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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体验的角度对环城游憩带作了新的诠释，分析了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机理，提出了三种普遍存在的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并从体验界面增长和体验质量升级的角度对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环城游憩带；体验经济；体验界面；发育机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2—0055—05
一、引言
现代旅游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旅游的空间范围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城市外围郊区、城市与城市的交错地带、区域性旅游圈的合围逐渐成为城市旅游开发的热点区域，被现代休闲族称为“甜蜜向往”的地带。同时，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周末短时短途游憩行为正成为城市居民所青睐的休闲方式，环城游憩已成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首选。因此，环城游憩带这一新型游憩空间也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环城游憩带进行了新的诠释，剖析了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机理，归纳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并就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文献概述
国外学术界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以美国学者盖恩(Gay，1972)为代表的少数旅游学家将郊区旅游带纳入城市旅游地域系统中，提出了著名的都市旅游的理论模型——“都市旅游环带模式”。这一模式是关于市区和郊区休闲和旅游功能区位的较早的研究成果，为市内和周围的休闲和旅游功能区位的模型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途径。环绕城市周边的游憩地带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为苏联地理学家所注意，普列奥布拉曾斯基(1982)观察到，每逢周末，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市郊的娱乐带，普氏等认为，城市周围娱乐带的发展是对城市化的一种弥补。韦瑟(Weaver，1993)曾提出过类似环城游憩带这样的城市居民出游的同心圈层结构。鲍(Ball，1995)观察到，在大伦敦外围，也形成了环形的游憩地带。麦基尼兹(McKenzie，1996)在一份文献中谈及了城郊旅游现象。澳大利亚移民与文化交流部(DIMA)将城乡结合部接待城市居民的临时性游憩来访视为该地区的主要功能之一。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先后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背景研究：邹积林(1990)在旅游区划空间形态研究中首先提出了城市周围的环状区形态；陈佑启(1995)提出了“城乡交错带”这一学术概念；陈传康(1996)注意到，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市民周末休闲时间的增加，城市郊区旅游与城市周边旅游和短线区域旅游呈重合态势，扩大了辐射旅游区范围；第二阶段为系统理论(概念、特征、属性、功能)研究：吴必虎在《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到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游憩土地利用推向城市郊区的游憩活动空间，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功能，以城市居民为主、外来旅游者为参与主体，通常为短期度假模式”。吴承照(1999)用游憩时空体系揭示了市民生活的圈层结构；叶岱夫(1998)把城市居民频频指向的郊区划分为近郊、中郊和远郊三个圈层。第三阶段为实证研究：吴必虎(2001)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特征；李江敏、张立明(2004)以武汉市为例研究了都市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特征。
综观已有论述，我们发现，环城游憩带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较快，但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较窄。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基于体验经济时代大背景下环城游憩带的概念界定、发育机理及成长模式、培育路径等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环城游憩带发育机理及成长模式
