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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
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
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和“自由”
2019年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局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迅速回应称：今天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
此前，华春莹也质问过英国政客：“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市民有上街游行的自由吗？”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耿爽严正指出：“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毫无民主可言，港人就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恰恰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只要港督愿意行使全部权力，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学界一般认为，港英时期的香港，香港本地人‘有自由无民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俊义说，香港总督掌握绝对权力，港督下设行政局和立法局，港督兼任两局主席，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权。“行政局名义上是香港政府的决策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港督在需要的时候向行政局咨询，在不需要或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免去咨询。行政局的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
立法局也是同样情况。除了港督是当然主席以外，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是3名当然议员，其他议员全部为港督委任。立法局的主要职能是向港督提供有关立法的参考意见，并根据港督的要求通过法律，其实只是港督的一个橡皮图章。英国学者迈乐文指出：“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由此可见，港督治下的香港，根本没有选举可言。
而且，立法局一向为英国人垄断。直到1880年立法局里才有了一个华人议员——伍廷芳。但他在立法局内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前港督轩尼诗说：“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直到1926年，行政局才出现了第一名华人议员。
港英当局还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欧洲人的居住地是有明确划分的，好的地段都留给欧洲人，华人是不可能居住的。”张俊义说。港英当局的公园章程里，第三条规定：“中国技工和劳工不准在公园内穿行。”第四条规定：“轿子和轿夫不得进入公园。”法院对英国人百般包庇，而对华人实行严刑峻法。1877年，香港按察司斯梅尔说：“在我来到本殖民地以后头几年中，香港一地判处死刑的人数等于全英格兰死刑人数的一半。”
“但是，英国人掌握了香港的话语体系。他们编写的香港史著作都是一个逻辑：香港发展得这么好，完全是英国的功劳，完全不提任何镇压、歧视。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前几年，我和香港学者准备合作编写一本香港历史方面的书，我认为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在中国历史的框架下写香港史。结果这位香港学者的反应竟然是：‘这在香港行不通！’结果事情就没有办成，可见英国人建立的那套话语体系至今还在深深捆绑着香港人。”张俊义说。
“英国不是光着屁股离开香港的”
1982年，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这一年，盛气凌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
一开始，她态度强硬，声称没有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香港就会衰落，因此提出由英国人继续管治香港。邓小平回应说，在主权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中国政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就要下台，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人民交代;说香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撒切尔夫人暗示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邓小平说：“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撒切尔夫人的气焰遭到严重打击，离开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时，在台阶上摔了著名的一跤。
英国人见主权问题没得谈，就变换了策略。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陈佐洱亲历过香港回归的艰难谈判，他说：“英国不是光着屁股离开香港的。”
经中英双方磋商，香港特区的钞票由3家银行发行，其中大头仍是汇丰和渣打两家英资银行，中国银行只占小头;香港最大的建筑公司、地产商、零售超市还是怡和，也是英资的;九龙和新界的电力公司虽然叫中华电力，其实也是英资嘉道理集团的;还有电车、电梯、航空等，都是英制。这些殖民时期的遗留至今依然。如果说当时这样的谈判结果是囿于我们的实力，那么在21年后的2018年，中国内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37倍于香港，是有能力做出更换举措的。不换，只是因为中国政府信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在经过了2年，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同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
港英时期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审法院，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可终身任职;其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法官大多为英国国籍，影响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2019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英联合声明》中还有一条很关键：在1984年至1997年这段过渡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时间，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香港时，英国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網球吗？”彭定康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他在临走前，给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这些人都收到一个密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到任一英国使领馆，只要出示这一密码，都可获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并立即受到领事保护。5万精英加上他们的家属，约22.5万人。对于当时有600多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了解密期，但其中2100人的身份至今仍被严加保密。
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她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
末代港督彭定康，对香港制度大改特改
原本，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变成了“不恋权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和“自由”。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香港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
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即《香港公关秩序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还在时刻惦记这块土地。彭定康就是扰港不息的代表人物。近日他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6分钟短片，直接向港府喊话，为香港反对派的无理要求助阵。
英国学者罗思义说，英国政府罔顾香港回归的事实，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挑衅中国政府。“就在2019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从定义上说，是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因此香港的事务就是中国国内的事。相反，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权利。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人;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国人口中的“监测”还“落实”到了书面上。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布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到2019年3月底，已经发布到第44期。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香港的繁荣不是因为英国。“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北京、上海、深圳全部都能做了，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唯一通道’的红利就消失了。”
2017年时，著名政治学者熊玠说：“自199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GDP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过6%。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同步增长？其原因是‘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太过强调‘两制’，所以香港仍继续它的‘自由’经济体制，没有内地的‘宏观调控’。★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香港回归20年的反思》，熊玠/文，《中国评论》2017年第7期）
