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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国的奥运健儿邓亚萍，脑海中就会出现两届奥运会上，她手握球拍顽强拼杀的情景。从在世界乒坛连续8年排名第一，到唯一取得蝉联奥运乒乓球金牌的骄人成绩；从竞技场上的战将，到学习的“新长征”路上突击手；从一次次眼含热泪望着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庄严升起，到担当起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申委、北京奥组委赋予的重任……邓亚萍已成为奥运史上的骄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如今，她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求学时写就的4万多字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已用英文出版，并被收藏在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她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她曾两度出任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目前她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可以说，奥运已融入了她的生命。
申奥期间，一位普通市民对新生活的期待深深打动了她，人文奥运的理念以朴素、真挚的感情深植在她的心中。
在数着北京奥运会脚步到来的日子里，邓亚萍接受了《对外大传播》的专访。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奥运冠军之路，到履职于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从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的责任，到热盼人文奥运让全民享受奥林匹克运动，我们看到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足迹。访谈是从中国人记忆犹新的夺冠之路开始的……
从冠军跑道一路走来
邓亚萍在国际上是唯一一位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也是唯一一位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两次在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为邓亚萍颁发女子单打金牌。
她最难忘的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在获得女双冠军后心态有点放松，而又在单打四分之一赛时遭遇劲敌，拼杀得不那么坚定了，是教练一句“比赛还没有结束”，解开了她的心结，她从此不再退缩，最终顺利获得了女单冠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单决赛对阵中国台北的陈静，在关键时刻看台上的几个观众闹事，试图扰乱她的情绪，她顶住压力，一分一分坚持，决胜局以21：5的大比分胜出，夺取了金牌。
《对外大传播》：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你认为奥运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邓亚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间隔的时间太长了。对一个竞技运动员来讲，或具体到乒乓球这个项目，如果没有10年到15年的工夫，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的。像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是两年一届，还有一年一度的乒乓球世界杯赛，所以每一年都有世界大赛，想成为一个世界冠军可以说每年都有机会，奥运会冠军可是四年一度，太不容易了。从我5岁开始打球，到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练了11年，19岁时我拿到第一个奥运会冠军，所以从5岁到19岁，整整经历了14年，奥运赛场才成为我梦想成真的地方。
竞技体育和奥运会的魅力还在于，如果你成为了冠军，就意味着，你会被别人研究，当黑马有可能，但保冠军不易，同时在整个运动生涯期间伤病的困扰或任何一次意外的发生都可能使你错过机会，冠军梦毁于旦夕。
《对外大传播》：你在访谈中，几次提到“老萨”，可见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你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
邓亚萍：是的，1991年我获得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老萨第一次为我颁奖时就鼓励我：“明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还要为你颁奖。”这位老人认定了我会拿到奥运冠军，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那年我还受老萨的邀请去瑞士洛桑参观国际奥委会总部。作为第一个正式受邀参观国际奥委会的运动员，我感到很荣幸。老萨还希望我学好英语，掌握这把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1997年，当我逐渐淡出乒坛的时候，由中国奥委会推荐，老萨亲自任命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他还为我用英文出版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作序。
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子上坐了21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72岁高龄的他也手持火炬参与了接力活动，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直接参加火炬传递的国际奥委会主席。1992年为促使波黑地区运动员参赛，萨马兰奇多方奔走，直到奥运会开幕前3天，终于使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他是一个备受国际社会敬重的人。他对奥林匹克的理想和贡献以及对我个人的鼓励，对我影响很大。
从运动员到奥委会官员角色的转换
《对外大传播》：1997年你开始到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在角色转换中你承担了哪些新的责任？
邓亚萍：在竞技场上我想的是当冠军，为国争光。到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我的工作是考虑如何给国际奥委会提供建议，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更好地在比赛中发挥自己的水平。
运动员委员会总共有19名委员。而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目前已达205个。19名委员，来自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要探讨为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服务，委员的代表性就非常重要了。
我刚进入委员会工作时，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国际奥运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当时我还不能在开会时自如地用英语交流，还得借助翻译。作为委员会里仅有的两名亚洲委员之一，我应该充分地为亚洲运动员发出声音，因此我必须尽快通过语言关。而掌握了语言工具后就要考虑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何让其他人接受我的建议。
