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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暮年，蒋介石依旧保持着在日本军队的习惯，冷水洗脸，清淡饮食。他也变得颇喜回忆，屡屡谈起自己在日本时的经历。他认同日本的“强大”，却认为这是“窃取”；他崇尚日本的生活习惯，却在日记里怒骂日本人“无耻”；他觉得日本政坛“背信弃义”，却想让“白团”团长留在台湾……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他与日本的爱恨痴缠，班班可稽，而种种复杂情感，贯穿其中。
“留学日本，是最好的选择”
1907年，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中，日本教员正在给一众中国青年上课。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其比作中国，学生们迷惑不解，他解释道：“中国有4亿人，而这里刚好有4亿个微生物……”
此时，一个短发青年勃然而起，不顾军纪走上讲台，把土块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份，怒视教员，责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他是蒋介石，当时只有20岁。
不过，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当时最盼望的是成为一名日本留学生，去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杀敌的技艺”。
渴望去日本学军事，源于一位同情革命的私塾教师顾清廉。顾清廉称，“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的影响下，蒋介石离开家族世代居住的“丰镐房”，决心投笔从戎。1906年，他“咔嚓”一声剪断脑后清式长辫，只身一人，东渡日本。1910年年底，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毕业——虽然62个人里，他只考了倒數第8。
日军管理严格，中国留学生们多有抱怨，蒋介石几乎不参与其中，若被问到，他也只是草草回答，真正的战场会更残酷。
台湾历史学家黄自进认为，日本军队的生活经验，成为了蒋介石日后建军的参照蓝图。他认为军队应重尊卑、讲服从，政治训练和中心信仰也极为重要。日后忆起，蒋介石曾提到，“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整军建军的工作，实在有一日千里的进步，是值得我们中国效法的。”
他在军队过的节衣缩食、冷水洗脸的清淡日子，也在日后成为例子，希望中国百姓能过上“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生活，认为这样才是符合国民生活“军事化”的现代生活模式。
“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再次东渡日本，这一次，“我是来赢得和寻求我的新娘的。”
蒋介石此时已得宋美龄芳心，他赴日本正式拜访宋美龄的母亲、正在镰仓养病的倪桂珍。倪桂珍同意两人的婚事，但不赞成在日本结婚；这使蒋介石在此地完婚后与妻子共赴美国的愿望落空。不过，蒋介石赴日并非只为儿女情长，也是来寻找几个故友和“新交”。
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则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11月5日下午1点半，东京青山的田中义一私邸，蒋介石与其重要幕僚张群到达此处，按张群的说法，是来“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
蒋介石提到自己关于统一中国的抱负，可田中义一并没有好脸色，他劝蒋介石，“宜专念南方一带之统一”，“一旦被摘掉嫩芽之共产党再度萌芽生叶，此忧甚大”；而北方军阀之争不必去管，“自己便会有所结果”。
蒋介石则坚持继续北伐，当他提出日本若放弃支持张作霖，全国有望统一，并希望日本“协助吾等同志早日完成革命以解除国民误解”时，田中称只望维持“满洲”治安，并草草中止会谈。
三个小时的对话基本全无共识，让蒋介石颇为抑郁。当天的日记中，他愤愤然写道，“可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此时，他倒已经窥见日本侵华政策之一斑。
“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敌人。美国历史学者、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克洛泽认为，这时蒋介石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指示张学良。
赴日多次，于学堂、军营、私教中习得“杀敌的武艺”，深谙两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悬殊，蒋介石面对冲突，大都选择隐忍、避让。
自领兵起，蒋介石就不曾对中国军队怀有信心。他提醒自己要“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还在日记里抄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来自我激励。
与其外显的退缩不同，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痛斥日本人。1927年5月赴日前夕，他始称日本人为“倭”与“寇”，直至1943年开罗会议，日本人在他眼里便是该被辱骂的对象。
但是，战争并不会因蒋介石暗里的咒骂而暂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无论是被逼无奈也好，还是痛下决心也好，蒋介石此时终于开始反抗。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正面大军伤亡惨重，蒋介石觉得“不得不变换阵地”，但他命令88师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那时，《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据当时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称，蒋介石告诉众人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
蒋介石相信日本的军事实力、忌惮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即便“恨”，仍选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期待英美苏的辅助。
“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认战败。
可在日本爱知县幸田町，有一座中正神社，专为“打败”他们的蒋介石而建。碑上写着，“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神社内也树立与蒋介石有关的名言“以德报怨”。有日本人说，“因为日本，才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才有战后的日本。”
天皇确认战败当日，蒋介石也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号召中国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阎锡山闻听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妇人之仁”。而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看到文告时，第一反应则是“宽容”。
对此，冈村宁次的“回馈”是，指示日军守住国民政府军尚未接收的地盘，“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见了冈村宁次一面。十几分钟的交谈，他始终保持着笑容，给冈村宁次留下了“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的印象。
“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
1972年9月17日，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即将到达戒严的台北松山机场。当月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要访问北京。讨论邦交正常化问题。椎名悦三郎来台北是想“和平分手”“让台湾保有面子”“到最后一刻仍与台湾维持礼仪和信义”，并且想向蒋介石表达断交后，希望双方仍能保留贸易、经济等实质关系。
不过，椎名悦三郎没能见到蒋介石。当代表团一行灰头土脸地入住台北圆山饭店后，等到的是“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顿呵斥，他说这是日本“继侵华战争后第二度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
