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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困局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需要两头做，考虑调电价和控煤价。并且，上调上网价格一定要在全国统一施行，如果只在部分地区施行，又会引发各方利益的相互博弈。”
电力告急。
按照往年的惯例，夏季用电高峰之前的1～4月，是用电的淡季。然而这个惯例，却在2011年被骤然打破。
一场罕见的淡季电荒突如其来，犹如一场瘟疫席卷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从东部到中部多省市，都出现了较大用电缺口。中电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表示，这是中国2004年以来最大一次“电荒”，保守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而在因核电事故而导致电荒的日本，最大电力缺口预计也才1000万～1500万千瓦。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惊呼：中国电荒“困难数倍于日本”，“一场历史性用电困难正在考验中国的神经”。
作为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保障，电力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家企业。中国在全力应对这场发生在淡季的电荒之余，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不容回避——
用电淡季已然如此，那么，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又当如何?
“今年这次电荒的严峻程度，还没有探底。”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说。
电荒蔓延全国
人均GDP已经率先突破2万美元的杭州萧山区，是浙江省综合实力第一区县，拥有民营企业3万多家，其中28家名列全国民企500强，被称为“创业城市”、
“民企之家”。
企业扎堆，原本是杭州萧山区一大无可比拟的优势。今年1月以来，逐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的当地制造企业，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大笔订单而加紧生产。可是，企业主们和当地政府却有些笑不出来，甚至开始头疼。
令他们头疼的原因只有一个缺电。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杭州萧山区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每天的用电量为5.8万千瓦时，大致相当于4.5万户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去年我们差不多用6亿度电，今年需求量达到了10亿度，增幅在百分之五六十。”集团副总裁俞传坤表示，进入今年4月份以来，该集团用电需求量不断加大，目前遭遇的供电瓶颈，已经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效率。
像荣盛这样的耗电大户，在萧山还有570多家。据杭州萧山供电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企业的耗电总量占到了全萧山的40％～50％。
不仅仅杭州萧山区，目前浙江全省的用电缺口在3万千瓦左右，已经出现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用电危机。据业内人士介绍，其原因主要是部分高耗能企业用电需求量增长旺盛，新增供电能力跟不上。
而浙江的电荒，在全国范围来看，也不是一省一区的个别现象。今年3月份以来，湖南、湖北、江西、山西、重庆、广东、贵州、陕西、河南、青海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电紧张态势，各地也相继采取了各种限电和让电措施。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用电量“淡季不淡”，同比增长12.7％，3月份的用电量甚至接近去年7、8月份盛夏高峰时段的用电量。
进入5月之后，电荒继续蔓延，进一步扩散至全国。据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介绍，缺电省份已发展至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而且多为“硬缺电”，即缺少装机，以及煤、电输送不畅。这次“电荒”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是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3000万千瓦左右的全国供电缺口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国家电监会近期表示，如果水电企业的来水情况不好，火电企业持续亏损的局面得不到改变，今年的夏季用电高峰期来临时，将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拉闸限电的情况。
缺煤惹的祸
夏季用电高峰期尚未到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电荒危机?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供电能力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国家电监会报告显示，基建新增装机连续5年超过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装机累计增长48610万千瓦。在电网规模建设方面，实现了“十一五”期间翻番的优异表现。
据中电联介绍，去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6亿千瓦，美国是10亿千瓦，两者相差不多，而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却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从这点来看，很难说中国的电荒是因为发电产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许多专家认为，这次淡季电荒的核心原因不是发电装机容量短缺，而是电煤短缺。
“这次电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解释都有道理，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火力发电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占的比重最大。只要这个环节不出现问题，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是不会出现短缺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能源专家林伯强对《地球》记者说。
