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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个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是全国人民的红色朝圣地，也成为很多人心向往之的家园。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这首长久传诵的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影响了也温热了几代人的心。我没有在延安生活过，二十多年里，虽然无数次地去延安，路过延安，但是，把所有停留在延安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却说我是回延安，是不是有些矫情呢？我问自己。
1985年面临毕业时，我提前知道了我被分配到省作协工作。当时一是没有想到，二是天性散淡的我惧怕写作。况且，还有更多的单位可选择。所以内心不甘愿就此成定局，却不懂得如何改变。一天中午，我在去水房打开水时，遇上当时中文系负责我们分配的一个女老师。幼稚的我根本没有想，这种场合怎能谈这么大的事情？这种幼稚病至今我都没有痊愈。我对女老师说，我不想去省作协；我还说，我想去高校。女老师边接水边斜了我一眼，冷冷地扔给我一句：想去高校？延安大学没有人去，那是高校，你去吗？我顿时哑口无言。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当然，刻薄的女老师也清楚这一点。透过女老师厚厚的眼镜片，我读出了她眼神里的内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
后来，在系里老师连哄带骗的攻势下，好友芬去了延安大学。芬很了不起，在延安大学任教一年多就考回西大读硕士研究生，如今她已读完复旦大学的博士后，现在是西北大学目前为数不多的年轻女教授。
因为有当年那位刻薄的女老师逼我就范的威胁，我时常与芬换位设想：假如我去了延安大学，我是否有芬这么出息？每次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不如芬这么努力勤奋，也不如芬有才智，还没有芬牢不可破的爱情做坚实后盾。这三样我都不具备，想像芬一样最终走出延安，获得如今的成就，简直难于上青天。
不能说与延安擦肩而过，也许那个机缘真的不属于平庸的我。
这次的纪念《讲话》座谈会安排在延安大桥北面的“银海大酒店”里。傍晚时分，和与会的作家朋友聊着天走上大桥，一时间，我的方向感又出现混乱。我急切地问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同事小刘，宝塔山在哪里？小刘奇怪地看着我说，张老师你不是第一次来延安吧？我听懂了小刘这句话的含义：一是不理解我为何如此的激动；二是声称多次来过延安的我，却找不到宝塔山感觉不可思议。前一点我也无法说清楚，后一点，不辨方向经常走错路一直是我的“长项”。
其实，走到大桥上，将头向右边一转，就看到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巍然矗立的宝塔了。此时，夕阳映照着几近干涸的延河，河底浅浅流淌着乌绿色的液体，恶浊的腥臭味随风飘散。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首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恰在这时被我想起。喜欢这首歌的旋律，高亢激昂中，充满了红色的浪漫主义气息。不远万里从朝鲜来到中国的作曲家郑律成还创作有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但此时的《延安颂》，在干涸的延河上响起，我总感觉缺少了许多热烈和昂扬，却多了几分悲苦的呜咽。从感情上讲，我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这条世界闻名的延河黑臭干涸的模样。
1986年底到1987年底，我作为省委扶贫工作组成员，下乡来到陕北榆林。每一次的往返西安，都要途经延安，又因为当时的长途汽车站就在桥头，所以每一次必到延河大桥。
那时候来一次延安真难啊！路途遥远，尘土漫天，充满了艰险。
每一次，我天不亮就得赶到西安长途汽车站，匆忙吃点东西，坐上长途班车，就开始了一路北上的遥迢跋涉。中午时分，到达黄陵，算走了接近延安的一半路程。短暂的休息，吃点路边店的快餐，或是自己带上的鸡蛋点心之类，然后再次上路。车过黄陵后，就不再是略微平坦的柏油路了。新开出的黄土路，蜿蜒在逐渐升高的黄土高原上，道路逼仄狭窄，凸凹不平。班车缓慢地颠簸在山间，一路上，不时可看到跌入深谷的货车和客车的残骸，让人触目惊心。如果运气不好，比如遇上山体滑坡，或是车辆故障或是车祸，就会遭遇遥遥无期的交通堵塞，那就得耐下性子在长途班车上等待好几个小时。
