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将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和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领域的一次初步尝试。未来应努力发掘社会公益组织在推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提供素材和范本。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持续拓展，也将有助于理解文化认同、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融入 社会组织 新移民
一、社会融入：现实意义和研究源起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驶入了“快车道”。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2011年末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业已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城市中的新移民群体。由此，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现实性问题。
社会融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概念发端和研究源起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有研究指出，“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概念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他最早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中提出这一概念，并继而被社会学研究者所广泛借鉴和使用（Friedkin，2004）。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探讨了作为社会凝聚力重要载体的社会团结机制及其演进历程，剖析了社会团结模式自传统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的“有机团结”的转换过程，并从这一变化发展中推演出“社会融入”概念（涂尔干，2000[1893]）[1]。
同时，涂尔干还在其《自杀论》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概念。受其影响，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展开研究。随着社会学界对社会融入的研究逐渐成熟、完善，研究者陆续提出了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社会同化（social assimilation）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形成了主导社会融入研究的社会学范式。
目前，欧美学术界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关注外国移民的融入问题，其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展开，并可以大体划分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学术流派（麦格，2007）[2]。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受到涂尔干社会整合理论的影响，更倾向于关注新移民对移入地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帕克（Park，1974）就把社会融入和融合看作个人或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的社会同化过程，并将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划分为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四个阶段[3]。与“同化论”的社会融合理论观点不同，“多元论”取向的研究者相对更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2000）[4]。这两种理论观点各有侧重，都对社会学的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新移民而言，社会融入意味着对新的城市环境的全面而系统的适应和认同。一方面，这种融入不仅包括就业、工作等物质性方面，亦包括交往、生活等社会性方面，以及身份认同、观念习俗等文化精神性方面。已有研究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作为城市新移民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的三个依次递进的社会融入层次（朱力，2002）。另一方面，目前受到各学科普遍关注的“城市新移民”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工群体，拥有城市户籍但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以及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这三类，而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新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童星，2008）[1]。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即新移民在所居住地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调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而社会学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那些由乡村移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所探讨的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机制，也多围绕社会性融入、文化心理性融入两个层面展开。
同时，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资本理论，也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机制。依托这一理论视角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明显具有侧重社会性、文化性层面，关注弱势的农民工群体的学术取向；近年来在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领域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依托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范式和研究视角，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角度，探讨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驱策模式和作用机制。
二、社会资本：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领军人物，帕特南（Putnam， 2001）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促进和维系公民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一种能够减少冲突、增进社会和谐的文化资源，并将其区分为内聚型（Bonding）社会资本和外联型（Bridging）社会资本两种。这两类社会资本都以平等的横向联系为基础，也都具有促进公民共同体发展的潜质。
同时，帕特南与布迪厄、科尔曼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取向有明显不同（张文宏，2003）[2]。相比之下，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界定，受到托克维尔以降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nism）传统的明显影响，因此更关注其在社区、社群、共同体及社会组织层面的价值和作用。在他看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Putnam， 1993）[3]。
帕特南教授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为从社会资本视角切入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也在某种角度上突破了社会学传统的“同化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取向。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土研究者注意到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分析视角，可以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提供重要的解释框架（郭星华、姜华，2009）。借助社会资本理论，不少研究较好地从社会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两个方面，探讨和解释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在生活融入、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4]。 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性融入方面，有研究者注意到，新移民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由于新移民与其他市民在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方面几乎没有交集，使得其可以求助和依托的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基本仍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李强，2011）[5]。也有学者指出，城市新移民常依托带有内聚型社会资本特征的亲缘、地缘纽带来达成其对城市的初步适应（李培林，1996）[6]。而在其后的社会融入过程中，这种带有乡土特质的社会资本依然主导着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7]。换言之，对内聚型社会资本的过分依赖，某种程度上也将新移民与其他城市群体区隔了开来。
