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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国家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鼓励自主创新，全国人大第十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已明确了建立创新型社会的发展计划。转变增长方式，科技引领发展成为主旋律。然而，作为我国城乡就业最大支柱的众多中小企业发展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本文将从考察用工难原因入手，分析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建立创新兴国的新形势下中小企业发展的课题，重新认识现阶段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意义。
一、用工难问题的两面性，工业部门的二元化现象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出现“招工难”已不是新问题了，这种现象究竟折射出什么问题？的确值得深思。
2006年春季，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再次出现“求工不得”的困难局面。据经济日报报道，本次招工难以扩大到了福建省，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中国，出现如此大范围企业用工缺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制度建设滞后，非正式雇用的，以进城务工人员即所谓农民工为主的劳动者的工资拖欠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央政府组织领导了清欠行动。2006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更为系统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意见，内容涉及包括建立健全的城乡就业服务网络在内的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以及子女就学制度等。此次政策公布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将逐渐纳入规范法制化的轨道。但是如果片面地将用工与雇佣看成是农民工问题，上述政策就可能成为治标之策。简单地制约或规范企业的用人行为固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小企业用工难问题的实质究竟在哪里？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从农村人口分布看，多数人口集中在传统农业区即所谓爱辉-腾冲线以东的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紧张，除少数地区外，人均农业资源占有不足成为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也是我国农业在入世以后传统农作物竞争乏力的最大诱因。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农村有大量的剩余或潜在剩余的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包括大量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增就业人员，就业形势应该有利于雇主主导的买方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用工难现象呢？至少对农民工而言，应该不会拒绝雇用。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按照刘易斯的假设，属于非现代部门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的劳动工资保持或高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就会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向工业部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工业部门。2005年我国农民人居收入水平创新高，也不过只有3255元。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以用拉尼斯·费景汉理论进行分析。按照拉费模型的假设，工业部门在近（现）代化实现前如果处于完全剩余状态农业劳动力转出后转出过程继续的话，也就是边际产量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全部转出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流出的话，农业总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向供求关系。农业总生产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最终会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这种现象发生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导致工业化进程中断。事实是，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及整个社会物价指数的变化并没有引致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中断。因此不管用何种理论都不能解释用工难问题？除非，上述理论的假设条件不成立。虽然程度不同，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假设剩余劳动力存在，不用说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另外一前提条件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这也是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的前提。农民工无法接受雇主的工资条件，只能证明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的确低于经济学家们定义的所谓最低水平。事实真的这样严酷的话，问题就十分严重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阶段，引领工业增长的主导成分不同，比如，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主要部分）迅猛发展，曾经是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柱；1992年以后的第二次外商投资高潮的持续，引发了新一轮工业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及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加入WTO后支撑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工业部门的二元化问题。尽管，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国际竞争力。但是与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装备和技术实力，近年来有长足的进步。中小企业的状况却不那么幸运，其中的绝大多数仍依靠所谓传统优势即廉价劳动力价格支撑企业经营。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在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改善，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珠三角地区的许多企业的雇佣工资甚至十多年没有明显变化。虽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存立、发展本身就比大型企业困难，倒闭、兼并应该是自然现象。用工难的重要原因是，工资水平低于人们公认的最低水平，以至于农民工无法接受。虽然不排除个别企业故意压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但大面积出现用工荒肯定不是压低用工工资诱发的。如果很多企业，连公认的最低工资条件下的雇佣都不能进行的话，工业内部的二元化程度就已经超过的正常限度。这正是透过用工难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
二、工业部门二元化的后果
除就业贡献以外，中小企业也是多年来支撑我国外贸增长重要力量。无论是广东、浙江还是江苏占我国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出口产品是中小企业生产的。2005年我国外贸出口创新高，中小企业功不可没。但是，创下新的纪录的同时，贸易摩擦也进入多发期。加上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改造资金缺乏，中小企业发展进入波动期。对于用工难问题，很多企业调整了用人策略。2006年春季，浙江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主动上门到劳动力输出资源丰富的安徽、河南、江西等省紧急招工，工资提高到800元，结果出乎意料，问津者并不多。企业为何不能将工资适当提高呢？正常情况下，企业用工实际上是与应招者之间博弈，在用工难出现时，将工资提高到雇员能接受的水平是多数企业合理的选择。目前出现的中小企业招工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无法提高工资标准。我国的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技术条件，企业盈利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多数企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成本中人工费用的比重自然高居不下，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企业的盈利水平已经降至底线，很多生产出口货物的中小企业已无力提高工资标准。尤其是珠江三角、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小企业是生产外贸商品的重要力量，由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为生存之道，相当多的品种国际市场占有量已到了无法继续扩大的地步。也正是这些产品成了引起贸易摩擦的导因。
