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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新源镇阿吾孜村，一个户籍人口只有2079人的普通小村庄，1982年以来竟出了17名博士、26名硕士、200多名本专科大学生!当地人称这里是“博士村”。有的人甚至生孩子时都要去阿吾孜村“沾点灵气”，希望孩子将来也能考上博士。
家家都有大学生
泥铺设的小道连接着一排排几乎一模一样的砖房，家家院子里都种着蔬菜和果树。没有网吧、没有成堆的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或“诈金花”的情景——这里最高的一座建筑是村委会一幢较旧的三层办公楼。
6月25日，新源县新源镇阿吾孜村，村民冉孟英家的庭院内围满了人。“我儿子戴的是啥子帽子啊?”冉孟英一口四川话，笑着问。
“那是博士帽!”冉孟英的亲友七嘴八舌地回答。
大家都在围看一台笔记本电脑里播放的DVD录像。电脑和录像是冉孟英的小儿子李江华从美国寄来的，录像里记录了他和妻子博士后毕业的情景。
今年32岁的李江华和妻子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时在加拿大上完博士后，两人去了美国工作。现在，每隔一段时间，李江华就会给家里寄钱回来。“妈!爸!明年我回来接你们到美国看看。”录像里传出李江华面带微笑邀请父母的画面。
冉孟英家有7个子女，都已成年，李江华是离家最远的一个。除了李江华，其他的子女多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学历最低的也是大专生。阿吾孜村坐落在新源县城西南部，与县城仅一河之隔，四面环山，一条不足十米宽的马路蜿蜒伸出山外，距离那拉提机场八公里。据阿吾孜村村委会统计，从1982年至今，这个户籍人口只有2079人的村子出了17名博士、26名硕士、200多名本专科大学生。
在这个安静的村庄里，记者随便问了几位挖渠道、开拖拉机的农民，几乎家家都有大学生，不是本科生就是硕士生、博士生。陪同记者采访的村委会主任白淑梅家的两个孩子也都是研究生，女儿在上海，打算读博。“博士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村的代名词。
为什么这个村会出这么多大学生呢?
榜样的力量
阿吾孜村党支部书记赵玉山介绍说，30年前，阿吾孜村是一片不毛之地，荒凉而孤寂。随着周围散居人员和内地来疆人员的迁徙，这里逐渐热闹起来。人们盖起房子，开垦了田地。1982年，这个村里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点燃了全村人的梦想。那个大学生就是冉孟英家的大儿子李江川，现在他已是新源县二中的副校长。
“当时高考特别难，全县也就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考上了。”李江川说。
他的父亲李永康说，当初让孩子上学只是想考出去一个人，家里就省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大学毕业国家还安排工作，吃‘皇粮’。”
李江川回忆说，当时全家九口人挤在两间土房子里。作为长子，他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清晨五点就要起床帮忙做农活；中午放学，他忍饥挨饿挑上一担粪回家浇地；下午放学，还要帮妈妈煮饭、喂猪……李江川一心想考上大学，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做农活的间隙，他的时间全用在了学习上。
1982年，当伊犁师范学院的本科录取通知书送到李家时，李江川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大学毕业后，李江川当了老师，离开村子吃上了“公家饭”，这让弟妹们备受激励。“哥!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像你一样当老师。”“哥，我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当科学家。”李江川的弟妹们一遍遍地立志。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弟弟就是现在的博士后李江华。
“人家李江川多有出息，你也要像他一样考大学，当公家人……”村民们教育孩子时，常以李江川为例。
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989年开始，村民何庆义家的5个子女陆续考上了大学，村小学几名老师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这让村里的孩子信心大增。从那以后，阿吾孜村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考上大学。
知识改变命运
村民郭雪梅的大儿子梁涛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博士，二女儿从郑州电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现在在郑州上班，小女儿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
她家30年前从老家河南来到这里以种田为生，受村里以“有文化为荣”的风气感染，她从小就给孩子灌输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的观念。