在城市新移民的文化性融入方面，有学者研究指出，城市化应当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各个层面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新移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在经济层面上被接纳，在其他方面则受到区隔和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对所居住城市的归属感（王春光，2006）。也有学者指出，新移民是否认同自己属于“本地人”这一社会身份可以被作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张文宏、雷开春，2008），可以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情况的测量，来了解诚实信用的社会心理融入状况（崔岩，2012）。亦有研究注意到，新移民群体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城市，但居住地即社区的边缘化，仍使两者缺乏互动，并进而导致新移民心态上和身份认同上双重的边缘化问题（覃国慈，2007）。
目前来看，作为各个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以往关注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者都更为侧重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外显的社会融入机制，而相对忽视了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内在的社会融入机制的探讨。随着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扩大，社会及文化要素逐渐被带回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的学术视野。
不过，当下从社会资本理论切入的社会融入研究仍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首选，相关研究多为依托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较少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呈现新移民社会融入具体困境及其解决机制的实证个案；其次，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既有的内聚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方式，较少挖掘和触及外联型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另外，虽然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对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积极作用（段志刚、熊萍，2010），注意到非正式组织参与对新移民社会融入的作用（杨绪松等，2006），发现与没有参与组织和参与正式组织相比，参与非正式组织的农民工的融入意愿最高（刘茜等，2013），但真正以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托，从社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层面展开的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还相当匮乏。
三、社会组织：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创新进路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城市新移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困境，构成了社会资本相关领域尤其是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中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命题。由于各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无疑是“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宝库”（Putnam， 2001），因此在社会资本的概念视角和理论视域下，理应对社会组织切入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进路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转和良性发展过程中，社会公益组织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3年3月，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方案》设计的需于2013年完成的诸项任务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
据新华社报道，自2014年4月1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未来在对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监管上，上海也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组织的自律自治要求，并加强社会监督、法律监督与政府监管，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到多元治理的转变。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综合监管体系具体包括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大信息披露制度、促进同业规范、拓展政务信息发布渠道等多项内容。这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体现了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及方式的重大转变。旨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上述四类社会组织，以便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纵观各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程，有信仰背景的团体或组织一直是社会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认可度较高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ICNPO）体系中，社会服务组织和信仰团体分属不同的非营利组织类别，而有信仰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则是对此两种非营利团体的兼顾和综合（范丽珠，2003）。它既具备某种信仰背景，又专注于社会慈善和公益服务。由此，此类公益组织应被视为一种具有信仰背景的社会服务团体，或者说是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性组织（Faith-Based NPO）。
有鉴于此，未来从社会公益组织切入的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可以着重关注和回应以下几方面问题：首选，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有哪些作用？其次，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在此方面又有哪些特殊之处？最后，这些公益组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维系和拓展，发挥着怎样的促进作用？
同时，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益组织的特殊性，相关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应该是深度个案研究和比较个案研究（Yin， 2009）。它具有较高的概括和推广层次和较强的理论说服力，也适用于研究社会公益组织运用不同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在研究资料收集的具体方法上，可以定性资料为主、定量和文献资料为辅开展研究，包括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定性资料，通过结构性访谈等方法收集量化资料，并辅以个案组织提供的项目记录、数据档案等文献资料[1]。
另外，若以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工具和研究范式为依托，在上海城乡选取若干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研究，则应更多关注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公益组织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的项目实践：旨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公益项目占多大比例；哪类新移民的何种社会融入问题更受关注。其次，公益组织在项目实践上的社会资本利用：在推动新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过程中，组织更多利用了哪种社会资本；组织项目运作的经费获得，多依托哪类社会资本。再次，公益组织在资金募集方面的社会资本依赖：组织项目运作的经费获得，是依托组织内部的内聚性社会资本，还是普通市民的外联性社会资本，还是政府的纵向的社会资本。最后，公益组织内部的人员构成与社会融入情况：哪些组织成员自身即属于新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状况如何，不同的社会资本发挥了哪些作用。
参考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几方面的研究预设，以期为未来更深入的实证调研和学术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首先，社会公益组织高度关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尤其重视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等较弱势的新移民群体。其次，社会公益组织有丰富的外联性社会资本，能够为缺乏此类社会资本的城市新移民提供新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网络，在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再次，社会公益组织的内聚性社会资本主要在其组织内部的分工协调、认同凝聚等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组织成员和志愿者中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其外联性社会资本多作用于外部的资金筹集和项目实践，更多促进普通新移民群体中的社会融入。最后，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其内聚性社会资本比普通公益组织丰富，外联性社会资本与后者相当，在推动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方面，有更深入而全面的影响。
