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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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球化是自变量,国际化是因变量,自变量是因变量的发端和起因,全球化作为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引发国际化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多视角的发展。通过阐释新加坡全球化城市发展战略及其选择,以及该战略下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思路、脉络和成功经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给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全球化城市;国际化战略;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8)11-0069-09
  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涵盖了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宽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与制约,继而在跨国家、跨民族、跨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上达成某种趋同。作为一个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城市国家的岛国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点,更是世界三大文明(中华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的交汇地,强调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共处;其一贯秉承的国际化,是强调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及机构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注重交流、理解与合作,以期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笔者选取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作为研究个案,在实地走访考察新加坡教育部、其它各部委及下属法定机构(建屋发展局HDB、陆路交通局LTA、市区重建局URA、公务员局下属公共服务学院CSC、精进技能发展局SSG等)、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港务集团PSA、裕朗化工岛)、淡马锡集团、大中学校(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ITE、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SIMA、南侨中学等)交流学习的基础上,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从新加坡全球化发展战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达成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跨不同文明体系的交流中拓展研究视野,探讨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益的建设性启示。
  一、新加坡全球化城市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历程
  优质的全球化城市环境是对未来发展“成本—收益”的最优投资。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全球化城市特质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重要经济领域成为区域或者全球中心,形成总部经济;其次,具备国际交通的联通性,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流动;再次,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打造适合国际人士安居乐业的宜居环境;最后,具有高品质的服务业、高新科技的应用及创新能力等留住人才的软实力。今天,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基本理念指引下正逐步实现从“花园城市”迈入“花园中的城市”的愿景。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新加坡的全球化城市国家发展历程:新加坡的城市发展未必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具特色的,因此极具启示意义。
  作为岛国的新加坡,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可言,2018年其国土面积722.5平方公里,人口583万;周边国家油气资源丰富,而新加坡没有油气,没有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连淡水资源都严重缺乏。就地缘优势而言,近一千公里长的马六甲海峡,大部分为印尼和马来西亚所有,新加坡仅仅占据南部出口的重要位置。缺乏天然吸引力的新加坡唯有靠后天的努力,惟有与国际经济融合,通过全球化获取能量,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寻求发展空间。通过科学的城市管理,新加坡“无中生有”,“将世界引入新加坡,让新加坡走进世界”,像海绵一样,吸水、吸才、吸金,向全球索取资源,吸引全球人才并为全球市场服务,成为全球最具国际化特色的国家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37个经济体做出指数排名,新加坡位列世界第三位。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房价,改变城市世界》,新加坡同样位列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三甲。当前,新加坡的国际贸易总额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倍,该比率独占世界鳌头。“新加坡是城市发展的一块试验田”,建国五十多年实现了从起步阶段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如今全球新兴发达经济体、国际企都和中心城市国家,以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宜居理念吸引全球人才、企业、商旅和投资,并为国民提供了优良的生活品质和美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诚如李光耀所说:“我们从考察别的城市的实践中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我们也从考察别的城市的实践中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做。于是,你会想到其他千百座城市不曾尝试过的新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新加坡的全球化公共政策决策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小国,以及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国际视野和民主意识的富裕国民的城市化国家,新加坡实行高度集中决策的一级政府架构模式,政府一贯以严谨、审慎的原则制定政策。