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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提前预测吗？面对肺炎信息，为什么你总是很难说服与你观点不一致的人？为什么有些专家的每句话都特别有公信力？为什么武汉政府、武汉红十字会留给公众的印象很难改变？
心理学家用认知偏差来解释上述信息传播中的现象。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面对纷杂的信息时所作的判断是客观、符合逻辑的。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人们在决策时会出现系统性的思维偏差，越是遇到信息量大、信息意义不明确、需要快速作出反应的情形，这种认知偏差越容易出现。而新冠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恰好满足这些特征。在对疫情发展态势不确定的心态之下，人们从各个渠道汲取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再借助新媒体工具向外界传播信息，让这种思维偏差表现得更加明显。
什么是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是人们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所产生的与事实本身的某种差别或偏离。人的认知过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1）接受和评价信息;（2）产生应付和处理问题;（3）预测和估计结果。认知偏差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部分，其产生具有不可避免性。
认知偏差为什么会出现
首先，人的注意力资源有限。如果将人的大脑比作电脑，那注意力资源就像电脑的CPU。如果同时打开很多程序，电脑就会变慢甚至崩溃死机。如果人在作决策时不得不考虑每一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作最简单的决定，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以大脑早早就学会了“偷懒”，省着使用这些宝贵的注意力资源。
其次，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思维捷径。思维捷径也称作启发式思维（Heuristics），指依据有限的知识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面对复杂的自然世界，这些思维捷径能帮助人类快速作出反应，从而存活下来。这也是大脑最知名的“偷懒”方式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指出：我们拥有两套思考系统，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为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第三，群体压力（Group Pressure），这种压力是无形的，甚至你自己都没觉察到。作为群体的一员，为了保持与群体的关系，当你的思想或行为与群体的规范、意见发生冲突时，你会倾向于作出被群体认可的反应。如果对群体动力学感兴趣，可以去查看所罗门·阿西经典的“从众”实验。
此外，其他原因还包括个人的动机（Individual Motivations）、情绪等。
哪些认知偏差会影响人们对疫情信息的认识？
结合新冠疫情信息传播，这里介绍几种常见的认知偏差。
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常见的例子是人们常说的“我早就知道了”“事后诸葛”。在事件发生后，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事件的可预测性会比在它还没发生之前时的可预测性更高。所以，面对网络上盛传的“专家称2019年冬末春初会有瘟疫发生”“美国自称灵媒的女作家在2008年出版的书籍中预言2020年全球会暴发一场严重的肺炎疾病”，在疫情已经发生之后，乍一看这些消息就会觉得“哇塞，好厉害，太神了”，其背后就是因为人们有“后视偏差”这种心理。
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我们倾向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在搜集和分析信息時，会产生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的倾向。这个证据可能是新闻媒体上的一条新闻、自媒体上的一个小道消息、甚至是比较有威信的某位友人的只言片语。所以，当你和一个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讨论新冠疫情时，你俩都会抛出各种证据证明真理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对方觉得跟你说话是“对牛弹琴”。
光环效应（Halo Effect）。一个人或物的某种品质一旦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或物的其他品质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比如，平时你关注的某个公众号，因为在其专业领域很有见解，得到你的赏识，其发布的关于新冠的信息对你来说也特别可信。再比如张文宏教授因为深入浅出、逻辑清晰的发言，圈粉无数，粉丝也会不由自主地放大其人格魅力。
首应效应（Primacy Effect）和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首先被人接受的信息，对于形成人的印象起着强烈的作用，即“先入为主”带来的效果。并且，人们会持续依赖先入为主的信息，即便之前的错误信息已被纠正。因此，即便武汉政府、武汉红十字会在疫情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早期其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较差，所以很难改变公众对其的印象。
