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梳理近期接连“落马”的官员，一个尖锐的共性问题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怎么又是一名“带病提拔”的官？
　　据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10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一路被“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为何“带病提拔”的贪官能一路畅通无阻？
　　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所谓“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未能被发现，仍然被加以提拔和重用。
　　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6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对于那些在岗不久便‘落马’，或提拔后很快‘落马’的官员，可以肯定地说，几乎百分之百是‘带病提拔’的。他们贪腐的过程，也就是提拔的过程。”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带病提拔’的危害很显然：‘带病’官员在某个岗位上，这个岗位就处在权力行使的危险状态。”林喆分析，“比如某个因‘买官’而提拔的市委书记，往往任用同样存在问题的官员，甚至将一地官场搅得一团糟，以致出现窝案、串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官员“带病提拔”首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次，打击了符合条件却没有被提拔人员的积极性；此外，它损害了官员选拔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晋升的相关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
　　畅通无阻原因何在
　　令人费解的是，“带病提拔”的贪官在事发以前，往往仕途坦阔、一路“绿灯”。
　　受访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点：制度执行不到位、利益团体牵涉、“一把手”意志作祟和贪官自身较强的隐蔽性。
　　其实，涉及官员提拔的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完善：有《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但关键在于执行。”杨建顺说，“‘带病提拔’现象依然不断曝光，说明具体的地方肯定有实施不到的环节。”
　　2011年8月，中组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干部提拔必须过纪律检查关》，开头即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格按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是中央的一贯要求。”但林喆认为，现实选任、提拔官员过程中，很难避免利益牵涉。“可以说，利益是这些‘带病’官员能获得提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说，“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拉帮结派’，结成某种利益团体。一些上级领导要保证自己亲近的人上来，不管他是否有问题。比如一个领导班子中，三个常委都是我推荐的，以后贯彻我提出的决议就比较方便，这就是一种利益牵扯。”
　　制度反腐专家任建明认為，官员“带病提拔”之所以屡禁难绝，还因为“党管干部”变成了一种“伯乐相马”式的干部任用制度，“一把手”意志过于明显。
　　今年5月“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道，2006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像刘铁男这种被发现了问题后，依然“升官”的例子不在少数。
　　一项以“落马”官员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近四成（38%）。贪腐跨度时间长，是“带病提拔”官员的一个显著特点。（摘自《中国青年报》）（责编：贺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