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其国家治理的现代公司化模式:首先,政策决策的特点是强调决策的前瞻性、长效性和理性化,淡化政治色彩,决策中避免种族多元化造成的意识形态制约,短期甚至可以逆民意进行决策;决策清晰、过程和结果透明,决策过程程序化,政策预期性强;决策过程采用理性方法评估备选方案,实用主义成为决定性因素。其次,在充分考虑本土因素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进行综合研判、将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及趋势纳入其政策制定之中。再次,在全球化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法定机构、政联公司,以及高等院校等通过聘请外部/外国顾问和专家、建立审查委员会进行公众咨询,甚至采用SWOT(Strengths & Weakness;Opportunities & Threats)分析准确评估外部机遇、威胁及新加坡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在政策执行中采取的“轻推(Nudge)”模式等等,都是其現代治理的有效方法和特色手段。
  (二)新加坡发展全球化城市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年至1980年,新加坡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跨洋航运枢纽,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基地。新加坡政府成立专门的法定机构“经济发展局”,通过建立自贸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制造业投资、扩展国际贸易。新加坡的缔造者之一、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于1972年发表了题为“新加坡:全球化城市”的演讲:“Singapore: Global City”,预言新加坡将发展成为一个环球都市。其时,“全球化”这个字眼尚未被广泛使用。这一发展概念和战略,使新加坡超越了地小人寡、没有腹地和庞大国内市场的先天局限。他是‘全球化城市’这个名词的始创者,坚信新加坡的角色应该超出其地理面积,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位。用他的话说,新加坡这个狮子城,必须是个“狮子领导狮子的国家”,只有这样一个新加坡,才能在充满险恶的世界中求存。   第二阶段:1980年至1990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自1985年起,新加坡开始强调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使新加坡开始具备全球化城市的基本功能:一是成为跨国公司的区域或全球总部,二是发展金融和服务中心城市,三是汇集全球人才。
  第三阶段:1990年至世纪之交,新加坡发展国际化城市的战略更加清晰,强调必须拥有国际化的视野,认为单纯依赖本地人才无法实现“卓越新加坡”,高度重视人才国际间流动,强化其“亚洲的国际化城市”以大量吸引国际人才入驻新加坡。1991年,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表了“新的起点”(The Next Lap)的报告,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国家发展概念——以新加坡为本体,发展两个“翅膀”:国内与国际,为未来20至30年的新加坡发展提供框架,包含了将新加坡转变成21世纪差异化国家的想法与建议,并在教育领域提出以下重要建议:一是建立第三所大学,该大学可以是国有机构,亦可成为与著名海外机构合作办学的私立大学;二是建立研究机构,助推本土公司的研究和发展,使之在纳米技术和生物制药等领域成为专业化的领导者;三是提出10年基础教育目标,设立国立教育学院培训教师等。[1]从1996年起,新加坡开始着力打造全球金融中心。
  第四阶段:本世纪初至今,新加坡提出了“打造环球大都市”的国家战略,并在两次金融危机后,分别于2001年和2009年强化发展全球化城市战略,一是要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和人才枢纽,二是打造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并据此提出了在未来十年内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领先的更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进一步增强新加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把握未来亚洲地区所呈现的任何商机,以及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吸引一大批大中型全球企业来本地创业,促进和带动本地企业发展,使之成为亚洲的行业领先者。由此分别提出了新加坡的战略愿景和战略目标,即“将新加坡打造成以高技能人才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体”和“(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最适合成长和宜居的独特的环球都市”。
  基于上述,新加坡提出知识经济发展愿景,积极打造新加坡的十大“世界中心”,即:世界创新中心、世界战略性商务策划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世界财务金融中心、世界供应链管理中心、世界研究与发展中心、世界企业与政府培训中心、世界共享服务中心、世界与亚太医疗中心,以及世界教育中心。
  二、全球化驱动下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成功经验
  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创造的“新加坡模式”,除了展现在经济的蓬勃发展之外,高等教育上的成功也让新加坡跻身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头羊位置,成为全球教育市场化下的佼佼者。从国家层面来看,吸引和补充新加坡发展知识经济所需人才是新加坡既定的重要战略,大学被定位为实施该战略的重要渠道,成为新加坡全球化城市发展的“人才吸铁石”和“人才储备库”。相较之下,其战略定位与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大学国际化吸引国际学生拉动内需发展经济和补充大学发展经费不足的短视做法截然不同。
  上述成就,得益于新加坡社会上下高度重视教育。随着该国打造“智慧国(Smart Nation)”计划的开展,新加坡政府尝试让经济向高科技中心的定位转变,伴随而来的是政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支持,特别重视和强调学生的数字化经济技能学习。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继续在各领域带来更为频密的颠覆性变化,终身学习意识为新加坡高等教育注入新流动性,意味着新加坡教育制度不仅仅专注提供国民21岁前的教育,由教育部下属法定机构“精进技能发展局”(SSG)主导执行的“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已成为新加坡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构成之一,进一步凸显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除了国家资源全力投入新加坡本土人力培育外,自2008年起由政府主导,通过整合低赋税、低租税、社会福利、签证等社会政策,辅以弹性的市场化薪酬,吸引国际人才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移民政策,更使得新加坡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跃上新台阶。
