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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于1038年立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其国号为“大夏”，自称“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等多民族的政权。西夏曾先后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宋史》称其为“夏国”，《辽史》《金史》称其为“西夏”。西夏统治地区“方二万余里”(《宋史·夏国传》)，“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西夏书事》卷十二)，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的大部分以及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西夏皇陵的位置及各陵的分布
关于西夏皇陵的描述，有《古冢谣》一首，为朱元璋之孙、安塞王朱秩炅所作。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当年拓地广千里，舞榭歌楼竞华侈。
强兵健卒长养成，藐视中原谋不轨。
岂知瞑目都成梦，百万衣冠为祖送。
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夏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才正式展开。经过考古人员三四十年来的努力，初步将这些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完成了前期的调查、测绘等工作。我于2010年夏参加了对西夏九座皇陵的考察及拍摄工作，对皇陵的布局、形制等有些初步的认识。
西夏皇陵依贺兰山东麓而建，“仿巩县宋陵而作”，山麓地势较高，背风向阳，自然排水条件好，地质条件优越，且离都城较近，便于祭拜。虽还未完全确定各个陵墓之主人，就目前考察与研究状况，则是与北宋皇陵自南向北、自东而西的整体布局相同。陵区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总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按照西夏皇陵的地形及各陵的分布，西夏陵自南向北大致可分为四个陵区。第一陵区帝陵两座，即L1、L2，还有陪葬墓30余座；第二陵区帝陵两座，即L3、L4，陪葬墓50余座；第三陵区帝陵两座，即L5、L6，陪葬墓100余座；四区帝陵三座，陪葬墓近20座。
帝陵的考察及相关研究
《宋史·夏国传》记述了从唐末党项首领李彝兴即位到末主李睨被蒙古所杀长达258年的历史，对西夏每位皇帝的庙号、谥号及陵号都有详细记载(上表)。
历代封建统治者，尤以中原汉族统治者颇为信奉风水堪舆之说。据韩小忙先生《西夏王陵》一书，“宋为赵姓，按五音姓利说，赵归角音，因此宋代盛行角姓贯鱼葬法(即昭穆排列法)”。西夏皇陵“仿巩县宋陵而作”，所以极有可能也采取了昭穆贯鱼葬法。按照昭穆排列法，L1为祖坟，位居陵区最南端，属昭位，L2在L1的西北方向，属穆位，L3在L1之东北，属昭位，L4在L1西北方位，属穆位，如此以来，诸皇陵之属可见。
一号陵、二号陵位于第一陵区。一号陵位于陵区最南端，若依北宋皇陵陵区最南端是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宋宣祖之永安陵，西夏陵仿宋陵而作，那么一号陵则应为李继迁之裕陵。
二号陵在一号陵北偏西方向，距离较近。参照北宋皇陵永安陵在前，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在其后的布局，二号陵应为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之嘉陵。二号陵与一号陵布局基本相同，很明显可以看出，其陵台、献殿处于陵墓中轴线左侧，这与北宋皇陵及其他中原王朝陵墓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不同。
第一陵区北四公里处，为三号陵园，与其西面之四号陵同属第二陵区。三号陵园是西夏皇陵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也是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一座陵园。三号陵基本布局与一、二号陵同，其四角角台比前两座陵角台已远远向外城伸展，以扩大三号陵园之面积。