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1999)在他们的《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第四个经济发展阶段。体验经济是一种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体验作为主要经济提供物的经济形态。笔者从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环城游憩带这一概念界定如下：环城游憩带是以城市旅游、城市休闲产业为依托，以关注游憩者体验为内核，借助政策导向和市场培育，逐渐发育而成的新型体验场，是以城市郊区和城际生态交错区、特定区域合围为主要目的地以提供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出游、休憩的新型场所，是具有一定深度和不同半径的圈层型环状区间带，是一种改造城市游憩空间的有效方式。
由于游憩者的闲暇时间偏散偏短，为了使游憩行为达到效用最大化，必须追求一种高效、省时的休闲方式，而环城游憩带短时程、高频度、重体验的特征恰好迎合了游憩者的这种休闲偏好，使得体验效用最大化和经济效用最优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游憩者就愿意离开日常生活的环境，以短途游憩的方式频繁参与休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城游憩带的发育、形成、成长是旅游消费新需求牵动和旅游产品新吸引所催生，并由消费引导和发展条件辅助的互动型游憩系统。而这种新需求和新吸引是基于需求方对休闲载体(环城游憩带)所提供的体验效应的某种期待，是提供城市休闲的新载体。因此，注重体验是环城游憩带发育、成长的要旨。而从功能角度看，环城游憩带的培育，要以城市周边形成“新经济模块带”为契机，带动某区域的发展；从空间角度看，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是城市周边游憩资源有效挖掘、组合、功能提升，形成不同半径的游憩圈层。
(一)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机理：基于两种特征的分析
一般地，在城市周围形成环城游憩带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效应。从过程看，它具有原子裂变的特征，即以一个城市内核为中心形成增长极，呈现将能量逐层释放的效应，即“涓流效应(Trickling-down-effect)”，在周围形成密度不等的游憩地，称作链式裂变特征。从结果看，呈现出结构分明、半径不一的同心圈层型游憩机会序列，而且圈层与圈层之间呈现交融、互动的态势，具有同心圈层效应，这种效应体现了环城游憩带发育最基本的特征：核特征。
作为环城游憩带的内核城市可以是市场依托型，也可以是资源依托型。而市场依托型城市发展环城游憩带半径更大，辐射的范围更广，休闲和游憩体验的气氛也更浓郁；而资源依托型城市发展环城游憩带半径较小，辐射的范围受局限，区域拓展的能力相对较弱，往往依靠城市优越的资源禀赋，发育成候鸟型旅游“飞地”。此外，区域合作范围内的环城游憩带市场更具活力，往往比依靠单一城市发育而成的游憩带更富有活力，整体竞争的优势更明显，游憩带结构更合理，环城游憩的内容和形式更丰富。
同时，许多城市都在城市中心地兴建中央商务 和休闲区，旨在培育出城市休闲经济的“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环城市游憩的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资本集聚等。以休闲产业为依托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完整的休闲产业链。使城市中心地与外围游憩带之间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休闲群落系统。这种“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既依赖资源和市场的导向性，同时也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这也体现了环城游憩带发育的又一特征——凭借力量的多元性。
所以，无论是何种效应的影响，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成长既是市场渗透功能的反映，也是政府引导功能的一种体现。同时，城市休闲群落系统的发育、成长往往既是受级差地租和市场机会双重制约前提下达成的一种妥协，也是资源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在效应空间内的一种妥协。
(二)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基于核特征的分析
我国环城游憩带成长的模式和类型差别较大，根据“核特征”可将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分为三类：卫星模式、哑铃模式和泛三角模式，如表1所示。
1．卫星模式
这一模式在空间位置上呈群聚式分布，城市周围游憩目的地呈现一种“均势”和“密集”的态势，许多旅游资源在整个区域呈现出围绕某个中心离散分布的空间特征。形如卫星群围绕在行星周围，故称为“卫星模式”。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城市周围，“散落”的旅游资源将不断被吸收进入圈层漩涡，“隐资源”将被“显化”，类似自然界的“附丽”现象，依靠中心城市这一“凝结核”，附着周围的“水气”——离散的资源，形成环城游憩带这场“雨”。比如，上海、温州以中心商务圈为中心辐射出不同的游憩圈层和板块。重庆则是以中心城为核心，呈现放射性组织模式，并且形成重庆都市近郊区、大都市区和渝西3层结构圈层结构。这一模式中的城市内核，作为环城游憩带发展的增长极，借助周边地区丰富的资源条件，凭借级差地租优势，使得游憩带能迅速成长。
2．哑铃模式