将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和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领域的一次初步尝试。未来应努力发掘社会公益组织在推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提供素材和范本。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持续拓展，也将有助于理解文化认同、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融入 社会组织 新移民
一、社会融入：现实意义和研究源起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驶入了“快车道”。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2011年末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业已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城市中的新移民群体。由此，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现实性问题。
社会融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概念发端和研究源起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有研究指出，“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概念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他最早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中提出这一概念，并继而被社会学研究者所广泛借鉴和使用（Friedkin，2004）。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探讨了作为社会凝聚力重要载体的社会团结机制及其演进历程，剖析了社会团结模式自传统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的“有机团结”的转换过程，并从这一变化发展中推演出“社会融入”概念（涂尔干，2000[1893]）[1]。
同时，涂尔干还在其《自杀论》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概念。受其影响，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展开研究。随着社会学界对社会融入的研究逐渐成熟、完善，研究者陆续提出了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社会同化（social assimilation）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形成了主导社会融入研究的社会学范式。
目前，欧美学术界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关注外国移民的融入问题，其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展开，并可以大体划分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学术流派（麦格，2007）[2]。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受到涂尔干社会整合理论的影响，更倾向于关注新移民对移入地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帕克（Park，1974）就把社会融入和融合看作个人或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的社会同化过程，并将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划分为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四个阶段[3]。与“同化论”的社会融合理论观点不同，“多元论”取向的研究者相对更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2000）[4]。这两种理论观点各有侧重，都对社会学的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新移民而言，社会融入意味着对新的城市环境的全面而系统的适应和认同。一方面，这种融入不仅包括就业、工作等物质性方面，亦包括交往、生活等社会性方面，以及身份认同、观念习俗等文化精神性方面。已有研究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作为城市新移民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的三个依次递进的社会融入层次（朱力，2002）。另一方面，目前受到各学科普遍关注的“城市新移民”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工群体，拥有城市户籍但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以及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这三类，而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新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童星，2008）[1]。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即新移民在所居住地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调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而社会学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那些由乡村移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所探讨的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机制，也多围绕社会性融入、文化心理性融入两个层面展开。
同时，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资本理论，也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机制。依托这一理论视角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明显具有侧重社会性、文化性层面，关注弱势的农民工群体的学术取向；近年来在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领域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依托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范式和研究视角，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角度，探讨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驱策模式和作用机制。
二、社会资本：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领军人物，帕特南（Putnam， 2001）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促进和维系公民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一种能够减少冲突、增进社会和谐的文化资源，并将其区分为内聚型（Bonding）社会资本和外联型（Bridging）社会资本两种。这两类社会资本都以平等的横向联系为基础，也都具有促进公民共同体发展的潜质。
同时，帕特南与布迪厄、科尔曼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取向有明显不同（张文宏，2003）[2]。相比之下，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界定，受到托克维尔以降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nism）传统的明显影响，因此更关注其在社区、社群、共同体及社会组织层面的价值和作用。在他看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Putnam， 1993）[3]。
帕特南教授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为从社会资本视角切入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也在某种角度上突破了社会学传统的“同化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取向。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土研究者注意到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分析视角，可以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提供重要的解释框架（郭星华、姜华，2009）。借助社会资本理论，不少研究较好地从社会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两个方面，探讨和解释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在生活融入、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4]。 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性融入方面，有研究者注意到，新移民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由于新移民与其他市民在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方面几乎没有交集，使得其可以求助和依托的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基本仍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李强，2011）[5]。也有学者指出，城市新移民常依托带有内聚型社会资本特征的亲缘、地缘纽带来达成其对城市的初步适应（李培林，1996）[6]。而在其后的社会融入过程中，这种带有乡土特质的社会资本依然主导着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7]。换言之，对内聚型社会资本的过分依赖，某种程度上也将新移民与其他城市群体区隔了开来。
在城市新移民的文化性融入方面，有学者研究指出，城市化应当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各个层面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新移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在经济层面上被接纳，在其他方面则受到区隔和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对所居住城市的归属感（王春光，2006）。也有学者指出，新移民是否认同自己属于“本地人”这一社会身份可以被作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张文宏、雷开春，2008），可以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情况的测量，来了解诚实信用的社会心理融入状况（崔岩，2012）。亦有研究注意到，新移民群体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城市，但居住地即社区的边缘化，仍使两者缺乏互动，并进而导致新移民心态上和身份认同上双重的边缘化问题（覃国慈，2007）。
