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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看到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和献身的感人事迹时，便心灵震颤，眼里饱含泪水。在相继读完爱泼斯坦、米勒的传记后，我又为江国珍老人撰写的、2015年8月才正式出版并在10月17日工合国际会议上签名赠送给我的回忆录《我的丈夫傅莱——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的65年》所深深感动。
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1938年，正值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最需要培训战场救护人员的紧要关头，一个在维也纳医科大学修完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微生物检验学、X光放射诊断学等专业知识的年仅19岁的犹太青年，因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而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为了躲避希特勒军警的迫害追杀，他在奥共紧急但很有限的资助下，乘坐驶往东方的邮轮，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当时无需签证的中国上海。出发之前，他听说孙中山夫人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英雄，便利用邮轮中途在香港停靠的间隙，去寻找宋庆龄。不巧，因宋庆龄去重庆，他只好无功而返。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的他，一边靠打零工和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合伙开医院先维持住生计，一边寻找战斗在中国北方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他用了近3年时间，才在天津结识了美国牧师胡本德，转而被介绍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进而与八路军干部黄浩、天津地下交通员吴又居接上头，然后在南口妙峰山上被萧克部队的一个连接应，到达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再由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带路，经过三分区，才转到平山县寨北村的四分区，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根据他的母语发音给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从此，傅莱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涯。
傅莱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学校任教3年，帮助培养了大量的战地医务工作者。旋又被派遣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教5年，期间还参加了太原战役、大同战役、天津战役的战地救护工作，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之后跟随邓小平到达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负责人。建国后调回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担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2004年85岁高龄时去世。根据生前遗愿，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圣地——位于唐县军城镇的河北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和30多位抗战中牺牲的八路军团级以上干部一起长眠在太行山麓、唐河之滨。傅莱去世两年后，由中国政协出资，在维也纳傅莱的母校竖立起傅莱纪念碑，奥地利总统亲笔题写碑文，使傅莱这位伟大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中奥两国人民心中。
高明的医术传中国
傅莱于1944年被聂荣臻介绍、中央组织部长彭真批准入党，又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加入了中国国籍。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傅莱携夫人回国探亲，不少人猜测他此行恐怕不会再回到中国过清苦生活了，然而，他在若干年后坦诚地说：“说实在的，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事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他还把年迈的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两年。在“文革”中，傅莱也遭到了知识分子“靠边站”的厄运，还被怀疑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生活和行动都受到了监视和调查。因无法去办公室上班，他所担负的医学检索工作只能在家中进行，但他对党和国家无怨无悔。历史的烟云和雾霾过后，他作为总策划、总调度的中国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终于建成，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服务的方便、快捷、价廉、质优的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教学和科研人员随时可以检索全世界的生物医学文献，为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傅莱早在战争年代就声名鹊起。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疾，部队因传染病的减员有时甚至超出了战斗减员。在日寇的层层封锁下，根据地缺医少药，奎宁等特效药尤其缺乏。傅莱主动登门向附近的老中医虚心请教，大胆尝试用针灸治疗疟疾。但当时没有太多的针灸用针，他就教战士和老百姓用缝衣针来针灸，广泛推广，收到了良好效果。这个“发明”经军区《简报》逐级上报，受到聂荣臻司令员以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赞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给他颁发了奖状，八路军总部还通报全军对他进行表扬。
