终于让一代名将杨业深陷重围，拼至弹尽粮绝，最后头撞李陵碑，不屈含恨而死(据宋史记载，杨业兵败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但杨业头撞李陵碑而死的说法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为强化对“伪代理风险”的警醒作用，采用了更为形象化的后一说法)，而宋军的这一次“伐辽战略”也由此宣告彻底失败。
号称“无敌”的杨业为什么会以身殉国?北宋的这一次伐辽为什么会失败?让我们来探寻这些疑问背后的真相，以便为今天的战略执行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
时机失误
北宋一统天下后，牢牢占据了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拱手相送的燕云十六州的辽国成了宋朝北面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遏制或消灭这个头号大敌，宋朝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存在严重威胁。所以，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始，就始终将光复燕云十六州作为组织的重大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宋太宗此次决定伐辽，在战略规划的大方面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战略时机的选择上，宋太宗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也是伐辽失败、杨业就义的第一个原因。
宋太宗为什么选择这一时点对辽国发起三路军的大总攻呢?他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呢?
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儿子耶律隆绪继承，皇后萧燕燕(即萧太后)垂帘听政。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前后，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府贺令图向宋太宗报告，辽国“主幼母专”，大将韩德让趁机弄权，其内政动荡不安，正是出兵的大好时机。宋太宗深以为然，并据此做出了伐辽的决策。但是，贺令图的信息不但滞后，且不准确，他的判断更是错误的。
耶律贤死后，辽国确实是“主幼母专”，但萧燕燕绝非无能之辈。耶律贤自幼体弱，执政后，他缺乏足够的精力处理军国大事，萧皇后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早在公元972年，萧燕燕就开始帮助耶律贤处理政务，到982年耶律贤去世时，萧燕燕已经掌权历练长达10年之久，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能力。公元976年2月，辽景宗传谕史馆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也就是说，辽景宗将皇后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程度，并且将此明文写入法令，萧燕燕也成了辽国事实上的女皇。
耶律贤之死，对辽国的影响并不大。而贺令图的汇报是在辽景宗死后2年，宋太宗发兵征辽更是在4年之后，就算耶律贤之死有一些风吹草动，在4年里，也早已经被萧太后治理得风平浪静了。所以，辽国的内部并未出现动荡，宋太宗对战略时机的把握也就并不准确。
负气出战
导致杨业惨死的第二个原因是杨业是负气出战。
当时，朝廷命令西路军在撤退的时候，要同时将寰、应、云、朔四州的百姓随军内迁。西路军本已深入敌后，再加上这个要求，撤退就成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且，时间已经极为紧迫，萧太后亲自督战的10万大军眼看就要攻陷寰州。极富作战经验的杨业提出，敌军士气正盛，不宜正面对敌，而应佯攻应州，诱使辽军主力前去营救。等辽军主力到了应州附近，再命令诸州军民迅速从雁门山中石碣谷南撤，同时在谷中埋伏好3000名弓弩手，狙击追兵，如此，则能顺利完成任务。
但监军王优虽不知兵，却指手画脚，对杨业的建议提出异议，说：“你们领兵数万，竟然如此怯懦!应当直接从雁门北川中出师，强攻寰州。”
杨业知道按照王恍的做法，必败无疑，于是据理力争。但王侁却讽刺挖苦说：“你素来号称‘无敌’，如今遇敌竟然畏惧不前，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当王优以监军的身份，话中有话影射他有不轨之意时，杨业已经别无选择，于是负气道：“我不是怕死，只是这样做会白白葬送士卒的性命罢了。既然你责备我畏死不前，那么，就请让我为诸位先死吧!”