火力发电所占比例，达到了中国整个用电来源的近八成。据国家电网公司统计分析，全国目前的电力结构中，77％左右来源于煤炭发电，16％左右来源于水力发电，2％左右来源于核能发电，1％左右来源于风力发电。
北京师范大学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卫斌认为，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说，今年正值“十二五”开局之年，投资项目增多，同时“十一五”末因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而放缓的项目又有一定的释放，导致市场对电力需求量加大。另外，一季度第三产业以及居民用电的增长速度加快，也导致了电力短缺。
“我们的能源需求非常旺盛，用电负荷甚至达到了去年夏季高峰时的水平。这么高的用电负荷，主要还是由于工业用电需求导致的，因为我们民用电的比重只有13％左右。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高耗能高污染的路径。”林卫斌对《地球》记者说。
虽然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节节攀升，但是，电力设备平均利用率却不容乐观。据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俞燕山介绍，2004年至2009年，全国6000千瓦以上电厂累计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已经连连下降，直到2010年才首次回升，达到4660小时。火电设备的利用率不高，直接抑制了火电发电量的提高。
林伯强表示，我国的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可以达到6000小时，然而现在却只达到了4660小时。可见电厂并不是没有能力发电，发电机组闲置、电煤供应不足才是问题所在。
林卫斌认为，这次淡季出现电荒的根本原因是电煤短缺以及水电发展不畅。在煤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有的小电力企业不得不停产，再加上今年以来，湖南、江西等水电大省水库较往年偏枯，水力发电不给力，加大了对煤炭发电的依赖性，因而当煤炭供应环节出现问题时，自然导致了电荒的提前到来。
除了水力发电不给力，电源的区域布局问题、电煤运输能力差、电网送电能力不高等也都是制约电力供给的因素。业内人士用“东部缺电，西部窝电”来形容这种奇怪现象。
发电越多越亏损?
今年出现的淡季电荒，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2004年的缺电危机。
2004年，中国出现大面积缺电局面，“缺电、缺电!”一度成为当时人们谈虎色变的词汇。全国很多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缺电危机。
当时上海市连续出现大面积停电，高温酷暑煎熬下，开不了空调的市民叫苦不迭，上海市政府也焦头烂额。
毗邻上海的浙江省，缺电额几近40％。为救急，浙江愿出高价向兄弟省市买电。无奈，整个华东六省一市全是难兄难弟，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冬季拉闸限电”情况。
在华北，北京市为了节约用电，甚至提出公务员要尽量少穿西服、打领带，这样就可以把空调温度调得高一些，减少用电负荷。
在华南，广州为应对电荒，路灯都是隔几支才开的，很多商场都自己发电照明。
2004年的深刻缺电记忆，在7年之后，似乎又被重新唤起。
但是，同样是缺电，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相同。据了解，2004年的火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接近6000小时，而2010年的火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才4660小时，在今年发生电荒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很多发电机组停机闲置的反常现象。
那么，为什么一边是严重的淡季电荒，一边却是很多发电机组停机闲置呢?
“如果电厂像2004年那样拼命发电，应该不会出现缺电，2004年没有装机，是真正短缺，而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是不会出现大缺电的。”据林伯强分析，这反映出“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煤炭价格走高，发电成本上升，但是入网电价不变，火电厂亏损严重，电力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开工不足。
“2005年以后，煤价才开始涨，在这之前，火电企业是盈利的。现在，火电企业是每发一度电，就会亏损一点钱，这样一年年积累下来，它发电的积极性怎么会高?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只要手脚稍微一慢，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林伯强对《地球》记者说。
国家电监会办公室副主任俞燕山也认为，眼下电力供应偏紧并不是电力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造成的，我国的火电发电装机仍处于高位，问题在于火电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处于历史低位。由于电厂基本是国企，即使是亏损，也必须保证供应。但是，保障供应的积极性很重要。
俞燕山表示，由于电价形成机制不顺，火电企业持续大面积亏损，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国家电监会目前监测到的情况也显示，大多数中西部企业生产能力由于电煤、价格和资金的问题没有得到发挥，处于停机的状态。
在电企因亏损停机带来电荒的背景之下，林伯强认为，煤企应该反思自己的利润空间，不能一味抬高煤价，目前已经到了必须有所举措的时候了。“涨电价可行吗?该不该涨?涨不了的话就只能压煤价，所有煤价都压，而不能只压电煤的价格。”
然而，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中，企业自身出于道德责任而降低煤价或是政府出台措施调控煤价，能否取得很好的效果呢?对此，业界有关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
林伯强认为，加强电煤运输通道建设，改造电网送电能力，只是解决电荒的长期性办法。但目前迫在眉睫的，还是要提高发电企业的积极性，适当提高电价，同时压低煤价，让发电企业进一步提高发电量。