哑铃(马勇，1996)模式是卫星模式发展后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即某一颗卫星在围绕行星运行的同时，自己成为了一颗“伪行星”，具有再次吸引周围“小卫星”的能力。新、旧两颗行星双向互动、彼此吸引，之间通常有一纽带作为渠道，从形态上来看酷似哑铃，故称“哑铃模式”。在某一城市内核的辐射作用下，周围新的小核不断涌现，某些具有相当资源禀赋和市场接纳度的目的地，以强势姿态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具有再次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带动自己的“辖区”形成次级游憩带，俗称“带中带”。这一模式一般出现于位置临近的两个游憩空间内，之间往往有某条纽带作为“黄金走廊”。比如，传统旅游胜地桂林打响了山水旅游的品牌，并且带动了周边游憩地的开发建设，而“堪称甲桂林”的阳朔成了其中的代表，成为新的内核，形成桂林——阳朔双核游憩带，并以漓江作为纽带。类似地，重庆——宜昌双核游憩带的形成则是以三峡风光带为纽带。
3．泛三角模式
泛三角模式一般出现在资源可以共享和互补的三角地区。以区域内旅游业的整体规划为契机形成跨区域的环城游憩带。一般不依靠某个“强势”的内核，而是围绕结构稳定的三角区形成合围式的发展格局，市场较为稳固。如以香港、澳门、广州为三个内核的泛珠三角环城旅游带，借助深圳、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和世界购物天堂的美誉，澳门的博彩旅游和中葡文化印记，广州的岭南文化和食文化形成了区域性的环城游憩带，并带动了佛山的古镇、肇庆的喀斯特地貌风光，惠州的客家文化等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虽然三种成长模式各有差异，但从机会特征分析来看，都是优势富集与优势凸显的结果，这种优势的富集与凸显正是基于产品体验性对环城旅游带的影响，以体验为核心的环城旅游带的培育才能最终达到优势积累与释放。
四、以体验为核心的环城游憩带的培育路径
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是为了打造出从分散的闲暇活动空间逐步走向综合的、设施集中的活动空间，以形成近距离高密度的游憩需求。而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的体验是构成旅游现象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谢彦君，2005)。”随着顾客“机能价值”消费观的日趋弱化和“情绪价值”消费观的愈发明显，体验需求正逐步超越物质需求而成为主导型的游憩需求。指向环城游憩带的消费者更加专注于消费前的殷切期待、消费中的美妙享受和消费后的难以忘怀。因此，只有重视体验的功效，努力营造浓厚的体验气氛，把环城游憩带培育成为一个高效和新型的舞台化体验场，才能满足游憩者多元化的需求。
然而，目前我国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现状却与消费者个性化、层次性、互动性的体验要求差距甚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环城游憩带的提供物大多是一些相互模仿、品位不高的旅游产品。尤其在环城游憩带的外围，休闲产品以农事体验和民俗观光为主，带内景区景点大多为资源导向型，由于发展模式雷同，带内各个游憩休闲地呈现出以替代性竞争为主的空间竞争格局，部分游憩地市场竞争惨烈，价格竞争激烈，发展面临困境。其二，政府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亟待改进。一方面政府一手操办引资建设，游憩地“飞地”属性明显，对当地社会经济带动作用较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完全交由市场经营者自发经营，由于资金、经验的不足，经营者控制风险能力不强，环城游憩地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以体验为核心培育环城游憩带已成为当务之急，势在必行。而具体的培育路径可考虑如下两点：
(一)寻求体验界面的增长
王艳平(2004)认为，各类体验活动可以被划分为若干阶段(象限)，由一个“象限”进入另一个“象限”所经历的相对短暂的时间和体验空间称为“体验界面”。比如，习惯了城市的喧嚣，转而投入乡村生活的宁静氛围，由欣赏乡村风光转而投入体验乡村生活。
环城游憩带的功能是营造一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可能有多维的体验界面所构成。包括景观、服务、体验内容是否丰富；体验形式是否多样；体验过程安排是否起、承、开、合，错落有致；情景是否跌宕起伏。
环城游憩带的搭建，是依靠体验界面的“落差”赢得体验的“美感”。城市周边地区或者某区域空间的外围，相对城市中心地而言属于次级生态位，可塑性较强，能将不同的体验内容穿插于不同的景观世界中，使“隐资源”得以挖掘，使“羡余”资源得以利用。一个发育较为成熟的环城游憩带，应具备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不断将旅游者从一个体验界面带入到另一个体验界面的效果，花费尽量短的时间“进入”，留尽量长的时间让旅游者“体验”。
(二)寻求体验质量的升级
根据“完成经济价值的进展”模型，经济金字塔呈现出提取产品、制造商品、提交服务、展示体验、引 导转型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深化和演变的经济序列。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必须关注如何引导产品“转型”。环城游憩带是生产旅游产品的舞台和场所，同时，旅游者本身也是产品，要实现旅游者角色的转型，目的就是让游憩者感受到卓有成效。环城游憩带的转型功能是将城市游憩者塑造成“休息充分的自然人”。旅游者角色的转型，意味着环城游憩带在注重营造多维和多层次体验界面的同时，能考虑到游憩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体验需求，针对不同的“剧场观众”带去同样卓有成效的感受。