“别人的娃娃都成了大学生，咱家也不能落后，再穷也要送娃娃们上学!”有着初中文化的郭雪梅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为此，郭雪梅和老伴定下了家庭学习制度，“我规定孩子们一个小时内要完成的学习任务，不允许超时，超过了就要罚站。”
她家承包了二三百亩地，为了让孩子多学习，农活基本上都由老两口完成，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劳作，不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全省下来供子女上学用。
“儿子上了17年学了，现在还在上，只要他愿意学，我们支持他。”郭雪梅说。
该村八组离学校有三四公里的路，山路崎岖，还要过一座很窄的、两侧没有栏杆的桥，大一些的孩子总是带着小孩子一起上学。小孩子长大了，又背着比自己小的孩子去上学。
村民何庆义家就在八组，他家的5个子女分别毕业于石河子、南京、天津、南昌等地的大学。
“在这个家里，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互助性非常强。”何庆义说，孩子们小时候就是相互关照着一起上学的。村子里没有中学，孩子们得到新源镇第五中学或县城里上中学。村里有些孩子12岁就住校或租房独立生活了。
1998年，何庆义家的二儿子没考上大学，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给父母留下一封致歉信后，他一个人偷偷跑到青岛打工。
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何庆义把二儿子找了回来，“抬起你的头!只要你肯学，我们砸锅卖铁也供你!”何庆义的话激励着二儿子复读后考入了石河子大学，现在，他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型企业任职。
“我们村各家都在打造自己的‘精品子女’。”村委会干部们笑着说，“大学生就是家庭的荣耀。”
独特的民风
村党支部书记赵玉山说，在阿吾孜村，谁家挣的钱多并不让人眼热，谁家孩子的成绩好才是令人羡慕的。村民们见面谈论的中心话题常是孩子的学习情况，重视教育已成为这里的独特民风。在这个经济社会里，钱常被一些人视为万能之物，但阿吾孜村人对此却有独特的见解。
赵玉山说，村里的口号是“文化生产要先行”，他所说的“文化”就是培养优秀大学生，对村民来说，孩子就像是他们的“产品”，村民们就认准一个道理：再有钱没文化，那钱早晚是人家的：有了文化，挣的钱才是自己的。记者了解到，20多年来，这个村没发生过刑事和治安案件。
村子里出了这么多大学生，村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留守的都是老人。赵玉山说，村里现在只剩下700多人，平均年龄是55岁。
变化最大的是这个村子的小学，这个曾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的学校，现在全校只有27名学生，4个班级、一名校长和3名老师。此前，这个1976年成立的学校每年有学生400多人，可近年因学生太少，这个学校只好和新源镇第四小学合并，而第四小学距离村子较远。孩子们上学得走7公里的路，幼儿班和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就留在了村小学上课。
在这里教了30年书的女老师张瑞良说：“1980年前，阿吾孜村是个穷村，但在教育上却舍得投入，一直以来，全村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小学升学率达100％。”
老师师传梅说：“村里人对学校工作十分支持。出了这么多大学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哎!我们带的学生都飞了，我们该失业啦。”4个老师笑着说。
家家都有大学生
泥铺设的小道连接着一排排几乎一模一样的砖房，家家院子里都种着蔬菜和果树。没有网吧、没有成堆的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或“诈金花”的情景——这里最高的一座建筑是村委会一幢较旧的三层办公楼。
6月25日，新源县新源镇阿吾孜村，村民冉孟英家的庭院内围满了人。“我儿子戴的是啥子帽子啊?”冉孟英一口四川话，笑着问。
“那是博士帽!”冉孟英的亲友七嘴八舌地回答。
大家都在围看一台笔记本电脑里播放的DVD录像。电脑和录像是冉孟英的小儿子李江华从美国寄来的，录像里记录了他和妻子博士后毕业的情景。
今年32岁的李江华和妻子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时在加拿大上完博士后，两人去了美国工作。现在，每隔一段时间，李江华就会给家里寄钱回来。“妈!爸!明年我回来接你们到美国看看。”录像里传出李江华面带微笑邀请父母的画面。
冉孟英家有7个子女，都已成年，李江华是离家最远的一个。除了李江华，其他的子女多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学历最低的也是大专生。阿吾孜村坐落在新源县城西南部，与县城仅一河之隔，四面环山，一条不足十米宽的马路蜿蜒伸出山外，距离那拉提机场八公里。据阿吾孜村村委会统计，从1982年至今，这个户籍人口只有2079人的村子出了17名博士、26名硕士、200多名本专科大学生。
在这个安静的村庄里，记者随便问了几位挖渠道、开拖拉机的农民，几乎家家都有大学生，不是本科生就是硕士生、博士生。陪同记者采访的村委会主任白淑梅家的两个孩子也都是研究生，女儿在上海，打算读博。“博士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村的代名词。
为什么这个村会出这么多大学生呢?