林卫斌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煤炭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煤企定价是一种市场行为，控制煤炭价格恐怕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容易导致扭曲，甚至会出现煤荒。在市场化条件下，也未必能控制得住。发改委要求主要煤炭企业维持煤炭价格稳定，电煤的年度合同又规定了煤价不能变，如果光是电煤限价，其它煤不限价，那么电煤供应的积极性肯定也会降低，而煤企供应煤炭的手脚再慢一些，煤炭供应自然会出现短缺。
肥了电网饿了电厂
除了电煤涨价，电力行业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也是导致电厂以“停机检修”为由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
在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相继闹电荒的同时，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则面临电力外送的困境。这种“东部缺电，西部窝电”的尴尬现象，引起了舆论对电网输送能力的质疑。
在厂网分离后，电力公司负责电网管理和电力销售，属于国家垄断。电厂则负责发电和电力上网。发电企业的“上网价”和用户的“销售价”之间，有一个差价，这个差价由中间的电网拿走。根据国家电监会2008年度《电价监管报告》显示，2008年的平均上网电价为360.34元／千千瓦时，而平均销售电价为523.10元／千千瓦时，其差价是162.76元／千千瓦时。电网在成本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获得了超额利润。
有关专家表示，电力行业内部的体制结构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均衡，“电荒”很大程度上源于内部利润“掐架”。如果仅靠上调销售价格，发电企业还是不会提高多少积极性，因为上涨的利润很可能都被“运输商”拿走了。目前较合理、见效较快的解决方案，是上调上网价，保持销售价，让发电企业有利可图，降低“中间商”的获利水平。
另外，电网企业的退让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更根本的方法还是要深化电力行业的改革，理顺机制，平衡利益，化解多重矛盾，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对安全、清洁的能源投入，加大新兴能源发电的比重，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电力改革任重遒远
作为国民经济最基础要素的电力的供应危机，给刚刚启程的中国“十二五”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中电联预测，“十二五”中期，我国将可能出现大范围缺电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想解决电荒，就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用调结构与加快电力建设并举的方式解决电荒问题。
“煤电困局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需要两头做，考虑调电价和控煤价。并且，上调上网价格一定要在全国统一施行，如果只在部分地区施行，又会引发各方利益的相互博弈。”林伯强说，“就算最终消化到终端价格，我们也是建议对高耗能产业实行差别化电价，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一调电价就是指上调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林卫斌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电荒问题，应该改变现有的能源定价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不是靠简单的上调电价来解决问题，更不是上调居民的生活用电价格。电价当中，包括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而终端电价又包括民用电、商用电和工业用电等。对于电厂亏损的地区，适当上调上网价格而不是上调居民用电价格。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上调了上网电价，但是终端价格没有上调，这部分需要由电网企业，也就是各地方的电力公司消化。
而与应对当前的电荒相比，未来的中国电力改革之路在一些专家看来，要更加困难。
“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难点，在于现行的电力体制改革滞后。”林卫斌认为，在厂网分离后，发电侧的市场竞争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也就无法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在没有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只能靠政府定价，但是当前的政府定价机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市场的稀缺程度。
“这里面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益博弈问题。但是总体上体现出一点，现有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林伯强则表示，要破解煤电困局，长远看来，要市场化运作；从中短期来看，煤电价格联动才是解决的方法。要从体制机制上破解煤电矛盾，本质上其实就是实现煤电联动，而实现煤电联动则需要更多实际操作层面的变革，但到现在，
“还一直没能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路子”。
电力告急。
按照往年的惯例，夏季用电高峰之前的1～4月，是用电的淡季。然而这个惯例，却在2011年被骤然打破。
一场罕见的淡季电荒突如其来，犹如一场瘟疫席卷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从东部到中部多省市，都出现了较大用电缺口。中电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表示，这是中国2004年以来最大一次“电荒”，保守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而在因核电事故而导致电荒的日本，最大电力缺口预计也才1000万～1500万千瓦。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惊呼：中国电荒“困难数倍于日本”，“一场历史性用电困难正在考验中国的神经”。
作为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保障，电力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家企业。中国在全力应对这场发生在淡季的电荒之余，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不容回避——
用电淡季已然如此，那么，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又当如何?
