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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消息,总统乔·拜登提名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这一提名尚需美国参议院确认通过。中国外交部于8月23日做出回应,希望新任大使致力友好合作,为两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现年65岁的伯恩斯目前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同时兼任阿斯彭学会等美国智库机构高级顾问。此前,他在美国外交系统任职27年之久。从里根到小布什,伯恩斯由一介职员一路位至国务院三号人物(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堪称美国外交工作“四朝元老”,具有十分丰富的职业外交经验。
履历光鲜的外交专家
1980年,伯恩斯以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实习生身份开始其外交生涯。在里根政府时期(1981—1989年),伯恩斯历任埃及、耶路撒冷地区使领馆官员,曾负责协调美对巴勒斯坦经济援助。1987年,伯恩斯上调至国务院值班中心,就任国务院执行秘书局参谋官。伯恩斯于1988年加入詹姆斯·贝克的国务院过渡团队,参与协助新任国务卿处理外交事务。
老布什政府期间(1989—1993年),伯恩斯被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苏联和东欧事务主任康多莉扎·赖斯选中,并担任其副手。赖斯履职国家安全顾问后,伯恩斯职务转正。在任职期间,伯恩斯参加全部美苏高层会议,并见证苏联解体。此时他专司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关系。
克林顿上台后(1993—2001年),伯恩斯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安会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高级主任,就处理与前苏联15个国家之间关系问题向克林顿提供咨询建议。1995年起,伯恩斯转任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国务院发言人,主持召开关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例行记者会,随同两任国务卿外访,并负责协调国务院所有公共外联项目。1997年,伯恩斯再度奔赴海外,出使希臘,期间扩大了美希军事与执法合作,加强了美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政治存在与伙伴关系。
在小布什时代(2001—2008年),伯恩斯继续得到重用。2001年,伯恩斯出任驻北约大使。他带领美国防部驻北约联合特派团,实现北约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东扩行动,使得东欧七国加入北约。2005年,伯恩斯回国履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于任内领导美国与印度的民用核协议谈判,促成美国与以色列长期军事援助协定。在伊朗核问题上,伯恩斯是美方首席谈判代表。
2008年起,伯恩斯暂别政坛,推开“旋转门”,开始其院校执教和智库顾问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3年,伯恩斯与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共事。2014—2017年,伯恩斯接受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邀请,加入其外交政策委员会。在2016年大选之际,伯恩斯还成为了民主党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非正式顾问。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表示,任命伯恩斯“这样一个具备国务卿资质的人”担任驻华大使,拜登-哈里斯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极其严肃审慎”的态度。
从任职经历来看,伯恩斯无疑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在近四十年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得到充分历练。尤其是伯恩斯与美国历任总统、多数政治家交往甚笃,同时也在商界和学术研究领域人脉颇厚,这也为他的政坛之路助力增色。
苏欧问题的斫轮老手
伯恩斯就职美国外交体系时,直接工作主要涉及前苏联(俄罗斯)、欧洲、中亚及中东国家事务。此时重新出山,在本届政府看来,伯恩斯具备以下优势:
其一,伯恩斯将为现阶段美中互动带来国际化视角。特朗普政府敌视多边主义,大兴贸易壁垒,动辄“毁约退群”,粗暴对待盟友,透支国家信誉,美中关系急转直下。拜登-哈里斯政府胜选后,积极修复对外关系,试图重新团结盟友,赢回国际声誉及领导力,进而继续与中国竞争。伯恩斯在各种场合的对话与谈判经验,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人脉,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其二,伯恩斯分管苏联和东欧事务期间,见证了苏联解体,拥有所谓“斗争经验”。伯恩斯曾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了拜登关于维护美国价值观的观点,即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思想之战”。伯恩斯指出,“美国应该继续利用民主制度的优势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科技、军事等全方位展开竞争”。伯恩斯或将复制粘贴冷战时期的“成功经验”,在对华工作中付诸实践。
其三,伯恩斯是联合欧盟制华的“上乘人选”。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印太战略”,并加紧拉拢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但现实而言,美国在“印太地区”已做到“能拉尽拉”,未能牵制、威压、诱拉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绝大部分国家,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国情社情等情况与欧洲大相径庭,大多不会“赢粮而影从”。美国正逐渐认清这一现实,拜登甚至在2021年3月初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对东盟只字未提。而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美国具备收获认同的传统优势。拜登-哈里斯政府意图以欧洲为核心,打造地区和全球战略同盟体系,然后再通过传统势力范围和北约组织倒逼“印太国家”“上车”。近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等旗号巧立名目,在“印太地区”动作频频,以策应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伯恩斯的外交生涯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处理欧洲事务,加之其本身是希腊后裔,因此对欧洲的传统、现实,以及美欧关系的本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伯恩斯其人,在拜登-哈里斯政府联合欧盟以制华的目标中,似是对症之药。