目前来看，作为各个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以往关注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者都更为侧重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外显的社会融入机制，而相对忽视了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内在的社会融入机制的探讨。随着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扩大，社会及文化要素逐渐被带回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的学术视野。
不过，当下从社会资本理论切入的社会融入研究仍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首选，相关研究多为依托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较少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呈现新移民社会融入具体困境及其解决机制的实证个案；其次，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既有的内聚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方式，较少挖掘和触及外联型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另外，虽然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对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积极作用（段志刚、熊萍，2010），注意到非正式组织参与对新移民社会融入的作用（杨绪松等，2006），发现与没有参与组织和参与正式组织相比，参与非正式组织的农民工的融入意愿最高（刘茜等，2013），但真正以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托，从社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层面展开的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还相当匮乏。
三、社会组织：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创新进路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城市新移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困境，构成了社会资本相关领域尤其是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中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命题。由于各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无疑是“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宝库”（Putnam， 2001），因此在社会资本的概念视角和理论视域下，理应对社会组织切入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进路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转和良性发展过程中，社会公益组织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3年3月，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方案》设计的需于2013年完成的诸项任务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
据新华社报道，自2014年4月1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未来在对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监管上，上海也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组织的自律自治要求，并加强社会监督、法律监督与政府监管，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到多元治理的转变。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综合监管体系具体包括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大信息披露制度、促进同业规范、拓展政务信息发布渠道等多项内容。这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体现了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及方式的重大转变。旨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上述四类社会组织，以便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纵观各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程，有信仰背景的团体或组织一直是社会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认可度较高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ICNPO）体系中，社会服务组织和信仰团体分属不同的非营利组织类别，而有信仰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则是对此两种非营利团体的兼顾和综合（范丽珠，2003）。它既具备某种信仰背景，又专注于社会慈善和公益服务。由此，此类公益组织应被视为一种具有信仰背景的社会服务团体，或者说是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性组织（Faith-Based NPO）。
有鉴于此，未来从社会公益组织切入的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可以着重关注和回应以下几方面问题：首选，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有哪些作用？其次，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在此方面又有哪些特殊之处？最后，这些公益组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维系和拓展，发挥着怎样的促进作用？
同时，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益组织的特殊性，相关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应该是深度个案研究和比较个案研究（Yin， 2009）。它具有较高的概括和推广层次和较强的理论说服力，也适用于研究社会公益组织运用不同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在研究资料收集的具体方法上，可以定性资料为主、定量和文献资料为辅开展研究，包括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定性资料，通过结构性访谈等方法收集量化资料，并辅以个案组织提供的项目记录、数据档案等文献资料[1]。
另外，若以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工具和研究范式为依托，在上海城乡选取若干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研究，则应更多关注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公益组织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的项目实践：旨在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公益项目占多大比例；哪类新移民的何种社会融入问题更受关注。其次，公益组织在项目实践上的社会资本利用：在推动新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过程中，组织更多利用了哪种社会资本；组织项目运作的经费获得，多依托哪类社会资本。再次，公益组织在资金募集方面的社会资本依赖：组织项目运作的经费获得，是依托组织内部的内聚性社会资本，还是普通市民的外联性社会资本，还是政府的纵向的社会资本。最后，公益组织内部的人员构成与社会融入情况：哪些组织成员自身即属于新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状况如何，不同的社会资本发挥了哪些作用。
参考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几方面的研究预设，以期为未来更深入的实证调研和学术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首先，社会公益组织高度关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尤其重视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等较弱势的新移民群体。其次，社会公益组织有丰富的外联性社会资本，能够为缺乏此类社会资本的城市新移民提供新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网络，在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再次，社会公益组织的内聚性社会资本主要在其组织内部的分工协调、认同凝聚等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组织成员和志愿者中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其外联性社会资本多作用于外部的资金筹集和项目实践，更多促进普通新移民群体中的社会融入。最后，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其内聚性社会资本比普通公益组织丰富，外联性社会资本与后者相当，在推动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方面，有更深入而全面的影响。
将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和移民与社会融入研究领域的一次初步尝试。未来应努力发掘社会公益组织在推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提供素材和范本。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持续拓展，也将有助于理解文化认同、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入上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