在体验经济时代，寻求体验的舞台化效果是提升环城游憩带的体验质量最有效的途径。把环城游憩带设想成一个体验的大舞台，让游憩者“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游憩者花费了时间、精力，得到的就是体验和阅历。因此，体验设计的核心就是将游憩者的参与融入其中，以消费经历为核心，以产品作为道具，以环境作为布景，创造体验舞台，寻求体验的舞台化效果。
这里，笔者将环城游憩带纳入体验舞台的范畴，充分考虑各参与要素，设计了“角色一场景一情绪”舞台体验模型。首先，我们根据舞台的需要设计三条体验主链：即角色链(角色结构合理、配置有序)、场景链(舞台场景丰富、错落有致)、情绪链(体验效果充分、跌宕起伏)。
首先，我们把环城游憩带按资源要素特征进行角色分工，分为山岳型、川水型、乡村古镇型、主题公园型四大类，各个角色互相分工，在休闲功能的配置上：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同时，我们把串联在一起的各个体验截面称作场景链，对资源要素进行角色分工，就是为了设计合理的场景链。而场景链是由不同的体验截面构成。体验截面分为基础截面、片段截面、细节截面和印象截面。基础截面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认识”；片段截面是指游憩者真正进入体验舞台时的认知和感受，这是体验场景的核心截面；细节截面包括游憩地服务质量、游憩氛围、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状态等会对游憩者施加一定影响的因素；印象截面是游憩者对游憩场景总结“认识”的截面，是游憩行将结束时或游憩者回归途中对体验场景的“回忆”。值得说明的是，一次游憩经历的印象截面将成为下一次游憩活动开展时基础截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情绪链是游憩者基于“角色”和“场景”的安排而呈现出的情绪序列，是我们对环城游憩带角色分工和场景提炼的重要目的。一条完整的情绪链是丰富的、饱满的、错落有致的，是始于某种“期待”，而终于某种“转型”的，如图1所示。当然，情绪链的波动受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干扰，所以，环城游憩带既要关注游憩者的最终体验，也要避免消极的情绪链干扰了游憩者的整个体验过程。
五、结语
环城游憩带不仅成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重要场所，而且对增加休闲产业收入和改善城市和外围环境具有积极效果。环城游憩带的培育也将为现代城市休闲游憩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成为今后城市休闲和游憩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基于体验经济视角对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与培育路径进行了探究，设计了“角色一场景一情绪”舞台体验模型，拓展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平台。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玉洁]
[关键词]环城游憩带；体验经济；体验界面；发育机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2—0055—05
一、引言
现代旅游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旅游的空间范围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城市外围郊区、城市与城市的交错地带、区域性旅游圈的合围逐渐成为城市旅游开发的热点区域，被现代休闲族称为“甜蜜向往”的地带。同时，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周末短时短途游憩行为正成为城市居民所青睐的休闲方式，环城游憩已成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首选。因此，环城游憩带这一新型游憩空间也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环城游憩带进行了新的诠释，剖析了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机理，归纳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并就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文献概述
国外学术界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以美国学者盖恩(Gay，1972)为代表的少数旅游学家将郊区旅游带纳入城市旅游地域系统中，提出了著名的都市旅游的理论模型——“都市旅游环带模式”。这一模式是关于市区和郊区休闲和旅游功能区位的较早的研究成果，为市内和周围的休闲和旅游功能区位的模型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途径。环绕城市周边的游憩地带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为苏联地理学家所注意，普列奥布拉曾斯基(1982)观察到，每逢周末，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市郊的娱乐带，普氏等认为，城市周围娱乐带的发展是对城市化的一种弥补。韦瑟(Weaver，1993)曾提出过类似环城游憩带这样的城市居民出游的同心圈层结构。鲍(Ball，1995)观察到，在大伦敦外围，也形成了环形的游憩地带。