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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节，笔者在重庆中兴旧货市场得到一张建业银行本票。据说，建业银行是周恩来总理支持创办的，是我中共地下党的银行。尽管没有依据，我还是希望对建业银行及其本票能尽快有所认识和了解。
这枚建业银行本票为直式，长177（不含票根），宽89mm，红黑双色印刷，形制规整，印刷精美：票券四周为花纹边框，花纹边框的正上方有一圆圈，圆圈内篆书“建业”字样，其两边之小圆圈内分别为“本票”二字，边框内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文字内容依次是“建业银行”、“重庆市交换行庄第伍拾伍号”戳，“本票业A1023265号”、“转账编号NO 收单 张付单 张”戳、“凭票即付”、“金圆券”、“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右下角边框上有红色“只凭转帐 不付现金”字样（如图）。本票满版相互衔接的半圆环形图案，每一半圆环内均印有“建业银行”字样。该建业银行本票非行用品。但依据其纸质、新旧程度、印制特点，可以认定为真品无疑。
尽管如此，我仍未放弃对建业银行“踪迹”的探寻与研究，十分幸运地在《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记事》一书中查找到了关于“建业银行”的文字记载：“1944年6月1日—1945年1月，重庆和济钱庄、成都振华银号合并改组为建业银行，在重庆开业。资本1千万元，董事长汪代玺，总经理范鸿畴。1945年1月因经营不善，周转失灵，汪、范辞职，改为李维成代董事长，龚再僧代总经理”。文字记述尽管着墨不多，但它充分表明：在中国金融史上建业银行确是存在过，或许是因其经营规模不大，业绩平平，而被我们的金融史学家所忽视；银行本票属建业银行票据。
经多方努力，我又辗转购得由重庆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发行的、印量仅2000册的《重庆金融》一书，是书中的相关文字，终为我们揭开了建业银行的面纱。
建业银行是人民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合作而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特殊性质的银行。
民国32年（1943），创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久大盐业公司的范旭东，为了发展战时民族工业，拟创办一家集聚社会游资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为宗旨的银行。这一想法获得周恩来的支持，周派龚再僧（民国1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名龚饮冰，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曾任中央主管会计并负责白区交通、通讯、机票、财务等工作）与范多次晤谈，决定由中国共产党投资帮助建立。银行命名建业，民国32年在重庆筹备。当时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因此联系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资本1000万元，其中和济钱庄、振华银号原股本合计为350万元，余650万元是扩充的新股。新加入资本中，永利和久大公司投资最多，龚再僧受党组织委托出面的投资居次。民国33年6月1日开业，总行设重庆。原和济钱庄董事长汪代玺任董事长，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财务协理范鸿畴（范旭东的堂弟，代表范）任总经理，龚再僧任常务董事。同年10月在成都设分行，由黄肇兴任经理。民国34年汪、范辞职，改推李维城代理董事长，龚再僧代理总经理。同年5月股东大会决定增资改组，增资为5000万元，中国共产党的投资转占首位，占资本总额的44%，永利和久大退居次位，占23%。6月，董监联席会改选范鸿畴任董事长，龚再僧任总经理。并决定将总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原总行业务部改为重庆分行，调原成都分行经理黄肇兴为重庆分行经理。
抗战胜利后，龚再僧为开展建业银行业务及进一步资助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陆续在长沙、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增设分行，民国35年12月将总管理处迁移上海。该行上海分行成立时，黄肇兴被升任总管理处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改由陶继侃担任，民国38年3月又改由沈百屏担任。1950年4月20日，人民银行发出总管字128号文，以建业银行原系龚饮冰同志等用一部分公款经营，现公股已占50%以上，公开宣布该行公私合营，后与新华等银行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管理处。建业银行重庆分行于1952年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重庆分行。
建业银行除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与永利、久大等公司和卢绪章等出面经营实由中国共产党投资的广大华行（新兴商业企业，经营范围甚广）在存放押汇贴现保付等业务上有频繁往来，相互支持甚大。
在龚再僧的调度下，建业银行多数分行均安排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成都行有孙克钦、张显惠、华永福，重庆除龚本人外有夏用光，上海行有王首民、张庆祥（后均调南京行），天津行无党员，但聘请天津广大华行协理、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党员间单线联系，分散在各地行，一面对党的投资负责，一面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如成都行张显惠在党内是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龚再僧本人在上海时负（责）三个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的任务等。龚再僧注意团结行内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和爱国知识分子，一些在成都、上海等分行负责的党外人士在龚再僧的影响下为革命斗争出过力。民国37年（1948）初，龚由上海去香港时，推荐黄肇兴任总经理，然后北上去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龚再僧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
纵观上述史料，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1.建兴银行在民国时期不是一般性的商业银行，而是由周恩来总理支持创办的，为我中共地下党服务的“红色银行”。建业银行在抗日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等民族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地下党活动的隐蔽性，知其内情者甚少，以至在解放后的今天我国的重要金融典籍均已失载。
2.建业银行本票是研究（见证）建业银行革命斗争史难得的货币实物资料。由于建业银行的“革命性”、“红色性”很大程度被历史所淹没，鲜为人知，因而其具有货币性质的金融票券亦不为世人所重视，加之该本票是为民国推行金圆券时期所专用，其行用时间极短，存世因而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
参考书目：