总统团队的良师益友
伯恩斯与总统拜登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谊,拜登本人的政治生涯亦是以外交工作为主,在2020年拜登竞选总统期间,伯恩斯业已担任其外交政策顾问,为其演讲辩论和执政方针提供建议。
伯恩斯与“未来顶头上司”布林肯有着非常相似的职业背景:都是职业外交官;都在中东工作多年;都曾参与制定美国的中东政策;都参加过伊核谈判,且都是拜登-哈里斯政府内的欧洲问题专家。2020年总统竞选时,布林肯和伯恩斯一样,在拜登门下出谋划策。
伯恩斯开创了名为“未来外交”的项目,着力培养外交人才。目前已知,该项目的学员和学者已有3名出任拜登-哈里斯政府高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国安会欧洲事务资深主管阿曼达·斯洛特。
伯恩斯在各界颇有口碑,多位美国内外高级官员对其给予较高评价。在党派隶属关系上,伯恩斯一直坚持无党派主张。他效力于民主与共和两党,游刃有余,且均受两党重用。
伯恩斯与拜登本人及其核心团队在工作和私人关系上,优势明显,有向总统、国务卿及其他团队成员汇报沟通的直接渠道,这在将来的对华反应与决策上,效率显著。
颠覆传统的驻华大使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总统提名大选中的政治盟友、政治献金提供者出任大使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甚至有几分“潜规则”的味道。1995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无一例外,带有相当的“拥趸分羹”色彩。
过去多位驻华大使都有选举政治经验,如前任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在艾奥瓦州州长任上长达22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马克斯·鲍卡斯也是一名在国会山履职35载的老资格参议员;首任华裔大使骆家辉同样担任过华盛顿州州长和商务部长。另外,也有总统大选中的筹款人担任驻华大使的先例:例如小布什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的室友雷德,原为律师和律所合伙人,得到总统兼密友的提名,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一直担任驻华大使,并创造了任职时间最长记录(8年)。
伯恩斯与上述驻华大使有着极大不同——他并非民选政客出身,也不是总统大选的“金主”,而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拜登打破惯例,驻华大使不再是“关系户”,转向“术业有专攻”,可看出本届政府对这一岗位的几点期待:
第一,紧密配合国务院及国安会。除与布林肯和沙利文密切合作外,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驻华大使还需要与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一起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议题,并与现任国安会亚洲事务协调员、前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各项涉华问题上保持一致,而后者以性格急躁果断著称。伯恩斯在国安会及国务院均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更具有专业知识与背景,更熟悉国务院、国安会以及跨机构跨部门协调的体制机制,从而更加高效地开展工作。
第二,坚定执行对华政策。拜登-哈里斯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作美国最大对手,国安会和国务院已在各类重点领域密集出台各项对华政策措施,亟待驻华大使贯彻落实。毫无疑问,伯恩斯会将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大方向奉为圭臬。2021年4月8日,伯恩斯在杜克大学做题为“大外交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演讲中表示,無论个人层面是否同意总统的看法,职业外交官应当绝对忠实地服从总统的一切决定。由此观之,伯恩斯出任大使,能够与总统、国安会以及国务院密切沟通,站牢对华立场,执行对华政策。
第三,结合人脉,发挥影响。伯恩斯就任副国务卿期间,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崔天凯共同协调过伊核问题相关事务,二人因此建立了工作关系。2019年2月8日,世界事务理事会西密歇根分会在大急流城举办中美建交40周年对话会,此时已从政府离任的伯恩斯以学者身份,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美中关系、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等问题展开对话。2020年8月4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出席2020年阿斯彭安全论坛,再度与伯恩斯进行对谈。驻华大使的在华人脉和交流基础也是其履职尽责的一块重要砝码。
伯恩斯的外交从业经历与曾与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打过交道的现任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十分类似,能做难题,能啃骨头。从美苏核裁军谈判到欧洲统一谈判,再到美印民用核谈判以及美伊核谈判,伯恩斯在种种复杂的谈判中,形成了既强硬又愿意对话的外交风格。这在美中关系日趋冰冷的今天,似乎成为了拜登-哈里斯政府寄予厚望的“破局者”。
谈及伯恩斯的对华思路,可以从2021年2月15日的一次媒体记者采访中管窥一二。被问及“未来与中国相处,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哪些方面”时,伯恩斯认为:在贸易方面,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必须要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发力,从而为本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价值观方面,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思想之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交锋;在军事方面,美国要与印太四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深化军事合作。最后在谈及美中合作时,伯恩斯表示,虽然中美关系极具竞争性,但中国只是竞争对手,并非敌人。美国也应该在应对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责任编辑:陈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