麦基尼兹(McKenzie，1996)在一份文献中谈及了城郊旅游现象。澳大利亚移民与文化交流部(DIMA)将城乡结合部接待城市居民的临时性游憩来访视为该地区的主要功能之一。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先后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背景研究：邹积林(1990)在旅游区划空间形态研究中首先提出了城市周围的环状区形态；陈佑启(1995)提出了“城乡交错带”这一学术概念；陈传康(1996)注意到，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市民周末休闲时间的增加，城市郊区旅游与城市周边旅游和短线区域旅游呈重合态势，扩大了辐射旅游区范围；第二阶段为系统理论(概念、特征、属性、功能)研究：吴必虎在《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到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游憩土地利用推向城市郊区的游憩活动空间，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功能，以城市居民为主、外来旅游者为参与主体，通常为短期度假模式”。吴承照(1999)用游憩时空体系揭示了市民生活的圈层结构；叶岱夫(1998)把城市居民频频指向的郊区划分为近郊、中郊和远郊三个圈层。第三阶段为实证研究：吴必虎(2001)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特征；李江敏、张立明(2004)以武汉市为例研究了都市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特征。
综观已有论述，我们发现，环城游憩带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较快，但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较窄。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基于体验经济时代大背景下环城游憩带的概念界定、发育机理及成长模式、培育路径等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环城游憩带发育机理及成长模式
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1999)在他们的《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第四个经济发展阶段。体验经济是一种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体验作为主要经济提供物的经济形态。笔者从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环城游憩带这一概念界定如下：环城游憩带是以城市旅游、城市休闲产业为依托，以关注游憩者体验为内核，借助政策导向和市场培育，逐渐发育而成的新型体验场，是以城市郊区和城际生态交错区、特定区域合围为主要目的地以提供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出游、休憩的新型场所，是具有一定深度和不同半径的圈层型环状区间带，是一种改造城市游憩空间的有效方式。
由于游憩者的闲暇时间偏散偏短，为了使游憩行为达到效用最大化，必须追求一种高效、省时的休闲方式，而环城游憩带短时程、高频度、重体验的特征恰好迎合了游憩者的这种休闲偏好，使得体验效用最大化和经济效用最优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游憩者就愿意离开日常生活的环境，以短途游憩的方式频繁参与休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城游憩带的发育、形成、成长是旅游消费新需求牵动和旅游产品新吸引所催生，并由消费引导和发展条件辅助的互动型游憩系统。而这种新需求和新吸引是基于需求方对休闲载体(环城游憩带)所提供的体验效应的某种期待，是提供城市休闲的新载体。因此，注重体验是环城游憩带发育、成长的要旨。而从功能角度看，环城游憩带的培育，要以城市周边形成“新经济模块带”为契机，带动某区域的发展；从空间角度看，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是城市周边游憩资源有效挖掘、组合、功能提升，形成不同半径的游憩圈层。
(一)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机理：基于两种特征的分析
一般地，在城市周围形成环城游憩带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效应。从过程看，它具有原子裂变的特征，即以一个城市内核为中心形成增长极，呈现将能量逐层释放的效应，即“涓流效应(Trickling-down-effect)”，在周围形成密度不等的游憩地，称作链式裂变特征。从结果看，呈现出结构分明、半径不一的同心圈层型游憩机会序列，而且圈层与圈层之间呈现交融、互动的态势，具有同心圈层效应，这种效应体现了环城游憩带发育最基本的特征：核特征。
作为环城游憩带的内核城市可以是市场依托型，也可以是资源依托型。而市场依托型城市发展环城游憩带半径更大，辐射的范围更广，休闲和游憩体验的气氛也更浓郁；而资源依托型城市发展环城游憩带半径较小，辐射的范围受局限，区域拓展的能力相对较弱，往往依靠城市优越的资源禀赋，发育成候鸟型旅游“飞地”。此外，区域合作范围内的环城游憩带市场更具活力，往往比依靠单一城市发育而成的游憩带更富有活力，整体竞争的优势更明显，游憩带结构更合理，环城游憩的内容和形式更丰富。