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
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和“自由”
2019年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局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迅速回应称：今天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
此前，华春莹也质问过英国政客：“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市民有上街游行的自由吗？”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耿爽严正指出：“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毫无民主可言，港人就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恰恰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只要港督愿意行使全部权力，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学界一般认为，港英时期的香港，香港本地人‘有自由无民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俊义说，香港总督掌握绝对权力，港督下设行政局和立法局，港督兼任两局主席，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权。“行政局名义上是香港政府的决策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港督在需要的时候向行政局咨询，在不需要或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免去咨询。行政局的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
立法局也是同样情况。除了港督是当然主席以外，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是3名当然议员，其他议员全部为港督委任。立法局的主要职能是向港督提供有关立法的参考意见，并根据港督的要求通过法律，其实只是港督的一个橡皮图章。英国学者迈乐文指出：“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由此可见，港督治下的香港，根本没有选举可言。
而且，立法局一向为英国人垄断。直到1880年立法局里才有了一个华人议员——伍廷芳。但他在立法局内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前港督轩尼诗说：“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直到1926年，行政局才出现了第一名华人议员。
港英当局还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欧洲人的居住地是有明确划分的，好的地段都留给欧洲人，华人是不可能居住的。”张俊义说。港英当局的公园章程里，第三条规定：“中国技工和劳工不准在公园内穿行。”第四条规定：“轿子和轿夫不得进入公园。”法院对英国人百般包庇，而对华人实行严刑峻法。1877年，香港按察司斯梅尔说：“在我来到本殖民地以后头几年中，香港一地判处死刑的人数等于全英格兰死刑人数的一半。”
“但是，英国人掌握了香港的话语体系。他们编写的香港史著作都是一个逻辑：香港发展得这么好，完全是英国的功劳，完全不提任何镇压、歧视。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前几年，我和香港学者准备合作编写一本香港历史方面的书，我认为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在中国历史的框架下写香港史。结果这位香港学者的反应竟然是：‘这在香港行不通！’结果事情就没有办成，可见英国人建立的那套话语体系至今还在深深捆绑着香港人。”张俊义说。
“英国不是光着屁股离开香港的”
1982年，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这一年，盛气凌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
一开始，她态度强硬，声称没有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香港就会衰落，因此提出由英国人继续管治香港。邓小平回应说，在主权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中国政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就要下台，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人民交代;说香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撒切尔夫人暗示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邓小平说：“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撒切尔夫人的气焰遭到严重打击，离开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时，在台阶上摔了著名的一跤。
英国人见主权问题没得谈，就变换了策略。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陈佐洱亲历过香港回归的艰难谈判，他说：“英国不是光着屁股离开香港的。”
经中英双方磋商，香港特区的钞票由3家银行发行，其中大头仍是汇丰和渣打两家英资银行，中国银行只占小头;香港最大的建筑公司、地产商、零售超市还是怡和，也是英资的;九龙和新界的电力公司虽然叫中华电力，其实也是英资嘉道理集团的;还有电车、电梯、航空等，都是英制。这些殖民时期的遗留至今依然。如果说当时这样的谈判结果是囿于我们的实力，那么在21年后的2018年，中国内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37倍于香港，是有能力做出更换举措的。不换，只是因为中国政府信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在经过了2年，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同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
港英时期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审法院，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可终身任职;其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法官大多为英国国籍，影响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2019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英联合声明》中还有一条很关键：在1984年至1997年这段过渡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时间，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香港时，英国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網球吗？”彭定康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他在临走前，给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这些人都收到一个密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到任一英国使领馆，只要出示这一密码，都可获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并立即受到领事保护。5万精英加上他们的家属，约22.5万人。对于当时有600多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了解密期，但其中2100人的身份至今仍被严加保密。
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她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
末代港督彭定康，对香港制度大改特改
原本，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变成了“不恋权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和“自由”。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香港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
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即《香港公关秩序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还在时刻惦记这块土地。彭定康就是扰港不息的代表人物。近日他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6分钟短片，直接向港府喊话，为香港反对派的无理要求助阵。
英国学者罗思义说，英国政府罔顾香港回归的事实，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挑衅中国政府。“就在2019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从定义上说，是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因此香港的事务就是中国国内的事。相反，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权利。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人;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国人口中的“监测”还“落实”到了书面上。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布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到2019年3月底，已经发布到第44期。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香港的繁荣不是因为英国。“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北京、上海、深圳全部都能做了，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唯一通道’的红利就消失了。”
2017年时，著名政治学者熊玠说：“自199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GDP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过6%。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同步增长？其原因是‘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太过强调‘两制’，所以香港仍继续它的‘自由’经济体制，没有内地的‘宏观调控’。★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香港回归20年的反思》，熊玠/文，《中国评论》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