我们可以通过三号陵来对西夏皇陵的形制做初步的认识。陵园四隅各有角台一个，最南端鹊台东西对北相继为碑亭、月城(月城呈长方形，南北辟门阙，有石像生台基遗址)、宫城(近方形，四角设角阙，四墙正中有门阙)、献殿(宫城南门内)、陵台(宫城北偏西，距离北门较近，与献殿之间有墓道相连)。
四号陵位于三号陵西部偏北两公里处，东、西、北三面为山丘所包围。其总体布局与前三座陵基本相同，但规模却远比前三座陵小，陵角台、鹊台、陵台及东门门阙、城墙保存较好，其余则多倒塌。
五号陵、六号陵位于皇陵第三区，南距二区约3公里。其中五号陵破坏较为严重，陵台残毁不堪，只剩下一部分，角台、墙垣倒塌破损，东阙台保存较好，西阙台风化残破。六号陵在1972年至1975年曾正式发掘，因墓室被盗，出土文物甚少。陵园自南而北依次为鹊台、碑亭、月城、陵城、献殿、陵台。五、六号陵碑亭经发掘出土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其中不乏较为有价值的，如六号陵“破会州”汉文残碑，早期曾依此作为六号陵是遵顼陵的旁证。
皇陵四区距五号陵北约三公里，其中有七、八、九号陵及近20座陪葬墓。
七号陵是目前唯一可以断定是西夏第五帝仁宗仁孝的寿陵。1975年出土，目前收录在《西夏陵墓出土残陵粹编》中，篆体西夏文碑额，内容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文首行也发现西夏文“护城圣德至懿皇”。其中，大白工艺精湛，造型逼真。三号、五号、六号、七号陵及其他陪葬墓碑亭出土大量汉文、西夏文残碑，其中三号陵碑亭出土的残碑内容全是西夏文。碑文中“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风角城皇帝”“白城皇帝”“护城皇帝”“永平皇帝”等在研究西夏皇室中有重要意义。七号陵通过碑文确定了陵主，因此，在陵墓归属确定过程中，碑文分量较重，因此关于西夏陵中碑亭的发掘在西夏陵考古中地位显得比较重要。
西夏皇陵在蒙古灭夏时遭到毁坏，以致到明时，“数冢巍然”(嘉靖《宁夏新志》)，如上文朱秩炅诗中对西夏陵荒凉的描绘。明代，依旧有人对西夏陵进行破坏，“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矣”(嘉靖《宁夏新志》)。到了近代，除了陵台取土，陵墓的城墙、鹊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毁，还有一些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建设，这些对陵墓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在今后的西夏陵考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应尽早列入议程。
西夏皇陵的位置及各陵的分布
关于西夏皇陵的描述，有《古冢谣》一首，为朱元璋之孙、安塞王朱秩炅所作。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当年拓地广千里，舞榭歌楼竞华侈。
强兵健卒长养成，藐视中原谋不轨。
岂知瞑目都成梦，百万衣冠为祖送。
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夏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才正式展开。经过考古人员三四十年来的努力，初步将这些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完成了前期的调查、测绘等工作。我于2010年夏参加了对西夏九座皇陵的考察及拍摄工作，对皇陵的布局、形制等有些初步的认识。
西夏皇陵依贺兰山东麓而建，“仿巩县宋陵而作”，山麓地势较高，背风向阳，自然排水条件好，地质条件优越，且离都城较近，便于祭拜。虽还未完全确定各个陵墓之主人，就目前考察与研究状况，则是与北宋皇陵自南向北、自东而西的整体布局相同。陵区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总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按照西夏皇陵的地形及各陵的分布，西夏陵自南向北大致可分为四个陵区。第一陵区帝陵两座，即L1、L2，还有陪葬墓30余座；第二陵区帝陵两座，即L3、L4，陪葬墓50余座；第三陵区帝陵两座，即L5、L6，陪葬墓100余座；四区帝陵三座，陪葬墓近20座。
帝陵的考察及相关研究
《宋史·夏国传》记述了从唐末党项首领李彝兴即位到末主李睨被蒙古所杀长达258年的历史，对西夏每位皇帝的庙号、谥号及陵号都有详细记载(上表)。
