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是世界音乐的“马勒年”。在欧洲，几乎每个夜晚都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年－1911年）的作品上演。
而在一百多年前，每晚7点，维也纳音乐厅的绛红色幕布准点拉开，当红的指挥家马勒身着三件套燕尾服，穿过乐手、鲜花、掌声，回首致意，转身三两步跨上了指挥台。身材瘦小的他顿时恍若君临。
马勒是个精力过人的工作狂。就像他的那些讽刺漫画：右手指挥棒，左手带电，发脾气，竖头发，法令纹深陷，夹鼻眼镜快从鼻梁上跌下。在指挥台上他是上帝，在院长办公室他是魔鬼，旅行演出瓦格纳歌剧时他是权威，争夺首席指挥家职位时他是策略家，维也纳艺术沙龙里他是谈笑风生的知识分子，除了他那个才华横溢的老婆有点让他头疼之外，音乐事业风生水起所向无敌，37岁就当上了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
马勒说，我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我活着是为了作曲。做指挥他活得很好，在那个年代，他的指挥家名声如雷贯耳，甚至把欧洲20世纪的最初10年变成了马勒时代，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看好他的交响曲，连罗曼·罗兰也笑话他。只有他自己听见了未来的召唤，他说，我的时代终会到来。
这位风光显赫的指挥家与作曲家，生前灿烂死后辉煌，享受着上帝的双重宠幸。当然命运也向他索取身心俱创的代价。在风光与宠幸的背后，他的一生精彩亢奋，漂泊，追逐，征战，被自己的才华、梦想和神经质的意志挟裹着旋转不停、疲倦不堪。直到死神与他开起了玩笑，将他的梦想成真，也将他的预言实现，他顿时从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惊醒。
第一乐章：漂泊者
交响人生，从幼年开始。父母总是争吵不休，这个奥地利小商贩的儿子逃出压抑杂乱的屋子，跑到小巷口，远远听见手摇风琴的民谣曲。音乐多欢畅，让他立刻忘了烦闷。戏剧性在幼年的记忆里扎根。后来，有那么多人质疑他乐曲中的混乱、分裂，他不觉得需要解释，只是叫人们愈加迷惑。
此后是名震乡野的神童。从小就分明的音乐家道路。15岁，马勒说服父亲，独自离家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读书，少年马勒在个人事业发展中已表现出过人的清醒与顽强。在世纪末，音乐很狂热，现实很残酷。他不梦想，只行动。
从20岁开始，马勒几乎每年都换工作，漂泊在不同的城市，飞快晋升，他的身上具备了成功艺术家的一切潜质：才华横溢、锲而不舍、榨取精力、追求极致，全面发扬了德国人的严谨博学与犹太人的精明。
那时候音乐学院里还没有指挥系，马勒学的是作曲和钢琴，为了混饭，他阅读总谱，无师自通。自从做了指挥之后，音乐学院的功课被全面派上了用场，他一点一滴体会着乐谱兑现于音响的壮阔而微妙的奇迹，从此迷上了指挥。从不出门社交玩乐，全部时间用来研读总谱，对乐手严厉，对自己更严厉，把合唱队累得声嘶力竭，几个月下来人们看到了马勒的成绩。他一边展示才能一边寻求机遇。
24岁，马勒第一次陷入恋爱，第一次他忘了去剧院指挥排练，在家写得昏天黑地。音乐是不可抑制的生命狂流。一个月之后，第一交响曲“泰坦”诞生了，他发现原来自己还可以做一个作曲家。
1889年，《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附加了一些标题，比如，青年时代、春日天涯，大自然、苏醒，采花，柔板，满帆，谐谑曲，人间喜剧……一派青春蓬勃，生怕人们不能全部领会。每隔五年，马勒都会重新修订他的作品，后来这些标题都被取消了。曾经爱上有夫之妇的情欲之火暗涌，后来变成了一部永恒的青春诗篇，爱情唤醒了他，年轻的生命渴望出发，胸中有大地山川奔腾。