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在不同项目上非常杰出的运动员，而且绝大多数是奥运冠军，有的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有的是好几届奥运冠军。大家身为运动员性格上都属于那种比较勇于面对困难、敢说敢干的人，因此我们这个委员会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争论是比较激烈的。
《对外大传播》：你在国际奥委会工作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邓亚萍：我的最大体会是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而且一定要找到平衡点。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大多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以至于它的整个体系和游戏规则也是西方人确定和建立的。所以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委员很熟悉这套游戏规则，也比发展中国家的委员更清楚应当怎样完善这套规则。但委员会给国际奥委会提供的建议不能只适合于发达国家，一定是要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国际组织工作，只有提出对绝大多数成员都有利的建议，这个建议才能站得住脚。
举个例子，一次，我在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参加讨论，西方的委员就指责非洲一些国家宰杀大象，并主张大象应得到保护。但非洲的一些委员就说西方人在自己国家看不到多少大象，而实际上非洲有些国家大象已经泛滥成灾。在一些地区，大象肆意毁坏庄稼，和人类争夺有限的资源，使贫困人口的生活雪上加霜。非洲人没办法，就把辣椒抹在篱笆上，并寻找途径控制大象的数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任何政策的制定既要适合于大多数人，还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对外大传播》：来自五大洲的委员汇聚在一起，在那里交朋友容易吗？
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国际组织，包括我们运动员委员会里，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大家年龄相仿，又都是运动员出身，本身就很容易沟通，大家为了奥运会走到了一起，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国际奥委会一直在讲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家庭成员，我们要为了家庭的团结和睦，推动人类和平去做工作，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沉淀，提出对绝大多数人有益的建议，就能更好地确定在委员会的位置，获得大家对自己的认可。
共同享受人文奥运的盛宴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申奥期间，邓亚萍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时，一个女售货员很激动地对她说，请您一定要让我们北京把奥运会申办下来，多拉选票，努力工作，因为申奥成功后我就能搬新家了。这件事给她很大的震动，她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让老百姓因举办奥运会生活得更幸福。
《对外大传播》：从人文奥运的理念来讲，你希望老百姓能从北京奥运会得到什么？
邓亚萍：我从小的经历是从训练场、运动场到学校，又到国外留学，可以说，从运动员到学生，一直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真正与普通市民接触，是在2001年2月我回国开始参与申奥工作。那次在北京商店买东西和售货员的交谈，让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奥林匹克的向往。我开始思考，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奥林匹克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步，当时的场景太让我难忘了。在悉尼街头，聚集在火炬传递路线旁的民众都十分兴奋，就像是在庆祝自己国家的节日。当我站在跑道上准备迎接后面的运动员跑过来点火炬的时候，好多人都围了过来。有一个孩子就问我，能不能摸一下这个火炬，我说，当然，没问题！哎哟，他那种高兴的笑容和眼神，那个瞬间，太让我难忘了。
在莫斯科作申奥最后陈述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画面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渴望，我说，我希望中国通过举办一届奥运会来让更多人感受奥运会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首先从物质上看，举办奥运会将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市民可以从城市建设中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另外还有看不到的，软的改变。中国人可以与外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交流，从而了解更多国外通用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我举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例子，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很有热情参与奥运，奥运品牌市场开发的相关规定可以说给很多中国企业上了一课。我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发现不少中国企业在赞助奥运方面存在误区。一些企业并没有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赞助商，却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中使用北京奥组委的标志和称谓。这些企业认为我是在出钱支持奥运，我有热情宣传奥运，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了解奥运知识产权是归国际奥委会所有的。如果任由企业滥用奥林匹克标志赢利，就会侵犯到合法赞助商的权利，使他们丢失奥运商机，侵权的企业也会吃官司。
西方总是喜欢说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我想如果没有奥运会，中国的企业很多还不会明白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而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加速提高了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
《对外大传播》：我们许多人都与中国运动员的感情经历一样，一看国旗在国际赛场升起，就会眼含热泪。2004年雅典奥运会提出了“回家”的口号，一方面是说欢迎大家来到奥运诞生的故乡，一方面是提倡奥运回归到奥运精神本身，让大家更充分感受“地中海的阳光”。你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含义？
