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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一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他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显然，人治与法治在荀子那里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北宋苏轼所论最为透彻。他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先强调事、人、法、时的优先顺序，说：“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但他又强调，“夫时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显然，事要人做，人要有法制准绳，而法制要顺应时势，时势的掌握在王公大臣。由人到法，再由法到人，并不是简单的人法对立。苏轼认为，北宋的问题在于守法过度，“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然而，这种守法过度表面上有利于国家，实质上却扭曲了法制的作用。所以，苏轼的结论是：“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任何法律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和运行，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有可能出现两个弊端。那种完全依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做法，会使法律制度变成虚置的摆设；然而认为只要奉法守令就可以安然无事的思路，会产生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否定。由此，苏轼批评宋朝，并以汉唐作为比照说：“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这一辨析，值得今人深思。
在全无法制、完全由长官意志支配政务的情况下，强调法制建设具有必要性；但在有了法制框架的情况下，只讲严格守法，就有可能适得其反。更进一步，如果寄希望于用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出现后，质检部门就有一种说法，由于奶粉国标在此前没有三聚氰胺的检测规定，所以才不能及时发现其危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赶快修订国标。这种说法表面有理，却全然不顾国标的真正用途。任何国标，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一切有害物质都列入检测范围。执行国标的部门，必须准确实现国标的立法目的，而不是死守国标条文。各种制度无不如此，寄希望于用制度改变现实，必须与人为努力、尽责尽心结合起来，而且要由人来驾驭制度。杜预认为去人而任法会“伤理”，宋明理学把“天理”置于“国法”之上，用意就在这里。儒家在治人和治法之间强调“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实际是强调由人确立制度的价值准则，制度要为实现人的价值准则服务。只有制度激发善行、善意支配制度，才会形成人治与法治之间的良性循环。厘清二者的关系，方可堵住借法治不完备推卸责任的暗道，防范制定制度和实施制度之中的恶意。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他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显然，人治与法治在荀子那里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北宋苏轼所论最为透彻。他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先强调事、人、法、时的优先顺序，说：“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但他又强调，“夫时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显然，事要人做，人要有法制准绳，而法制要顺应时势，时势的掌握在王公大臣。由人到法，再由法到人，并不是简单的人法对立。苏轼认为，北宋的问题在于守法过度，“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然而，这种守法过度表面上有利于国家，实质上却扭曲了法制的作用。所以，苏轼的结论是：“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任何法律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和运行，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有可能出现两个弊端。那种完全依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做法，会使法律制度变成虚置的摆设；然而认为只要奉法守令就可以安然无事的思路，会产生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否定。由此，苏轼批评宋朝，并以汉唐作为比照说：“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这一辨析，值得今人深思。
在全无法制、完全由长官意志支配政务的情况下，强调法制建设具有必要性；但在有了法制框架的情况下，只讲严格守法，就有可能适得其反。更进一步，如果寄希望于用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出现后，质检部门就有一种说法，由于奶粉国标在此前没有三聚氰胺的检测规定，所以才不能及时发现其危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赶快修订国标。这种说法表面有理，却全然不顾国标的真正用途。任何国标，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一切有害物质都列入检测范围。执行国标的部门，必须准确实现国标的立法目的，而不是死守国标条文。各种制度无不如此，寄希望于用制度改变现实，必须与人为努力、尽责尽心结合起来，而且要由人来驾驭制度。杜预认为去人而任法会“伤理”，宋明理学把“天理”置于“国法”之上，用意就在这里。儒家在治人和治法之间强调“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实际是强调由人确立制度的价值准则，制度要为实现人的价值准则服务。只有制度激发善行、善意支配制度，才会形成人治与法治之间的良性循环。厘清二者的关系，方可堵住借法治不完备推卸责任的暗道，防范制定制度和实施制度之中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