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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经历了四年多的反思历史、拨乱反正，人们不再心有余悸，而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渴望改革开放。这样的意愿得到了上层的呼应和重视。如果借用一句古诗形容文学界，真个有点像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1981年春节后，我曾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福州，访问作家、组稿、了解情况，看到一种少有的清风拂面、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我看望了巴金、吴强、王西彦、杜宣、黄源、陈学昭、许钦文、高光、郭凤、何为等等数十位受过无辜打击和冤屈的老作家，他们即使已经年老体衰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办刊物，一心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且不说新老作家们的思想活跃，新的作品大量涌现，就以那几个地方刊物的销量为例：上海的《收获》发行到了一百一十万份，《上海文学》发行四十七万份；江苏的《钟山》发行二十多万份，《雨花》十四万份；南京的《青春》在一年半时间里，从九千份激增到五十一万份，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它所达到的发行量，在市一级青年文学刊物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福建省正在筹办新的文学刊物《海峡》，意欲办成一个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大陆、台湾，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人作家百花争艳的园地。这都显示了文学界视野开拓，迫切进取的精神；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需求精神食粮，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文明素养……那样炽热的情景让我感受到人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是许多年来所未见的。回到北京我就写了一篇《南行见闻》，把这许多动人的事迹记载摹写下来，以至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多么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是用血汗、泪水、生命在写作，他们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颗多么崇高真挚的赤子之心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看待这美好变化的。在我离京之前，前一年已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胡耀邦等还出面作报告，苦口婆心讲述党的领导的看法，意欲平息事态。接着影片《太阳和人》（后名《苦恋》）又开始引起某些人反感，矛盾骤起。这些批评与前三十年流行的观点差不多，总不外乎认为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造成很坏的“社会效果”。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经历过“文革”那样恐怖荒诞的岁月以后，人们都会吸取严酷的历史教训，不会再有太大的麻烦，分歧总会很好地弥合。没有想到在上海，我到钟望阳家看望时，老钟给我看一份刚收到的来自北京宣传部门某领导的讲话，对文艺界严词责问，扣了很多很大的政治帽子，口气与“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这使我非常吃惊而气愤。老钟是位资历很老的老作家、老革命，为人十分忠厚持重，正主持上海作协工作。他充满困惑地问我，“这算是什么意思？大家正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写作……想把被搞乱了的局面改变过来，为什么要这样看待文艺界……这使我们下面很难做工作啊！”
看着老钟稀疏的鬓发，瘦癯苍白的脸庞，不无烦恼的神色，我又能说什么呢！
二
3月17日下午，我从上海到南京。陈遼、斯群在车站接我到鼓楼一家旅店住下。评论家陈遼与我是老朋友了。斯群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是位非常热情爽快的女同志。她正主编南京市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搞得红红火火。稍稍聊了几句，她就说起顾尔镡的事了，显得非常忧虑和着急。
顾尔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作品颇丰，当时正主编江苏省文学刊物《雨花》。前一年他在《雨花》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创作谈《也谈突破》。斯群说，中央领导批评这篇文章了，省里正在准备进行批判，弄得气氛很紧张。但是，文艺界思想抵触很大，省委调了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到了那里一听说这样的任务都跑掉了。老顾情绪也很不好。斯群想让我看看，谈点意见。她把这本杂志也带来给了我。当晚我就拜读了。
陈丹晨
我知道的《也谈突破》始末顾尔镡这篇文章是在前一年10月江苏省青年作者创作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因为是继省作协主席陆文夫以《谈突破》为题的发言之后，所以叫《也谈突破》。那是针对过去文化专制主义猖獗，对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处处设禁区，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许说；这是资本主义，那是修正主义；这是反党，那是恶攻……总之弄得人们手足无措，不断受到打压和迫害。“文革”后，人们从现代迷信等极“左”思想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那些所谓禁区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力求有所突破，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就以《雨花》刊载顾尔镡此文后面另一位作者的文章为例，题目也就叫《漫谈军事文学的突破》。那时因为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诸如“突破”、“打破”、“冲破”、“破除”等等，都是意思一个样的常用词。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胡耀邦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同前第49页）就是证明。
因为是以老作家身份对青年作者谈经验心得，在这篇长达八千字左右的文章中，顾尔镡比较全面地谈了有关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经验等问题。他强调要突破旧有的思想桎梏才能有艺术创新。而政治思想认识在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怎么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解放的关系。老顾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一方面确实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很多负面的例子，批评了过去在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崇高名义下进行的包括文化专制主义等等严重错误，所以指出：“‘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循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现在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就有个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说法既是历史的要求，也非顾尔镡的发明，而是党的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邓小平在之前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非常清楚地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同前第313、314、316页）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当时的讲话中，都曾列举过党内许多具体而严重的不良现象，并进行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顾尔镡的文章无论论述还是举例都与这些意见相一致，只不过用自己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再次证实了这种估计和判断。