采用人工气胸压缩疗法治疗肺结核病，也是傅莱的“发明”。肺结核病的复发率和病死率相当高，加之敌后抗日根据地条件极度艰苦，人们患上结核病就如同下达死亡令。傅莱通过向患者肺腔注入经过滤除菌的空气，使该处肺脏收缩、松弛，呼吸幅度减小，血液流动减慢，部分或全部停止呼吸活动，以加快吸收并导致纤维化，最终使病灶愈合。这种疗法使肺结核治愈率提高到40%左右。中共中央党校的青年讲师洛林，一个肺长了结核，每到春天就吐血不止。医院给党校党组织开具的诊断信上写着“这个孩子只能活半年”，洛林得知后放声大哭。没想到怀着仁心善德的傅莱用打气筒、橡皮管、酒瓶等最简陋的器具一鼓捣，还把特供给自己的羊奶送给洛林，没多久就治愈了洛林的“绝症”。如今，洛林仍然健在。被傅莱治好的还有红色小说《火焰》的作者常英，晋察冀边区的房东杨耀义等很多战士和老百姓。
在延安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成功粗制青霉素，更是傅莱的创举，也是延安的奇迹，共产党人的奇迹。1944年秋，傅莱刚被组织派遣到延安，毛主席就偕家眷看望他，他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自己在边区的工作，受到首长们的充分肯定，这给他以巨大的精神鼓舞。青霉素是医治战伤和多种感染的特效药，1941年才开始在英美用于临床，1943年用于盟军战场。当时，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被手术刀割破而感染。如果跟前有青霉素的话，他就不会殉职。无数的八路军伤病员，也是因此而牺牲的。傅莱暗暗发誓，一定要克服困难，研制出青霉素。在报请陜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他利用自己“美国援华联合会晋察冀代表”的特殊身份，向英美相关机构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然后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村的窑洞里，在连铁钉和缝衣针都很难找到的穷山沟里，建起实为土作坊的生化研究室。除了从美国运来的蒸汽消毒锅、菌种培养物等物资外，其它所用仍然是些打气筒、火炉、炭盆、玻璃瓶等简陋设施。他们每天工作10个多小时。经过一年多时间，50多次的失败后，终于研制出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英美13年才研制出的抗菌特效药——粗制外用青霉素，并很快用于临床，大大降低了八路军战士的感染死亡率。在这个过程中，他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比如在妻子跑很远路上班走后，他把自己刚吃完奶的儿子放在一只箩筐里，在阳台上晒太阳睡觉，自己去搞实验。毛主席对他的艰辛努力和突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宋庆龄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新闻》对此进行了特别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傅莱还把这种粗制青霉素送到太原战役、大同战役和天津战役的前线，为减少我军战伤死亡率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傅莱没有就此停步，在参与治疗钩虫病方面又做出了斐然成绩。钩虫病是和血吸虫病一样的寄生虫病，又称懒黄病，患者常常出现贫血、营养不良、胃肠功能紊乱、劳动能力下降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引发心功能不全和儿童发育障碍。傅莱在跟随邓小平到重庆后发现，这里空气温暖潮湿，农村卫生状况极度糟糕，因而感染钩虫病的人很多。组织上责成他分管钩虫病防治工作，他又一次投入忘我的攻关状态当中。他深入发病山区调研，对病人的大便进行显微镜检查，掌握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说服群众积极配合，按时服药，将人畜粪便分坑，结果仅用半年就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在重庆医科大开设《保健组织学》课程期间，针对全国尚无这方面统编教材的情况，亲自动手编写《人民保健组织学》一书，解决了学生缺乏课本之苦。
艰苦奋斗贯终生
傅莱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他始终保持一個老八路、老党员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抗战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那段日子，为了能够及时应对敌情，他和战士们一样，都是和衣而眠，以至身上长出了虱子和虱子产的卵虮子。这对于他这个出身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来说，觉得很难为情。可是，没有办法，这是艰苦环境所致。他在白求恩学校执教，视力不好，又常常挑灯夜战，聂荣臻知道后特批他可以单独用一盏两个捻子的油灯。他是一个身高1.92米大块头的外国人，但也和别人喝同样多的稀粥，常常挨饿，有时看见锅底上留下一层烧糊了的“锅巴”，就抠下来，装在口袋里充饥用。在重庆执教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工资虽较高，但家庭负担很重，常常入不敷出。每次发工资后，他便用手摇计算机来分配支出，除了给前妻留下的3个孩子的抚养费外，留给自己的所剩无几，常常吃不饱。1962年他到北京开会，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一连吃下3盘共12个馒头。服务员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外国人，便惊奇地看着他，弄得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一生节俭，从不追求个人享受。平时所穿的衣服，多是母亲从维也纳带来的父亲遗留下来的旧衣服。而做一套好点的衣服则穿了几十年，除了中央首长接见、出席国宴、会见外宾、出国等重要场合时穿一下，平时在家里舍不得穿，只穿妻子从市场买回的出口转内销的特大号处理品。他也从不给孩子们零花钱。然而，从1994年到2002年期间，他却共向唐县白求恩希望小学及灾区捐款达14500多元。
