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7岁。随着28年婚姻的结束，我失去了容身之处，靠着微薄的收入挣扎在生活的边缘。我最小的孩子在他21岁时自杀了。然而内心深处，我对生活仍充满感激。透过这些经历，我看清了生活的真谛。
　　我心中将永远有我儿子阿瑞克的身影。他死后，我曾面临选择：让他成为我心灵的沉重负担，或者用我的生命来纪念他。现在我要坦率地说：我哭了好几个月，才懂得了如何将这样的负担变成快乐，我发现了一线希望。我人缘不错，喜欢和人打交道，而阿瑞克更擅长这一点。他曾经对我说：“我和每个人说话，除了让我反感的人。”
　　“每个人？”我不相信地问。
　　“是的。不然我可能会错过一些我需要认识的人。”
　　5年后的今天，我完全接受了我儿子的这套哲学。等地铁的时候，我倾听了一曲萨克斯。我微笑着，向敞开的盒子里投入对我来说很宝贵的5美元钞票。我的阿瑞克也吹过萨克斯。我真希望我随身带着他那只装萨克斯的软皮旅行包，这样我就可以把包送给这个在地铁里吹奏的人，好让某天他结束街头艺人生涯，开始正式演出时可以用得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这个人，他笑了。
　　在这方面，我的女儿则更谨慎一些——每次她看到我准备向地铁站的陌生女人打招呼，就悄声制止我。“你不能那么做，妈妈。”她说，几乎要笑出来，她知道我现在认为遇到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改变，知道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渴望与别人建立友善的关系。
　　阿瑞克没能理清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我相信他曾想要找到答案。每当我回忆起他那英俊的脸，回忆起他那拨弄着萨克斯的优雅的棕色手指，我都确信这一点。在我的3个孩子当中，阿瑞克最小，也是最聪明、最幽默的一个，我们大家都这么说他。
　　他同时也最为抑郁，但谁也不曾想到他会抑郁到自杀的程度。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我们一直不清楚—— 实际上我直到今天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自杀。但我清楚一点：我的儿子仍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整个家庭的一部分，而如今的每一天，我都在代表他去和别人建立关系。
　　因此，我向食品店的收银员微笑；和在图书馆里避雨的流浪汉聊天；告诉那个我女儿认为我不应搭话的女人，我喜欢她那顶羽毛别致的紫红色帽子；我也向那位地铁站台的萨克斯手表达谢意，感谢他为冷漠的纽约城带来了美妙的乐曲。
　　阿瑞克的离开让我忽然醒悟。我曾在生活的边缘苟延残喘、谨慎行事，但我现在开始了真正的生活。阿瑞克教会我怎样在困境中看到美好，而我也在将这一信念带给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朱权利摘自《扬州晚报》 编辑/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