在晚年，马勒分析自己的混乱，他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是奥地利人，在地球的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无根的漂泊感伴随了他一生，说起来有点伤感，其实马勒一辈子都挺享受这种不安定。后来，他从德意志剧院一路挺进，成为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成为欧洲音乐界的公认领袖，之后又转身挥麾向新大陆。指挥事业也如此，他永远要求过分，每一遍演出都要求改进，排练时强音永远不够强，弱音总是不够弱。合作者抱怨，马勒总是不能恪守他说过的话，可是传记家说，马勒恪守的是变化。听命于变化，追求瞬间的完美，与一切墨守成规作战，将时代、个性的印记融入古典音乐，开辟创造性的演绎，他留下了不少莫扎特、瓦格纳歌剧的经典演绎版本。
这种冒险家性格成就了一个天才的创作者。
第二交响曲“复活”立刻告别了一交的青春之歌，他转而在音乐中探讨生死的哲学命题，但依旧激情勃发。如果说漫长的第三交响曲是漫漫寻觅，第四交响曲是一曲活泼的间奏，如此尝试与精进，直到第五交响曲，成为一曲成熟与转折之作。
在维也纳，马勒认识了表现主义作曲家勋伯格。后来他一直关注勋伯格，像前辈那样扶持他，又像学子那样好奇他的表现主义音乐。他对德彪西也是如此。在马勒后来的第六至第十交响曲中，可发现勋伯格式破碎旋律、德彪西式缥缈和声、瓦格纳式和声外音，所有的影响都是渗透的、融合的、谨慎的、德国式的。他集合、改编新作曲技术，叫它们纷纷融入自己的交响曲，直至音响之酒更醇。
在第八“千人”交响曲中，马勒的音乐已不再属于人间，他说，这是太阳运行的声音。他遥望银河天体，用辉煌音响俯瞰人类，赞叹宇宙奇迹。这首乐曲涵盖了8名独唱演员，171位乐手、850名合唱队员，总计1029人，如今演出起来还是个大麻烦，有时候剧院的乐池都装不下。从音响学上考虑，两个乐手同时演奏的声音只能比独奏增强0.15倍，事实上增加乐器与乐手只是阵势唬人，并不能加强兵力，不能让音响成倍扩增，这让马勒时常遭后世诟病。虽然此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但乐器增加可使音响形态更融合而柔韧，弥漫的混沌的音响把交响乐带领至太空时代。这种手法后来在20世纪新音乐中被广泛地开发。
第二乐章：独裁者
马勒的传记作家Kurt Blaukopf说：“凡是他嗅到有一个空缺的乐队指挥位置的地方，他都要显示自己的存在。”马勒到底是指挥家，渐渐地周围的人事也由着他指挥摆布了，据说他奉承大师、结交贵族和政客，谈论起竞争对手来也不是那么高尚。而且，马勒的统治从乐池延伸到舞台，他监督歌剧的布景，激发演员的戏剧张力，规划整体效果，从现在来看，他其实还是一位歌剧导演。据说他个子矮小（不足160cm），但爆发力惊人，发起火来就会从乐池一下子蹦上舞台，把站错位的歌手一把推到正确位置。
终于，马勒的雄才大略在他爭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的一场好戏中得到了全面发挥。
1897年，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患病，宫廷剧院总监开始物色新的乐队指挥，并且要在短期内将他扶持为院长。那个夏季，马勒除了关在湖畔小屋里工作，时常骑着自行车远游，四处联络同盟，拜访师友，比如勃拉姆斯、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还有艺术家、政治家朋友。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帮得上马勒这个大忙呢。当然这些同盟者后来都为他的上任锦上添花。37岁当院长，实在是不够成熟吧，办公厅主任们心想，这个指挥家还是个毛头小伙，上任之后歌剧院还不是在自己手里？可是后来马勒的院长职位一站稳，他们的白日梦通通成泡影。
马勒战绩累累，但臭骂远扬，乐手们总是背后骂他暴政、神经质、乖僻，他觉得需要解释。他一面请歌剧院的办公厅主任对他的上任施加影响，一面让朋友以官方文件向主任解释，强调马勒的“天才和激情的天性”，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做出成就，并善于让别人做出尽可能多的成就”。这些朋友们都没有说谎，在指挥台上，连他的敌人也崇拜他。