杨业之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为兵败身死埋下了祸根。
缺乏接应
但即便这样，杨业也还可以不死。杨业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判断自己将会退至陈家谷口，便要求主帅潘美在此伏兵接应。按照杨业的打算，在陈家谷口伏下奇兵，很可能对连续攻击的辽兵造成猝不及防的毁灭性打击。那么，就算无法扭转战局，自己这一路人马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潘美同意了杨业的请求，却没有信守诺言，早早率军逃逸了。这也构成了杨业之死的第三个原因。当杨业苦战之后，退至陈家谷口，却发现空无一人。杨业只能反身再战，终于全军覆没。
由此，战略时机把握不当、负气出战、缺乏接应就成了杨业之死的三个主要原因。
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三个原因当成杨业的死因，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也就不可能从这一血案中借鉴到“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的危害了。这三个原因其实只是表层的原因，我们还应该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本质原因。
事实上，尽管宋军攻击的战略时机不当，但是在很多时候，出色的执行能够很好地弥补战略时机的失误。
遍布军中的“伪代理”
宋军的这一次北伐，共分为东、中、西三路军。东路军为宋军精锐主力十万人，由最富盛名的大将曹彬率领，中路军由大将田重进率领，西路军则是潘美杨业分为主、副帅。根据宋太宗的部署，东路军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今北京)，中路军从定州(今河北定州)攻取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中路军应该缓师而行，将辽国主力吸引至幽州城下，而中西路军则包抄至幽州侧后翼形成包围之势，决战幽州。
出征以后，中西路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但以主力面貌出现的东路军却一触即溃。萧太后与辽幼帝亲临前线，准备发动更强烈的反攻。曹彬下令撤军，结果在撤退之际 辽军蜂拥而至，几乎尽歼宋军主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即便不能战而胜之，只要能与辽军主力对峙抗衡，等中西两路合围，也未必不能取胜。这就是通过出色的执行，在实践中创造出良好的战略时机。
但是，为什么曹彬率领的10万精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呢?主帅曹彬是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不堪担当大任呢?
曹彬绝非无能之辈。在他跟随宋太祖开创大宋江山之时，曹彬就已经身经百战，以足智多谋而名扬天下。开宝七年(974)，曹彬作为主帅，取得了征服南唐的辉煌胜利。天下固然没有常胜的将军，但曹彬这一次的表现和他以往的战绩实在大相径庭。同样的一个曹彬，为什么在宋太祖手下所向披靡，在宋太宗手下却望风而逃呢?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杨业为什么要意气用事，却不寻求在组织合理的框架内解决好内部的争端呢?监军王优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决策权，杨业提出了正确可行的策略，却仍然要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作为主帅的潘美又为什么不置一词，丝毫没有反对意见?
最后，潘美王侁为什么敢不按照事先约定在陈家谷口设伏接应，以致将杨业的孤军置于死地?
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宋朝的所有军队里都出现了普遍而严重的“伪代理现象”，其根子就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宋太宗身上!
由上及下的紧逼推行
宋朝紧接五代乱世而立。五代时期，各地藩镇(武将)割据一方，经常凭武力推翻原有的皇帝主子而自立为帝，代理的忠诚风险异常之大。宋太祖本人也是凭借武力而代周称帝的。所以，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就有意识地抑制武将的力量。到了宋太宗，这种对武将的抑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宋太宗曾经公开说过，“朕选拔将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规谨慎的性情和管理手下的能力，其次才考虑武力勇猛的素质”。宋太宗给每一个统兵的将帅设置了一个监军，并赋予监军很大的权力。将帅的一举一动，全部由监军直接汇报给皇帝。外行的监军在皇帝的纵容和鼓励下，往往盛气凌人地欺辱内行的将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开国名将郭进竟然因为无法忍受监军田钦祚的长期欺压愤而自杀。所以，王侁的意见最终成了压倒性的意见，杨业不得不违心服从，连主帅潘美也不敢妄置一词。
更为甚者，宋太宗还在每次军事行动前，亲自设计好“作战阵图”。行军打仗，最讲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根本不可能事先预料算定。但宋太宗却严令将帅遵从他的阵图安排，不得有丝毫违背。如果将帅遵从了他的阵图而败战，那么，将帅丝毫不用承担战败的责任。反之，如果将帅违背了他的阵图，哪怕是取得了胜利，也要担心皇帝会对自己的忠诚起怀疑，有功不赏，反而受诛。
如此，曹彬的溃败、潘美的临阵脱逃就真相大白。因为他们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迫究责任(或不会被追究很严重的责任)，那么，又何必去拼死一战呢?如果曹彬知道战败不但累及自身，还会累及家族，他还会那么轻易放弃，轻易撤退吗?潘美还敢潇洒退却，只保自身吗?