同时，许多城市都在城市中心地兴建中央商务 和休闲区，旨在培育出城市休闲经济的“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环城市游憩的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资本集聚等。以休闲产业为依托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完整的休闲产业链。使城市中心地与外围游憩带之间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休闲群落系统。这种“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既依赖资源和市场的导向性，同时也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这也体现了环城游憩带发育的又一特征——凭借力量的多元性。
所以，无论是何种效应的影响，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成长既是市场渗透功能的反映，也是政府引导功能的一种体现。同时，城市休闲群落系统的发育、成长往往既是受级差地租和市场机会双重制约前提下达成的一种妥协，也是资源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在效应空间内的一种妥协。
(二)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基于核特征的分析
我国环城游憩带成长的模式和类型差别较大，根据“核特征”可将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分为三类：卫星模式、哑铃模式和泛三角模式，如表1所示。
1．卫星模式
这一模式在空间位置上呈群聚式分布，城市周围游憩目的地呈现一种“均势”和“密集”的态势，许多旅游资源在整个区域呈现出围绕某个中心离散分布的空间特征。形如卫星群围绕在行星周围，故称为“卫星模式”。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城市周围，“散落”的旅游资源将不断被吸收进入圈层漩涡，“隐资源”将被“显化”，类似自然界的“附丽”现象，依靠中心城市这一“凝结核”，附着周围的“水气”——离散的资源，形成环城游憩带这场“雨”。比如，上海、温州以中心商务圈为中心辐射出不同的游憩圈层和板块。重庆则是以中心城为核心，呈现放射性组织模式，并且形成重庆都市近郊区、大都市区和渝西3层结构圈层结构。这一模式中的城市内核，作为环城游憩带发展的增长极，借助周边地区丰富的资源条件，凭借级差地租优势，使得游憩带能迅速成长。
2．哑铃模式
哑铃(马勇，1996)模式是卫星模式发展后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即某一颗卫星在围绕行星运行的同时，自己成为了一颗“伪行星”，具有再次吸引周围“小卫星”的能力。新、旧两颗行星双向互动、彼此吸引，之间通常有一纽带作为渠道，从形态上来看酷似哑铃，故称“哑铃模式”。在某一城市内核的辐射作用下，周围新的小核不断涌现，某些具有相当资源禀赋和市场接纳度的目的地，以强势姿态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具有再次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带动自己的“辖区”形成次级游憩带，俗称“带中带”。这一模式一般出现于位置临近的两个游憩空间内，之间往往有某条纽带作为“黄金走廊”。比如，传统旅游胜地桂林打响了山水旅游的品牌，并且带动了周边游憩地的开发建设，而“堪称甲桂林”的阳朔成了其中的代表，成为新的内核，形成桂林——阳朔双核游憩带，并以漓江作为纽带。类似地，重庆——宜昌双核游憩带的形成则是以三峡风光带为纽带。
3．泛三角模式
泛三角模式一般出现在资源可以共享和互补的三角地区。以区域内旅游业的整体规划为契机形成跨区域的环城游憩带。一般不依靠某个“强势”的内核，而是围绕结构稳定的三角区形成合围式的发展格局，市场较为稳固。如以香港、澳门、广州为三个内核的泛珠三角环城旅游带，借助深圳、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和世界购物天堂的美誉，澳门的博彩旅游和中葡文化印记，广州的岭南文化和食文化形成了区域性的环城游憩带，并带动了佛山的古镇、肇庆的喀斯特地貌风光，惠州的客家文化等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虽然三种成长模式各有差异，但从机会特征分析来看，都是优势富集与优势凸显的结果，这种优势的富集与凸显正是基于产品体验性对环城旅游带的影响，以体验为核心的环城旅游带的培育才能最终达到优势积累与释放。
四、以体验为核心的环城游憩带的培育路径
环城游憩带的培育是为了打造出从分散的闲暇活动空间逐步走向综合的、设施集中的活动空间，以形成近距离高密度的游憩需求。而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的体验是构成旅游现象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谢彦君，2005)。”随着顾客“机能价值”消费观的日趋弱化和“情绪价值”消费观的愈发明显，体验需求正逐步超越物质需求而成为主导型的游憩需求。指向环城游憩带的消费者更加专注于消费前的殷切期待、消费中的美妙享受和消费后的难以忘怀。因此，只有重视体验的功效，努力营造浓厚的体验气氛，把环城游憩带培育成为一个高效和新型的舞台化体验场，才能满足游憩者多元化的需求。