而在一百多年前，每晚7点，维也纳音乐厅的绛红色幕布准点拉开，当红的指挥家马勒身着三件套燕尾服，穿过乐手、鲜花、掌声，回首致意，转身三两步跨上了指挥台。身材瘦小的他顿时恍若君临。
马勒是个精力过人的工作狂。就像他的那些讽刺漫画：右手指挥棒，左手带电，发脾气，竖头发，法令纹深陷，夹鼻眼镜快从鼻梁上跌下。在指挥台上他是上帝，在院长办公室他是魔鬼，旅行演出瓦格纳歌剧时他是权威，争夺首席指挥家职位时他是策略家，维也纳艺术沙龙里他是谈笑风生的知识分子，除了他那个才华横溢的老婆有点让他头疼之外，音乐事业风生水起所向无敌，37岁就当上了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
马勒说，我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我活着是为了作曲。做指挥他活得很好，在那个年代，他的指挥家名声如雷贯耳，甚至把欧洲20世纪的最初10年变成了马勒时代，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看好他的交响曲，连罗曼·罗兰也笑话他。只有他自己听见了未来的召唤，他说，我的时代终会到来。
这位风光显赫的指挥家与作曲家，生前灿烂死后辉煌，享受着上帝的双重宠幸。当然命运也向他索取身心俱创的代价。在风光与宠幸的背后，他的一生精彩亢奋，漂泊，追逐，征战，被自己的才华、梦想和神经质的意志挟裹着旋转不停、疲倦不堪。直到死神与他开起了玩笑，将他的梦想成真，也将他的预言实现，他顿时从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惊醒。
第一乐章：漂泊者
交响人生，从幼年开始。父母总是争吵不休，这个奥地利小商贩的儿子逃出压抑杂乱的屋子，跑到小巷口，远远听见手摇风琴的民谣曲。音乐多欢畅，让他立刻忘了烦闷。戏剧性在幼年的记忆里扎根。后来，有那么多人质疑他乐曲中的混乱、分裂，他不觉得需要解释，只是叫人们愈加迷惑。
此后是名震乡野的神童。从小就分明的音乐家道路。15岁，马勒说服父亲，独自离家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读书，少年马勒在个人事业发展中已表现出过人的清醒与顽强。在世纪末，音乐很狂热，现实很残酷。他不梦想，只行动。
从20岁开始，马勒几乎每年都换工作，漂泊在不同的城市，飞快晋升，他的身上具备了成功艺术家的一切潜质：才华横溢、锲而不舍、榨取精力、追求极致，全面发扬了德国人的严谨博学与犹太人的精明。
那时候音乐学院里还没有指挥系，马勒学的是作曲和钢琴，为了混饭，他阅读总谱，无师自通。自从做了指挥之后，音乐学院的功课被全面派上了用场，他一点一滴体会着乐谱兑现于音响的壮阔而微妙的奇迹，从此迷上了指挥。从不出门社交玩乐，全部时间用来研读总谱，对乐手严厉，对自己更严厉，把合唱队累得声嘶力竭，几个月下来人们看到了马勒的成绩。他一边展示才能一边寻求机遇。
24岁，马勒第一次陷入恋爱，第一次他忘了去剧院指挥排练，在家写得昏天黑地。音乐是不可抑制的生命狂流。一个月之后，第一交响曲“泰坦”诞生了，他发现原来自己还可以做一个作曲家。
1889年，《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附加了一些标题，比如，青年时代、春日天涯，大自然、苏醒，采花，柔板，满帆，谐谑曲，人间喜剧……一派青春蓬勃，生怕人们不能全部领会。每隔五年，马勒都会重新修订他的作品，后来这些标题都被取消了。曾经爱上有夫之妇的情欲之火暗涌，后来变成了一部永恒的青春诗篇，爱情唤醒了他，年轻的生命渴望出发，胸中有大地山川奔腾。
