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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驾鹤西去，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一阵追思和缅怀的热潮。曾经使柏杨先生名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说”以及“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说”，又再次成了媒体和网页上的大字标题，如“柏杨走了，而中国人依然丑陋”“我们还没走出柏杨的文化酱缸”等，柏杨先生本人的声望，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如“一个美丽的中国人”“完美的启蒙者”等等。
无疑，柏杨先生是一位深刻犀利的思想者，他对国民劣根性的痛诋，也确实让国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并引发一些有益的反思。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柏杨先生的思维就没有短板或悖论。比如柏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这样的结论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因为“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也是不能羡慕的，比如美国校园就经常发生枪击案，动辄夺命数十，这算不算是一种“可怕的特征”？再比如最近爆出的奥地利老翁在地下室囚禁女儿20多年的乱伦案，这值得羡慕吗？又比如笔者今天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印度富豪穆凯什·安巴尼在孟买市中心兴建了一座造价近20亿美元的豪宅，即将带着自己的600名仆人入住，而与此同时，这个城市却有近800万人住在垃圾堆一样的贫民窟里，这又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
而最让笔者感到费解的是，柏杨先生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酱缸说”其实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假如中国文化真的是一口所有的人都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的酱缸的话，那柏杨先生自己又何以能够自外于这口酱缸呢？如果他自己未受酱缸污染的话，则意味着酱缸内还是有干净的地方的，远非像他说的那么可怕；反之，如果酱缸内真的完全没有干净之处，则柏杨先生本人以及他的著作，也无非是酱缸的产物罢了，又有什么价值呢？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想和柏杨先生抬杠，而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点：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盘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极端情绪化的结论，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相比，就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实际上，中国文化当然有弱点，但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如果不是更优秀，至少也是同样优秀；中国人固然有丑陋之处，但其他国家的国民也绝非“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邻之子”，中国人如果不是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美丽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美丽。像柏杨先生那样妄自菲薄，公开宣布“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柏杨现象”？为什么一个作家、学者全盘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而会为自己赢来众多的追随者，甚至被人捧上神坛？
一个民族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菲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尊大，总是在和其他民族比较的过程中才会产生这种情绪，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就必须从中国和世界，主要是和西方的关系及其演变中来看。
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并非情愿且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演变的过程。简单点说，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从绵延两千多年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忽然变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中国像一个刚从乡下进入大城市的陌生人，举目无亲。这个体系中所通行的一切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判断是非善恶主流价值观，也完全来自于西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记忆中，找不到应对这种变化的经验，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这种“边缘感 陌生感”，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焦虑和自卑心理，他们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不幸，均归罪于中国此前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享有中心地位时所形成的文化与传统。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极少见到的情景：知识精英拼命地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并将其当成了“觉醒”的标志以及启蒙民众的资格来炫耀。谁否定得最彻底、最别出心裁，谁就能获得最多的喝彩，而柏杨的“中国人丑陋说”和“酱缸文化说”确实说到许多中国知识精英的心坎上，他之备受推崇，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产生“柏杨现象”呢？在笔者看来，原因就在于中国此前是“中心国家”，因此她在转变成边缘国家的过程中，心理落差就特别的大，而原来的边缘国家，不过是从一个体系的边缘变成另一个体系的边缘罢了，其心理落差也就比较小。
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应该同时明白，把怒火全部宣泄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上是没有道理的，在欧美日面前自惭形秽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并不是糟糕了五千年，而仅仅是参照系变了。打个比方吧：你的邻居王小二这些年来忽然富了起来，比你阔多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道德人格、智慧、能力等等都比你强呢？显然不是，他之先富起来，当然有聪明能干的一面，但肯定也有运气比较好的一面，比如买到了一支绩优股，或买彩票中了大奖，甚至曾经干过一些贩卖毒品、人口乃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也未可知。
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来不再自认“丑陋”和“酱缸”的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在这次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发生的种种风波中，海内外华人面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不再唯唯诺诺，一味自责自省，而是自信地用西方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西方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柏杨先生谢世了，我们唯愿他一路走好，也希望情绪化并且一窝蜂地自认“丑陋”与“酱缸”的“柏杨现象”，能够从此淡出并完全消失。