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经历了四年多的反思历史、拨乱反正，人们不再心有余悸，而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渴望改革开放。这样的意愿得到了上层的呼应和重视。如果借用一句古诗形容文学界，真个有点像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1981年春节后，我曾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福州，访问作家、组稿、了解情况，看到一种少有的清风拂面、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我看望了巴金、吴强、王西彦、杜宣、黄源、陈学昭、许钦文、高光、郭凤、何为等等数十位受过无辜打击和冤屈的老作家，他们即使已经年老体衰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办刊物，一心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且不说新老作家们的思想活跃，新的作品大量涌现，就以那几个地方刊物的销量为例：上海的《收获》发行到了一百一十万份，《上海文学》发行四十七万份；江苏的《钟山》发行二十多万份，《雨花》十四万份；南京的《青春》在一年半时间里，从九千份激增到五十一万份，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它所达到的发行量，在市一级青年文学刊物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福建省正在筹办新的文学刊物《海峡》，意欲办成一个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大陆、台湾，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人作家百花争艳的园地。这都显示了文学界视野开拓，迫切进取的精神；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需求精神食粮，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文明素养……那样炽热的情景让我感受到人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是许多年来所未见的。回到北京我就写了一篇《南行见闻》，把这许多动人的事迹记载摹写下来，以至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多么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是用血汗、泪水、生命在写作，他们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颗多么崇高真挚的赤子之心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看待这美好变化的。在我离京之前，前一年已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胡耀邦等还出面作报告，苦口婆心讲述党的领导的看法，意欲平息事态。接着影片《太阳和人》（后名《苦恋》）又开始引起某些人反感，矛盾骤起。这些批评与前三十年流行的观点差不多，总不外乎认为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造成很坏的“社会效果”。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经历过“文革”那样恐怖荒诞的岁月以后，人们都会吸取严酷的历史教训，不会再有太大的麻烦，分歧总会很好地弥合。没有想到在上海，我到钟望阳家看望时，老钟给我看一份刚收到的来自北京宣传部门某领导的讲话，对文艺界严词责问，扣了很多很大的政治帽子，口气与“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这使我非常吃惊而气愤。老钟是位资历很老的老作家、老革命，为人十分忠厚持重，正主持上海作协工作。他充满困惑地问我，“这算是什么意思？大家正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写作……想把被搞乱了的局面改变过来，为什么要这样看待文艺界……这使我们下面很难做工作啊！”
看着老钟稀疏的鬓发，瘦癯苍白的脸庞，不无烦恼的神色，我又能说什么呢！
二
3月17日下午，我从上海到南京。陈遼、斯群在车站接我到鼓楼一家旅店住下。评论家陈遼与我是老朋友了。斯群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是位非常热情爽快的女同志。她正主编南京市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搞得红红火火。稍稍聊了几句，她就说起顾尔镡的事了，显得非常忧虑和着急。
顾尔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作品颇丰，当时正主编江苏省文学刊物《雨花》。前一年他在《雨花》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创作谈《也谈突破》。斯群说，中央领导批评这篇文章了，省里正在准备进行批判，弄得气氛很紧张。但是，文艺界思想抵触很大，省委调了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到了那里一听说这样的任务都跑掉了。老顾情绪也很不好。斯群想让我看看，谈点意见。她把这本杂志也带来给了我。当晚我就拜读了。
陈丹晨
我知道的《也谈突破》始末顾尔镡这篇文章是在前一年10月江苏省青年作者创作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因为是继省作协主席陆文夫以《谈突破》为题的发言之后，所以叫《也谈突破》。那是针对过去文化专制主义猖獗，对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处处设禁区，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许说；这是资本主义，那是修正主义；这是反党，那是恶攻……总之弄得人们手足无措，不断受到打压和迫害。“文革”后，人们从现代迷信等极“左”思想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那些所谓禁区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力求有所突破，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就以《雨花》刊载顾尔镡此文后面另一位作者的文章为例，题目也就叫《漫谈军事文学的突破》。那时因为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诸如“突破”、“打破”、“冲破”、“破除”等等，都是意思一个样的常用词。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胡耀邦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同前第49页）就是证明。
因为是以老作家身份对青年作者谈经验心得，在这篇长达八千字左右的文章中，顾尔镡比较全面地谈了有关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经验等问题。他强调要突破旧有的思想桎梏才能有艺术创新。而政治思想认识在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怎么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解放的关系。老顾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一方面确实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很多负面的例子，批评了过去在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崇高名义下进行的包括文化专制主义等等严重错误，所以指出：“‘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循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现在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就有个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说法既是历史的要求，也非顾尔镡的发明，而是党的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邓小平在之前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非常清楚地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同前第313、314、316页）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当时的讲话中，都曾列举过党内许多具体而严重的不良现象，并进行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顾尔镡的文章无论论述还是举例都与这些意见相一致，只不过用自己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再次证实了这种估计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