邓亚萍：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我想，这是由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而形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需要体育，需要运动员在国际赛场取得好的成绩来让世界了解中国。可以说，通过体育我们打开了一些外交的途径。但我觉得从运动员本身来讲，他从事体育运动和参与奥运会，自己是得到了一种享受的。站在赛场上，固然取得成绩可以和大家分享，因为身后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但我们还是会抛下所有的东西，专心地研究对手和打法，制定战略，不完全想到自己背负着这么多的重任。我相信，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在他们国家也被视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为民族赢得了荣耀。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同，就是不同国家老百姓看待竞技体育运动的心态。中国人看竞技体育最看重中国运动员的成绩，名次好了，才被视为成功。外国人看的是竞技体育的过程，是在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无论最后谁赢谁输，他们同样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骄傲。他们不是只关注自己的国家，会为双方运动员打出的精彩比赛场面鼓掌加油。这里更多体现的是体育的内涵和道德修养，看运动员尽力了没有，这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次受萨马兰奇之邀参观国际奥委会总部时在奥林匹克博物馆看的一个宣传短片，其中有一个很长的画面，并不是什么冠军获奖的场面，而是一个在马拉松赛上摔倒受伤的运动员走完比赛全程的情景。当别的选手都跑完了，他还坚持走着，直到最后一瘸一拐地步入田径场完成最后一圈赛程时，所有在场的观众都起立给他鼓掌、为他加油，他甚至比冠军得到的掌声和喝彩声还要多。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是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的体现。无论输赢，一瘸一拐走下来也是好样的，关键是把事情坚持做完，做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理念：重在参与。我们希望人类共同享受人文奥运的盛宴。
《对外大传播》：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国民素质还有些微词，在这方面你对我们的同胞有何期待？
邓亚萍：按照西方的说法，成为一个贵族是需要时间的。大家都知道贵族不等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是否优雅、从容，是否能遵守游戏规则，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成为贵族是需要几代人努力的。
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这20多年要让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驶入文明的轨道，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需要积累和沉淀，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这种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的是要靠从小培养，而且会受到来自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日常行为的影响。良好的全社会文明的形成难就难在这里！你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你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文明的、优雅的人，言谈举止非常得体，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需要政府、媒体、国民一起做长期的努力。
《对外大传播》：你在《关于利用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进一步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建议》中说，西方媒体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的，往往是着重挖掘一些负面的新闻来报道。离北京奥运会还有整整一年，你认为中国应如何积极应对国际舆论关注的问题，展示良好的国际形象？
邓亚萍：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西方媒体我希望他们有更多更客观的报道。我最近接受了CNN、《USA Today (今日美国)》报和日本《读卖新闻》等外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从他们提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中我感到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的事实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在加深，问的问题不那么尖锐了。我们不是怕回答尖锐的问题，而是这个尖锐的问题所指的现象到底存在不存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事，他们非要假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看起来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但实际上那些提问说明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现在有更多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常驻，有的住的时间很长，他们对中国当代发生的种种变化会有非常深切的体会。
另一方面，关于奥运外宣，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更加了解西方人的所思所想，并应该更加从西方人的思维角度出发来评价和想象他们对中国的什么情况最关注，他们怎么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想说什么，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进去，能不能接受。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包括我在国外留学和在国际组织工作这些年的体会，我觉得从事对外传播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坐到对方的位置上好好想一想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是什么，这样的外宣才更有针对性，才更能够让别人接受。
学术研究与奥林匹克运动息息相关
国内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正在一步步地深入，而邓亚萍的研究成果格外令人关注，一篇是已经用英文出版的《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另一篇是正在撰写中的以奥林匹克品牌研究为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奥运与经济的关系，其独特的角度令人期待。
《对外大传播》：请多讲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好吗？
邓亚萍：写硕士论文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呢？在我的运动员生涯和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这些年中，我遇到了一些以我自己的学识还不能很好地回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在国际上的成绩要强？第二，为什么中国的乒乓球运动能够这么长时间冲在世界的前面？
