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知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最后，这位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熊培云：知名评论员、学者，《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其主要著作有《思想国》、《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等。2005年和2007年，以其理性且有情怀的思想、温和而向上的力量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说到饥饿，我已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跟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而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的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时出现。
　　农学家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