“今年这次电荒的严峻程度，还没有探底。”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说。
电荒蔓延全国
人均GDP已经率先突破2万美元的杭州萧山区，是浙江省综合实力第一区县，拥有民营企业3万多家，其中28家名列全国民企500强，被称为“创业城市”、
“民企之家”。
企业扎堆，原本是杭州萧山区一大无可比拟的优势。今年1月以来，逐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的当地制造企业，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大笔订单而加紧生产。可是，企业主们和当地政府却有些笑不出来，甚至开始头疼。
令他们头疼的原因只有一个缺电。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杭州萧山区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每天的用电量为5.8万千瓦时，大致相当于4.5万户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
“去年我们差不多用6亿度电，今年需求量达到了10亿度，增幅在百分之五六十。”集团副总裁俞传坤表示，进入今年4月份以来，该集团用电需求量不断加大，目前遭遇的供电瓶颈，已经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效率。
像荣盛这样的耗电大户，在萧山还有570多家。据杭州萧山供电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企业的耗电总量占到了全萧山的40％～50％。
不仅仅杭州萧山区，目前浙江全省的用电缺口在3万千瓦左右，已经出现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用电危机。据业内人士介绍，其原因主要是部分高耗能企业用电需求量增长旺盛，新增供电能力跟不上。
而浙江的电荒，在全国范围来看，也不是一省一区的个别现象。今年3月份以来，湖南、湖北、江西、山西、重庆、广东、贵州、陕西、河南、青海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电紧张态势，各地也相继采取了各种限电和让电措施。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用电量“淡季不淡”，同比增长12.7％，3月份的用电量甚至接近去年7、8月份盛夏高峰时段的用电量。
进入5月之后，电荒继续蔓延，进一步扩散至全国。据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介绍，缺电省份已发展至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而且多为“硬缺电”，即缺少装机，以及煤、电输送不畅。这次“电荒”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是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3000万千瓦左右的全国供电缺口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国家电监会近期表示，如果水电企业的来水情况不好，火电企业持续亏损的局面得不到改变，今年的夏季用电高峰期来临时，将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拉闸限电的情况。
缺煤惹的祸
夏季用电高峰期尚未到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电荒危机?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供电能力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国家电监会报告显示，基建新增装机连续5年超过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装机累计增长48610万千瓦。在电网规模建设方面，实现了“十一五”期间翻番的优异表现。
据中电联介绍，去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6亿千瓦，美国是10亿千瓦，两者相差不多，而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却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从这点来看，很难说中国的电荒是因为发电产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许多专家认为，这次淡季电荒的核心原因不是发电装机容量短缺，而是电煤短缺。
“这次电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解释都有道理，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火力发电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占的比重最大。只要这个环节不出现问题，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是不会出现短缺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能源专家林伯强对《地球》记者说。
火力发电所占比例，达到了中国整个用电来源的近八成。据国家电网公司统计分析，全国目前的电力结构中，77％左右来源于煤炭发电，16％左右来源于水力发电，2％左右来源于核能发电，1％左右来源于风力发电。
北京师范大学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卫斌认为，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说，今年正值“十二五”开局之年，投资项目增多，同时“十一五”末因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而放缓的项目又有一定的释放，导致市场对电力需求量加大。另外，一季度第三产业以及居民用电的增长速度加快，也导致了电力短缺。