三、中小企业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国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我国，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然而，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近来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增加在越南的投资，同样是看重低工资的优势。我国的工资水平或许比越南高些，2006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所谓农民工的务工工资多数低于800元，按现在的购买力衡量，这样的工资水平，甚至不能满足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支出，一个成年务工者的年收入不做任何扣除，刚好满足一名大学生最低水平的学习生活费用。尽管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性的问题，因为这恰恰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复兴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如图1所示，纵轴为工资水平，横轴为雇佣规模。考察企业在资金规模和盈利水平特定的情况下，进行工资水平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显然，工资水平直接影响替代率。约束线斜率越小工资变化对横轴的影响也越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低工资水平下的工资调整对就业影响比高工水平条件下要大。可见，目前情况下，对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选择调整工资的前提是大量裁员。由于开发、创新、运用新技术的手段和人才缺乏，多数中小企业的技术贡献远不如大企业，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中高层人才也不愿意进入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绝不是可以忽视的。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所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诱因之一。下面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如图2所示，纵轴V表示效用，涉及因素除收入外还包括家庭生活给人们带来的非物质因素，笔者在云南丽江等地的农村调查中了解到外出务工的理由中务工者个人因素多数情况下不是首要原因，多数是因为子女就学，整个家庭或家庭成员的原因，如婚娶、居住条件的改善、父母生活状况的改善等。这意味着家庭成员生活本身的效用不容忽视。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距离较近的打工，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外出务工的主要部分还是以省内、县内为主。横轴K为家庭收入或可用于投资的资本规模。Vm为上述相关因素影响的在农村条件下的效用曲线，VL和VH分别表示务工收入较低与较高条件下的效用曲线。当家庭收入或资本规模小于K1时，两种工资水平的外出务工的效用都大于在村的效用，此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当的家庭收入或资本规模大于K1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VL曲线则位于Vm曲线的下方，表示此种情况下外出务工的效用低于在村创（就）业。当收入（资本）规模大于K2时，曲线VH开始进入位于Vm下方的区域，意味着收入相对较高的务工选择的效用也低于在村创（就）业。当K1﹤K﹤K2时，低收入的外出务工机会将会被放弃，只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对人们有吸引力。广为关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招工难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到解释。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是中国成长为工业品输出的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制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中国技术为支撑的产品、产业明显缺乏优势。很大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处于低水准重复扩张有关。我国中小企业运用新技术的环境条件，明显不如工业化国家，完成的专利发明的数量和在整个发明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日本的工业品以质量可靠而获益，其中中小企业的贡献不容忽视。日本政府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保持其发展活力，专门制定了强化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法案，不仅如此还指定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申报专利进行指导服务，并提供包括年费在内的费用补助。可见，全球化发展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尽快建立中小企业技术进步扶助与支持体系，是中国制造品质改善与技术含量提高的基础条件。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一、用工难问题的两面性，工业部门的二元化现象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出现“招工难”已不是新问题了，这种现象究竟折射出什么问题？的确值得深思。
2006年春季，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再次出现“求工不得”的困难局面。据经济日报报道，本次招工难以扩大到了福建省，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中国，出现如此大范围企业用工缺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制度建设滞后，非正式雇用的，以进城务工人员即所谓农民工为主的劳动者的工资拖欠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央政府组织领导了清欠行动。2006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更为系统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意见，内容涉及包括建立健全的城乡就业服务网络在内的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以及子女就学制度等。此次政策公布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将逐渐纳入规范法制化的轨道。但是如果片面地将用工与雇佣看成是农民工问题，上述政策就可能成为治标之策。简单地制约或规范企业的用人行为固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小企业用工难问题的实质究竟在哪里？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从农村人口分布看，多数人口集中在传统农业区即所谓爱辉-腾冲线以东的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紧张，除少数地区外，人均农业资源占有不足成为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也是我国农业在入世以后传统农作物竞争乏力的最大诱因。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农村有大量的剩余或潜在剩余的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包括大量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增就业人员，就业形势应该有利于雇主主导的买方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用工难现象呢？至少对农民工而言，应该不会拒绝雇用。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按照刘易斯的假设，属于非现代部门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的劳动工资保持或高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就会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向工业部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工业部门。2005年我国农民人居收入水平创新高，也不过只有3255元。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以用拉尼斯·费景汉理论进行分析。按照拉费模型的假设，工业部门在近（现）代化实现前如果处于完全剩余状态农业劳动力转出后转出过程继续的话，也就是边际产量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全部转出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流出的话，农业总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向供求关系。农业总生产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最终会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这种现象发生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导致工业化进程中断。事实是，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及整个社会物价指数的变化并没有引致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中断。因此不管用何种理论都不能解释用工难问题？除非，上述理论的假设条件不成立。