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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这些年成了描述世界经济最常用的关键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宏观表现却相当不错。
事实上，部分学者所勾勒的所谓“中国模式”表现在经济层面的三大特征——实际负利率下的高储蓄、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以后，已经难以为继。从历史经验看，“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经历从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速增长的阶段，中国也不可能例外。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更是加剧了这一回落趋势。
自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此前在高增长状态下所积累的诸多经济泡沫开始浮出水面并逐一破裂，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2012年，中国经济必将面临重大调整，公众有理由期待，面对新形势新问题， 中国政府将会对近年来的改革停滞状态有所突破。有论者称2012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周期的紧要时段”。
财新传媒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一书，内容是财新传媒旗下《新世纪周刊》和《中国改革》两本杂志在2011年所发表的精彩评论文章的合集。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直面当前焦点问题，给出了“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难以为继的重要理由。
其一，实际负利率下的高储蓄。其原因在于金融市场建设滞后，公众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而且存贷款利率尚未市场化，无法发挥利率对资金的配置功能。正如李扬《中国金融资源的三个扭曲》一文所言：“中国不缺资金，但是钱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贷款，贷款就形成债务……目前中国的资金结构是一个形成高杠杆率的资金结构。”这无疑蕴涵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一方面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像债券市场这样的直接融资市场。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均有犀利思考。
其二，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这是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的根本原因。正如刘煜辉《治理地方债务激增》一文所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遏止地方政府进行过度投资的持续冲动。”刘煜辉在收入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终结宽财政紧货币》中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中国货币供给是商业银行表内和表外信用活动急剧膨胀的结果。”这是今日积重难返的“土地财政”的成因，也是中国通胀高企的重要原因。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均有深刻分析。
其三，外向型发展战略。这在近十年来为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也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和外储缩水风险。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定位亦亟需改变。解决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在于汇率改革，一方面使汇率逐渐迈向“有条件的自由浮动”，一方面考虑启动居民海外自由投资，实现“藏汇于民”。正如黄益平《三全其美不可能》一文所言：“放开恰恰是促使金融机构和企业改革自身机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应，推动人民币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储备货币，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对于具体路线图应充分考虑，仔细斟酌。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也都有独到见解。
当然，所谓“中国模式”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是一套包含了政道、治术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主导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30年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政府”。但是，正如张文魁《政商联结阻碍中国转型》一文所言：“在追赶阶段，强政府能够促进追赶性的高增长，因为在追赶阶段强政府可以在资源动员和要素组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相当于落后者可以使尽全力去沿着别人的路线去追赶别人。但是这背后也以很多人的权益受到践踏为代价……追赶阶段完成之后，强政府就不管用了……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于破除政府特殊经济利益，遏制政府之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均有出色论述。
正如前文所述，2012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周期的紧要时段”。能否在此“紧要时段”超越难以为继的所谓“中国模式”，为中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对此，吴敬琏在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的论断可谓一针见血：“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当年做出过正式决议的党政分开措施也没有得到贯彻。作为建设现代中国的一系列普适性的宪政要素：法治、民主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进展更是十分缓慢。”——简言之，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才有可能扭转经济改革的疲态，实现“真实的成长”。
对于关心中国下一步政经发展方向和路径的人士而言，《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应是在2012年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不容错过的必读书。
事实上，部分学者所勾勒的所谓“中国模式”表现在经济层面的三大特征——实际负利率下的高储蓄、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以后，已经难以为继。从历史经验看，“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经历从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速增长的阶段，中国也不可能例外。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更是加剧了这一回落趋势。
自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此前在高增长状态下所积累的诸多经济泡沫开始浮出水面并逐一破裂，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2012年，中国经济必将面临重大调整，公众有理由期待，面对新形势新问题， 中国政府将会对近年来的改革停滞状态有所突破。有论者称2012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周期的紧要时段”。
财新传媒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一书，内容是财新传媒旗下《新世纪周刊》和《中国改革》两本杂志在2011年所发表的精彩评论文章的合集。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直面当前焦点问题，给出了“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难以为继的重要理由。
其一，实际负利率下的高储蓄。其原因在于金融市场建设滞后，公众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而且存贷款利率尚未市场化，无法发挥利率对资金的配置功能。正如李扬《中国金融资源的三个扭曲》一文所言：“中国不缺资金，但是钱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贷款，贷款就形成债务……目前中国的资金结构是一个形成高杠杆率的资金结构。”这无疑蕴涵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一方面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像债券市场这样的直接融资市场。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均有犀利思考。
其二，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这是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的根本原因。正如刘煜辉《治理地方债务激增》一文所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遏止地方政府进行过度投资的持续冲动。”刘煜辉在收入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终结宽财政紧货币》中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中国货币供给是商业银行表内和表外信用活动急剧膨胀的结果。”这是今日积重难返的“土地财政”的成因，也是中国通胀高企的重要原因。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均有深刻分析。
其三，外向型发展战略。这在近十年来为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也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和外储缩水风险。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定位亦亟需改变。解决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在于汇率改革，一方面使汇率逐渐迈向“有条件的自由浮动”，一方面考虑启动居民海外自由投资，实现“藏汇于民”。正如黄益平《三全其美不可能》一文所言：“放开恰恰是促使金融机构和企业改革自身机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应，推动人民币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储备货币，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对于具体路线图应充分考虑，仔细斟酌。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此也都有独到见解。
当然，所谓“中国模式”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是一套包含了政道、治术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主导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30年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政府”。但是，正如张文魁《政商联结阻碍中国转型》一文所言：“在追赶阶段，强政府能够促进追赶性的高增长，因为在追赶阶段强政府可以在资源动员和要素组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相当于落后者可以使尽全力去沿着别人的路线去追赶别人。但是这背后也以很多人的权益受到践踏为代价……追赶阶段完成之后，强政府就不管用了……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对于破除政府特殊经济利益，遏制政府之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均有出色论述。
正如前文所述，2012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周期的紧要时段”。能否在此“紧要时段”超越难以为继的所谓“中国模式”，为中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对此，吴敬琏在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的论断可谓一针见血：“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当年做出过正式决议的党政分开措施也没有得到贯彻。作为建设现代中国的一系列普适性的宪政要素：法治、民主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进展更是十分缓慢。”——简言之，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才有可能扭转经济改革的疲态，实现“真实的成长”。
对于关心中国下一步政经发展方向和路径的人士而言，《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应是在2012年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不容错过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