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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前赤壁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名作。此文不仅从体裁上表现出有别于汉魏赋体的“变”体，还从佛家视角关注生命变化与永恒的哲学命题。此外，苏轼在文中善用释典的写作技巧，体现出“新奇”的特点，更显现出苏轼文学创作方面的创新精神。
苏轼的《前赤壁赋》不仅仅因为文中动与静结合的写景之妙，更因为苏轼文笔对天地万物沧桑骤变与永恒哲理的议论，使得这篇文章名垂千古。历代文人墨客对此文皆有过特别的评赏，细细读来更让人觉得文章之妙。如钟惺有云：“《赤壁》二赋，皆赋之变也。此又变中之至理奇趣，故此可以该彼。”其认为前后《赤壁赋》皆是汉赋之“变”体。这里所谈《前赤壁赋》从体裁上来说是有别于汉魏赋体的“变”体，而就内容来看，即所谓“至理奇趣”，所以称“新奇”。
读到此文，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它的体裁方面的特点。《前赤壁赋》是赋，但有别于屈赋和汉大赋。屈赋在句里用“兮”字，但此赋只在歌里使用“兮”字，也不同于汉大赋夸张地描写山川景物等，更不同于讲究韵律的律赋。关于赋体的特点，古代文论家论述颇多。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这主要是从内容上来看的。魏晋六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有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说明赋是铺叙，通过铺叙辞藻来创作文辞，体察物象，抒发作者的情志，这主要从创作手法上来论及的。苏轼写这篇赋没有按照汉魏六朝时的作家写赋那样大量堆砌文辞，而是使用了比较自由的句式来构成带有韵脚的散文，既饱含诗意，又文采斐然。在北宋初期，这样的文体还是一种新的体裁，是古典散文从骈文的桎梏中冲杀出来的取得胜利的一种新的体裁，即文赋。然而在当时，这种新的赋体很难驾驭，自宋初的欧阳修、苏轼之后，便很少有人能创作了。所以，苏轼《前赤壁赋》的新奇不只体现在体裁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对此种新文体的驾驭方面。
苏轼的思想体系是将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综合在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赋文笔之间对天地万物沧桑骤变与永恒哲理的议论，最易让人感受到它的“至理奇趣”。“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以月和水的变与不变来反问友人，认为水即使流走了，但它却没有变化;月亮即使有满月和缺月的变化，最终也没有消减或增长。《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没有说“未尝往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中也未有云“卒莫消长也”。由物及“我”，这里涉及生命变化与永恒的哲学命题。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庄子》中就早有涉及。《大宗师》有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认为人的生死，如同昼夜交替一样，是“天”（自然规律）的范畴。庄子的生死观首先承认物是变化的，只有顺从“天”（自然规律），生死即是“夜旦之常”，就不会产生对生的贪恋和对死的忧惧，才能达到人真正的自由的“逍遥”状态。我们可以看出庄子认为“我”不得不随自然规律变化，只有顺应变化才能使“我”永恒存在。与庄子观点大相径庭的是晋代僧肇，他在《物不迁论》则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也，所见未尝同。
僧肇认为在俗人看来，现在所谓变化了的事物，是因为旧有事物没有保存至今，所以说是“动”不是“静”。而僧肇进一步认为旧有的事物没保留到今天，站在“昔”的时间立场上看，事物正因为坚持本性未变，所以它才属于“昔物”，而未成为“今物”，所以它是“静”的，而不是“动”，正如他所说：“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僧肇以“物不迁”为命题，论证事物“不迁”的真理，而变迁的观点只是世俗者所持有的。苏轼当然并非俗人，他看到了水的流去，是静的而不动，因为水不流去的话，流来的水就是流去的水，等于水不去;月有盈虚，也是静而不动的，因为不管月亮是“盈”还是“虚”，始终是一个月亮。苏轼接着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认为从“变者”角度去观察，天地在“一瞬”之间就产生变化;而从“不变者”角度观察，天地之间就存在无穷无尽的永恒了。这是释家的观点，如钟惺所言，“变中之至理奇趣”，构成了此赋“新奇”的重要表现。