“我们的能源需求非常旺盛，用电负荷甚至达到了去年夏季高峰时的水平。这么高的用电负荷，主要还是由于工业用电需求导致的，因为我们民用电的比重只有13％左右。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高耗能高污染的路径。”林卫斌对《地球》记者说。
虽然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节节攀升，但是，电力设备平均利用率却不容乐观。据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俞燕山介绍，2004年至2009年，全国6000千瓦以上电厂累计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已经连连下降，直到2010年才首次回升，达到4660小时。火电设备的利用率不高，直接抑制了火电发电量的提高。
林伯强表示，我国的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可以达到6000小时，然而现在却只达到了4660小时。可见电厂并不是没有能力发电，发电机组闲置、电煤供应不足才是问题所在。
林卫斌认为，这次淡季出现电荒的根本原因是电煤短缺以及水电发展不畅。在煤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有的小电力企业不得不停产，再加上今年以来，湖南、江西等水电大省水库较往年偏枯，水力发电不给力，加大了对煤炭发电的依赖性，因而当煤炭供应环节出现问题时，自然导致了电荒的提前到来。
除了水力发电不给力，电源的区域布局问题、电煤运输能力差、电网送电能力不高等也都是制约电力供给的因素。业内人士用“东部缺电，西部窝电”来形容这种奇怪现象。
发电越多越亏损?
今年出现的淡季电荒，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2004年的缺电危机。
2004年，中国出现大面积缺电局面，“缺电、缺电!”一度成为当时人们谈虎色变的词汇。全国很多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缺电危机。
当时上海市连续出现大面积停电，高温酷暑煎熬下，开不了空调的市民叫苦不迭，上海市政府也焦头烂额。
毗邻上海的浙江省，缺电额几近40％。为救急，浙江愿出高价向兄弟省市买电。无奈，整个华东六省一市全是难兄难弟，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冬季拉闸限电”情况。
在华北，北京市为了节约用电，甚至提出公务员要尽量少穿西服、打领带，这样就可以把空调温度调得高一些，减少用电负荷。
在华南，广州为应对电荒，路灯都是隔几支才开的，很多商场都自己发电照明。
2004年的深刻缺电记忆，在7年之后，似乎又被重新唤起。
但是，同样是缺电，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相同。据了解，2004年的火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接近6000小时，而2010年的火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才4660小时，在今年发生电荒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很多发电机组停机闲置的反常现象。
那么，为什么一边是严重的淡季电荒，一边却是很多发电机组停机闲置呢?
“如果电厂像2004年那样拼命发电，应该不会出现缺电，2004年没有装机，是真正短缺，而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是不会出现大缺电的。”据林伯强分析，这反映出“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煤炭价格走高，发电成本上升，但是入网电价不变，火电厂亏损严重，电力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开工不足。
“2005年以后，煤价才开始涨，在这之前，火电企业是盈利的。现在，火电企业是每发一度电，就会亏损一点钱，这样一年年积累下来，它发电的积极性怎么会高?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只要手脚稍微一慢，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林伯强对《地球》记者说。
国家电监会办公室副主任俞燕山也认为，眼下电力供应偏紧并不是电力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造成的，我国的火电发电装机仍处于高位，问题在于火电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处于历史低位。由于电厂基本是国企，即使是亏损，也必须保证供应。但是，保障供应的积极性很重要。
俞燕山表示，由于电价形成机制不顺，火电企业持续大面积亏损，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国家电监会目前监测到的情况也显示，大多数中西部企业生产能力由于电煤、价格和资金的问题没有得到发挥，处于停机的状态。
在电企因亏损停机带来电荒的背景之下，林伯强认为，煤企应该反思自己的利润空间，不能一味抬高煤价，目前已经到了必须有所举措的时候了。“涨电价可行吗?该不该涨?涨不了的话就只能压煤价，所有煤价都压，而不能只压电煤的价格。”
然而，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中，企业自身出于道德责任而降低煤价或是政府出台措施调控煤价，能否取得很好的效果呢?对此，业界有关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
林伯强认为，加强电煤运输通道建设，改造电网送电能力，只是解决电荒的长期性办法。但目前迫在眉睫的，还是要提高发电企业的积极性，适当提高电价，同时压低煤价，让发电企业进一步提高发电量。