有时，我没有和同事一起而是一个人上路。路途又碰巧很顺利，到达延安时才是下午四五点。我就顺着延河南岸的土路，坐上去延安大学的公交车，到延大去找在那里任教的大学同班好友芬。延安大学依山而建，芬的宿舍坐落在延大校园的半山处，是座窑洞式结构的楼房。站在门口的长廊上，可俯瞰校园全景。
1987年的春节前，我们扶贫工作组的三个人，一同从榆林乘车，要返回西安过年。雪花飘飘洒洒在黄土高原上，苍茫中有几分忧郁的浪漫。
到达延安后，我们三人为安全起见，也是为早点回家，打算在延安乘飞机返西安。但是晶莹的雪花演变成鹅毛雪片，铺天盖地，越下越大。我们赶到机场时被告知，因为大雪影响，要等到三天之后才有航班。因为三人意见不统一，没有想到其中一个没有打招呼，当下就买了长途车票上路了；另一个则一定要等到三天后乘飞机；我只好决定第二天一大早自己去乘长途班车回西安。
延安第二招待所大概在延安的北关。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多，天黑沉沉的，雪已经停了。我背起为家里买的陕北小米，斜挎上我的背包，没有惊动剩下的那个肯定熟睡的同伴，走出了招待所。起初，我没有感觉到行李的分量，然而，越走越觉得像背了一座山一样沉重，累得我喘不上气了，不得不一次一次放下行李歇息。这时，空寂的路上，出现了一个小伙子的身影。我都顾不上害怕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已经走到我的身旁。他看看我，又看看地上的行李，说，是去长途汽车站吗？我紧张地点点头。他又说，我刚好也去那个方向，我帮你背包吧。说着，一抬手就把装小米的背包扛在肩上，然后，大步向前走去，我愣怔了片刻，快步跟了上去。
这次在延安，和同事小刘散步在延安街道上时，小刘很自豪地对我说，随便走在延安街上，就能见到英俊、帅气的延安小伙子。我相信，小刘说得没有错。因为二十年前那天清晨帮我扛背包的小伙子外形就很英俊帅气。虽然，我们走到长途汽车站后，小伙子放下背包，就匆匆离去了，而一路上，我跟在他的身后，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根本没有看清他正面的模样。现在，他应该已经人到中年了，我环顾四周，在匆匆过往的人流里，哪一个是他呢？
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银海大酒店安排与会人员在五层餐厅就餐（自助餐），二十三层开会。当地老乡很快发现了数字巧合的“玄妙”，他们仿佛恍然大悟：哦，在五楼吃饭，在二十三楼开会，原来就是这样纪念“五·二三”。延安人的联想丰富、幽默风趣，让与会作家不禁发笑，但笑过之后总有些说不清的感觉积郁在心。
有些事情竟然说忘就忘了。为写文章，我翻开多年里去延安时拍的照片，才发现第一次去延安是在1985年初秋。当时，我刚工作就被任命为陕西省作协团支部书记，随即参加了省直机关团干部培训班。期间，和省直机关的团支部书记们一同去了延安。现在看着照片想起来，当时登上了宝塔山，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的杨家岭，还在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写下“为人们服务”的枣园留影。一路上，总有一个团支书在我耳边嗡嗡不停地教诲我：张艳茜你应该这样，张艳茜你应该那样……他执著地要做一个模范的锻造工，一副不把我锤炼成他理想中的成品誓不罢休的气概。在处处可接受传统教育的延安，我被他这样莫名其妙地教导着，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驳他好为人师的面子，我只好想法子四处躲避他。
从小就看着大人们的脸色行事，向来是低眉顺眼地接受这样那样训话的我，好不容易长大了，感觉翅膀硬了，可以摆脱束缚了，便对一切强加于我的教育和训导，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尤其听不得无来由的教训。我要是完全按照别人规定的模式去做人，我还是我吗？
印象深刻的延安之行是在2000年夏天。大学同窗好友辉一家三口从深圳回来，辉提议，一同带孩子们去延安，让孩子们实地去了解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于是，芬带着儿子，我带着女儿，和辉一家向延安出发了。到了延安才发现，大人们的初衷与孩子们的愿望有很大的差距。孩子们感兴趣的是，看枣园的老乡激情四射的腰鼓表演，听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的耳机里播放的陕北民歌，登延安大学的后山，采摘山上的野果和酸枣。