然而，目前我国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现状却与消费者个性化、层次性、互动性的体验要求差距甚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环城游憩带的提供物大多是一些相互模仿、品位不高的旅游产品。尤其在环城游憩带的外围，休闲产品以农事体验和民俗观光为主，带内景区景点大多为资源导向型，由于发展模式雷同，带内各个游憩休闲地呈现出以替代性竞争为主的空间竞争格局，部分游憩地市场竞争惨烈，价格竞争激烈，发展面临困境。其二，政府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亟待改进。一方面政府一手操办引资建设，游憩地“飞地”属性明显，对当地社会经济带动作用较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完全交由市场经营者自发经营，由于资金、经验的不足，经营者控制风险能力不强，环城游憩地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以体验为核心培育环城游憩带已成为当务之急，势在必行。而具体的培育路径可考虑如下两点：
(一)寻求体验界面的增长
王艳平(2004)认为，各类体验活动可以被划分为若干阶段(象限)，由一个“象限”进入另一个“象限”所经历的相对短暂的时间和体验空间称为“体验界面”。比如，习惯了城市的喧嚣，转而投入乡村生活的宁静氛围，由欣赏乡村风光转而投入体验乡村生活。
环城游憩带的功能是营造一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可能有多维的体验界面所构成。包括景观、服务、体验内容是否丰富；体验形式是否多样；体验过程安排是否起、承、开、合，错落有致；情景是否跌宕起伏。
环城游憩带的搭建，是依靠体验界面的“落差”赢得体验的“美感”。城市周边地区或者某区域空间的外围，相对城市中心地而言属于次级生态位，可塑性较强，能将不同的体验内容穿插于不同的景观世界中，使“隐资源”得以挖掘，使“羡余”资源得以利用。一个发育较为成熟的环城游憩带，应具备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不断将旅游者从一个体验界面带入到另一个体验界面的效果，花费尽量短的时间“进入”，留尽量长的时间让旅游者“体验”。
(二)寻求体验质量的升级
根据“完成经济价值的进展”模型，经济金字塔呈现出提取产品、制造商品、提交服务、展示体验、引 导转型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深化和演变的经济序列。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必须关注如何引导产品“转型”。环城游憩带是生产旅游产品的舞台和场所，同时，旅游者本身也是产品，要实现旅游者角色的转型，目的就是让游憩者感受到卓有成效。环城游憩带的转型功能是将城市游憩者塑造成“休息充分的自然人”。旅游者角色的转型，意味着环城游憩带在注重营造多维和多层次体验界面的同时，能考虑到游憩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体验需求，针对不同的“剧场观众”带去同样卓有成效的感受。
在体验经济时代，寻求体验的舞台化效果是提升环城游憩带的体验质量最有效的途径。把环城游憩带设想成一个体验的大舞台，让游憩者“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游憩者花费了时间、精力，得到的就是体验和阅历。因此，体验设计的核心就是将游憩者的参与融入其中，以消费经历为核心，以产品作为道具，以环境作为布景，创造体验舞台，寻求体验的舞台化效果。
这里，笔者将环城游憩带纳入体验舞台的范畴，充分考虑各参与要素，设计了“角色一场景一情绪”舞台体验模型。首先，我们根据舞台的需要设计三条体验主链：即角色链(角色结构合理、配置有序)、场景链(舞台场景丰富、错落有致)、情绪链(体验效果充分、跌宕起伏)。
首先，我们把环城游憩带按资源要素特征进行角色分工，分为山岳型、川水型、乡村古镇型、主题公园型四大类，各个角色互相分工，在休闲功能的配置上：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同时，我们把串联在一起的各个体验截面称作场景链，对资源要素进行角色分工，就是为了设计合理的场景链。而场景链是由不同的体验截面构成。体验截面分为基础截面、片段截面、细节截面和印象截面。基础截面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认识”；片段截面是指游憩者真正进入体验舞台时的认知和感受，这是体验场景的核心截面；细节截面包括游憩地服务质量、游憩氛围、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状态等会对游憩者施加一定影响的因素；印象截面是游憩者对游憩场景总结“认识”的截面，是游憩行将结束时或游憩者回归途中对体验场景的“回忆”。值得说明的是，一次游憩经历的印象截面将成为下一次游憩活动开展时基础截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情绪链是游憩者基于“角色”和“场景”的安排而呈现出的情绪序列，是我们对环城游憩带角色分工和场景提炼的重要目的。一条完整的情绪链是丰富的、饱满的、错落有致的，是始于某种“期待”，而终于某种“转型”的，如图1所示。当然，情绪链的波动受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干扰，所以，环城游憩带既要关注游憩者的最终体验，也要避免消极的情绪链干扰了游憩者的整个体验过程。
五、结语
环城游憩带不仅成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重要场所，而且对增加休闲产业收入和改善城市和外围环境具有积极效果。环城游憩带的培育也将为现代城市休闲游憩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成为今后城市休闲和游憩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基于体验经济视角对环城游憩带成长模式与培育路径进行了探究，设计了“角色一场景一情绪”舞台体验模型，拓展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平台。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