林卫斌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煤炭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煤企定价是一种市场行为，控制煤炭价格恐怕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容易导致扭曲，甚至会出现煤荒。在市场化条件下，也未必能控制得住。发改委要求主要煤炭企业维持煤炭价格稳定，电煤的年度合同又规定了煤价不能变，如果光是电煤限价，其它煤不限价，那么电煤供应的积极性肯定也会降低，而煤企供应煤炭的手脚再慢一些，煤炭供应自然会出现短缺。
肥了电网饿了电厂
除了电煤涨价，电力行业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也是导致电厂以“停机检修”为由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
在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相继闹电荒的同时，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则面临电力外送的困境。这种“东部缺电，西部窝电”的尴尬现象，引起了舆论对电网输送能力的质疑。
在厂网分离后，电力公司负责电网管理和电力销售，属于国家垄断。电厂则负责发电和电力上网。发电企业的“上网价”和用户的“销售价”之间，有一个差价，这个差价由中间的电网拿走。根据国家电监会2008年度《电价监管报告》显示，2008年的平均上网电价为360.34元／千千瓦时，而平均销售电价为523.10元／千千瓦时，其差价是162.76元／千千瓦时。电网在成本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获得了超额利润。
有关专家表示，电力行业内部的体制结构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均衡，“电荒”很大程度上源于内部利润“掐架”。如果仅靠上调销售价格，发电企业还是不会提高多少积极性，因为上涨的利润很可能都被“运输商”拿走了。目前较合理、见效较快的解决方案，是上调上网价，保持销售价，让发电企业有利可图，降低“中间商”的获利水平。
另外，电网企业的退让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更根本的方法还是要深化电力行业的改革，理顺机制，平衡利益，化解多重矛盾，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对安全、清洁的能源投入，加大新兴能源发电的比重，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电力改革任重遒远
作为国民经济最基础要素的电力的供应危机，给刚刚启程的中国“十二五”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中电联预测，“十二五”中期，我国将可能出现大范围缺电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想解决电荒，就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用调结构与加快电力建设并举的方式解决电荒问题。
“煤电困局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需要两头做，考虑调电价和控煤价。并且，上调上网价格一定要在全国统一施行，如果只在部分地区施行，又会引发各方利益的相互博弈。”林伯强说，“就算最终消化到终端价格，我们也是建议对高耗能产业实行差别化电价，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一调电价就是指上调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林卫斌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电荒问题，应该改变现有的能源定价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不是靠简单的上调电价来解决问题，更不是上调居民的生活用电价格。电价当中，包括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而终端电价又包括民用电、商用电和工业用电等。对于电厂亏损的地区，适当上调上网价格而不是上调居民用电价格。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上调了上网电价，但是终端价格没有上调，这部分需要由电网企业，也就是各地方的电力公司消化。
而与应对当前的电荒相比，未来的中国电力改革之路在一些专家看来，要更加困难。
“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难点，在于现行的电力体制改革滞后。”林卫斌认为，在厂网分离后，发电侧的市场竞争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也就无法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在没有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只能靠政府定价，但是当前的政府定价机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市场的稀缺程度。
“这里面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益博弈问题。但是总体上体现出一点，现有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林伯强则表示，要破解煤电困局，长远看来，要市场化运作；从中短期来看，煤电价格联动才是解决的方法。要从体制机制上破解煤电矛盾，本质上其实就是实现煤电联动，而实现煤电联动则需要更多实际操作层面的变革，但到现在，
“还一直没能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