  (一)新加坡高等教育概述
  高等教育先行和战略施策得当使新加坡政府自称拥有全球一流的教育体系。当前新加坡整体高等教育体系以培养多元化人才为基础,将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四大类别:一是自治公立大学,仅招收“普通教育证书”表现优异者入学,采取精英培养的模式专门培养专业人才,激烈的竞争机制贯穿于招生、培养、深造、就业的全过程;其二为理工学院,以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主,位居人才培养的第二梯队;三是工艺教育学院(ITE),配合新加坡社会需求打造专门的职业技术人才;四是相对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通过设立四个类别的师范学院和三个语言教研中心培养培训教师,设定专业发展计划加强对教师的辅助,以提升教师素质。整体而言,新加坡高等教育为培养多元人才服务,不同类别的高等教育机构则肩负起不同的任务,注重不同类型人才的必要性,以及不同类型人才在培养模式上的差异。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加坡2018财政年度教育预算达到128.4亿新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占政府年度开支总预算的17%。大学、大专及职业专科在校生达166,000人,教職人员13,000人,非教职人员17,000人。新加坡现有六所公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六所职业技术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共和理工学院和新加坡工艺教育局);两所艺术学院(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四所师范学院(新加坡教师学院(AST)、体育与运动师范学院(PESTA)、新加坡艺术师范学院(STAR)、新加坡英文学院(ELIS)),以及三个语言教研中心(华文教研中心(SCCL)、马来文教研中心(MLCS)和淡米尔文中心(Umar Pulavar TLC))。上述高等院校均享受政府资助和补贴。此外,新加坡另有若干所外国大学分校(如英士国际商学院、高等经济商业学院等)和其他私立院校(新加坡香阳环球厨师学院、SIM全球教育等)。   (四) 教学科研国际化根据国大2018年科研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國大在国际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789篇;截至2018年上半年,科研立项625项,结项1,287项;在2017财年,国大共计启动联合科研合作项目254个,其中包括产业合作项目78个,政府及法定机构合作项目64个,国内合作项目55个,以及57个国际学术组织和外国政府合作项目。国大采用全球质量和标准体系促进教学科研的国际化,一是直接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和机构的学术课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二是实施校外评审制度,通过聘请国际知名大学资深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用全球规则倒逼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三是立足于23个研究机构和中心,其中包括新加坡5个卓越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s of Excellence)中的4个,提供最前沿的教学和研究平台,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全球知名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来校进行联合科研并参与教学工作;四是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方式,投入足额科研经费,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际联合科研、参加学术研究、促进研发成果与业界合作实现快速商品化;五是同世界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学校自身的内源式发展。
  (五)人才培养国际化国大现有在校生35,908人,其中包括本科生27,604人,研究生7,939人,同等学历研究生365人,分布在3个校区:肯特岗主校区,武吉知马校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法学院)和欧南园(杜克-国大医学研究生学院)的16所学院学习。国大另有9所分院,在校生达290人。在生源结构上,国大有约20%的本科生和超过60%的研究生来自海外。通过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奖学金、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李光耀奖学金、国大奖学金等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奖学金项目和补贴,国大吸引了全球优秀学生来校就读。通过“学生交换互惠”计划,本科生可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所高校交流学习,2017/2018学年就有超过 2,200名本科专业学生通过该计划赴海外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交换学习;通过“国际研究见习”计划,国大学生赴全球一流的科技大学,并在顶尖的研究人员指导下开展联合科研及实践活动;国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开发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教研课程,让学生有机会通过体验式学习接触环球教育与研究模式,并参与海外实习与创业计划。通过上述计划和项目,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跨文化体验,亦促使学生更深入了解全球面临的挑战与课题,建立起亚洲视角和全球视野;通过这些多元化的学习过程,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心的世界公民,使之无论身处任何一种跨文化情境都能独当一面。
  此外,位于肯特岗主校区北部的大学城(University Town,NUS)更突出了国大办学国际化的理念,它采用了住宿型学院的模式,内设四所住宿学院:Tembusu College,Cinnamon College,CAPT和Residential College 4,可容纳约2,400名本科生;两座研究生住宅楼,可容纳1,700名研究生;以及两个中心:教育资源中心、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研究中心(该中心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瑞士联邦苏黎世大学,以色列科技大学,慕尼黑工大,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1,000多名研究人员);大学城还将“耶鲁-国大研究生学院”和“博雅学院”置于其中。大学城的国际化理念体现日渐凸显:一是人本性的设施、开放型的环境和国际化的氛围促进形成多元化的师生社群,通过跨文化交际、交互性沟通和关联性思维,达成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心灵交融、思想互通和学术碰撞;二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促进了国大内各国各高校各类人才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把大学城打造成为具有无限活力和持久动力的创新之城。