我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又是女性，在英国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确定了这个选题。写作中现成的材料基本没有，主要是靠深入访谈，对资深体育界官员和不同时代的教练员、运动员做访谈，试着找到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看起来乒乓球是一个点，其实这个点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追溯到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对中国女性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孔子主张妇女不要接受教育，应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不到100年前，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吗？我小的时候，还看得到从小裹着小脚的老太太。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运动员在世界竞技场上女的比男的成绩强，中国乒乓球称霸世界40多年，这只是一个浓缩的历史。如果把中国乒乓球运动研究清楚了，就能搞清楚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显得强一些。
首先，这来源于中国的体育体制。我们的体育体制保障运动员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训练和比赛，而不用操心衣食住行等生活上的事。其二，中国的体育体制，主张男女平等，这是从毛主席时候就开始的，国家给女运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发展的机会。
而在国外的竞技体育比赛中，很多奖金的设置，男运动员比女运动员要高很多，男子冠军要比女子冠军奖金甚至多出一倍，这从人权角度看公平吗？再看美国，1972年以前，美国妇女到有公共体育设施的场所去锻炼都是受限制的。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成立了国家集训队，当时就有10个女子训练项目，在竞技体育中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中国体育运动的训练体制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让男运动员陪女运动员训练，这使得女运动员在与男陪练的较量中，得到外国女运动员不可能有的磨炼与提高。
竞技体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女运动员通常非常吃苦耐劳，忍耐力极强。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让中国的妇女服务于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以及家中所有的人，使得女性比谁都更坚韧不拔，比谁都能够谦虚谨慎！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给中国妇女释放能量的机会，她们暴发出来的力量也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不能说中国的男运动员训练不刻苦，而应当全面地看问题。现在体育运动绝大多数发源于西方国家，西方有很长的竞技体育历史，社会有崇尚体育的风气，竞技运动员崇尚挑战人类可能达到的身体极限状态，而且在西方，甲级俱乐部、甲级赛事很多，男子运动员可以通过竞技体育获得物质上的满足。而中国的竞技体育实际上一直是在追赶西方，逐渐拉近我们与西方的差距。这种追赶就使得我们的男运动员为改变落后局面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中国的女子运动发展比较超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借助了很多男运动员的经验，是踏着男运动员的肩膀走上领奖台的。
《对外大传播》：听说在《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首发式上你含着热泪致辞，是什么打动了你？
邓亚萍：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尤其对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的学生，而且论文全部是用英文写的，想到自己在国外学习、作研究、答辩直到出书的整个过程，怎能不感慨万千？通过这篇论文，我也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实际情况，认同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是学术论文，写作中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但很多内容中都有我的切身体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乒乓球女运动员成长的影子。那种感慨是由衷的。
《对外大传播》：你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选择“奥林匹克品牌”作为研究方向？
邓亚萍：进入国际奥委会后我开始接触到奥运会后台的一些组织工作。我也曾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过两年，负责过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与企业打交道比较多。我现在的论文研究“奥林匹克品牌”，主要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和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俗话说没钱办不成事，举办一届奥运会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办成全世界人民的一件盛事，那我感兴趣的是从商业的角度，来探讨奥运会发动机的造血功能，即奥林匹克品牌是怎样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参与赞助奥运会的。
《对外大传播》：你找到它的核心价值和奥秘所在了吗？
邓亚萍：啊……（笑）这篇博士论文正在案例分析阶段。我选择了几家奥运会赞助商进行深度的调研，看这些企业为何看重奥林匹克品牌，愿意斥巨资获得奥运会赞助商的权利。简单来讲，企业看重奥运会是因为它是全球的，是全人类的盛事。想一想世界上有几项体育赛事能让全球的人都同时关注？除了夏季、冬季奥运会外，可能还有世界杯足球赛，或是F1世界一级方程式比赛。显而易见，奥运会和上述赛事相比，是跨越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的，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幼都能从奥运会中找到自己喜爱的项目，而世界杯足球赛则更多地受到男性和年轻人的关注。可见，企业要想向最广泛的受众营销自己的品牌，投资奥运会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尾声：2007年3月，邓亚萍出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为使奥运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为各国运动员及随行官员安全舒适的家，她和她的同事们紧张工作着。邓亚萍告诉我们，奥运村正在参照国际奥委会的技术手册标准进行建设。在她看来，每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都是新的，即使这个国家或城市曾经举办过奥运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奥运知识也需要更新，奥运村的建设也会注入新的元素，但强调对既有的奥运知识和经验进行传承，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一个很好的传统。她说，我们在奥运村的工作一直保持着与国际奥委会的沟通。
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邓亚萍作为两次申奥形象大使，有什么样的心愿？她满含笑意地对记者说：“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给中国、给世界留下一届非常美好的奥运会。我还希望无论是我们的体育健儿，还是组织工作者和普通民众，都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参加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其中的一站，就像火炬接力一样，奥林匹克运动还会继续往前走，未来有一天奥运会还会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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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少鸽