我们不能指责尚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延安又能深入认识到何种地步？感受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我，来到延安的杨家岭，我也只是饶有兴趣地在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的老照片上，寻找陕西省作协前任主席胡采先生，也就是我的同事胡晓海的父亲。找到后，兴奋地指点给同去的人们，好像那份荣耀也有我一份似的。再有，就是一定要去与杨家岭相邻的延安大学。
起初，是因为大学好友芬在延安大学任教，这所看似普通的学校随即变得不一般了。芬离开后，便有几年时间没有再去延大。1992年一个飘雪的日子，健康智慧的路遥突然去世，延安大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延大是路遥的母校，因为路遥长眠于延大。
2000年夏天，来到延安的我们三家人，在我提议下专门带孩子们去拜谒路遥。
在延大的图书馆前，有一尊铜塑的路遥雕像。虽然这尊铜像与路遥本人形象有点差异，但那饱满的面庞，略微低头的沉思状，和几分忧郁的表情，基本神似生活中的路遥。
2000年的冬天我再来延大时，仅仅半年时间，这尊雕像不见了踪影。我没有多问，因为整个校园都在大兴土木，很可能是临时挪动，待尘埃落定，铜像又将伫立在校园的某个显要位置。我这样想。
2000年那个夏天，我也是第一次去路遥墓地。正值暑假，校园里很难见到人，遇上一老乡模样的妇女，指点我们——当年芬居住的、半山处窑洞式建筑的宿舍楼旁，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到达墓地。于是我们登上延大的后山。孩子们一路不停歇地小跑，竟然带着我们即将抵达山顶，结果错过了路遥的墓地。缓缓地下山来，终于在山的僻静之处，略微平坦的地方，找到了路遥的墓碑。骄阳泼洒在平板式长方形的“路遥之墓” 墓碑上，墓前的松柏在阳光下绿得发亮。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敦实健康的路遥身影。“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我曾居住的省作协院子里，路遥在寒冷的冬日晒太阳的情景如在眼前。路遥生前是喜欢安静的，但是，这个墓地的安静无论如何都不该过早地属于他。
2000年的冬天，陕西省作协分片召开全省会员会议。在延安会议期间，所有与会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同来到延安大学拜祭路遥。
再上延大后山，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刻“文汇山”三个字。《延安文学》的前任主编、路遥的生前好友曹谷溪介绍说，这座山是因路遥的存在而命名的。他还讲述说，来自西安南山丰峪河滩的这块石头，在搬上山时，动用了吊车，和许多劳力的肩扛手拉，有些人听说是为路遥做事，都怀着崇敬，主动义务出工。
才不过时隔半年，路遥墓地有太多的变化，碑石换成了长方立体；两棵路遥喜欢的白皮松树，在墓旁茁壮生长着，这是路遥好友从陕南带来栽下的；墓后的那面平板土墙，砌成了水泥墙面，并镌刻着路遥的一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听延大的老师和同学说，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学生和读者来到路遥墓前，拜谒这位令人敬佩的作家。我想，创作出巨著《平凡的世界》的路遥，注定是不平凡的，无论生前还是身后。
2007年5月21日，我与省作协的同事，在纪念“五·二三”会议期间，再次到延安大学看望路遥。但是校园里路遥的铜像依旧没有再现，听同事说，这尊铜像早已被人盗走。不知这消息是否属实。长方体的墓碑上又增加了一尊路遥的雕像。面对路遥，我们献上了鲜花，同时，对这位活生生的从我们眼前消失的同事、朋友、作家路遥，也献上了我们一份永久的怀念。