傅莱性格开朗，为人正直，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而柯棣华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到晋察冀边区后，最初的单位就是柯棣华任院长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比他早一年来中国，汉语说得很流利，傅莱特别钦佩他。为了长久留在中国服务，傅莱谢绝了聂荣臻给他配的翻译，硬是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中文发音，练习口语。他每天讲一个小时的课，备课却要花掉八九个小时。他准备教案一般需经过三道工序：外文——中文——注音。尽管这样，还闹出了蛋、蚤混用，“家乡的山比这里的山高好几次（倍）”等笑话。然而，不到一年，傅莱也能用流利的中文与人交流了。医院为了照顾国际友人，分配给他一名通讯员，他请求组织取消这个特殊待遇。1942年，年仅32岁的柯棣华因病去世，傅莱万分悲痛。他在1948年《华北医刊》创刊号发表文章，其中专门用一节《我钦佩的战友》来深切怀念柯棣华。40年后他再次回到晋察冀老区，当老房东介绍柯棣华逝世的经过时，他坐在炕上，睹物思人，久久不肯离去。
傅莱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苦苦寻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年中，他始终记着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无产者凭着《国际歌》的歌声，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先后为刘少奇、贺龙、王稼祥、徐向前、王震、胡耀邦等很多领导人看过病，也受到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杨成武、万里、陈慕华等领导人的接见和祝福。在他生病期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秘书长华建敏、国家人事部长张柏林、统战部长刘延东以及外国专家局的领导十分关心，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将军亲去医院看望。他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办公室通过电话，转达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傅莱同志的沉痛哀悼和对傅莱家属的亲切慰问，奥地利总统也发来唁电，可谓备极哀荣。
“我在中国，做了我该做的事”，这是傅莱逝世前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傅莱唐县墓地正门两侧的一副挽联，也是中国人民对傅莱一生的中肯评价。
（责编 五一）
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1938年，正值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最需要培训战场救护人员的紧要关头，一个在维也纳医科大学修完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微生物检验学、X光放射诊断学等专业知识的年仅19岁的犹太青年，因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而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为了躲避希特勒军警的迫害追杀，他在奥共紧急但很有限的资助下，乘坐驶往东方的邮轮，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当时无需签证的中国上海。出发之前，他听说孙中山夫人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英雄，便利用邮轮中途在香港停靠的间隙，去寻找宋庆龄。不巧，因宋庆龄去重庆，他只好无功而返。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的他，一边靠打零工和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合伙开医院先维持住生计，一边寻找战斗在中国北方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他用了近3年时间，才在天津结识了美国牧师胡本德，转而被介绍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进而与八路军干部黄浩、天津地下交通员吴又居接上头，然后在南口妙峰山上被萧克部队的一个连接应，到达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再由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带路，经过三分区，才转到平山县寨北村的四分区，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根据他的母语发音给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从此，傅莱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涯。
