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所以说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并不是同步发展的，两者存在“不平衡关系”，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个论断对当代学者不无启发：科研工作者要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要能抵挡得住发达的物质生产带来的各种诱惑，不为物质所役。
　　关键词：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不平衡；启发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2
　　一般来说，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包括艺术在内，就要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所以说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并不是同步发展的，两者存在“不平衡关系”，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这里所谓“不平衡”，是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与艺术生产的水平不成比例，或生产水平不高而艺术繁荣，或是物质生产虽比较发达而艺术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这个论断对当代学者不无启发。
　　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是指某些艺术形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发展。如神话和史诗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古代希腊（公元前12世纪到前8世纪）就出现了繁荣，而到科学技术发达的近代现代，根本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繁荣。其次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说，后一阶段的生产水平超过了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阶段的水平，艺术的发展却不一定如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于十六世纪。现代的生产技术水平远远超过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却未能出现象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艺术繁荣，亦未能产生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大戏剧家。最后从历史的横向联系看，同一个历史时代，有时生产水平高的地区和国家在艺術上不一定能占第一把交椅，相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有时却出现了艺术的繁荣，18世纪的挪威，俄国都是如此。当欧洲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迅速发展，汽船早就替代了帆船，而挪威才出现大工业的萌芽，帆船大量存在。恩格斯在1890年给保·恩斯特的信中指出挪威在最近2O年（187O一1890）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2]概言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存在两个纬度三个方面的不平衡。而这三种不平衡的情况，对我们不无启示。
　　第一种情况，特定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对现今而言。21世纪，也同样具有特殊性。此时，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就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来，转型时期的社会正是各个方面都发生激剧变化的时期。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各种艺术形式也在此孕育、发生，也就出现了许多异乎前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应该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对一些新事物，并不高举“打杀棒”，对新生事物也不当头棒喝，大叫，“哪来的异端！一棍子打死！”研究者作为知识精英，往往导引着社会的风向。因此，研究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发现新事物、导引新事物的能力。或许，21世纪会产生21世纪的“史诗”。
　　第二种情形，说的是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时代的艺术成就未必高过生产力相对落后时代的艺术。这种现象提醒我们的特别是文学研究者，要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要轻视传统文学艺术，不要脱离传统文化遗产，要善于吸取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第三种情形则告诉我们，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出现比经济发达的地区还要高水平的艺术。也就是说，物质水平并不成为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高物质生产水平并不是高精神生产水平的必要条件。时下，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学术是有闲人的事。意思是说，只有经济非常宽裕、摆脱了经济困窘的人才能够做好学问。在这里，如我们把物质生产的发展与精神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移植过来，我们会发现实际并不是当下的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而这样的一种言论，不过是一些身在其位而不安心学问的人的一种托词。或者是某些人的一种自夸。为什么这样说呢？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有两种比较经典的解释。一是黑格尔，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黑格尔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解释为两个原因：一是一个时代是否存在“理想的主体性格”；一是人与对自然进行加工所创造的产品是否处于疏远的关系。但黑格尔的“独立自主性格”却具有极大的相对性，无法解释莎士比亚的不少剧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并不是描写什么内战中的人物，也不具有“独立自足性”，可同样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思给其作了解释。认为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3]对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中出现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产生，马克思他们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它作用于艺术生产主要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建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某个时代或社会，它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为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可是如果它的政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仍不可能出现艺术的繁荣。相反，某个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不高，但它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或它的某些方面，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却可能出现艺术的繁荣。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艺术发展，不能一味地鄙视“饭没得吃谈什么艺术”，那样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精彩的东西。
　　马克思的论断揭示，艺术生产有它自身的继承革新规律。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艺术能否繁荣，不单纯决定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还决定于它是否有传统可以借鉴，和是否有条件继承借鉴。各民族的文化、文艺相互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束缚。这样，有可能使经济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吸取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在文艺方面走到了其它民族的前面。艺术生产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同样的，艺术研究也可以同样作这样的解释。诚然，良好的物质条件，可以为研究提供先进的研究工具和舒适的研究环境。然而，研究成果的获得，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应该看到，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不同的学科，物质环境条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来说，研究的物质环境条件可能要起相当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对文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来说，物质环境条件所起的影响作用相对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对人文社科领域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研究者。研究者的素质决定着研究的成果。不可否认，人文社科领域的传承性更为明显，因而人文社科研究者的文化积累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无疑使研究者受益。比如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其祖父为陈宝箴曾为湖南巡府，父亲陈三立是光绪己丑十五年间的进士，清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陈寅恪得以周游世界，博览中西文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和文化巨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大批有相当成就的研究者是白手起家而来。
　　当然也应该承认，现代化的科研工具可以提高研究的速度和效率。比如，人工去检索需要费时一周的工作量，而计算机检索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完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它作用于艺术生产主要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建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艺术生产成就的大小取决于艺术生产的主体——人。同样，对人文社科的研究来说，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可能这样说，研究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研究成果的大小。
　　让人们再回到时下的一种观点：做学问是有闲人的事，为了谋生而做研究是不可能作出成绩的。如果这话出自自识清高的学者之口，我们尚可能原谅，因为这言下之意至少还承认了学术的神圣性的威严性，虽然其中不免带有了骄傲的情绪。但如果说这话的人本身经济并不富足，又非常不幸地走在做学问的道上。其危害性就大了。因为既然承认了做学问是有闲人的事，那么，正在为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而努力奋斗的他当然就无需为做学问担负责任，他尽可以利用身在其位的种种便宜来为自己谋取经济的富足，做学问失却了其应有的严肃性的和神圣性，成为谋取物质财富的工具。而一旦这样的伪学问成果流传于世上，不但于真正的学术无益，反而可能成为真正做学问者的绊脚石。
　　穷也兼济天下，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高科技手段也越来越多的介入科学研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揭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科学研究者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尽情享受发达的物质生产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要意识到它同时带给科研工作的种种不利因素。科研工作者要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要能抵挡得住发达的物质生产带来的各种诱惑，不为物质所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卷，第112页。
　　[2]《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4卷，第472页。
　　[3]《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卷，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