  四、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启示
  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家定位,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参与方,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发言权逐渐提升,大国担当需要有大国教育充当后盾,而世界经济全球化更进一步促使中国高等教育要跟上现实需要的步伐。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必然势不可挡地蓬勃向前推进和发展。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高等教育呢?
  (一)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找准定位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中国还在为改革开放进行深入探索的时候,新加坡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国家发展概念,为未来20至30年的新加坡发展提供框架,提出了21世纪差异化国家的想法和建议;从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建设金融服务/总部经济中心城市—发展国际化城市—打造环球大都市”的发展路径,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新加坡进一步将自身打造成以高技能人才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体,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最适合成长和宜居的独特的环球城市,并积极打造新加坡“十大世界中心”的知识经济发展愿景。上述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国家定位,都高度契合于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客观发展路程和要求,以及国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成长历程。处处彰显了“新加坡特色”和新加坡烙印。与此同时,新加坡历经半个世纪的摔打和锤炼,打造出了新加坡政府自称全球一流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高等教育新业态新模式:一是培养多元类型人才服务;二是不同类别的高等教育机构肩负不同的任务;三是在不同类型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差异;四是注重认同不同类型人才的必要性;五是将新加坡高校发展成为“人才吸铁石”和“人才储备库”。就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和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新加坡的角色已经远远超出其地理面积,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高等教育定位,同样决定了未来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基于发展的观点、从理性的角度去探讨和比较“新加坡模式”的可借鉴之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我们用好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笔者认为,中国高校在经历了多年的“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阶段后,更应该向前迈进一步,突出创新型大学+全球型人才的建设,以“两化+两型”的“四驱”模式引领和带动中国高校更高远的发展。   (二)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突破口
  国际化需要加强国际话语权,我们需要改变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校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低下、声音微弱的现实处境,务必选择好突破口,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质的飞跃。
  首先,高校和学界需要从不同角度做出总结和反思,借鉴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说”,即“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够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的目的。” 高等教育和高校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其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上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新加坡“转口贸易→劳动密集→技能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经济”差不多每十年一个发展拐点的经济成长历程中,以国大为代表的新加坡高等教育无不审时度势、教育先行、动态发展,始终走在“教育必须配合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前沿,将国大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当前新加坡的“智慧国”愿景、以及由精进技能发展局主打的“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无不是对新加坡当前知识经济的拓展和延伸。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培养通晓和采用国际规则、熟悉国际投资环境、跨文化管理和沟通能力强、注重项目分析和风险评估的“全球”型的国际化人才,是为我们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的突破口。具体到高校,比如“一带一路”研究、对中外八大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的战略发展研究、区域及国别发展研究、发挥政府智囊作用、全球化智慧城市,以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等,都是高校国际化选择路径的大有可为之处。