傅莱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学校任教3年，帮助培养了大量的战地医务工作者。旋又被派遣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教5年，期间还参加了太原战役、大同战役、天津战役的战地救护工作，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之后跟随邓小平到达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负责人。建国后调回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担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2004年85岁高龄时去世。根据生前遗愿，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圣地——位于唐县军城镇的河北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和30多位抗战中牺牲的八路军团级以上干部一起长眠在太行山麓、唐河之滨。傅莱去世两年后，由中国政协出资，在维也纳傅莱的母校竖立起傅莱纪念碑，奥地利总统亲笔题写碑文，使傅莱这位伟大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中奥两国人民心中。
高明的医术传中国
傅莱于1944年被聂荣臻介绍、中央组织部长彭真批准入党，又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加入了中国国籍。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傅莱携夫人回国探亲，不少人猜测他此行恐怕不会再回到中国过清苦生活了，然而，他在若干年后坦诚地说：“说实在的，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事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他还把年迈的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两年。在“文革”中，傅莱也遭到了知识分子“靠边站”的厄运，还被怀疑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生活和行动都受到了监视和调查。因无法去办公室上班，他所担负的医学检索工作只能在家中进行，但他对党和国家无怨无悔。历史的烟云和雾霾过后，他作为总策划、总调度的中国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终于建成，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服务的方便、快捷、价廉、质优的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教学和科研人员随时可以检索全世界的生物医学文献，为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傅莱早在战争年代就声名鹊起。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疾，部队因传染病的减员有时甚至超出了战斗减员。在日寇的层层封锁下，根据地缺医少药，奎宁等特效药尤其缺乏。傅莱主动登门向附近的老中医虚心请教，大胆尝试用针灸治疗疟疾。但当时没有太多的针灸用针，他就教战士和老百姓用缝衣针来针灸，广泛推广，收到了良好效果。这个“发明”经军区《简报》逐级上报，受到聂荣臻司令员以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赞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给他颁发了奖状，八路军总部还通报全军对他进行表扬。
采用人工气胸压缩疗法治疗肺结核病，也是傅莱的“发明”。肺结核病的复发率和病死率相当高，加之敌后抗日根据地条件极度艰苦，人们患上结核病就如同下达死亡令。傅莱通过向患者肺腔注入经过滤除菌的空气，使该处肺脏收缩、松弛，呼吸幅度减小，血液流动减慢，部分或全部停止呼吸活动，以加快吸收并导致纤维化，最终使病灶愈合。这种疗法使肺结核治愈率提高到40%左右。中共中央党校的青年讲师洛林，一个肺长了结核，每到春天就吐血不止。医院给党校党组织开具的诊断信上写着“这个孩子只能活半年”，洛林得知后放声大哭。没想到怀着仁心善德的傅莱用打气筒、橡皮管、酒瓶等最简陋的器具一鼓捣，还把特供给自己的羊奶送给洛林，没多久就治愈了洛林的“绝症”。如今，洛林仍然健在。被傅莱治好的还有红色小说《火焰》的作者常英，晋察冀边区的房东杨耀义等很多战士和老百姓。
在延安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成功粗制青霉素，更是傅莱的创举，也是延安的奇迹，共产党人的奇迹。1944年秋，傅莱刚被组织派遣到延安，毛主席就偕家眷看望他，他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自己在边区的工作，受到首长们的充分肯定，这给他以巨大的精神鼓舞。青霉素是医治战伤和多种感染的特效药，1941年才开始在英美用于临床，1943年用于盟军战场。当时，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被手术刀割破而感染。如果跟前有青霉素的话，他就不会殉职。无数的八路军伤病员，也是因此而牺牲的。傅莱暗暗发誓，一定要克服困难，研制出青霉素。在报请陜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他利用自己“美国援华联合会晋察冀代表”的特殊身份，向英美相关机构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然后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村的窑洞里，在连铁钉和缝衣针都很难找到的穷山沟里，建起实为土作坊的生化研究室。除了从美国运来的蒸汽消毒锅、菌种培养物等物资外，其它所用仍然是些打气筒、火炉、炭盆、玻璃瓶等简陋设施。他们每天工作10个多小时。经过一年多时间，50多次的失败后，终于研制出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英美13年才研制出的抗菌特效药——粗制外用青霉素，并很快用于临床，大大降低了八路军战士的感染死亡率。在这个过程中，他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比如在妻子跑很远路上班走后，他把自己刚吃完奶的儿子放在一只箩筐里，在阳台上晒太阳睡觉，自己去搞实验。