1.田茂德、吴瑞雨：《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记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2.重庆金融编写组：《重庆金融》，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3.文芳主编：《币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4.吴志菲：《党史专家龚育之》、《文史天地》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刘铮）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这枚建业银行本票为直式，长177（不含票根），宽89mm，红黑双色印刷，形制规整，印刷精美：票券四周为花纹边框，花纹边框的正上方有一圆圈，圆圈内篆书“建业”字样，其两边之小圆圈内分别为“本票”二字，边框内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文字内容依次是“建业银行”、“重庆市交换行庄第伍拾伍号”戳，“本票业A1023265号”、“转账编号NO 收单 张付单 张”戳、“凭票即付”、“金圆券”、“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右下角边框上有红色“只凭转帐 不付现金”字样（如图）。本票满版相互衔接的半圆环形图案，每一半圆环内均印有“建业银行”字样。该建业银行本票非行用品。但依据其纸质、新旧程度、印制特点，可以认定为真品无疑。
尽管如此，我仍未放弃对建业银行“踪迹”的探寻与研究，十分幸运地在《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记事》一书中查找到了关于“建业银行”的文字记载：“1944年6月1日—1945年1月，重庆和济钱庄、成都振华银号合并改组为建业银行，在重庆开业。资本1千万元，董事长汪代玺，总经理范鸿畴。1945年1月因经营不善，周转失灵，汪、范辞职，改为李维成代董事长，龚再僧代总经理”。文字记述尽管着墨不多，但它充分表明：在中国金融史上建业银行确是存在过，或许是因其经营规模不大，业绩平平，而被我们的金融史学家所忽视；银行本票属建业银行票据。
经多方努力，我又辗转购得由重庆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发行的、印量仅2000册的《重庆金融》一书，是书中的相关文字，终为我们揭开了建业银行的面纱。
建业银行是人民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合作而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特殊性质的银行。
民国32年（1943），创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久大盐业公司的范旭东，为了发展战时民族工业，拟创办一家集聚社会游资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为宗旨的银行。这一想法获得周恩来的支持，周派龚再僧（民国1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名龚饮冰，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曾任中央主管会计并负责白区交通、通讯、机票、财务等工作）与范多次晤谈，决定由中国共产党投资帮助建立。银行命名建业，民国32年在重庆筹备。当时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因此联系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资本1000万元，其中和济钱庄、振华银号原股本合计为350万元，余650万元是扩充的新股。新加入资本中，永利和久大公司投资最多，龚再僧受党组织委托出面的投资居次。民国33年6月1日开业，总行设重庆。原和济钱庄董事长汪代玺任董事长，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财务协理范鸿畴（范旭东的堂弟，代表范）任总经理，龚再僧任常务董事。同年10月在成都设分行，由黄肇兴任经理。民国34年汪、范辞职，改推李维城代理董事长，龚再僧代理总经理。同年5月股东大会决定增资改组，增资为5000万元，中国共产党的投资转占首位，占资本总额的44%，永利和久大退居次位，占23%。6月，董监联席会改选范鸿畴任董事长，龚再僧任总经理。并决定将总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原总行业务部改为重庆分行，调原成都分行经理黄肇兴为重庆分行经理。
抗战胜利后，龚再僧为开展建业银行业务及进一步资助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陆续在长沙、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增设分行，民国35年12月将总管理处迁移上海。该行上海分行成立时，黄肇兴被升任总管理处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改由陶继侃担任，民国38年3月又改由沈百屏担任。1950年4月20日，人民银行发出总管字128号文，以建业银行原系龚饮冰同志等用一部分公款经营，现公股已占50%以上，公开宣布该行公私合营，后与新华等银行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管理处。建业银行重庆分行于1952年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重庆分行。
建业银行除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与永利、久大等公司和卢绪章等出面经营实由中国共产党投资的广大华行（新兴商业企业，经营范围甚广）在存放押汇贴现保付等业务上有频繁往来，相互支持甚大。
在龚再僧的调度下，建业银行多数分行均安排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成都行有孙克钦、张显惠、华永福，重庆除龚本人外有夏用光，上海行有王首民、张庆祥（后均调南京行），天津行无党员，但聘请天津广大华行协理、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党员间单线联系，分散在各地行，一面对党的投资负责，一面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如成都行张显惠在党内是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龚再僧本人在上海时负（责）三个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的任务等。龚再僧注意团结行内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和爱国知识分子，一些在成都、上海等分行负责的党外人士在龚再僧的影响下为革命斗争出过力。民国37年（1948）初，龚由上海去香港时，推荐黄肇兴任总经理，然后北上去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龚再僧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
纵观上述史料，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1.建兴银行在民国时期不是一般性的商业银行，而是由周恩来总理支持创办的，为我中共地下党服务的“红色银行”。建业银行在抗日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等民族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地下党活动的隐蔽性，知其内情者甚少，以至在解放后的今天我国的重要金融典籍均已失载。
2.建业银行本票是研究（见证）建业银行革命斗争史难得的货币实物资料。由于建业银行的“革命性”、“红色性”很大程度被历史所淹没，鲜为人知，因而其具有货币性质的金融票券亦不为世人所重视，加之该本票是为民国推行金圆券时期所专用，其行用时间极短，存世因而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
参考书目：
1.田茂德、吴瑞雨：《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记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2.重庆金融编写组：《重庆金融》，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3.文芳主编：《币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4.吴志菲：《党史专家龚育之》、《文史天地》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刘铮）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