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学问的大师
　　陈寅恪治学常常沉浸在一种痴迷状态，据学者岳南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顺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学生中的英雄豪杰。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对方不管周围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仍‘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托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胸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是大家最钦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正是陈寅恪。洪业得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遂不再认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胡适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时，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书籍运到华盛顿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人陪同，胡适准时赴约，这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查验、入库，然而，胡适一进书库，就再也没有出来，美方人员觉得奇怪，就派人进库房寻找，结果发现胡适席地而坐，正旁若无人地在那儿看书，看得津津有味，十分痴迷。就这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些陪同胡适前来的图书馆馆长等美方人员在书库的走廊上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可胡适对此浑然不觉，依然沉迷于书的境界中不能自拔。直到后来，他过足了书瘾，才从书库里出来，众人无不摇头苦笑。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时，住在一间公寓里，每天的任务，就是读书、写作，有一回，胡夫人江冬秀出门去了，胡适一人在家，他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便回到屋子里继续读书。但读得太痴迷了，竟然忘记了烧水的事，直到水烧干了，壶冒起了浓烟，浓烟很快飘满了整个房间，他才发觉，于是连忙将火关掉，避免了一场火灾。
　　陈寅恪出生于书香世家，他之所以对做学问如此痴迷，与家庭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胡适的出身虽然算不上是书香世家，但在安徽绩溪，胡家也是个大家族，特别是胡适的母亲，对他影响特别大，无论家境如何艰难，胡适的母亲都坚持让胡适读书、学习，并教会他传统礼仪，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变得知书达理、好学上进。由此可见，家族的文化渊源，对孩子的日后成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生气”的人格修为
　　罗家伦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不生气”的修养，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著名学者，他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罗家伦却不去计较、不放在心上，表现出了大师级学者难能可贵的大度风范。毛子水教授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中国语文学会开会，胡适先生和罗家伦先生都参加了会议，胡适先生还发表了演讲，胡适先生演讲完毕，有一位与会者提出了简体字问题，大家就开始讨论，罗家伦先生只是静静地听，并没有说什么。然而，因为罗家伦先生此前对简体字研究很感兴趣，在场的几名教授便旧事重提，对罗家伦先生破口大骂。毛子水很为罗家伦鸣不平，就想反击那几位骂罗家伦的教授，但他看到罗家伦面对辱骂却什么也没有说，依然静静地听。因为罗家伦不接招，那几个人骂了一会以后，也就不再骂了，事态也就平息下来了。
　　梅贻琦校长身上也拥有“不生气”的气质，据郑天挺回忆说，1941年5月，郑天挺和罗常培、梅贻琦一同前往联大叙永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看望那里的人员，在返回途中，罗常培因为什么事大发雷霆，对梅贻琦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郑天挺担心梅贻琦会因生气而与罗常培吵起来，然而，面对怒火冲天的罗常培，梅贻琦却并没有生气，表现得异常平靜，他静静地听罗常培说，直到罗常培把话全说完了、发足了火以后，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梅校长平和、恳切的态度，让罗常培立即火气全消，事情就这样平息了。这只是梅校长与人相处的一个片断，类似的事，在八年联合办学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但因为有了梅校长这种“不生气”的处世方法，所以才保证了三所学校之间能相处融洽、毫无芥蒂。
　　罗家伦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也就是说，他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好脾气，他后来之所以能养成不生气的品格，是与他走上社会后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罗家伦长期在高校工作，一开始也是血气方刚，但整天面对那些学生、教授，在校园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他的性格便渐渐平和了，所以，在别人吵他甚至骂他的时候，他都能做到心平气和、不生气。与罗家伦不同，梅贻琦天生就是一个好脾气，但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学术机构本来就是人文色彩浓重的地方，梅贻琦身在其中，每天与学生、教授打交道，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他的性格就变得更加平和了，也因而，在别人冲他发火的时候，他才能做到不生气。
　　大师们的率真


　　蒋梦麟在自传中记述了一件关于吴稚晖的往事，让我们看到了吴稚晖率真的一面：民国十一年的时候，蒋梦麟到法国里昂，当时，里昂有一所中法大学，吴稚晖在那儿任校长。蒋梦麟应邀到这所大学演讲，讲什么呢？蒋梦麟考虑：在国外留学的人，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于是，就在演讲中讲了一些鼓励学生们多读些中国书的话。蒋梦麟刚刚讲完，吴稚晖就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上讲台，他眼睛里喷着怒火，大声说：蒋梦麟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这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吗？那些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吗？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吴稚晖与蒋梦麟在五六年前就结识了，在学问方面互相佩服，这次请蒋梦麟来演讲，他又是东道主，因此，按理说，即使对蒋梦麟的观点不赞同，也应该私下里交流一下，不应该在讲台上公开批评蒋梦麟的观点，因为那样会使蒋梦麟很尴尬。但吴稚晖却全然不考虑这些，而是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了对蔣梦麟的不满，这就是其性格率真的一面。当吴稚晖讲完了、走下讲台之时，蒋梦麟谦恭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服罪之意，吴稚晖却笑眯眯地说：“没有什么，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蒋梦麟在自传中还记述了一件事，是关于他自己的，时间是在1950年12月20日，那天，蒋梦麟主持的农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傅斯年先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傅斯年贡献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使在座人士十分钦佩。但傅斯年有个习惯，就是讲话太多，那天开了两个钟头的天天会，他讲话最多，几乎是滔滔不绝，“他（指傅斯年）忽尔讲中国话，忽尔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这样一来，别人讲话的机会就被剥夺了，于是，蒋梦麟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听罢，一点也没有生气，一面笑、一面就停止了。那天，农复会的美国顾问、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也参加了会议，他感觉蒋梦麟的做法有失礼貌，会后就对蒋梦麟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蒋梦麟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
　　率真这种品性，只有在纯粹的人文环境中才能产生。民国时期的人文环境，堪比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那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纯粹，即使是为别人提意见，也是就事论事，所以，大师们之间，才会养成有话就说的习惯，而不必考虑什么顾忌。这种人文环境一旦改变，人与人之间相处、交流，都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很难再有那种率真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