历代封建统治者，尤以中原汉族统治者颇为信奉风水堪舆之说。据韩小忙先生《西夏王陵》一书，“宋为赵姓，按五音姓利说，赵归角音，因此宋代盛行角姓贯鱼葬法(即昭穆排列法)”。西夏皇陵“仿巩县宋陵而作”，所以极有可能也采取了昭穆贯鱼葬法。按照昭穆排列法，L1为祖坟，位居陵区最南端，属昭位，L2在L1的西北方向，属穆位，L3在L1之东北，属昭位，L4在L1西北方位，属穆位，如此以来，诸皇陵之属可见。
一号陵、二号陵位于第一陵区。一号陵位于陵区最南端，若依北宋皇陵陵区最南端是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宋宣祖之永安陵，西夏陵仿宋陵而作，那么一号陵则应为李继迁之裕陵。
二号陵在一号陵北偏西方向，距离较近。参照北宋皇陵永安陵在前，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在其后的布局，二号陵应为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之嘉陵。二号陵与一号陵布局基本相同，很明显可以看出，其陵台、献殿处于陵墓中轴线左侧，这与北宋皇陵及其他中原王朝陵墓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不同。
第一陵区北四公里处，为三号陵园，与其西面之四号陵同属第二陵区。三号陵园是西夏皇陵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也是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一座陵园。三号陵基本布局与一、二号陵同，其四角角台比前两座陵角台已远远向外城伸展，以扩大三号陵园之面积。
我们可以通过三号陵来对西夏皇陵的形制做初步的认识。陵园四隅各有角台一个，最南端鹊台东西对北相继为碑亭、月城(月城呈长方形，南北辟门阙，有石像生台基遗址)、宫城(近方形，四角设角阙，四墙正中有门阙)、献殿(宫城南门内)、陵台(宫城北偏西，距离北门较近，与献殿之间有墓道相连)。
四号陵位于三号陵西部偏北两公里处，东、西、北三面为山丘所包围。其总体布局与前三座陵基本相同，但规模却远比前三座陵小，陵角台、鹊台、陵台及东门门阙、城墙保存较好，其余则多倒塌。
五号陵、六号陵位于皇陵第三区，南距二区约3公里。其中五号陵破坏较为严重，陵台残毁不堪，只剩下一部分，角台、墙垣倒塌破损，东阙台保存较好，西阙台风化残破。六号陵在1972年至1975年曾正式发掘，因墓室被盗，出土文物甚少。陵园自南而北依次为鹊台、碑亭、月城、陵城、献殿、陵台。五、六号陵碑亭经发掘出土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其中不乏较为有价值的，如六号陵“破会州”汉文残碑，早期曾依此作为六号陵是遵顼陵的旁证。
皇陵四区距五号陵北约三公里，其中有七、八、九号陵及近20座陪葬墓。
七号陵是目前唯一可以断定是西夏第五帝仁宗仁孝的寿陵。1975年出土，目前收录在《西夏陵墓出土残陵粹编》中，篆体西夏文碑额，内容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文首行也发现西夏文“护城圣德至懿皇”。其中，大白工艺精湛，造型逼真。三号、五号、六号、七号陵及其他陪葬墓碑亭出土大量汉文、西夏文残碑，其中三号陵碑亭出土的残碑内容全是西夏文。碑文中“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风角城皇帝”“白城皇帝”“护城皇帝”“永平皇帝”等在研究西夏皇室中有重要意义。七号陵通过碑文确定了陵主，因此，在陵墓归属确定过程中，碑文分量较重，因此关于西夏陵中碑亭的发掘在西夏陵考古中地位显得比较重要。
西夏皇陵在蒙古灭夏时遭到毁坏，以致到明时，“数冢巍然”(嘉靖《宁夏新志》)，如上文朱秩炅诗中对西夏陵荒凉的描绘。明代，依旧有人对西夏陵进行破坏，“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矣”(嘉靖《宁夏新志》)。到了近代，除了陵台取土，陵墓的城墙、鹊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毁，还有一些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建设，这些对陵墓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在今后的西夏陵考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应尽早列入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