无疑，柏杨先生是一位深刻犀利的思想者，他对国民劣根性的痛诋，也确实让国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并引发一些有益的反思。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柏杨先生的思维就没有短板或悖论。比如柏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这样的结论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因为“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也是不能羡慕的，比如美国校园就经常发生枪击案，动辄夺命数十，这算不算是一种“可怕的特征”？再比如最近爆出的奥地利老翁在地下室囚禁女儿20多年的乱伦案，这值得羡慕吗？又比如笔者今天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印度富豪穆凯什·安巴尼在孟买市中心兴建了一座造价近20亿美元的豪宅，即将带着自己的600名仆人入住，而与此同时，这个城市却有近800万人住在垃圾堆一样的贫民窟里，这又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
而最让笔者感到费解的是，柏杨先生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酱缸说”其实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假如中国文化真的是一口所有的人都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的酱缸的话，那柏杨先生自己又何以能够自外于这口酱缸呢？如果他自己未受酱缸污染的话，则意味着酱缸内还是有干净的地方的，远非像他说的那么可怕；反之，如果酱缸内真的完全没有干净之处，则柏杨先生本人以及他的著作，也无非是酱缸的产物罢了，又有什么价值呢？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想和柏杨先生抬杠，而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点：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盘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极端情绪化的结论，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相比，就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实际上，中国文化当然有弱点，但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如果不是更优秀，至少也是同样优秀；中国人固然有丑陋之处，但其他国家的国民也绝非“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邻之子”，中国人如果不是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美丽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美丽。像柏杨先生那样妄自菲薄，公开宣布“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柏杨现象”？为什么一个作家、学者全盘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而会为自己赢来众多的追随者，甚至被人捧上神坛？
一个民族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菲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尊大，总是在和其他民族比较的过程中才会产生这种情绪，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就必须从中国和世界，主要是和西方的关系及其演变中来看。
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并非情愿且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演变的过程。简单点说，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从绵延两千多年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忽然变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中国像一个刚从乡下进入大城市的陌生人，举目无亲。这个体系中所通行的一切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判断是非善恶主流价值观，也完全来自于西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记忆中，找不到应对这种变化的经验，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这种“边缘感 陌生感”，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焦虑和自卑心理，他们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不幸，均归罪于中国此前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享有中心地位时所形成的文化与传统。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极少见到的情景：知识精英拼命地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并将其当成了“觉醒”的标志以及启蒙民众的资格来炫耀。谁否定得最彻底、最别出心裁，谁就能获得最多的喝彩，而柏杨的“中国人丑陋说”和“酱缸文化说”确实说到许多中国知识精英的心坎上，他之备受推崇，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产生“柏杨现象”呢？在笔者看来，原因就在于中国此前是“中心国家”，因此她在转变成边缘国家的过程中，心理落差就特别的大，而原来的边缘国家，不过是从一个体系的边缘变成另一个体系的边缘罢了，其心理落差也就比较小。
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应该同时明白，把怒火全部宣泄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上是没有道理的，在欧美日面前自惭形秽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并不是糟糕了五千年，而仅仅是参照系变了。打个比方吧：你的邻居王小二这些年来忽然富了起来，比你阔多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道德人格、智慧、能力等等都比你强呢？显然不是，他之先富起来，当然有聪明能干的一面，但肯定也有运气比较好的一面，比如买到了一支绩优股，或买彩票中了大奖，甚至曾经干过一些贩卖毒品、人口乃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也未可知。
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来不再自认“丑陋”和“酱缸”的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在这次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发生的种种风波中，海内外华人面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不再唯唯诺诺，一味自责自省，而是自信地用西方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西方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柏杨先生谢世了，我们唯愿他一路走好，也希望情绪化并且一窝蜂地自认“丑陋”与“酱缸”的“柏杨现象”，能够从此淡出并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