如今，她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求学时写就的4万多字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已用英文出版，并被收藏在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她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她曾两度出任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目前她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可以说，奥运已融入了她的生命。
申奥期间，一位普通市民对新生活的期待深深打动了她，人文奥运的理念以朴素、真挚的感情深植在她的心中。
在数着北京奥运会脚步到来的日子里，邓亚萍接受了《对外大传播》的专访。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奥运冠军之路，到履职于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从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的责任，到热盼人文奥运让全民享受奥林匹克运动，我们看到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足迹。访谈是从中国人记忆犹新的夺冠之路开始的……
从冠军跑道一路走来
邓亚萍在国际上是唯一一位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也是唯一一位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两次在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为邓亚萍颁发女子单打金牌。
她最难忘的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在获得女双冠军后心态有点放松，而又在单打四分之一赛时遭遇劲敌，拼杀得不那么坚定了，是教练一句“比赛还没有结束”，解开了她的心结，她从此不再退缩，最终顺利获得了女单冠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单决赛对阵中国台北的陈静，在关键时刻看台上的几个观众闹事，试图扰乱她的情绪，她顶住压力，一分一分坚持，决胜局以21：5的大比分胜出，夺取了金牌。
《对外大传播》：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你认为奥运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邓亚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间隔的时间太长了。对一个竞技运动员来讲，或具体到乒乓球这个项目，如果没有10年到15年的工夫，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的。像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是两年一届，还有一年一度的乒乓球世界杯赛，所以每一年都有世界大赛，想成为一个世界冠军可以说每年都有机会，奥运会冠军可是四年一度，太不容易了。从我5岁开始打球，到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练了11年，19岁时我拿到第一个奥运会冠军，所以从5岁到19岁，整整经历了14年，奥运赛场才成为我梦想成真的地方。
竞技体育和奥运会的魅力还在于，如果你成为了冠军，就意味着，你会被别人研究，当黑马有可能，但保冠军不易，同时在整个运动生涯期间伤病的困扰或任何一次意外的发生都可能使你错过机会，冠军梦毁于旦夕。
《对外大传播》：你在访谈中，几次提到“老萨”，可见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你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
邓亚萍：是的，1991年我获得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老萨第一次为我颁奖时就鼓励我：“明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还要为你颁奖。”这位老人认定了我会拿到奥运冠军，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那年我还受老萨的邀请去瑞士洛桑参观国际奥委会总部。作为第一个正式受邀参观国际奥委会的运动员，我感到很荣幸。老萨还希望我学好英语，掌握这把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1997年，当我逐渐淡出乒坛的时候，由中国奥委会推荐，老萨亲自任命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他还为我用英文出版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作序。
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子上坐了21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72岁高龄的他也手持火炬参与了接力活动，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直接参加火炬传递的国际奥委会主席。1992年为促使波黑地区运动员参赛，萨马兰奇多方奔走，直到奥运会开幕前3天，终于使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他是一个备受国际社会敬重的人。他对奥林匹克的理想和贡献以及对我个人的鼓励，对我影响很大。
从运动员到奥委会官员角色的转换
《对外大传播》：1997年你开始到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在角色转换中你承担了哪些新的责任？
邓亚萍：在竞技场上我想的是当冠军，为国争光。到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我的工作是考虑如何给国际奥委会提供建议，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更好地在比赛中发挥自己的水平。
运动员委员会总共有19名委员。而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目前已达205个。19名委员，来自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要探讨为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服务，委员的代表性就非常重要了。
我刚进入委员会工作时，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国际奥运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当时我还不能在开会时自如地用英语交流，还得借助翻译。作为委员会里仅有的两名亚洲委员之一，我应该充分地为亚洲运动员发出声音，因此我必须尽快通过语言关。而掌握了语言工具后就要考虑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何让其他人接受我的建议。
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在不同项目上非常杰出的运动员，而且绝大多数是奥运冠军，有的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有的是好几届奥运冠军。大家身为运动员性格上都属于那种比较勇于面对困难、敢说敢干的人，因此我们这个委员会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争论是比较激烈的。
