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开始他什么都不懂。
　　2020年1月25日，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三天，甘肃人王文博从兰州赶往武汉，给武汉的医院运送物资，主要是甘肃的土豆和苹果。
　　2020年2月16日，王文博成为雷神山医院的志愿者，工号ZY0001。
　　在此之前，他经常打交道的是农产品，那天以后，则是传染、疾病与生死。“正压、负压、液氧、医废”代替“土豆、苹果、黄芪、宽粉”，密集地出现在从那天以后的时间里。
　　回到兰州，翻看雷神山医院的照片与视频，他希望可以快点忘记。似乎只有忘记，才可以开始接下来的日常。
　　2020年冬末春始，他与人类新发现的一种传染疾病短兵相接的经历，足够让他更加饱满地行走在人生路上。这场疫情中有太多个“王文博”，他们再普通不过，却让人们在惨烈的悲痛中看到了温暖与希望。

瘟 神

　　1月23日的早晨，刚起床的王文博看到了武汉封城的信息。
　　1月25日，封城第三天，生于1990年的王文博从兰州启程进武汉。兰州铁路系统给武汉捐赠一批物资，王博文申请随车。
　　回到兰州以后，一个朋友要捐赠苹果。王文博找了很多人帮忙运输，“没有人愿意来”，最后找到了甘肃方舟救援队。过去王文博就在方舟救援队当志愿者，“有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去现场”。打捞、搜救、认尸，都干过。
　　1月25日到2月13日，他和救援队一起运送物资。王文博多是用自己的车，兰州到武汉往返3000多公里，那段时间，他的车跑了4万多公里。
　　路上总有些难忘的事情。有一次，从武汉回兰州的高速上，在陕西蓝田服务区，王文博和他的运输团队被陕西省蓝田交警扣了下来。
　　“我是在捐赠物资返回兰州的路上，不是逃离武汉。”王文博给湖北打电话，对方说你已经出了湖北，不在湖北的管理范围；给陕西打电话，对方说你联系我们防疫总指挥部，联系以后，对方说不知道这回事。
　　那没办法。前、后各一辆警车，把王文博和他的运输团队带到一个医院做检查，量体温。王文博说他要上厕所，对方给他一个塑料袋，让他自己去车里解决。
　　当地工作人员说他们收到消息，得知王文博团队里有确诊的。王文博就问，“谁告诉你们的？”他们说做完检查明天出结果再说，王文博说，“你一共就给我们测了一个体温，我现在是36.4度，明天出什么结果呢？”他们说天亮以后王文博就可以走。
　　他们把王文博从医院拉到了一个隔离点，每个人相距恨不得10米远，王文博想跟他们说话，他们立刻伸出胳膊说，“你不要过来。”
　　王文博有甘肃省的捐赠文件，也有湖北省的接收文件，也有通行证，所有证件齐全。到了隔离点，工作人员也很懵。

雷神山医院党建人事处的处长说，“医院不管你防护、不管你住宿，只管你吃，其他全靠你自己，没有报酬，万一被感染了，不负责。”王文博说，行。

　　到酒店时是凌晨4点，隔离点管得并不严，王文博一个人走了出来，都已经到马路上了。但是他意识到如果他真走了，警察就真有理由抓他了。他返回后告诉酒店里的护士，自己走出去又回来了。护士说，“如果你走了，我的工作可能就没了。”
　　“我们就相互体谅吧。”王文博对护士说，他就想知道自己这样被隔离的原因。护士说她也不知道。
　　王文博给当地紀委打电话，“很离奇”，当天下午6点多，王文博他们就可以走了。还是把他们扣下来的那批人，把他们送了回去。前、后警车，从陕西省蓝田县送到了甘肃省宝鸡市境内，200多公里的路程。
　　“感觉我们像是瘟神，确保我们从陕西进了甘肃，他们才回去。”