认知偏差还有很多，你可能没想到，在维基百科的认知偏差列表上总共有175种认知偏差。为了便于记忆和理解，还有人专门撰文将这些认知偏差分类。对于个人来说，虽然认知偏差很难避免，但学习和了解这些偏差，还是能帮助我们提升自我觉察力，在现实生活中优化我们的决策和判断。
心理学家用认知偏差来解释上述信息传播中的现象。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面对纷杂的信息时所作的判断是客观、符合逻辑的。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人们在决策时会出现系统性的思维偏差，越是遇到信息量大、信息意义不明确、需要快速作出反应的情形，这种认知偏差越容易出现。而新冠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恰好满足这些特征。在对疫情发展态势不确定的心态之下，人们从各个渠道汲取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再借助新媒体工具向外界传播信息，让这种思维偏差表现得更加明显。
什么是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是人们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所产生的与事实本身的某种差别或偏离。人的认知过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1）接受和评价信息;（2）产生应付和处理问题;（3）预测和估计结果。认知偏差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部分，其产生具有不可避免性。
认知偏差为什么会出现
首先，人的注意力资源有限。如果将人的大脑比作电脑，那注意力资源就像电脑的CPU。如果同时打开很多程序，电脑就会变慢甚至崩溃死机。如果人在作决策时不得不考虑每一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作最简单的决定，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以大脑早早就学会了“偷懒”，省着使用这些宝贵的注意力资源。
其次，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思维捷径。思维捷径也称作启发式思维（Heuristics），指依据有限的知识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面对复杂的自然世界，这些思维捷径能帮助人类快速作出反应，从而存活下来。这也是大脑最知名的“偷懒”方式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指出：我们拥有两套思考系统，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为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第三，群体压力（Group Pressure），这种压力是无形的，甚至你自己都没觉察到。作为群体的一员，为了保持与群体的关系，当你的思想或行为与群体的规范、意见发生冲突时，你会倾向于作出被群体认可的反应。如果对群体动力学感兴趣，可以去查看所罗门·阿西经典的“从众”实验。
此外，其他原因还包括个人的动机（Individual Motivations）、情绪等。
哪些认知偏差会影响人们对疫情信息的认识？
结合新冠疫情信息传播，这里介绍几种常见的认知偏差。
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常见的例子是人们常说的“我早就知道了”“事后诸葛”。在事件发生后，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事件的可预测性会比在它还没发生之前时的可预测性更高。所以，面对网络上盛传的“专家称2019年冬末春初会有瘟疫发生”“美国自称灵媒的女作家在2008年出版的书籍中预言2020年全球会暴发一场严重的肺炎疾病”，在疫情已经发生之后，乍一看这些消息就会觉得“哇塞，好厉害，太神了”，其背后就是因为人们有“后视偏差”这种心理。
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我们倾向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在搜集和分析信息時，会产生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的倾向。这个证据可能是新闻媒体上的一条新闻、自媒体上的一个小道消息、甚至是比较有威信的某位友人的只言片语。所以，当你和一个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讨论新冠疫情时，你俩都会抛出各种证据证明真理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对方觉得跟你说话是“对牛弹琴”。
光环效应（Halo Effect）。一个人或物的某种品质一旦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或物的其他品质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比如，平时你关注的某个公众号，因为在其专业领域很有见解，得到你的赏识，其发布的关于新冠的信息对你来说也特别可信。再比如张文宏教授因为深入浅出、逻辑清晰的发言，圈粉无数，粉丝也会不由自主地放大其人格魅力。
首应效应（Primacy Effect）和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首先被人接受的信息，对于形成人的印象起着强烈的作用，即“先入为主”带来的效果。并且，人们会持续依赖先入为主的信息，即便之前的错误信息已被纠正。因此，即便武汉政府、武汉红十字会在疫情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早期其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较差，所以很难改变公众对其的印象。
认知偏差还有很多，你可能没想到，在维基百科的认知偏差列表上总共有175种认知偏差。为了便于记忆和理解，还有人专门撰文将这些认知偏差分类。对于个人来说，虽然认知偏差很难避免，但学习和了解这些偏差，还是能帮助我们提升自我觉察力，在现实生活中优化我们的决策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