其时，蒋介石身处医院，椎名托蒋经国转交了首相的亲笔信。在蔣介石的回信中，他指责日本“背信绝义”——这只是一封代笔信，但蒋介石对日本的失望依然跃然纸上：“战后中华民国对日本之信任，不可谓不坚，亲仁善邻，春秋之义。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
（摘自《看天下》）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他与日本的爱恨痴缠，班班可稽，而种种复杂情感，贯穿其中。
“留学日本，是最好的选择”
1907年，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中，日本教员正在给一众中国青年上课。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其比作中国，学生们迷惑不解，他解释道：“中国有4亿人，而这里刚好有4亿个微生物……”
此时，一个短发青年勃然而起，不顾军纪走上讲台，把土块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份，怒视教员，责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他是蒋介石，当时只有20岁。
不过，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当时最盼望的是成为一名日本留学生，去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杀敌的技艺”。
渴望去日本学军事，源于一位同情革命的私塾教师顾清廉。顾清廉称，“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的影响下，蒋介石离开家族世代居住的“丰镐房”，决心投笔从戎。1906年，他“咔嚓”一声剪断脑后清式长辫，只身一人，东渡日本。1910年年底，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毕业——虽然62个人里，他只考了倒數第8。
日军管理严格，中国留学生们多有抱怨，蒋介石几乎不参与其中，若被问到，他也只是草草回答，真正的战场会更残酷。
台湾历史学家黄自进认为，日本军队的生活经验，成为了蒋介石日后建军的参照蓝图。他认为军队应重尊卑、讲服从，政治训练和中心信仰也极为重要。日后忆起，蒋介石曾提到，“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整军建军的工作，实在有一日千里的进步，是值得我们中国效法的。”
他在军队过的节衣缩食、冷水洗脸的清淡日子，也在日后成为例子，希望中国百姓能过上“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生活，认为这样才是符合国民生活“军事化”的现代生活模式。
“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再次东渡日本，这一次，“我是来赢得和寻求我的新娘的。”
蒋介石此时已得宋美龄芳心，他赴日本正式拜访宋美龄的母亲、正在镰仓养病的倪桂珍。倪桂珍同意两人的婚事，但不赞成在日本结婚；这使蒋介石在此地完婚后与妻子共赴美国的愿望落空。不过，蒋介石赴日并非只为儿女情长，也是来寻找几个故友和“新交”。
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则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11月5日下午1点半，东京青山的田中义一私邸，蒋介石与其重要幕僚张群到达此处，按张群的说法，是来“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
蒋介石提到自己关于统一中国的抱负，可田中义一并没有好脸色，他劝蒋介石，“宜专念南方一带之统一”，“一旦被摘掉嫩芽之共产党再度萌芽生叶，此忧甚大”；而北方军阀之争不必去管，“自己便会有所结果”。
蒋介石则坚持继续北伐，当他提出日本若放弃支持张作霖，全国有望统一，并希望日本“协助吾等同志早日完成革命以解除国民误解”时，田中称只望维持“满洲”治安，并草草中止会谈。
三个小时的对话基本全无共识，让蒋介石颇为抑郁。当天的日记中，他愤愤然写道，“可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此时，他倒已经窥见日本侵华政策之一斑。
“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敌人。美国历史学者、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克洛泽认为，这时蒋介石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指示张学良。
赴日多次，于学堂、军营、私教中习得“杀敌的武艺”，深谙两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悬殊，蒋介石面对冲突，大都选择隐忍、避让。
自领兵起，蒋介石就不曾对中国军队怀有信心。他提醒自己要“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还在日记里抄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来自我激励。
与其外显的退缩不同，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痛斥日本人。1927年5月赴日前夕，他始称日本人为“倭”与“寇”，直至1943年开罗会议，日本人在他眼里便是该被辱骂的对象。
但是，战争并不会因蒋介石暗里的咒骂而暂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无论是被逼无奈也好，还是痛下决心也好，蒋介石此时终于开始反抗。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正面大军伤亡惨重，蒋介石觉得“不得不变换阵地”，但他命令88师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那时，《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据当时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称，蒋介石告诉众人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
蒋介石相信日本的军事实力、忌惮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即便“恨”，仍选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期待英美苏的辅助。
“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认战败。
可在日本爱知县幸田町，有一座中正神社，专为“打败”他们的蒋介石而建。碑上写着，“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神社内也树立与蒋介石有关的名言“以德报怨”。有日本人说，“因为日本，才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才有战后的日本。”
天皇确认战败当日，蒋介石也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号召中国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阎锡山闻听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妇人之仁”。而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看到文告时，第一反应则是“宽容”。
对此，冈村宁次的“回馈”是，指示日军守住国民政府军尚未接收的地盘，“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见了冈村宁次一面。十几分钟的交谈，他始终保持着笑容，给冈村宁次留下了“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的印象。
“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
1972年9月17日，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即将到达戒严的台北松山机场。当月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要访问北京。讨论邦交正常化问题。椎名悦三郎来台北是想“和平分手”“让台湾保有面子”“到最后一刻仍与台湾维持礼仪和信义”，并且想向蒋介石表达断交后，希望双方仍能保留贸易、经济等实质关系。
不过，椎名悦三郎没能见到蒋介石。当代表团一行灰头土脸地入住台北圆山饭店后，等到的是“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顿呵斥，他说这是日本“继侵华战争后第二度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
其时，蒋介石身处医院，椎名托蒋经国转交了首相的亲笔信。在蔣介石的回信中，他指责日本“背信绝义”——这只是一封代笔信，但蒋介石对日本的失望依然跃然纸上：“战后中华民国对日本之信任，不可谓不坚，亲仁善邻，春秋之义。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