唯 一

　　有一次，王文博给雷神山医院送物资，但是东西到了库房，没人卸，对方说现在找不到人。
　　王文博说：“那我能来么？”对方说，那肯定不可能。后来王文博知道他是雷神山医院库房组组长。
　　2月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面接管雷神山医院，需要成立“党员突击队”。王文博看到组长发了一个朋友圈：雷神山医院招募志愿者，必须是武汉本地人。他不是本地人，但带着党员证过去了。
　　雷神山医院党建人事处的处长说，“医院不管你防护、不管你住宿，只管你吃，其他全靠你自己，没有报酬，万一被感染了，不负责。”王文博说，行。对方说，“那你明天来吧。”
　　真正过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医院每天发口罩，经常发一些小零食。在雷神山医院里住了4天，因为是活动板房，不隔音，睡得不好，他就被安排到了外面住。王文博就说他们在骗他，刚开始说的条件那么差，后来对他又那么好。“他们就想看看我的决心程度。”
　　在武汉，王文博认识很多志愿者，本地的、非本地的，没有人会选择去医院。 “他们说我做志愿者，我可以接医护，可以给孤寡老人送菜，但是雷神山不去，医院也不去。”
　　最缺人的时候，有的医院找保安要付1000元一天的报酬。在王文博看来，“那时候每一个愿意出来工作的人，都很伟大”。
　　王文博的同事全部是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第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唯一一个志愿者。拿到工牌（ZY0001）的时候，王文博特别开心。他就问，这个号怎么这么好啊？工作人员说，“只有你一个。”
　　王文博就说，“那如果以后再招志愿者，我是不是可以当组长？”对方说，没问题。直到离开，他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组长。“以为是第一个，结果是唯一一个。”
　　那时候他不知道ICU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压、负压、液氧、医废、污水处理池是什么。
　　他是一个完全没跟医院工作打过交道的人，但是进到医院后，有工作任务时，他收到的指令是把这个做了，把那个做了，“全是专业术语”。 　　他们告诉王文博什么，他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百度，大概了解一番，再下手去做。他“喜欢多管闲事”。平衡车坏了，他会修，无人机来了，他会操作，需要写资料了，他会写，库房乱了，他会整理。
　　在同事肖琳琪的眼里，王文博“神通广大”，会很多技能。肖琳琪出生于1995年，来自中南医院，她是整个办公室里年龄最小的。在王文博看来，她也是最辛苦的。
　　肖琳琪家在湖北仙桃，疫情暴发时，她在老家休假，妈妈把她送上回武汉的车。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妈妈每天都在担心，也会问自己：把孩子送到武汉去加班是对还是错？
　　肖琳琪说她从家里出发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她后来跟很多人聊过，“那段时间每个去武汉的人，都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想法。”

阳 性

　　是医院就有风险。
　　2月16日，王文博到雷神山医院报到的第一天。
　　刚进办公室，工牌还没拿到，一个人过来对他们说：“赶紧全部都出去。”有点懵，他随着紧张的人群跑出了办公室。出来还听得到里面的人在打电话：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后来了解到，前一天办公室里的一批人中有3个人核酸检测阳性，要先对办公室全面消杀，“把桌子上那些喝的、吃的、用的，全部拿出去扔掉了”。
　　好多人都说王文博像中彩票一样：“刚来第一天，办公室里就有人确诊。”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文博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经历了好几起“测出来有问题”。包括王文博自己。
　　身边有人感染了，王文博和他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就需要做检查。王文博前后做了5次检测。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3月8日，王文博血清抗体检测双阳，他被要求回住处隔离。

他说他看到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双阳时，他想的就是：“我的体质还行，能扛过去。”“其实，如果有万一，我还有一个哥哥。”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的。后来又查CT、测核酸，回兰州前，他又去测了血清抗体，一个阳性一个阴性。医生说他这是自愈了，有抗体了。“这么重大的一个病，没有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来武汉之前，他问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朋友说，只要防护得当，应该没什么。退一万步讲，真的被感染了。“只要休息得好、吃得好、抵抗力强，这个病就不怕。”
　　他说他看到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双阳时，他想的就是：“我的体质还行，能扛过去。”
　　“其实，如果有万一，我还有一个哥哥。”
　　看到甘肃第三批医护人员回到兰州时的照片，周边拉了封锁线，王文博觉得“有点过不去”。
　　走的时候都是英雄，送花，回去的时候，也是高礼遇，“但是医护人员下车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得那么远”。在他看来，医护人员比任何人都懂得做防护。
　　整个甘肃省一共才多少个确诊患者？她们在武汉接触多少患者？但是回去的现场，“医护人员穿得还跟走的时候一样，就是普通的医护人员的衣服，但是接他们的人穿着防护服。”
　　“难道她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毒吗？”“对我怎么样，我没所谓。就是觉得这样对医护人员不公平。”
　　3月22日，随第五批支援武汉的甘肃医护回到兰州的王文博，同样遇到了“人群离我们很远，很多人穿着防护服”的情况。
　　王文博跟很多人解释过很多次，湖北的空气没有毒，没有用。还是有朋友问他，你们吃饭怎么吃？他说，正常吃啊。
　　对方又问：你们怎么知道那个饭是怎么做出来的？