苏轼的《前赤壁赋》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此时的他正从儒家正视人生、积极入世之精神中渐渐脱离出来。当仕途的坎坷难行之时，当人生心灰意冷之后，他的佛禅思想从青年開始至晚年便习染渐深，慢慢发酵，逐渐地在诗文中表达出一种归隐、出世、遁世的思想，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文才显现出别于其他文人的以禅入诗的风格。这种风格具体表现在苏轼擅长采用佛禅义理引入诗文，据《唐宋文醇》云：
（苏轼）手书帖：“吾与子之所共食。”后人易“食”为“适”。释典谓六识以六人为养，其养也，胥谓之食。目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鼻以香为食，口以味为食，身以触为食，意以法为食。清风明月，耳得成声，目遇成色。故曰“共食”。易以“共适”，则意味索然。当时有问轼“食”字之义，轼曰：“如食邑之‘食’，犹共享也。”
“共食”本为佛禅术语，后人不知其内涵的精深，竟以“适”代“食”，就显得意味索然了。这里不谈“适”易“食”的意味问题，单就苏轼此赋善用释典的文学创作技巧，也属于“至理奇趣”的另一表现。
苏轼的《前赤壁赋》从体制上脱离了传统赋的规格，不遵循老套路，并以佛家视角关注生命变化与永恒的哲学命题，论述独到，另从他在文中善用释典的文学创作技巧，都表现出“新奇”的特点，也体现出苏轼文学创作方面的创新精神。苏轼正是本着这种创新精神来写《前赤壁赋》的。这也给后世文学创作以积极启示：首先，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文化脉络以及作者当时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内在修为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处处渗透、支撑，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变”抑或是“不变”，均可能是点睛之笔。文学作品承载着思想和责任，要求创造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情怀和思想修为，形成生存、生活、生命等具有层次的思考空间，在每一个细节中用心去感受人生进程中的大智慧。我们从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充分感受其深厚的思想修为，即便不细品文章内容，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意蕴仍给读者强烈冲击，这便是文学创作者应当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其次，再观“新奇”，显然不是苏轼的即兴之作抑或随意之举，即便纵观后世文学大家在作品细节上偶有呈现的“新奇”，均是自然恰当的“妙笔”。文学作品应当追求创新，但不能以此作为全部动力和冲劲，天马行空地肆意挥洒，或是盲目效仿均无意义。这种创新应当在创作者成熟、深厚的思想脉络上逐渐发展，在一定环境和时机下自然产生一种思想果实，经得起品味和推敲。苏轼《前赤壁赋》之“新奇”自是明证之一。
苏轼的《前赤壁赋》不仅仅因为文中动与静结合的写景之妙，更因为苏轼文笔对天地万物沧桑骤变与永恒哲理的议论，使得这篇文章名垂千古。历代文人墨客对此文皆有过特别的评赏，细细读来更让人觉得文章之妙。如钟惺有云：“《赤壁》二赋，皆赋之变也。此又变中之至理奇趣，故此可以该彼。”其认为前后《赤壁赋》皆是汉赋之“变”体。这里所谈《前赤壁赋》从体裁上来说是有别于汉魏赋体的“变”体，而就内容来看，即所谓“至理奇趣”，所以称“新奇”。
读到此文，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它的体裁方面的特点。《前赤壁赋》是赋，但有别于屈赋和汉大赋。屈赋在句里用“兮”字，但此赋只在歌里使用“兮”字，也不同于汉大赋夸张地描写山川景物等，更不同于讲究韵律的律赋。关于赋体的特点，古代文论家论述颇多。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这主要是从内容上来看的。魏晋六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有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说明赋是铺叙，通过铺叙辞藻来创作文辞，体察物象，抒发作者的情志，这主要从创作手法上来论及的。苏轼写这篇赋没有按照汉魏六朝时的作家写赋那样大量堆砌文辞，而是使用了比较自由的句式来构成带有韵脚的散文，既饱含诗意，又文采斐然。在北宋初期，这样的文体还是一种新的体裁，是古典散文从骈文的桎梏中冲杀出来的取得胜利的一种新的体裁，即文赋。然而在当时，这种新的赋体很难驾驭，自宋初的欧阳修、苏轼之后，便很少有人能创作了。所以，苏轼《前赤壁赋》的新奇不只体现在体裁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对此种新文体的驾驭方面。
