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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欧洲人关注德国大选的原因仍是如何化解欧债危机。
欧元区的这场主权债务危机，相继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爆发，如今已步入第四个年头。谈及欧元区现状，“尚不明朗”、“恶性循环”、“远未结束”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0.3%，德国经济增长0.7%，均好于预期。但与此同时，“希腊将需要第三轮援助”的可能性也浮出水面。虽然预计100亿欧元的援助金额将远远低于此前两次总计2400亿欧元的规模，但在德国大选临近之际，该话题已足够敏感。
这种“解囊相助”并非长久之计，人们更期待9月22日即将“开锣”的新一轮德国大选：辛勤工作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德国选民将把票投给谁？而作为欧洲“主心骨”的德国又会将欧元区的命运带向何方？
高失业率困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学时对《支点》记者表示，欧债危机总会得到解决，其最危急的时刻“已成往事”。
“这个最危急的时刻是指2012年5月至6月，希腊议会选举前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与希腊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交织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他说。
欧债危机“祸起”希腊，不过，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希腊GDP增长率已从2011年的-7.1%上升到2012年的-6.4%，2013年预计为-4.2%，2014年有望实现0.6%的增长。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公布的希腊经济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了不容乐观的方面，即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升至176%。
此外，希腊虽然在矫正国内财政赤字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外账户逆差大幅下降，但却由于结构性改革犹豫不前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经济产出与2007年峰值相比下降了25%，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已高达57%。
希腊饱受高失业率困扰在欧元区不是个例。目前，整个欧元区约有一半的失业者集中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就业前景也不乐观。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欧债危机》作者张志前向本刊记者介绍，今年5月，欧元区整体失业率达12.1%，为欧洲统计局自1995年以来发布这一数据的最高值。
尽管今年6月底的欧盟峰会达成共识，决定于2014年至2016年间注资60亿欧元，以应对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挑战，但张志前指出，这种政府花钱“买就业、买繁荣”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改善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尽快找到有效的刺激增长策略。
“紧缩”要不要？
正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欧元区重债国在获得纾困的同时，也被附加了条件——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便是其中之一。
江学时称，在规定时间内将财政赤字和债务降低到规定的指标，这一严厉的“双规”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反对救助的德国纳税人，并敦促受援国通过紧缩政策改善宏观经济基本面。
降低财政赤字最重要的措施是减少社会福利、公共部门裁员减薪、增加税收及私有化，但这些措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副作用”。
江学时进一步指出，“紧缩”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重债国，罢工和游行几乎从未间断，这也是多个国家发生政府更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紧缩”损害了经济增长活力。由于中小企业更易受反危机措施的影响，结果只能缩小生产规模、裁员或倒闭，使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
用张志前的话来说，整个欧元区国家似乎深陷在“债务到期-债务违约-资金救助-财政紧缩-经济瘫痪-无力偿还”的恶性循环中。
而德国长期以来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低调，宁愿让法国、英国甚至意大利“出风头”。但欧债危机把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推上了前台”，成为欧盟救助方案中的最大出资方。 德国也被认为是欧洲事务的“发号施令者”、紧缩政策诞生的地方。如今，紧缩政策饱受诟病，德国沦为“替罪羊”和被指责的对象。
想从德国民众的口袋中掏钱救济重债国，德国政府必须有所交代，向借钱的国家提出条件，即按照德国的思路和模式进行改革和整顿。