从延大回来的第二天早晨，我站在居住的酒店窗前向外眺望，延河南岸的清凉山尽入眼帘。清凉山上东侧山麓，有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时的新闻出版机构——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等部门旧址。现在，高高在上的是新建的万佛山的牌坊，每天都有大批人向最高处的万佛寺奔去，而东侧山麓的红色旧址却很冷清。这时，那句“在五层吃饭，在二十三层开会，就是纪念‘五·二三’”的玩笑话又被我记起。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这首长久传诵的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影响了也温热了几代人的心。我没有在延安生活过，二十多年里，虽然无数次地去延安，路过延安，但是，把所有停留在延安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却说我是回延安，是不是有些矫情呢？我问自己。
1985年面临毕业时，我提前知道了我被分配到省作协工作。当时一是没有想到，二是天性散淡的我惧怕写作。况且，还有更多的单位可选择。所以内心不甘愿就此成定局，却不懂得如何改变。一天中午，我在去水房打开水时，遇上当时中文系负责我们分配的一个女老师。幼稚的我根本没有想，这种场合怎能谈这么大的事情？这种幼稚病至今我都没有痊愈。我对女老师说，我不想去省作协；我还说，我想去高校。女老师边接水边斜了我一眼，冷冷地扔给我一句：想去高校？延安大学没有人去，那是高校，你去吗？我顿时哑口无言。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当然，刻薄的女老师也清楚这一点。透过女老师厚厚的眼镜片，我读出了她眼神里的内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
后来，在系里老师连哄带骗的攻势下，好友芬去了延安大学。芬很了不起，在延安大学任教一年多就考回西大读硕士研究生，如今她已读完复旦大学的博士后，现在是西北大学目前为数不多的年轻女教授。
因为有当年那位刻薄的女老师逼我就范的威胁，我时常与芬换位设想：假如我去了延安大学，我是否有芬这么出息？每次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不如芬这么努力勤奋，也不如芬有才智，还没有芬牢不可破的爱情做坚实后盾。这三样我都不具备，想像芬一样最终走出延安，获得如今的成就，简直难于上青天。
不能说与延安擦肩而过，也许那个机缘真的不属于平庸的我。
这次的纪念《讲话》座谈会安排在延安大桥北面的“银海大酒店”里。傍晚时分，和与会的作家朋友聊着天走上大桥，一时间，我的方向感又出现混乱。我急切地问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同事小刘，宝塔山在哪里？小刘奇怪地看着我说，张老师你不是第一次来延安吧？我听懂了小刘这句话的含义：一是不理解我为何如此的激动；二是声称多次来过延安的我，却找不到宝塔山感觉不可思议。前一点我也无法说清楚，后一点，不辨方向经常走错路一直是我的“长项”。
其实，走到大桥上，将头向右边一转，就看到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巍然矗立的宝塔了。此时，夕阳映照着几近干涸的延河，河底浅浅流淌着乌绿色的液体，恶浊的腥臭味随风飘散。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首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恰在这时被我想起。喜欢这首歌的旋律，高亢激昂中，充满了红色的浪漫主义气息。不远万里从朝鲜来到中国的作曲家郑律成还创作有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但此时的《延安颂》，在干涸的延河上响起，我总感觉缺少了许多热烈和昂扬，却多了几分悲苦的呜咽。从感情上讲，我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这条世界闻名的延河黑臭干涸的模样。
1986年底到1987年底，我作为省委扶贫工作组成员，下乡来到陕北榆林。每一次的往返西安，都要途经延安，又因为当时的长途汽车站就在桥头，所以每一次必到延河大桥。
那时候来一次延安真难啊！路途遥远，尘土漫天，充满了艰险。
每一次，我天不亮就得赶到西安长途汽车站，匆忙吃点东西，坐上长途班车，就开始了一路北上的遥迢跋涉。中午时分，到达黄陵，算走了接近延安的一半路程。短暂的休息，吃点路边店的快餐，或是自己带上的鸡蛋点心之类，然后再次上路。车过黄陵后，就不再是略微平坦的柏油路了。新开出的黄土路，蜿蜒在逐渐升高的黄土高原上，道路逼仄狭窄，凸凹不平。班车缓慢地颠簸在山间，一路上，不时可看到跌入深谷的货车和客车的残骸，让人触目惊心。如果运气不好，比如遇上山体滑坡，或是车辆故障或是车祸，就会遭遇遥遥无期的交通堵塞，那就得耐下性子在长途班车上等待好几个小时。