果然，杨业死后，虽然朝野震惊，但主要责任者潘美也不过是被削去检校太师这个虚衔，仅仅在杨业死后第二年，潘美就又被宋太宗恢复了原有的官衔，并加封为同平章事，获得了身兼“使相”的显赫地位。而另一个祸首曹彬，也不过是被稍稍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第二年，即被起复为武宁军节度使。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曹彬又被拜为枢密使，达到了武将仕途的顶峰。
在宋太宗的力推下，组织内的代理风险已经彻底伪化。本来，担纲将帅之人在接受代理后，要在忠诚和能力两方面竭力表现。不忠诚固然不行，而光有忠诚，无法如期保质地完成战略部署也不行。但是，宋太宗将帅们的考量重心完全倾向于忠诚风险方面。只要表现出忠诚，能力和业绩是不足为重的。那么，完全放弃在能力和业绩上的努力，只要做好效忠就可以了。而效忠又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只不折不扣地按照宋太宗以及他的代言人监军的命令就可以了。这样，能力风险降低到零，只剩下忠诚风险。而忠诚风险实质上也是为零，只要你不擅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擅自行动(不管你的见解和行动是多么地正确，多么地符合实际)。从而，代理风险就成了无代理风险，随之也就无代理责任了。这样的代理风险，就是彻头彻尾的伪代理风险!
曹彬、潘美绝非贪生怕死之人。曹彬自不用提，当年宋太祖刚得天下，陕西藩镇袁彦心怀异志，宋太祖担心袁彦作乱，便命潘美前往西北监督其军，潘美单骑入长安，迫使袁彦入朝，赵匡胤对潘美胆勇过人的举动倍加赞赏。但是，既然不会因为执行结果的不利而承担罪责(或者只承担极轻的罪责，而不用担心身家性命)，那么何必冒死冒险，又何必固执己见呢?
所以，杨业其实至死也弄不明白，到底是谁让他血溅李陵碑!在宋太宗的这种战略管理方式下，无论是杨无敌，还是柳无敌，无论主帅是潘美，还是刘美，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兵败身死，组织遭受惨痛损失!
风险与责任的进化
伪代理风险让代理者没有风险之虞，没有责任之束，却反过来让组织、组织的领导者承担了最大的甚至是全部的风险。
宋太宗的本意绝不是要看到这样的结局，但他出于强烈控制欲的做法却只能适得其反。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宋太宗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即便是在杨业之死震惊朝野后，宋太宗为什么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改弦易辙呢?一方面是组织出于抑制武将、杜绝叛乱的整体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宋太宗的个体因素作怪。
宋朝抑武崇文始至宋太祖，但曹彬等作为统兵主帅，宋太祖也只决定大策方针，具体执行还是完全放权，曹彬也因此建立不世奇功。但宋太宗得位不正，其内心对武将叛乱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才会采用“监军+阵图”的束缚之策。
978年，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时，也遭受大败，败逃中一时间失去踪迹。部分武将出于“国不可无主”的考虑，准备拥立时在军中的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后因太宗及时现身而作罢。但经此事件后，宋太宗对于帝位的患得患失更趋浓烈，对武将的疑惧之意也是随之剧增。
对今天的组织领导者来说，在制定了良好的组织战略后，一定不能如宋太宗那样，过于极端地要掌控一切，而是要切实地赋予战略执行的代理者以充裕的施展空间，让代理风险充分、健康地转化为代理责任，让代理责任驱动代理者竭尽所能、息诚不二地实现对战略的最完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