  其次,大学是一个让人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课堂。反之亦成立,大学更是一扇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户,可以让世界面对面地体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处世之道和发展理念,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国大在构建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没有忽视其外延式发展,当前,国大在海外设立了八所分院,分布于三大洲的六个国家。在中国分别设立了北京分院和上海分院,通过新加坡的思考、亚洲的视角、全球的视野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高校也要突破与以往同外国高校合作办学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办学、建立自主管理的实体办学机构,把国际化作为发展的酵母、以国际化形成倒逼机制,对于当前推进和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为第二个突破口。
  (三)积极达成愿景和共识,有效实施规划与决策
  愿景是对前景和发展方向一个高度概括的描述,中国高等教育在达成了核心理念、核心价值、核心目标的同时,需要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生动的展望。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0.84万人,来华留学人数达48.92万人;预计到2025年,全球留学生人数将增至800万。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方式,是变革的动力,是对竞争力、创造力极具价值和意义的挑战。首先,要加大开放性,突出创新性,在实践创新中提升国际话语权。兼收并蓄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英国模式或者美国经验,跟在别人后边走就永远只能是被动接受者和追随者。我们要 “用好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其次,要培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拓展并转型,不仅是简单地增加进出留学生的数量,开展国际学术活动,更重要的要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引入新的视野、内容、方法,引发高校改革的连锁反应。再次,要鼓励学科交叉,建立国际化课程体系,营造多元校园文化生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和生活,在碰撞和融合中培养学生更强的国际社会适应性。最后,要培养和建立学生的全球化视野,锻炼成为学识广博、才华出众,并具有世界观念和全球意识的国际化人才;“要重点培养了解国外文化、熟悉国际事务、掌握国际规则、具有国际人脉的‘全球通’型的国际化人才。”  [4]
  (四)增进交流、做好营销、讲好故事
  首先,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当前,教育部主导八大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中印尼、中俄、中英、中美、中法、中德、中欧、中南非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通过以官促民、官民并举的方式加强中外特别是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跨不同文明体系的交流,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之间以及学生、教师、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双赢。
  其次,做好营销,举一个再平凡不过却又无比生动鲜活的例子,在笔者就读的国大商学院的每一间教室里,当电脑处于屏幕保护状态时,黑板前的大屏幕上就会滚动展示着这样一幅屏保画面:第一帧展示了国大及商学院的LOGO, 第二帧的屏保画面上只简单地展示着三个英文单词——LEADING FROM ASIA。做好營销,“润物细无声”是国大商学院在“商”言“商”的成功之处,是增强办学自信的积极有效方式和手段,更是国大立足亚洲、影响未来世界的成功法宝之一。
  最后,要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在新加坡期间,笔者走访考察的每一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每一家企业和院校,都非常擅长于以“讲故事”、“讲好故事”的方式,借助于宣传短片、多媒体网络技术,采取言传身教、答疑解惑的互动方式,来宣传各自的“Mission & Vision”和他们所理解和进行的“新加坡模式”。在国际化交流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高校如何从“人本”的角度进行信息传递和理念传达,“新加坡故事”最具特色和极富启发性,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参考文献:
  [1]Singapore: The next lap. (1991)[R].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p. 13. (Call No.: RSING 959.5705 SIN-[HIS]); Government unveils its vision of a future Singapore. (1991, February 23). The Straits Times, p. 3. Retrieved from Newspaper SG.
  [2] (美)Philip G. Altbach (Editor).Leadership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1st Edition).2011[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 267. Hardback: ISBN 978-0-415-80028-0
  [3] Lee Kuan Yew: My Lifelong Challenge-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2011, November 1) [M]. The Straits Times Press, SG.
  [4] 十九大报告中英文对照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人民日报,2017-1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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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日制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关乎未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以及基础教育的质量。全日制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应切实提高生源质量;强化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加大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导师队伍建设以及导师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提高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优化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环境。  关键词: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质量;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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