德国有自信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胡琨博士告诉《支点》记者，德国曾在2004年和2005年间长期丧失竞争力，当时采取的改革方案与今天提供给欧盟的方案大同小异。因此德国人认为，在单位劳动成本虚高的情况下适度紧缩，恢复国民经济竞争力是可行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主任崔洪建表示，从德国的立场来看，这似乎无可厚非，但欧元区各国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和竞争力参差不齐，希腊人的工作效率和态度显然不能和德国相提并论，因此德国自然会招来“怪罪”。
在胡琨看来，紧缩政策“张弛有度”。“紧缩”是针对财政上不必要的开支，把更多资源用在“刀刃”上，比如对中小企业信贷及青年人就业更加“慷慨”，这是解决问题的两个方向，本质上并不冲突。 “表面上看，政府被‘紧缩’得无力投资，但实际上投资并不见得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真正可取的途径。”他说。
欧元的先天缺陷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不单是紧缩政策的去留，就连欧元这一被认为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为重大的成果”也遭遇了质疑，各种担忧此起彼伏。
在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下，欧债危机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政策的弊端与缺陷。 张志前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称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两条腿”，在十几个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实施单一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好比一个“跛脚”行走的人，无法保持平衡，也无法走得更远。
崔洪建表示，在多个主权国家实行单一货币，本就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必然存在失败的可能。事实上，支持和反对欧元的力量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危机期间暴露得更充分，斗争得更激烈。
目前，国际上诸如欧元“崩溃说”的言论不绝于耳，但这种悲观论调有待商榷。记者采访发现，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欧元区解体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承受之重”。 荷兰国际集团（ING）的一项研究显示，欧元崩溃后，欧元区所有国家不得不重新采用原来的本国货币，为应对汇率的快速下跌和资本外逃，各国将采取资本管制，其结果是GDP大幅下降：德国将下降7%，希腊下降幅度则高达13%。
随之而来的是欧洲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大打折扣，无怪乎德国总理默克尔常说，没有一体化的欧洲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欧元的崩溃将形成难以估量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其“先天”缺陷有没有办法“后天”完善呢？
“一直在不断完善。”胡琨以银行监管一体化为例，“银行监管的权利应该属于成员国主权层面，这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
今年5月22日，欧洲议会批准“银行单一监管机制（SSM）”正式出台，审慎监管的权利移交给欧洲央行，负责对有系统重要性的近200家银行直接监管。
银行监管模式从“母国控制”转向“审慎监管”，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制度转型。胡琨指出，德国拥有大量的小银行，统一监管或将造成机制僵化，不过德国还是作出了“让步”。
在江学时看来，德国不会听凭危机恶化到摧垮欧元的地步。推动欧洲一体化，德国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决心，而且也将从中“获益”。
反欧元党难成行
欧债危机以来，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默克尔身上，希望德国为改革指明道路。但有批评人士称，默克尔辜负了众望，她的 “见死不救”与“拖延战术”延误了解救欧元区的最佳时机。
江学时认为上述批评“有失公允”。他指出，默克尔政府在欧债危机中的作为与不作为均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掣肘，即选民心态。
欧债危机拖垮的不仅是各国经济，还有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德国为其他国家“收拾烂摊子”的做法，同样激起了本国民愤，有关重启德国马克的讨论正在扩散，甚至出现了第一个反欧元党——德国选择党，并参加了今年的联邦议院大选。
张志前分析说，德国选择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难以成行。他相信大多数德国民众能够认识到，救助“欧猪国家”（PIIGS，借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也是在救德国自己。重启德国马克是历史的倒退，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眼下，距离9月22日的德国议院选举仅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选战造势活动持续升温。德国政治学家Heinrich Oberreuter预测，默克尔能否当选不是悬念，悬念在于她领导的基民盟将会与哪个党共同组阁。
事实上，德国的主要党派都是亲欧元体系的，不论出现哪种组阁形式，该国对欧元区的政治立场不会发生改变。
在外界普遍看来，默克尔这位欧盟“母亲”冷静、可靠、注重建立共识，加之欧元区第二季度向好的经济表现“恰逢其时”，个人魅力与经济复苏为默克尔在大选中获胜上了“双保险”。