有时，我没有和同事一起而是一个人上路。路途又碰巧很顺利，到达延安时才是下午四五点。我就顺着延河南岸的土路，坐上去延安大学的公交车，到延大去找在那里任教的大学同班好友芬。延安大学依山而建，芬的宿舍坐落在延大校园的半山处，是座窑洞式结构的楼房。站在门口的长廊上，可俯瞰校园全景。
1987年的春节前，我们扶贫工作组的三个人，一同从榆林乘车，要返回西安过年。雪花飘飘洒洒在黄土高原上，苍茫中有几分忧郁的浪漫。
到达延安后，我们三人为安全起见，也是为早点回家，打算在延安乘飞机返西安。但是晶莹的雪花演变成鹅毛雪片，铺天盖地，越下越大。我们赶到机场时被告知，因为大雪影响，要等到三天之后才有航班。因为三人意见不统一，没有想到其中一个没有打招呼，当下就买了长途车票上路了；另一个则一定要等到三天后乘飞机；我只好决定第二天一大早自己去乘长途班车回西安。
延安第二招待所大概在延安的北关。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多，天黑沉沉的，雪已经停了。我背起为家里买的陕北小米，斜挎上我的背包，没有惊动剩下的那个肯定熟睡的同伴，走出了招待所。起初，我没有感觉到行李的分量，然而，越走越觉得像背了一座山一样沉重，累得我喘不上气了，不得不一次一次放下行李歇息。这时，空寂的路上，出现了一个小伙子的身影。我都顾不上害怕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已经走到我的身旁。他看看我，又看看地上的行李，说，是去长途汽车站吗？我紧张地点点头。他又说，我刚好也去那个方向，我帮你背包吧。说着，一抬手就把装小米的背包扛在肩上，然后，大步向前走去，我愣怔了片刻，快步跟了上去。
这次在延安，和同事小刘散步在延安街道上时，小刘很自豪地对我说，随便走在延安街上，就能见到英俊、帅气的延安小伙子。我相信，小刘说得没有错。因为二十年前那天清晨帮我扛背包的小伙子外形就很英俊帅气。虽然，我们走到长途汽车站后，小伙子放下背包，就匆匆离去了，而一路上，我跟在他的身后，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根本没有看清他正面的模样。现在，他应该已经人到中年了，我环顾四周，在匆匆过往的人流里，哪一个是他呢？
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银海大酒店安排与会人员在五层餐厅就餐（自助餐），二十三层开会。当地老乡很快发现了数字巧合的“玄妙”，他们仿佛恍然大悟：哦，在五楼吃饭，在二十三楼开会，原来就是这样纪念“五·二三”。延安人的联想丰富、幽默风趣，让与会作家不禁发笑，但笑过之后总有些说不清的感觉积郁在心。
有些事情竟然说忘就忘了。为写文章，我翻开多年里去延安时拍的照片，才发现第一次去延安是在1985年初秋。当时，我刚工作就被任命为陕西省作协团支部书记，随即参加了省直机关团干部培训班。期间，和省直机关的团支部书记们一同去了延安。现在看着照片想起来，当时登上了宝塔山，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的杨家岭，还在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写下“为人们服务”的枣园留影。一路上，总有一个团支书在我耳边嗡嗡不停地教诲我：张艳茜你应该这样，张艳茜你应该那样……他执著地要做一个模范的锻造工，一副不把我锤炼成他理想中的成品誓不罢休的气概。在处处可接受传统教育的延安，我被他这样莫名其妙地教导着，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驳他好为人师的面子，我只好想法子四处躲避他。
从小就看着大人们的脸色行事，向来是低眉顺眼地接受这样那样训话的我，好不容易长大了，感觉翅膀硬了，可以摆脱束缚了，便对一切强加于我的教育和训导，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尤其听不得无来由的教训。我要是完全按照别人规定的模式去做人，我还是我吗？
印象深刻的延安之行是在2000年夏天。大学同窗好友辉一家三口从深圳回来，辉提议，一同带孩子们去延安，让孩子们实地去了解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于是，芬带着儿子，我带着女儿，和辉一家向延安出发了。到了延安才发现，大人们的初衷与孩子们的愿望有很大的差距。孩子们感兴趣的是，看枣园的老乡激情四射的腰鼓表演，听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的耳机里播放的陕北民歌，登延安大学的后山，采摘山上的野果和酸枣。