虽然程度不同，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假设剩余劳动力存在，不用说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另外一前提条件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这也是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的前提。农民工无法接受雇主的工资条件，只能证明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的确低于经济学家们定义的所谓最低水平。事实真的这样严酷的话，问题就十分严重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阶段，引领工业增长的主导成分不同，比如，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主要部分）迅猛发展，曾经是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柱；1992年以后的第二次外商投资高潮的持续，引发了新一轮工业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及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加入WTO后支撑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工业部门的二元化问题。尽管，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国际竞争力。但是与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装备和技术实力，近年来有长足的进步。中小企业的状况却不那么幸运，其中的绝大多数仍依靠所谓传统优势即廉价劳动力价格支撑企业经营。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在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改善，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珠三角地区的许多企业的雇佣工资甚至十多年没有明显变化。虽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存立、发展本身就比大型企业困难，倒闭、兼并应该是自然现象。用工难的重要原因是，工资水平低于人们公认的最低水平，以至于农民工无法接受。虽然不排除个别企业故意压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但大面积出现用工荒肯定不是压低用工工资诱发的。如果很多企业，连公认的最低工资条件下的雇佣都不能进行的话，工业内部的二元化程度就已经超过的正常限度。这正是透过用工难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
二、工业部门二元化的后果
除就业贡献以外，中小企业也是多年来支撑我国外贸增长重要力量。无论是广东、浙江还是江苏占我国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出口产品是中小企业生产的。2005年我国外贸出口创新高，中小企业功不可没。但是，创下新的纪录的同时，贸易摩擦也进入多发期。加上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改造资金缺乏，中小企业发展进入波动期。对于用工难问题，很多企业调整了用人策略。2006年春季，浙江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主动上门到劳动力输出资源丰富的安徽、河南、江西等省紧急招工，工资提高到800元，结果出乎意料，问津者并不多。企业为何不能将工资适当提高呢？正常情况下，企业用工实际上是与应招者之间博弈，在用工难出现时，将工资提高到雇员能接受的水平是多数企业合理的选择。目前出现的中小企业招工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无法提高工资标准。我国的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技术条件，企业盈利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多数企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成本中人工费用的比重自然高居不下，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企业的盈利水平已经降至底线，很多生产出口货物的中小企业已无力提高工资标准。尤其是珠江三角、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小企业是生产外贸商品的重要力量，由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为生存之道，相当多的品种国际市场占有量已到了无法继续扩大的地步。也正是这些产品成了引起贸易摩擦的导因。
三、中小企业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国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我国，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然而，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近来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增加在越南的投资，同样是看重低工资的优势。我国的工资水平或许比越南高些，2006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所谓农民工的务工工资多数低于800元，按现在的购买力衡量，这样的工资水平，甚至不能满足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支出，一个成年务工者的年收入不做任何扣除，刚好满足一名大学生最低水平的学习生活费用。尽管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性的问题，因为这恰恰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复兴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如图1所示，纵轴为工资水平，横轴为雇佣规模。考察企业在资金规模和盈利水平特定的情况下，进行工资水平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显然，工资水平直接影响替代率。约束线斜率越小工资变化对横轴的影响也越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低工资水平下的工资调整对就业影响比高工水平条件下要大。可见，目前情况下，对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选择调整工资的前提是大量裁员。由于开发、创新、运用新技术的手段和人才缺乏，多数中小企业的技术贡献远不如大企业，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中高层人才也不愿意进入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绝不是可以忽视的。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所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诱因之一。下面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如图2所示，纵轴V表示效用，涉及因素除收入外还包括家庭生活给人们带来的非物质因素，笔者在云南丽江等地的农村调查中了解到外出务工的理由中务工者个人因素多数情况下不是首要原因，多数是因为子女就学，整个家庭或家庭成员的原因，如婚娶、居住条件的改善、父母生活状况的改善等。这意味着家庭成员生活本身的效用不容忽视。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距离较近的打工，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外出务工的主要部分还是以省内、县内为主。横轴K为家庭收入或可用于投资的资本规模。Vm为上述相关因素影响的在农村条件下的效用曲线，VL和VH分别表示务工收入较低与较高条件下的效用曲线。当家庭收入或资本规模小于K1时，两种工资水平的外出务工的效用都大于在村的效用，此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当的家庭收入或资本规模大于K1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VL曲线则位于Vm曲线的下方，表示此种情况下外出务工的效用低于在村创（就）业。当收入（资本）规模大于K2时，曲线VH开始进入位于Vm下方的区域，意味着收入相对较高的务工选择的效用也低于在村创（就）业。当K1﹤K﹤K2时，低收入的外出务工机会将会被放弃，只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对人们有吸引力。广为关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招工难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到解释。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是中国成长为工业品输出的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制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中国技术为支撑的产品、产业明显缺乏优势。很大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处于低水准重复扩张有关。我国中小企业运用新技术的环境条件，明显不如工业化国家，完成的专利发明的数量和在整个发明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日本的工业品以质量可靠而获益，其中中小企业的贡献不容忽视。日本政府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保持其发展活力，专门制定了强化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法案，不仅如此还指定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申报专利进行指导服务，并提供包括年费在内的费用补助。可见，全球化发展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尽快建立中小企业技术进步扶助与支持体系，是中国制造品质改善与技术含量提高的基础条件。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