不过，“棱镜门”事件曝光德国情报机构与美国国安局有所“瓜葛”，或为默克尔的连任之路制造麻烦。分析人士称，选民更为关心的是就业、养老及劳动报酬公平等问题，窃听丑闻对默克尔竞选优势的削弱不足以让其对手赶上。
相比之下，德国财长在上月关于“希腊将需要第三轮援助”的确认表态，却很可能对那些担心继续为希腊买单的选民意愿构成干扰。
当然，不到最后一刻，人们无从知晓选民的最终决定。如果成功谋得第三个任期，默克尔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长命总理”。
“置于死地而后生”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德国大选，不如说人们迫切希望看到德国带领欧洲走出危机。
虽然欧债危机已经度过最危急的时刻，但仍存在诸多“变量”，包括债务国能否遵守财政纪律并实现经济增长，德国能否顶住选民压力提供持续援助，各成员国经济能否走向趋同，欧洲央行的政策能否更为灵活……
因此，对于欧债危机的结局存在着多种判断。
有人说，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南方重债国将不堪“紧缩”与“增税”的折磨，最终选择逃离欧元区。
也有人寄望欧洲央行效仿美联储，通过“印钞”出手相救。胡琨认为，欧洲央行不会走上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不归路”，因为这与其“通货膨胀不能超过2%”的目标不符。
张志前表示，欧洲央行发钞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尽管欧洲经济将因此走软并留下政治裂痕，但要好于欧元区解体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威胁。
究竟哪种方式才是欧债危机的“救命稻草”？
单纯的救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稳定市场信心，但并不能成功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建立某种程度的财政联盟，是欧洲统一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一步。张志前给出了他的结论。
对于这一结论，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共识。
崔洪建说，从当前解决危机的原则来看，经济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即需要深化欧元区的结构改革，成员国需要在财政、银行、税收以及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进一步让渡主权，实行更为集中的统一协调与管理。
在胡琨看来，欧债危机未尝不是件好事，欧洲一体化就是“危机推动一体化”的过程。在没有危机的时候，各国“得过且过”，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新的危机不断产生，这反而将刺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正印了中国那句古话——“置于死地而后生”。（支点杂志2013年9月刊）
欧元区的这场主权债务危机，相继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爆发，如今已步入第四个年头。谈及欧元区现状，“尚不明朗”、“恶性循环”、“远未结束”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0.3%，德国经济增长0.7%，均好于预期。但与此同时，“希腊将需要第三轮援助”的可能性也浮出水面。虽然预计100亿欧元的援助金额将远远低于此前两次总计2400亿欧元的规模，但在德国大选临近之际，该话题已足够敏感。
这种“解囊相助”并非长久之计，人们更期待9月22日即将“开锣”的新一轮德国大选：辛勤工作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德国选民将把票投给谁？而作为欧洲“主心骨”的德国又会将欧元区的命运带向何方？
高失业率困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学时对《支点》记者表示，欧债危机总会得到解决，其最危急的时刻“已成往事”。
“这个最危急的时刻是指2012年5月至6月，希腊议会选举前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与希腊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交织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他说。
欧债危机“祸起”希腊，不过，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希腊GDP增长率已从2011年的-7.1%上升到2012年的-6.4%，2013年预计为-4.2%，2014年有望实现0.6%的增长。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公布的希腊经济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了不容乐观的方面，即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升至176%。
此外，希腊虽然在矫正国内财政赤字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外账户逆差大幅下降，但却由于结构性改革犹豫不前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经济产出与2007年峰值相比下降了25%，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已高达57%。
希腊饱受高失业率困扰在欧元区不是个例。目前，整个欧元区约有一半的失业者集中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就业前景也不乐观。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欧债危机》作者张志前向本刊记者介绍，今年5月，欧元区整体失业率达12.1%，为欧洲统计局自1995年以来发布这一数据的最高值。