我们不能指责尚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延安又能深入认识到何种地步？感受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我，来到延安的杨家岭，我也只是饶有兴趣地在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的老照片上，寻找陕西省作协前任主席胡采先生，也就是我的同事胡晓海的父亲。找到后，兴奋地指点给同去的人们，好像那份荣耀也有我一份似的。再有，就是一定要去与杨家岭相邻的延安大学。
起初，是因为大学好友芬在延安大学任教，这所看似普通的学校随即变得不一般了。芬离开后，便有几年时间没有再去延大。1992年一个飘雪的日子，健康智慧的路遥突然去世，延安大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延大是路遥的母校，因为路遥长眠于延大。
2000年夏天，来到延安的我们三家人，在我提议下专门带孩子们去拜谒路遥。
在延大的图书馆前，有一尊铜塑的路遥雕像。虽然这尊铜像与路遥本人形象有点差异，但那饱满的面庞，略微低头的沉思状，和几分忧郁的表情，基本神似生活中的路遥。
2000年的冬天我再来延大时，仅仅半年时间，这尊雕像不见了踪影。我没有多问，因为整个校园都在大兴土木，很可能是临时挪动，待尘埃落定，铜像又将伫立在校园的某个显要位置。我这样想。
2000年那个夏天，我也是第一次去路遥墓地。正值暑假，校园里很难见到人，遇上一老乡模样的妇女，指点我们——当年芬居住的、半山处窑洞式建筑的宿舍楼旁，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到达墓地。于是我们登上延大的后山。孩子们一路不停歇地小跑，竟然带着我们即将抵达山顶，结果错过了路遥的墓地。缓缓地下山来，终于在山的僻静之处，略微平坦的地方，找到了路遥的墓碑。骄阳泼洒在平板式长方形的“路遥之墓” 墓碑上，墓前的松柏在阳光下绿得发亮。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敦实健康的路遥身影。“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我曾居住的省作协院子里，路遥在寒冷的冬日晒太阳的情景如在眼前。路遥生前是喜欢安静的，但是，这个墓地的安静无论如何都不该过早地属于他。
2000年的冬天，陕西省作协分片召开全省会员会议。在延安会议期间，所有与会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同来到延安大学拜祭路遥。
再上延大后山，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刻“文汇山”三个字。《延安文学》的前任主编、路遥的生前好友曹谷溪介绍说，这座山是因路遥的存在而命名的。他还讲述说，来自西安南山丰峪河滩的这块石头，在搬上山时，动用了吊车，和许多劳力的肩扛手拉，有些人听说是为路遥做事，都怀着崇敬，主动义务出工。
才不过时隔半年，路遥墓地有太多的变化，碑石换成了长方立体；两棵路遥喜欢的白皮松树，在墓旁茁壮生长着，这是路遥好友从陕南带来栽下的；墓后的那面平板土墙，砌成了水泥墙面，并镌刻着路遥的一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听延大的老师和同学说，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学生和读者来到路遥墓前，拜谒这位令人敬佩的作家。我想，创作出巨著《平凡的世界》的路遥，注定是不平凡的，无论生前还是身后。
2007年5月21日，我与省作协的同事，在纪念“五·二三”会议期间，再次到延安大学看望路遥。但是校园里路遥的铜像依旧没有再现，听同事说，这尊铜像早已被人盗走。不知这消息是否属实。长方体的墓碑上又增加了一尊路遥的雕像。面对路遥，我们献上了鲜花，同时，对这位活生生的从我们眼前消失的同事、朋友、作家路遥，也献上了我们一份永久的怀念。
从延大回来的第二天早晨，我站在居住的酒店窗前向外眺望，延河南岸的清凉山尽入眼帘。清凉山上东侧山麓，有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时的新闻出版机构——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等部门旧址。现在，高高在上的是新建的万佛山的牌坊，每天都有大批人向最高处的万佛寺奔去，而东侧山麓的红色旧址却很冷清。这时，那句“在五层吃饭，在二十三层开会，就是纪念‘五·二三’”的玩笑话又被我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