毛主席对他的艰辛努力和突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宋庆龄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新闻》对此进行了特别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傅莱还把这种粗制青霉素送到太原战役、大同战役和天津战役的前线，为减少我军战伤死亡率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傅莱没有就此停步，在参与治疗钩虫病方面又做出了斐然成绩。钩虫病是和血吸虫病一样的寄生虫病，又称懒黄病，患者常常出现贫血、营养不良、胃肠功能紊乱、劳动能力下降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引发心功能不全和儿童发育障碍。傅莱在跟随邓小平到重庆后发现，这里空气温暖潮湿，农村卫生状况极度糟糕，因而感染钩虫病的人很多。组织上责成他分管钩虫病防治工作，他又一次投入忘我的攻关状态当中。他深入发病山区调研，对病人的大便进行显微镜检查，掌握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说服群众积极配合，按时服药，将人畜粪便分坑，结果仅用半年就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在重庆医科大开设《保健组织学》课程期间，针对全国尚无这方面统编教材的情况，亲自动手编写《人民保健组织学》一书，解决了学生缺乏课本之苦。
艰苦奋斗贯终生
傅莱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他始终保持一個老八路、老党员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抗战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那段日子，为了能够及时应对敌情，他和战士们一样，都是和衣而眠，以至身上长出了虱子和虱子产的卵虮子。这对于他这个出身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来说，觉得很难为情。可是，没有办法，这是艰苦环境所致。他在白求恩学校执教，视力不好，又常常挑灯夜战，聂荣臻知道后特批他可以单独用一盏两个捻子的油灯。他是一个身高1.92米大块头的外国人，但也和别人喝同样多的稀粥，常常挨饿，有时看见锅底上留下一层烧糊了的“锅巴”，就抠下来，装在口袋里充饥用。在重庆执教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工资虽较高，但家庭负担很重，常常入不敷出。每次发工资后，他便用手摇计算机来分配支出，除了给前妻留下的3个孩子的抚养费外，留给自己的所剩无几，常常吃不饱。1962年他到北京开会，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一连吃下3盘共12个馒头。服务员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外国人，便惊奇地看着他，弄得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一生节俭，从不追求个人享受。平时所穿的衣服，多是母亲从维也纳带来的父亲遗留下来的旧衣服。而做一套好点的衣服则穿了几十年，除了中央首长接见、出席国宴、会见外宾、出国等重要场合时穿一下，平时在家里舍不得穿，只穿妻子从市场买回的出口转内销的特大号处理品。他也从不给孩子们零花钱。然而，从1994年到2002年期间，他却共向唐县白求恩希望小学及灾区捐款达14500多元。
傅莱性格开朗，为人正直，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而柯棣华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到晋察冀边区后，最初的单位就是柯棣华任院长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比他早一年来中国，汉语说得很流利，傅莱特别钦佩他。为了长久留在中国服务，傅莱谢绝了聂荣臻给他配的翻译，硬是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中文发音，练习口语。他每天讲一个小时的课，备课却要花掉八九个小时。他准备教案一般需经过三道工序：外文——中文——注音。尽管这样，还闹出了蛋、蚤混用，“家乡的山比这里的山高好几次（倍）”等笑话。然而，不到一年，傅莱也能用流利的中文与人交流了。医院为了照顾国际友人，分配给他一名通讯员，他请求组织取消这个特殊待遇。1942年，年仅32岁的柯棣华因病去世，傅莱万分悲痛。他在1948年《华北医刊》创刊号发表文章，其中专门用一节《我钦佩的战友》来深切怀念柯棣华。40年后他再次回到晋察冀老区，当老房东介绍柯棣华逝世的经过时，他坐在炕上，睹物思人，久久不肯离去。
傅莱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苦苦寻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年中，他始终记着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无产者凭着《国际歌》的歌声，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先后为刘少奇、贺龙、王稼祥、徐向前、王震、胡耀邦等很多领导人看过病，也受到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杨成武、万里、陈慕华等领导人的接见和祝福。在他生病期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秘书长华建敏、国家人事部长张柏林、统战部长刘延东以及外国专家局的领导十分关心，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将军亲去医院看望。他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办公室通过电话，转达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傅莱同志的沉痛哀悼和对傅莱家属的亲切慰问，奥地利总统也发来唁电，可谓备极哀荣。
“我在中国，做了我该做的事”，这是傅莱逝世前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傅莱唐县墓地正门两侧的一副挽联，也是中国人民对傅莱一生的中肯评价。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