《对外大传播》：你在国际奥委会工作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邓亚萍：我的最大体会是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而且一定要找到平衡点。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大多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以至于它的整个体系和游戏规则也是西方人确定和建立的。所以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委员很熟悉这套游戏规则，也比发展中国家的委员更清楚应当怎样完善这套规则。但委员会给国际奥委会提供的建议不能只适合于发达国家，一定是要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国际组织工作，只有提出对绝大多数成员都有利的建议，这个建议才能站得住脚。
举个例子，一次，我在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参加讨论，西方的委员就指责非洲一些国家宰杀大象，并主张大象应得到保护。但非洲的一些委员就说西方人在自己国家看不到多少大象，而实际上非洲有些国家大象已经泛滥成灾。在一些地区，大象肆意毁坏庄稼，和人类争夺有限的资源，使贫困人口的生活雪上加霜。非洲人没办法，就把辣椒抹在篱笆上，并寻找途径控制大象的数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任何政策的制定既要适合于大多数人，还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对外大传播》：来自五大洲的委员汇聚在一起，在那里交朋友容易吗？
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国际组织，包括我们运动员委员会里，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大家年龄相仿，又都是运动员出身，本身就很容易沟通，大家为了奥运会走到了一起，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国际奥委会一直在讲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家庭成员，我们要为了家庭的团结和睦，推动人类和平去做工作，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沉淀，提出对绝大多数人有益的建议，就能更好地确定在委员会的位置，获得大家对自己的认可。
共同享受人文奥运的盛宴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申奥期间，邓亚萍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时，一个女售货员很激动地对她说，请您一定要让我们北京把奥运会申办下来，多拉选票，努力工作，因为申奥成功后我就能搬新家了。这件事给她很大的震动，她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让老百姓因举办奥运会生活得更幸福。
《对外大传播》：从人文奥运的理念来讲，你希望老百姓能从北京奥运会得到什么？
邓亚萍：我从小的经历是从训练场、运动场到学校，又到国外留学，可以说，从运动员到学生，一直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真正与普通市民接触，是在2001年2月我回国开始参与申奥工作。那次在北京商店买东西和售货员的交谈，让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奥林匹克的向往。我开始思考，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奥林匹克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步，当时的场景太让我难忘了。在悉尼街头，聚集在火炬传递路线旁的民众都十分兴奋，就像是在庆祝自己国家的节日。当我站在跑道上准备迎接后面的运动员跑过来点火炬的时候，好多人都围了过来。有一个孩子就问我，能不能摸一下这个火炬，我说，当然，没问题！哎哟，他那种高兴的笑容和眼神，那个瞬间，太让我难忘了。
在莫斯科作申奥最后陈述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画面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渴望，我说，我希望中国通过举办一届奥运会来让更多人感受奥运会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首先从物质上看，举办奥运会将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市民可以从城市建设中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另外还有看不到的，软的改变。中国人可以与外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交流，从而了解更多国外通用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我举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例子，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很有热情参与奥运，奥运品牌市场开发的相关规定可以说给很多中国企业上了一课。我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发现不少中国企业在赞助奥运方面存在误区。一些企业并没有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赞助商，却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中使用北京奥组委的标志和称谓。这些企业认为我是在出钱支持奥运，我有热情宣传奥运，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了解奥运知识产权是归国际奥委会所有的。如果任由企业滥用奥林匹克标志赢利，就会侵犯到合法赞助商的权利，使他们丢失奥运商机，侵权的企业也会吃官司。
西方总是喜欢说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我想如果没有奥运会，中国的企业很多还不会明白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而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加速提高了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
《对外大传播》：我们许多人都与中国运动员的感情经历一样，一看国旗在国际赛场升起，就会眼含热泪。2004年雅典奥运会提出了“回家”的口号，一方面是说欢迎大家来到奥运诞生的故乡，一方面是提倡奥运回归到奥运精神本身，让大家更充分感受“地中海的阳光”。你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含义？
