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信息技术主导的军事革命对武器装备、军事理论和组织结构等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学者阿奎拉认为：信息革命的内涵大大超过技术，它既是技术的革命，也是编制体制的革命。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变革的最终成功，都是以建立和发展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军队体制为标志。因此，认真研究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对军队体制的核心部分—指挥体制的影响，理清数字化后勤指挥体制与作战指挥体制的关系，对我军编制体制调整和信息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勤指挥体制及其发展规律
　　后勤指挥体制是关于后勤指挥的组织体系、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关系确定及相关法规制度的统称。主要包括：后勤指挥机构的编设和相互关系的确立、后勤指挥环节和指挥程序的确定、后勤指挥内容和范围的确定、后勤指挥机构职权的划分和指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内容。建立后勤指挥体制的目的，在于统一指挥军队的后勤力量，使其形成一个整体，服从于军队指挥和后勤职能的需要。
　　后勤指挥体制并不是在后勤的最初产生就存在的，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作战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军队规模小、兵种单一，作战方式简单，主要是组织筹措粮草、修造兵器医治伤病等，通常由将帅直接指挥，后勤指挥机构尚未独立，与保障机构合为一体，且多同指挥系统和国家幕僚机构结合。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军队兵种和数量增多，战争规模扩大，军队对后勤保障的依赖性增大，后勤指挥任务加重，将帅指挥后勤保障已显得力不从心，逐渐在司令部设立了后勤指挥机构，负责后勤保障的专职参谋人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一战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军队装备大量新式兵器，军队数量和战争数量空前扩大，作战行动多样，作战空间更加广阔，后勤指挥的内容繁多，指挥任务繁重、后勤保障方式多样，后勤指挥寓于司令部中的指挥体制难以适应后勤指挥的要求，由此，一些国家的后勤指挥机构从司令部分离，建立起独立于司令部之外的后勤指挥系统。自1991年海湾战争拉开信息化战争帷幕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信息技术革命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后勤指挥体制又呈现出新的特征。
　　从后勤指挥体制的产生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促使后勤指挥体制的发展变革的根本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战争形态的转变，后勤保障方式的变革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后勤指挥体制。后勤指挥体制制约后勤保障效能和作战指挥交通的发挥且必须适应作战指挥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的规律，是后勤指挥体制发展变革的基本规律。
　　二、数字化后勤指挥体制的新特征
　　数字化后勤指挥体制是随着军队数字化即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由于概念的动态性，数字化后勤指挥体制的概念在传统的后勤指挥体制的概念上嵌入了数字化的内容，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传统战争物资与能量主导不同的是，数字化战争更加突出体系间的信息对抗，占有信息制高点的一方将占领战争的主动权，后勤信息的采集、传递、加工、决策、分发成为后勤指挥的中心工作，后勤机构的设置必须利于信息的流通。基于C4ISR系统的自动化后勤指挥，改变了传统的后勤指挥方式和指挥程序，使后勤指挥成为在法规框架内能动的人-机信息交换，后勤指挥与作战指挥趋于同步，同时，从繁忙的手工作业中解放出来的后勤指挥员能够更科学的对后勤保障活动进行把握，利于后勤指挥艺术的运用。
　　与传统的后勤指挥体制相比，数字化后勤指挥体制具有了全新的特征：
　　一是后勤指挥机构的编成联合。数字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联合作战力量的多元性与作战目的一致性，必然要求联合作战指挥的高度联合化，以便对各种作战行动实施有效地指挥。要适应作战指挥机构的联合化发展，就必须选择联合编成的后勤指挥机构。
　　二是后勤指挥机构小型。数字化后勤指挥的显著特征是基于C4ISR平台的信息指挥，这使得作战和后勤指挥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后勤指挥机构人员大大精简，不仅提高了指挥效率，也增强了生存能力。
　　三是后勤指挥平台多样。数字化后勤指挥的网络化将改变传统的后勤指挥所的设置，在隐藏的一个地方，一个人，一套设备，就可以完成对整场战争的后勤指挥。这个地点可以只在移动的运输工具上，也可以是在地下，甚至在太空。
　　四是后勤指挥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与传统的塔状结构不同，为适应数字化后勤保障精确、高效的要求，数字化后勤指挥层次绝对减少，指挥的跨度扩大，这使得指挥结构呈扁平状。同时，基于网络的后勤指挥，任意一个后勤机构同时也是后勤指挥网络的一部分，整个作战的后勤指挥机构形成了一个无缝的后勤指挥网络。
　　五是后勤指挥的法制化。由于数字化极大的增强了后勤指挥的自动化水平，后勤指挥决策的网络化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后勤指挥的程序，其实质是依据法规的人机系统的信息交换，这种指挥大幅度提升了指挥的科学性与效益。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