尽管今年6月底的欧盟峰会达成共识，决定于2014年至2016年间注资60亿欧元，以应对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挑战，但张志前指出，这种政府花钱“买就业、买繁荣”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改善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尽快找到有效的刺激增长策略。
“紧缩”要不要？
正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欧元区重债国在获得纾困的同时，也被附加了条件——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便是其中之一。
江学时称，在规定时间内将财政赤字和债务降低到规定的指标，这一严厉的“双规”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反对救助的德国纳税人，并敦促受援国通过紧缩政策改善宏观经济基本面。
降低财政赤字最重要的措施是减少社会福利、公共部门裁员减薪、增加税收及私有化，但这些措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副作用”。
江学时进一步指出，“紧缩”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重债国，罢工和游行几乎从未间断，这也是多个国家发生政府更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紧缩”损害了经济增长活力。由于中小企业更易受反危机措施的影响，结果只能缩小生产规模、裁员或倒闭，使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
用张志前的话来说，整个欧元区国家似乎深陷在“债务到期-债务违约-资金救助-财政紧缩-经济瘫痪-无力偿还”的恶性循环中。
而德国长期以来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低调，宁愿让法国、英国甚至意大利“出风头”。但欧债危机把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推上了前台”，成为欧盟救助方案中的最大出资方。 德国也被认为是欧洲事务的“发号施令者”、紧缩政策诞生的地方。如今，紧缩政策饱受诟病，德国沦为“替罪羊”和被指责的对象。
想从德国民众的口袋中掏钱救济重债国，德国政府必须有所交代，向借钱的国家提出条件，即按照德国的思路和模式进行改革和整顿。
德国有自信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胡琨博士告诉《支点》记者，德国曾在2004年和2005年间长期丧失竞争力，当时采取的改革方案与今天提供给欧盟的方案大同小异。因此德国人认为，在单位劳动成本虚高的情况下适度紧缩，恢复国民经济竞争力是可行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主任崔洪建表示，从德国的立场来看，这似乎无可厚非，但欧元区各国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和竞争力参差不齐，希腊人的工作效率和态度显然不能和德国相提并论，因此德国自然会招来“怪罪”。
在胡琨看来，紧缩政策“张弛有度”。“紧缩”是针对财政上不必要的开支，把更多资源用在“刀刃”上，比如对中小企业信贷及青年人就业更加“慷慨”，这是解决问题的两个方向，本质上并不冲突。 “表面上看，政府被‘紧缩’得无力投资，但实际上投资并不见得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真正可取的途径。”他说。
欧元的先天缺陷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不单是紧缩政策的去留，就连欧元这一被认为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为重大的成果”也遭遇了质疑，各种担忧此起彼伏。
在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下，欧债危机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政策的弊端与缺陷。 张志前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称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两条腿”，在十几个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实施单一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好比一个“跛脚”行走的人，无法保持平衡，也无法走得更远。
崔洪建表示，在多个主权国家实行单一货币，本就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必然存在失败的可能。事实上，支持和反对欧元的力量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危机期间暴露得更充分，斗争得更激烈。
目前，国际上诸如欧元“崩溃说”的言论不绝于耳，但这种悲观论调有待商榷。记者采访发现，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欧元区解体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承受之重”。 荷兰国际集团（ING）的一项研究显示，欧元崩溃后，欧元区所有国家不得不重新采用原来的本国货币，为应对汇率的快速下跌和资本外逃，各国将采取资本管制，其结果是GDP大幅下降：德国将下降7%，希腊下降幅度则高达13%。
随之而来的是欧洲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大打折扣，无怪乎德国总理默克尔常说，没有一体化的欧洲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欧元的崩溃将形成难以估量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其“先天”缺陷有没有办法“后天”完善呢？