造 业

　　因为前期捐物资，王文博跑遍了武汉所有的医院。
　　王文博曾想去金银潭医院做志愿者，但是金银潭医院表示坚决不招志愿者。“他们说极度危险。”
　　他需要去金银潭医院送物资。其实直到现在，他也想不起从哪个门进去的，他好像是穿行了整所医院。刚开始保安跟着他，后来保安不走了，说“你自己往前走吧”。
　　深夜，一个人，医院里的树很低。一个穿着“特别严密的防护服”的人看到了他，问他来干吗，王文博说来捐赠物资，她惊呼几句本地话，后来王文博问了当地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说造业啊，造业啊。她说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这是毒窝，你知道吗？”在王文博看来，她特别恐慌。她对王文博说：“你们捐的东西值多少钱？比命重要？”
　　她声音很大，一面大声喊，一面给他全身消杀，她说：“对面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2000多病人，我们这里有800人。你送完物资赶紧回，别在武汉待了。”
　　她的聲音和动作，让王文博感觉有点凶，但他知道她是善意的。她说王文博戴的口罩是假的KN95，“没有用”，她给了王文博一些处方药，一副护目镜，一套防护服。那套防护服，王文博后来送给了另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到了雷神山医院当志愿者以后，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这件事，王文博问同事：“你们这里‘造业’是啥意思？”他们说：“遭罪，可怜。”
　　在中南医院的经历，王文博觉得他们很严格。与王文博对接的工作人员对王文博说，“你离我远远的，不要过来。”他们正好就在发热门诊的楼上，他们把接收单给王文博时，用酒精喷了好几遍，喷完以后放在那里，让王文博自己取。
　　新冠肺炎疫情是他经历的第一次集体性恐慌。
　　王文博第一次触摸到遗体，是2019年8月，两个孩子游泳时溺亡了，他去打捞。他当时不觉得害怕。
　　他平时晕血晕针，对小的疼痛很恐惧，对大灾大难不害怕。“我觉得自己这样也很奇怪。”有一次献完300cc血以后，他直接就晕倒了，在献血的地方躺了两个小时。
　　“来武汉可能会后悔一阵子，但是不来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我就觉得我应该过来，我这一辈子给自己一个留念。”

辛苦、梦想、勤奋

　　从3月15日开始，办公室里每天都问王文博什么时候走。每次问到这个话题，就一片沉默。 　　有一个处长问王文博，“如果雷神山医院给你们单位发函，能把你留在这里吗？”王文博心里想，主要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没有太大价值。
　　有一天，王文博照旧被隔壁办公室借过去。他听到了肖琳琪的声音：“我们怎么把他留下来，他真的帮了我们好多忙。”他们希望王文博跟他们一起等到雷神山彻底关门再走。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不知道隔壁的王文博在流眼泪。
　　王文博说他觉得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可能就是因为特殊情况下相处的感情，就特别珍贵。”

他们希望王文博跟他们一起等到雷神山彻底关门再走。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不知道隔壁的王文博在流眼泪。

　　有一次需要王文博处理的工作，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他认为有很多是涉密的信息。他专门去问涉不涉密。对方说：涉密。他不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么高的信任。他特别感动。
　　临近离开，很多事情又找到了他，甚至捐赠库房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但是他发现，工作量很大，没有十天半个月干不完，而他可能过几天就要走了。“他们就说你想想办法，你肯定有办法。”
　　“你們是想用工作留住我吗？”对方说：“我们都是这个想法。”
　　王文博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走了，这些工作怎么干？”
　　20多天没整理的库房交到王文博手里，他用了两天整理得差不多了。那天晚上王文博吃了三碗米饭、两份盒饭。“又被夸了一遍。每天都在夸赞中度过。”
　　告别在即，同事程励用无人机做了一段视频送给王文博作为分别礼物。视频里，王文博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前，对着镜头挥手。
　　他早就想要回兰州了，因为兰州的本职工作已经开始了。有一段时间，他以为雷神山医院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所以已准备离开了，“后来需要接收其他医院转来的病人，又重新忙碌了起来”。
　　他那次准备离开时，恰逢“黄女士进京”事件正在发酵，以前出去时有效的纸质文件突然无效了。他从高速口又撤了回来。
　　来的时候没想到会在武汉待那么长时间，带的衣服不多。到了这里以后，这个（医疗队）给一件，那个（医院）给一件，现在他有十几件颜色不一的冲锋衣，他把它们带回了兰州，留作纪念。
　　雷神山医院给他做了一套衣服，写他的名字：“武汉雷神山医院王文博”，也会有一双写有他名字的鞋，他觉得这段时间“全套蹭吃、蹭穿”。
　　王文博的网名叫“辛懵溱”，解释起来就是：辛苦、梦想、勤奋。他说他的想法再朴素不过：勤奋以及不怕辛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觉得“梦”与“勤”太简单了，“不够感觉，就找了两个不太常见的字”。
　　（应采访对象要求，程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