在晚年，马勒分析自己的混乱，他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是奥地利人，在地球的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无根的漂泊感伴随了他一生，说起来有点伤感，其实马勒一辈子都挺享受这种不安定。后来，他从德意志剧院一路挺进，成为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成为欧洲音乐界的公认领袖，之后又转身挥麾向新大陆。指挥事业也如此，他永远要求过分，每一遍演出都要求改进，排练时强音永远不够强，弱音总是不够弱。合作者抱怨，马勒总是不能恪守他说过的话，可是传记家说，马勒恪守的是变化。听命于变化，追求瞬间的完美，与一切墨守成规作战，将时代、个性的印记融入古典音乐，开辟创造性的演绎，他留下了不少莫扎特、瓦格纳歌剧的经典演绎版本。
这种冒险家性格成就了一个天才的创作者。
第二交响曲“复活”立刻告别了一交的青春之歌，他转而在音乐中探讨生死的哲学命题，但依旧激情勃发。如果说漫长的第三交响曲是漫漫寻觅，第四交响曲是一曲活泼的间奏，如此尝试与精进，直到第五交响曲，成为一曲成熟与转折之作。
在维也纳，马勒认识了表现主义作曲家勋伯格。后来他一直关注勋伯格，像前辈那样扶持他，又像学子那样好奇他的表现主义音乐。他对德彪西也是如此。在马勒后来的第六至第十交响曲中，可发现勋伯格式破碎旋律、德彪西式缥缈和声、瓦格纳式和声外音，所有的影响都是渗透的、融合的、谨慎的、德国式的。他集合、改编新作曲技术，叫它们纷纷融入自己的交响曲，直至音响之酒更醇。
在第八“千人”交响曲中，马勒的音乐已不再属于人间，他说，这是太阳运行的声音。他遥望银河天体，用辉煌音响俯瞰人类，赞叹宇宙奇迹。这首乐曲涵盖了8名独唱演员，171位乐手、850名合唱队员，总计1029人，如今演出起来还是个大麻烦，有时候剧院的乐池都装不下。从音响学上考虑，两个乐手同时演奏的声音只能比独奏增强0.15倍，事实上增加乐器与乐手只是阵势唬人，并不能加强兵力，不能让音响成倍扩增，这让马勒时常遭后世诟病。虽然此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但乐器增加可使音响形态更融合而柔韧，弥漫的混沌的音响把交响乐带领至太空时代。这种手法后来在20世纪新音乐中被广泛地开发。
第二乐章：独裁者
马勒的传记作家Kurt Blaukopf说：“凡是他嗅到有一个空缺的乐队指挥位置的地方，他都要显示自己的存在。”马勒到底是指挥家，渐渐地周围的人事也由着他指挥摆布了，据说他奉承大师、结交贵族和政客，谈论起竞争对手来也不是那么高尚。而且，马勒的统治从乐池延伸到舞台，他监督歌剧的布景，激发演员的戏剧张力，规划整体效果，从现在来看，他其实还是一位歌剧导演。据说他个子矮小（不足160cm），但爆发力惊人，发起火来就会从乐池一下子蹦上舞台，把站错位的歌手一把推到正确位置。
终于，马勒的雄才大略在他爭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的一场好戏中得到了全面发挥。
1897年，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患病，宫廷剧院总监开始物色新的乐队指挥，并且要在短期内将他扶持为院长。那个夏季，马勒除了关在湖畔小屋里工作，时常骑着自行车远游，四处联络同盟，拜访师友，比如勃拉姆斯、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还有艺术家、政治家朋友。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帮得上马勒这个大忙呢。当然这些同盟者后来都为他的上任锦上添花。37岁当院长，实在是不够成熟吧，办公厅主任们心想，这个指挥家还是个毛头小伙，上任之后歌剧院还不是在自己手里？可是后来马勒的院长职位一站稳，他们的白日梦通通成泡影。
马勒战绩累累，但臭骂远扬，乐手们总是背后骂他暴政、神经质、乖僻，他觉得需要解释。他一面请歌剧院的办公厅主任对他的上任施加影响，一面让朋友以官方文件向主任解释，强调马勒的“天才和激情的天性”，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做出成就，并善于让别人做出尽可能多的成就”。这些朋友们都没有说谎，在指挥台上，连他的敌人也崇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