苏轼的思想体系是将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综合在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赋文笔之间对天地万物沧桑骤变与永恒哲理的议论，最易让人感受到它的“至理奇趣”。“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以月和水的变与不变来反问友人，认为水即使流走了，但它却没有变化;月亮即使有满月和缺月的变化，最终也没有消减或增长。《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没有说“未尝往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中也未有云“卒莫消长也”。由物及“我”，这里涉及生命变化与永恒的哲学命题。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庄子》中就早有涉及。《大宗师》有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认为人的生死，如同昼夜交替一样，是“天”（自然规律）的范畴。庄子的生死观首先承认物是变化的，只有顺从“天”（自然规律），生死即是“夜旦之常”，就不会产生对生的贪恋和对死的忧惧，才能达到人真正的自由的“逍遥”状态。我们可以看出庄子认为“我”不得不随自然规律变化，只有顺应变化才能使“我”永恒存在。与庄子观点大相径庭的是晋代僧肇，他在《物不迁论》则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也，所见未尝同。
僧肇认为在俗人看来，现在所谓变化了的事物，是因为旧有事物没有保存至今，所以说是“动”不是“静”。而僧肇进一步认为旧有的事物没保留到今天，站在“昔”的时间立场上看，事物正因为坚持本性未变，所以它才属于“昔物”，而未成为“今物”，所以它是“静”的，而不是“动”，正如他所说：“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僧肇以“物不迁”为命题，论证事物“不迁”的真理，而变迁的观点只是世俗者所持有的。苏轼当然并非俗人，他看到了水的流去，是静的而不动，因为水不流去的话，流来的水就是流去的水，等于水不去;月有盈虚，也是静而不动的，因为不管月亮是“盈”还是“虚”，始终是一个月亮。苏轼接着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认为从“变者”角度去观察，天地在“一瞬”之间就产生变化;而从“不变者”角度观察，天地之间就存在无穷无尽的永恒了。这是释家的观点，如钟惺所言，“变中之至理奇趣”，构成了此赋“新奇”的重要表现。
苏轼的《前赤壁赋》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此时的他正从儒家正视人生、积极入世之精神中渐渐脱离出来。当仕途的坎坷难行之时，当人生心灰意冷之后，他的佛禅思想从青年開始至晚年便习染渐深，慢慢发酵，逐渐地在诗文中表达出一种归隐、出世、遁世的思想，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文才显现出别于其他文人的以禅入诗的风格。这种风格具体表现在苏轼擅长采用佛禅义理引入诗文，据《唐宋文醇》云：
（苏轼）手书帖：“吾与子之所共食。”后人易“食”为“适”。释典谓六识以六人为养，其养也，胥谓之食。目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鼻以香为食，口以味为食，身以触为食，意以法为食。清风明月，耳得成声，目遇成色。故曰“共食”。易以“共适”，则意味索然。当时有问轼“食”字之义，轼曰：“如食邑之‘食’，犹共享也。”
“共食”本为佛禅术语，后人不知其内涵的精深，竟以“适”代“食”，就显得意味索然了。这里不谈“适”易“食”的意味问题，单就苏轼此赋善用释典的文学创作技巧，也属于“至理奇趣”的另一表现。
苏轼的《前赤壁赋》从体制上脱离了传统赋的规格，不遵循老套路，并以佛家视角关注生命变化与永恒的哲学命题，论述独到，另从他在文中善用释典的文学创作技巧，都表现出“新奇”的特点，也体现出苏轼文学创作方面的创新精神。苏轼正是本着这种创新精神来写《前赤壁赋》的。这也给后世文学创作以积极启示：首先，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文化脉络以及作者当时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内在修为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处处渗透、支撑，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变”抑或是“不变”，均可能是点睛之笔。文学作品承载着思想和责任，要求创造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情怀和思想修为，形成生存、生活、生命等具有层次的思考空间，在每一个细节中用心去感受人生进程中的大智慧。我们从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充分感受其深厚的思想修为，即便不细品文章内容，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意蕴仍给读者强烈冲击，这便是文学创作者应当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其次，再观“新奇”，显然不是苏轼的即兴之作抑或随意之举，即便纵观后世文学大家在作品细节上偶有呈现的“新奇”，均是自然恰当的“妙笔”。文学作品应当追求创新，但不能以此作为全部动力和冲劲，天马行空地肆意挥洒，或是盲目效仿均无意义。这种创新应当在创作者成熟、深厚的思想脉络上逐渐发展，在一定环境和时机下自然产生一种思想果实，经得起品味和推敲。苏轼《前赤壁赋》之“新奇”自是明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