“一直在不断完善。”胡琨以银行监管一体化为例，“银行监管的权利应该属于成员国主权层面，这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
今年5月22日，欧洲议会批准“银行单一监管机制（SSM）”正式出台，审慎监管的权利移交给欧洲央行，负责对有系统重要性的近200家银行直接监管。
银行监管模式从“母国控制”转向“审慎监管”，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制度转型。胡琨指出，德国拥有大量的小银行，统一监管或将造成机制僵化，不过德国还是作出了“让步”。
在江学时看来，德国不会听凭危机恶化到摧垮欧元的地步。推动欧洲一体化，德国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决心，而且也将从中“获益”。
反欧元党难成行
欧债危机以来，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默克尔身上，希望德国为改革指明道路。但有批评人士称，默克尔辜负了众望，她的 “见死不救”与“拖延战术”延误了解救欧元区的最佳时机。
江学时认为上述批评“有失公允”。他指出，默克尔政府在欧债危机中的作为与不作为均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掣肘，即选民心态。
欧债危机拖垮的不仅是各国经济，还有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德国为其他国家“收拾烂摊子”的做法，同样激起了本国民愤，有关重启德国马克的讨论正在扩散，甚至出现了第一个反欧元党——德国选择党，并参加了今年的联邦议院大选。
张志前分析说，德国选择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难以成行。他相信大多数德国民众能够认识到，救助“欧猪国家”（PIIGS，借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也是在救德国自己。重启德国马克是历史的倒退，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眼下，距离9月22日的德国议院选举仅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选战造势活动持续升温。德国政治学家Heinrich Oberreuter预测，默克尔能否当选不是悬念，悬念在于她领导的基民盟将会与哪个党共同组阁。
事实上，德国的主要党派都是亲欧元体系的，不论出现哪种组阁形式，该国对欧元区的政治立场不会发生改变。
在外界普遍看来，默克尔这位欧盟“母亲”冷静、可靠、注重建立共识，加之欧元区第二季度向好的经济表现“恰逢其时”，个人魅力与经济复苏为默克尔在大选中获胜上了“双保险”。
不过，“棱镜门”事件曝光德国情报机构与美国国安局有所“瓜葛”，或为默克尔的连任之路制造麻烦。分析人士称，选民更为关心的是就业、养老及劳动报酬公平等问题，窃听丑闻对默克尔竞选优势的削弱不足以让其对手赶上。
相比之下，德国财长在上月关于“希腊将需要第三轮援助”的确认表态，却很可能对那些担心继续为希腊买单的选民意愿构成干扰。
当然，不到最后一刻，人们无从知晓选民的最终决定。如果成功谋得第三个任期，默克尔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长命总理”。
“置于死地而后生”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德国大选，不如说人们迫切希望看到德国带领欧洲走出危机。
虽然欧债危机已经度过最危急的时刻，但仍存在诸多“变量”，包括债务国能否遵守财政纪律并实现经济增长，德国能否顶住选民压力提供持续援助，各成员国经济能否走向趋同，欧洲央行的政策能否更为灵活……
因此，对于欧债危机的结局存在着多种判断。
有人说，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南方重债国将不堪“紧缩”与“增税”的折磨，最终选择逃离欧元区。
也有人寄望欧洲央行效仿美联储，通过“印钞”出手相救。胡琨认为，欧洲央行不会走上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不归路”，因为这与其“通货膨胀不能超过2%”的目标不符。
张志前表示，欧洲央行发钞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尽管欧洲经济将因此走软并留下政治裂痕，但要好于欧元区解体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威胁。
究竟哪种方式才是欧债危机的“救命稻草”？
单纯的救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稳定市场信心，但并不能成功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建立某种程度的财政联盟，是欧洲统一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一步。张志前给出了他的结论。
对于这一结论，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共识。
崔洪建说，从当前解决危机的原则来看，经济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即需要深化欧元区的结构改革，成员国需要在财政、银行、税收以及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进一步让渡主权，实行更为集中的统一协调与管理。
在胡琨看来，欧债危机未尝不是件好事，欧洲一体化就是“危机推动一体化”的过程。在没有危机的时候，各国“得过且过”，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新的危机不断产生，这反而将刺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正印了中国那句古话——“置于死地而后生”。（支点杂志2013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