榜样的力量
阿吾孜村党支部书记赵玉山介绍说，30年前，阿吾孜村是一片不毛之地，荒凉而孤寂。随着周围散居人员和内地来疆人员的迁徙，这里逐渐热闹起来。人们盖起房子，开垦了田地。1982年，这个村里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点燃了全村人的梦想。那个大学生就是冉孟英家的大儿子李江川，现在他已是新源县二中的副校长。
“当时高考特别难，全县也就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考上了。”李江川说。
他的父亲李永康说，当初让孩子上学只是想考出去一个人，家里就省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大学毕业国家还安排工作，吃‘皇粮’。”
李江川回忆说，当时全家九口人挤在两间土房子里。作为长子，他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清晨五点就要起床帮忙做农活；中午放学，他忍饥挨饿挑上一担粪回家浇地；下午放学，还要帮妈妈煮饭、喂猪……李江川一心想考上大学，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做农活的间隙，他的时间全用在了学习上。
1982年，当伊犁师范学院的本科录取通知书送到李家时，李江川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大学毕业后，李江川当了老师，离开村子吃上了“公家饭”，这让弟妹们备受激励。“哥!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像你一样当老师。”“哥，我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当科学家。”李江川的弟妹们一遍遍地立志。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弟弟就是现在的博士后李江华。
“人家李江川多有出息，你也要像他一样考大学，当公家人……”村民们教育孩子时，常以李江川为例。
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989年开始，村民何庆义家的5个子女陆续考上了大学，村小学几名老师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这让村里的孩子信心大增。从那以后，阿吾孜村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考上大学。
知识改变命运
村民郭雪梅的大儿子梁涛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博士，二女儿从郑州电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现在在郑州上班，小女儿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
她家30年前从老家河南来到这里以种田为生，受村里以“有文化为荣”的风气感染，她从小就给孩子灌输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的观念。
“别人的娃娃都成了大学生，咱家也不能落后，再穷也要送娃娃们上学!”有着初中文化的郭雪梅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为此，郭雪梅和老伴定下了家庭学习制度，“我规定孩子们一个小时内要完成的学习任务，不允许超时，超过了就要罚站。”
她家承包了二三百亩地，为了让孩子多学习，农活基本上都由老两口完成，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劳作，不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全省下来供子女上学用。
“儿子上了17年学了，现在还在上，只要他愿意学，我们支持他。”郭雪梅说。
该村八组离学校有三四公里的路，山路崎岖，还要过一座很窄的、两侧没有栏杆的桥，大一些的孩子总是带着小孩子一起上学。小孩子长大了，又背着比自己小的孩子去上学。
村民何庆义家就在八组，他家的5个子女分别毕业于石河子、南京、天津、南昌等地的大学。
“在这个家里，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互助性非常强。”何庆义说，孩子们小时候就是相互关照着一起上学的。村子里没有中学，孩子们得到新源镇第五中学或县城里上中学。村里有些孩子12岁就住校或租房独立生活了。
1998年，何庆义家的二儿子没考上大学，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给父母留下一封致歉信后，他一个人偷偷跑到青岛打工。
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何庆义把二儿子找了回来，“抬起你的头!只要你肯学，我们砸锅卖铁也供你!”何庆义的话激励着二儿子复读后考入了石河子大学，现在，他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型企业任职。
“我们村各家都在打造自己的‘精品子女’。”村委会干部们笑着说，“大学生就是家庭的荣耀。”
独特的民风
村党支部书记赵玉山说，在阿吾孜村，谁家挣的钱多并不让人眼热，谁家孩子的成绩好才是令人羡慕的。村民们见面谈论的中心话题常是孩子的学习情况，重视教育已成为这里的独特民风。在这个经济社会里，钱常被一些人视为万能之物，但阿吾孜村人对此却有独特的见解。
赵玉山说，村里的口号是“文化生产要先行”，他所说的“文化”就是培养优秀大学生，对村民来说，孩子就像是他们的“产品”，村民们就认准一个道理：再有钱没文化，那钱早晚是人家的：有了文化，挣的钱才是自己的。记者了解到，20多年来，这个村没发生过刑事和治安案件。
村子里出了这么多大学生，村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留守的都是老人。赵玉山说，村里现在只剩下700多人，平均年龄是55岁。
变化最大的是这个村子的小学，这个曾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的学校，现在全校只有27名学生，4个班级、一名校长和3名老师。此前，这个1976年成立的学校每年有学生400多人，可近年因学生太少，这个学校只好和新源镇第四小学合并，而第四小学距离村子较远。孩子们上学得走7公里的路，幼儿班和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就留在了村小学上课。
在这里教了30年书的女老师张瑞良说：“1980年前，阿吾孜村是个穷村，但在教育上却舍得投入，一直以来，全村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小学升学率达100％。”
老师师传梅说：“村里人对学校工作十分支持。出了这么多大学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哎!我们带的学生都飞了，我们该失业啦。”4个老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