邓亚萍：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我想，这是由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而形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需要体育，需要运动员在国际赛场取得好的成绩来让世界了解中国。可以说，通过体育我们打开了一些外交的途径。但我觉得从运动员本身来讲，他从事体育运动和参与奥运会，自己是得到了一种享受的。站在赛场上，固然取得成绩可以和大家分享，因为身后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但我们还是会抛下所有的东西，专心地研究对手和打法，制定战略，不完全想到自己背负着这么多的重任。我相信，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在他们国家也被视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为民族赢得了荣耀。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同，就是不同国家老百姓看待竞技体育运动的心态。中国人看竞技体育最看重中国运动员的成绩，名次好了，才被视为成功。外国人看的是竞技体育的过程，是在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无论最后谁赢谁输，他们同样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骄傲。他们不是只关注自己的国家，会为双方运动员打出的精彩比赛场面鼓掌加油。这里更多体现的是体育的内涵和道德修养，看运动员尽力了没有，这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次受萨马兰奇之邀参观国际奥委会总部时在奥林匹克博物馆看的一个宣传短片，其中有一个很长的画面，并不是什么冠军获奖的场面，而是一个在马拉松赛上摔倒受伤的运动员走完比赛全程的情景。当别的选手都跑完了，他还坚持走着，直到最后一瘸一拐地步入田径场完成最后一圈赛程时，所有在场的观众都起立给他鼓掌、为他加油，他甚至比冠军得到的掌声和喝彩声还要多。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是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的体现。无论输赢，一瘸一拐走下来也是好样的，关键是把事情坚持做完，做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理念：重在参与。我们希望人类共同享受人文奥运的盛宴。
《对外大传播》：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国民素质还有些微词，在这方面你对我们的同胞有何期待？
邓亚萍：按照西方的说法，成为一个贵族是需要时间的。大家都知道贵族不等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是否优雅、从容，是否能遵守游戏规则，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成为贵族是需要几代人努力的。
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这20多年要让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驶入文明的轨道，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需要积累和沉淀，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这种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的是要靠从小培养，而且会受到来自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日常行为的影响。良好的全社会文明的形成难就难在这里！你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你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文明的、优雅的人，言谈举止非常得体，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需要政府、媒体、国民一起做长期的努力。
《对外大传播》：你在《关于利用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进一步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建议》中说，西方媒体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的，往往是着重挖掘一些负面的新闻来报道。离北京奥运会还有整整一年，你认为中国应如何积极应对国际舆论关注的问题，展示良好的国际形象？
邓亚萍：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西方媒体我希望他们有更多更客观的报道。我最近接受了CNN、《USA Today (今日美国)》报和日本《读卖新闻》等外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从他们提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中我感到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的事实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在加深，问的问题不那么尖锐了。我们不是怕回答尖锐的问题，而是这个尖锐的问题所指的现象到底存在不存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事，他们非要假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看起来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但实际上那些提问说明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现在有更多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常驻，有的住的时间很长，他们对中国当代发生的种种变化会有非常深切的体会。
另一方面，关于奥运外宣，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更加了解西方人的所思所想，并应该更加从西方人的思维角度出发来评价和想象他们对中国的什么情况最关注，他们怎么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想说什么，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进去，能不能接受。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包括我在国外留学和在国际组织工作这些年的体会，我觉得从事对外传播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坐到对方的位置上好好想一想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是什么，这样的外宣才更有针对性，才更能够让别人接受。
学术研究与奥林匹克运动息息相关
国内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正在一步步地深入，而邓亚萍的研究成果格外令人关注，一篇是已经用英文出版的《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另一篇是正在撰写中的以奥林匹克品牌研究为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奥运与经济的关系，其独特的角度令人期待。
《对外大传播》：请多讲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好吗？
邓亚萍：写硕士论文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呢？在我的运动员生涯和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这些年中，我遇到了一些以我自己的学识还不能很好地回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在国际上的成绩要强？第二，为什么中国的乒乓球运动能够这么长时间冲在世界的前面？
我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又是女性，在英国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确定了这个选题。写作中现成的材料基本没有，主要是靠深入访谈，对资深体育界官员和不同时代的教练员、运动员做访谈，试着找到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看起来乒乓球是一个点，其实这个点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追溯到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对中国女性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孔子主张妇女不要接受教育，应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不到100年前，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吗？我小的时候，还看得到从小裹着小脚的老太太。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运动员在世界竞技场上女的比男的成绩强，中国乒乓球称霸世界40多年，这只是一个浓缩的历史。如果把中国乒乓球运动研究清楚了，就能搞清楚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显得强一些。
首先，这来源于中国的体育体制。我们的体育体制保障运动员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训练和比赛，而不用操心衣食住行等生活上的事。其二，中国的体育体制，主张男女平等，这是从毛主席时候就开始的，国家给女运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发展的机会。
而在国外的竞技体育比赛中，很多奖金的设置，男运动员比女运动员要高很多，男子冠军要比女子冠军奖金甚至多出一倍，这从人权角度看公平吗？再看美国，1972年以前，美国妇女到有公共体育设施的场所去锻炼都是受限制的。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成立了国家集训队，当时就有10个女子训练项目，在竞技体育中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中国体育运动的训练体制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让男运动员陪女运动员训练，这使得女运动员在与男陪练的较量中，得到外国女运动员不可能有的磨炼与提高。
竞技体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女运动员通常非常吃苦耐劳，忍耐力极强。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让中国的妇女服务于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以及家中所有的人，使得女性比谁都更坚韧不拔，比谁都能够谦虚谨慎！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给中国妇女释放能量的机会，她们暴发出来的力量也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不能说中国的男运动员训练不刻苦，而应当全面地看问题。现在体育运动绝大多数发源于西方国家，西方有很长的竞技体育历史，社会有崇尚体育的风气，竞技运动员崇尚挑战人类可能达到的身体极限状态，而且在西方，甲级俱乐部、甲级赛事很多，男子运动员可以通过竞技体育获得物质上的满足。而中国的竞技体育实际上一直是在追赶西方，逐渐拉近我们与西方的差距。这种追赶就使得我们的男运动员为改变落后局面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中国的女子运动发展比较超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借助了很多男运动员的经验，是踏着男运动员的肩膀走上领奖台的。
《对外大传播》：听说在《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首发式上你含着热泪致辞，是什么打动了你？
邓亚萍：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尤其对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的学生，而且论文全部是用英文写的，想到自己在国外学习、作研究、答辩直到出书的整个过程，怎能不感慨万千？通过这篇论文，我也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实际情况，认同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是学术论文，写作中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但很多内容中都有我的切身体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乒乓球女运动员成长的影子。那种感慨是由衷的。
《对外大传播》：你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选择“奥林匹克品牌”作为研究方向？
邓亚萍：进入国际奥委会后我开始接触到奥运会后台的一些组织工作。我也曾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过两年，负责过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与企业打交道比较多。我现在的论文研究“奥林匹克品牌”，主要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和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俗话说没钱办不成事，举办一届奥运会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办成全世界人民的一件盛事，那我感兴趣的是从商业的角度，来探讨奥运会发动机的造血功能，即奥林匹克品牌是怎样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参与赞助奥运会的。
《对外大传播》：你找到它的核心价值和奥秘所在了吗？
邓亚萍：啊……（笑）这篇博士论文正在案例分析阶段。我选择了几家奥运会赞助商进行深度的调研，看这些企业为何看重奥林匹克品牌，愿意斥巨资获得奥运会赞助商的权利。简单来讲，企业看重奥运会是因为它是全球的，是全人类的盛事。想一想世界上有几项体育赛事能让全球的人都同时关注？除了夏季、冬季奥运会外，可能还有世界杯足球赛，或是F1世界一级方程式比赛。显而易见，奥运会和上述赛事相比，是跨越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的，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幼都能从奥运会中找到自己喜爱的项目，而世界杯足球赛则更多地受到男性和年轻人的关注。可见，企业要想向最广泛的受众营销自己的品牌，投资奥运会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尾声：2007年3月，邓亚萍出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为使奥运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为各国运动员及随行官员安全舒适的家，她和她的同事们紧张工作着。邓亚萍告诉我们，奥运村正在参照国际奥委会的技术手册标准进行建设。在她看来，每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都是新的，即使这个国家或城市曾经举办过奥运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奥运知识也需要更新，奥运村的建设也会注入新的元素，但强调对既有的奥运知识和经验进行传承，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一个很好的传统。她说，我们在奥运村的工作一直保持着与国际奥委会的沟通。
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邓亚萍作为两次申奥形象大使，有什么样的心愿？她满含笑意地对记者说：“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给中国、给世界留下一届非常美好的奥运会。我还希望无论是我们的体育健儿，还是组织工作者和普通民众，都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参加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其中的一站，就像火炬接力一样，奥林匹克运动还会继续往前走，未来有一天奥运会还会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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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